「媽媽一定會等你回來，先把你的病治好，才有可能跟我出來在一起。」

12月11日下午的台北地方法院國民法官法庭，跨了一個週末的第三日審理，年近70的女士──在整場審判裡未揭露其姓名，整個身體也被灰色隔板團團包圍，旁聽者只能聽聞啜泣聲，以「雙重身分」──同時是被告（兒子）及被害人（丈夫）至親，陳述其對本案的糾結心緒。

她以一位母親的憐惜語氣，提到兒子從看守所轉到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後，在醫療團隊的用心照顧下，整個人狀況才慢慢好轉。從今年初案發被送入看守所後，被告鍾男的精神狀態每況愈下，曾嘗試喝沙拉脫自殺、與室友爭執拿枕頭悶對方⋯⋯探視時隔著玻璃板後的呆滯不語，使她擔心不已，焦急地向檢察官反映亟需治療，在5月依據年初於立法院三讀通過並上路施行的暫行安置，接受專業精神醫療後，身心狀況才漸趨改善。

在醫院會客室面對面相聚時，終於聽見兒子平凡卻珍貴的日常問候，「媽媽妳好不好？我很擔心妳」、「爸爸在家嗎？」當母親緩緩說出爸爸已經走了時，鍾男詫異地無法置信⋯⋯

若以2019年發生震驚社會的台鐵殺警案為分界，會發現（包含）該年後，以往每年一、兩件的頻率有增加趨勢，以2021年6件為最高；案件類型殺父母的家內事件增加（20件中有15件），比例為75%；如小燈泡案般的隨機社會事件其實占比不多。

12月8日上午，被告鍾男用自己的親身說法，還原整起事件的脈絡。超過100個問題，從家裡情形、犯案細節到幻聽內容，幾乎沒有間斷地輪番從審檢辯各方拋向被告席上，穿著淺鵝黃色襯衫、小平頭、身形微胖的鍾男。略顯緊張的他，除了偶爾口中快速冒出一串類似佛教經文、戒律或咒語，回應都十分連貫流暢。

「那一天早上起床，我去便利超商買地瓜跟豆漿，回來後看電視NBA轉播到中午，想把魚缸裡的魚帶去碧潭放生，接著買了兩個便當回家，其中排骨飯是要給爸爸的，他說買錯了，要吃的是雞腿飯，我回他不要吃就丟掉，然後我想到附近的普燈精舍，找一個賣淫的女生『破處』，結果被父親攔阻。」

「每個念頭就被（魔神仔）控制住了。」

「沒有生氣，純粹是殺人機器的動機。沒有任何憤怒，就是冷酷地殺害我父親，但想起父親倒在血泊之中，心裡就很不忍，心裡有個陰影。」

8日下午進行論罪階段，就如第一日開審陳述的爭點，檢辯雙方都同意被告符合《刑法》第19條第2項「部分責任能力」，然而卻沿著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 希望說服台上的職業與素人法官，沿著己方的論述而去。

「一路上被告有很多做出選擇的機會，但是他案發前選擇不吃藥，萌生殺意時沒有選擇迴避或出門，他選擇了致命的武器，在父親抵抗時選擇繼續攻擊，犯案後選擇偽裝父親是摔倒死亡，選擇配合母親說法，最後在無法隱瞞下選擇認罪。過程中他有很多次選擇，但他思考了致死可能性、選擇無防備出手、換武器、攻擊要害、跟母親商量。」

檢察官廖彥鈞說，真正的動機是對於父親長期累積的恨意，不滿管教方式，「便當買錯」加上「被阻止破處」，所以殺人。雖然被告思覺失調，但只要他仍有選擇的能力，就必須為行為負責。

法官延續第二日對於思覺失調疾病本質的困惑，仍然不停追問被告何以從看似穩定的狀態，返家後卻突然急性病發殺人？也多次想確認，是否能預測思覺失調與暴力行為的機率，然而陳文建都坦言目前精神醫學對此無法提出準確的預測與判斷，每一個案生理與環境影響都很不一樣，然而唯一可以確認的是，「一旦罹患思覺失調，永遠就是思覺失調。」

下午第二位證人是鍾母友人彭小姐，是少數有機會跳開疾病的視角，看見被告作為一個平凡人的一面。因參加天主教會彌撒，她與鍾母認識近30年，鍾男小時候全家也曾一起和樂地參與教會郊遊活動。彭小姐提及，鍾母之父曾是國大代表，家教非凡，很重形象，因此先生、兒子生病的事情除她之外，幾乎不曾對外透露。由於心疼這個家庭的處境，她時常主動關心被告，替其介紹工作等，幾乎是鍾男在父母之外，唯一在社會上有連結的人。

過去幾年來，被告數次失蹤在外遊蕩，都是她開車載鍾母去警局找人，親眼見證平日溫和有禮的被告，發病神智不清的模樣。在她心中，鍾男很孝順聽話，疫情前就與她及一群阿姨共同去里仁（有機店）上關於「廣論」的佛教課程，因其過去讀智光商職時就對佛教很有興趣，因此在課程中十分投入，並常發表讓大家很欣賞的看法，也總是勸他們（阿姨長輩）要吃素不殺生（「他還會捲起褲管給蚊子叮」）等等，希望等父母終老後出家，是他人生最大願望。彭小姐也證實鍾父對鍾男的不當行為，鍾男卻總是逆來順受。

只是隨著被告無業10年來與父親朝夕在家，在封閉的生活空間內部一點一滴累積矛盾與衝突，鍾父對鍾男的行為逐漸脫序，從口語上責備，到肢體上的打頭、巴掌，甚至摸下體，後者仍聽從母親勸告逆來順受，頂多伸手阻擋，想搬出去住的念頭，也在爸爸某次嚴重糖尿病危後打消念頭，繼續安分替父親張羅每日的便當，偶爾陪伴他到家對面的公園散步。

在母親眼裡，被告是心地善良有禮貌之人，除了一次為郵局存摺（身障補助戶頭）之事動手拉扯，母親怕他發病又亂撒錢。因經濟考量，未曾想過把兒子送康復之家，在法庭上透過法官的提問，她坦言讓兩個病人整天在一起，是嚴重的疏忽，為此感到自責不已。被問到未來的計畫，鍾母希望兒子先把病治療好，未來若服完刑期出來，希望有機會帶他多接觸社會、做志工。

多天審理過程中，國民法官關注被告犯案細節、釐清責任能力、監護處分等處遇，卻未觸及至為關鍵、但長年處於真空狀態的精障者社區心衛系統及家屬照顧方案。

「這幾年大家都很關注監護處分，但我覺得，除了討論當事人服刑期滿後如何銜接社區照顧，避免再犯，也要關注如何維持精神病人的社區支持，讓他不致落入犯罪，可是目前對前端預防的討論比較欠缺，」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總幹事謝詩華說。

黃莉玲表示，思覺失調患者的常見問題是欠缺病識感，連帶影響服藥順從與資源運用的主動性。家中有多名思覺失調患者的家庭，常同時面臨經濟弱勢困境，以啞鈴殺父案為例，鍾母忙著工作養家，鍾家父子在家彼此照顧，若將兒子送往康復之家，或把父親送往精神護理之家，應可降低父子衝突，也能讓鍾母喘息；但每月萬元左右的費用已讓鍾母無法負擔，遑論動輒30,000元的精神護理之家。社會對精神疾病的長期汙名，更阻礙家屬踏出求助腳步，不想讓鄰居或太多「外人」知道家人生病，再苦也要自己顧。家連家協助過的家庭，即有9成由家人擔任照顧者。

「此外，像是康復之家、社區復健中心，共同條件都是患者『穩定』，醫師才會為病患開轉介單，」黃莉玲說，精神科病人出院前，應有「出院準備計畫」，除了提醒回診、評估給予長效針等醫療規畫，也應評估家庭支持度、盤點病人在社區可運用的支持資源。但當前的出院準備計畫，在銜接社區支持上依舊非常薄弱，家屬不清楚有哪些社區資源。黃莉玲指出，「你主動告訴案家資源，他們搞不好都不會求助；完全不知道的人，更是求助無門，只能在住家、醫院的旋轉門不停奔走。」

面對精障家庭的特殊性，雖有主動入家、面訪個案和家屬、連結所需資源的「社區關懷訪視員」，但攤開衛福部統計，全台領有精神障礙手冊者有12萬人，符合社區關懷訪視員訪視門檻的一、二級患者將近34,000人，而截至2021年底，社關員人數卻不滿200人，案量比高達1：190。衛福部心理健康司承諾將在2025年增至1,050位社關員，《報導者》請衛福部提供最新的社關員人數統計，但截稿前未獲回應。

「對照國外經驗，如果你要（把社區關懷訪視）做得很細緻，個管案量應該壓到1：30以下，病情嚴重、不想吃藥還有家庭議題的，差不多是1：10左右的案量，」凱旋醫院社區精神科主任徐淑婷表示，出院準備服務階段，理應納入社關員共同討論，不過在觀念上，有些醫師認為須保密患者個資，直到出院前最後一刻才開啟轉介服務。另一方面，社關員案量已經過高，若還要在患者出院前納入他們一起討論，似乎有些強人所難。而且社關員訪視沒有強制性，若案家消極以對，可說是「無計可施」。

醫療端進入社區也有難關。凱旋醫院成人精神科主治醫師劉潤謙說明，不可能把病人永遠留在醫院裡治療，出院後，狀況最佳者會定期回診，較被動者可採居家治療，嚴重者則可在評估後進行「強制社區治療」，讓醫療人員入家進行藥物、心理、復健治療與成癮物質篩檢等等。問題是這項治療跟社關員訪視一樣，對病人沒有強制性，「遇到病人不配合、不開門，我們不可能請警消破門，還有案家放狗、拿刀驅趕醫師。」

投影幕出現一盆逐漸凋萎的盆栽，呼應著審理第二日，法官要其形容自己時，鍾男說道：

「我覺得我是一棵善良的蘋果樹，慢慢長大、慢慢長大，需要愛來澆灌這棵樹，然後缺乏了愛，這棵樹就慢慢枯萎。我需要媽媽在我身旁陪伴著我，也希望我母親能夠好好過日子，然後我也可以跟她一起好好過剩下的日子，我希望不要白髮人送黑髮人、或不要黑髮人送白髮人，希望出獄以後，好好跟我母親過日子這樣子，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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