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RightsCon被取消、國際平台將Taiwan改Chinese Taipei
如同抹消「台灣」之名在國際空間出現的大浪，台灣非營利組織在 2026年遭遇中國政府對各國政府、國際非營利組織的施壓。
2026年4月底，在美國註冊的非營利組織AccessNow主辦的全球數位人權峰會「RightsCon 2026」，因有台灣人和台灣組織與會，中方施壓活動地點尚比亞政府，最終導致這場與會人數超過5,000人的活動實質取消。5月初，包括報導者文化基金會在內的22個台灣非營利組織，陸續收到註冊於英美兩地的國際公益募資平台GlobalGiving通知，平台上的「Taiwan」稱謂將被改為「Chinese Taipei」，原因也是中國政府施壓。
當新地緣政治現實衝擊需要資源的公民團體，其影響的，不只是這些代表台灣公民社會多元、平權、韌性的非營利組織，還有廣大的、這些組織服務的對象。這些衝擊對公民團體帶來哪些實質影響？首當其衝的組織，應對過程中又有哪些思考與掙扎？
「我們理解GlobalGiving面臨營運壓力，但順應外國政府要求在平台上更名『台灣』的行為，有損你們作為獨立組織的公信力。尤其，錯誤標記（我們服務的移工）所在地，等於抹滅了他們日常生活的真實性，」長期培力在台移工的One-Forty成長行銷總監廖芷妮強調，台灣才是他們工作的地點。
現代婦女基金會專員黃佩瑜也表示，唯有使用「台灣」，才能真正反映我們工作發生的所在地，「這才是對在地社群的尊重。」
「台灣在性別平等議題相當進步，但中國政府屢次採取損害LGBT權益，把我們歸類為中國的一部分，非常不公平，」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副祕書長高芷涵說。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李明洳也表示，司改會長期提供包含香港、中國人權捍衛者法律支援，對於平台的更名通知，「我們有相當大的疑慮。這不是中性的技術調整，會直接影響台灣公民社會如何被看見。」
報導者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李雪莉指出：「作為監督權力的媒體，我們的公信力建立在獨立與透明之上，這是選擇加入GlobalGiving的原因；若在壓力下將Taiwan改名，傳達的將是政治壓力凌駕於現實，不只傷害台灣NGO，也會傷害GlobalGiving的信任基礎。」
募款專案上架不足一個月就遇上此事，勵馨基金會國際事務專員黃奕嘉表示，「雖然我們國家不大，但平台上台灣有超過40個專案，而中國只有35個。台灣活躍的公民社會與民主開放，讓NGO得以蓬勃發展。如果『Taiwan』被標記為『Chinese Taipei』，這是政治妥協。」
「一旦中國政府發現這個弱點，他們會步步逼近，」壯闊台灣理事長吳怡農強調，一旦退讓，未來恐將面臨更多來自中國政府的要求。
這場會議來得臨時。數個台灣NGO在5月初收到GlobalGiving通知，平台將在6月更新官網，以「Chinese Taipei」取代「Taiwan」的標示。面對平台方突如其來的更名舉動，其中數個NGO緊急聯絡彼此，集結與平台方溝通。
目前有超過175個國家的非營利組織在這個平台上募資。自2012年起，陸續有台灣NGO在該平台上架募資專案。十多年來，台灣NGO在該平台累計募資金額已逾460萬美元（約新台幣1.4億元）。
由於該平台在美、英兩國皆為合法註冊的非營利組織，台灣NGO進駐後，能夠方便地為海外捐款人提供美、英兩國的合法稅務憑證，有助開拓海外募款。在國際社會中主權受爭議的國家，不論是台灣、巴勒斯坦、科索沃，該平台自始採用「Taiwan」、「Palestine」、「Kosovo」顯示。
惟記者查詢網路檔案館（Internet Archive）紀錄發現，GlobalGiving當年雖同意台灣NGO請求維持「Taiwan」稱謂，但2021年後，其官網選單名稱悄悄由「Country」（國家）改為「Country/Region」（國家／地區），2022年又再更動為「Location」（所在地）。
時隔6年再次遇到改變稱謂要求，「我真的覺得滿憤怒、厭煩，」許秀雯強調，GlobalGiving平台官網選單使用的字眼是「Location」而非「Country」，「他們有很好的理由不改名。台灣就是地名，根本不應該有爭議可言。」
事實上，5月初李雪莉首次與平台交涉時，對方表示，他們一開始被要求改成「Taiwan, China」，與中國政府協商後，還是很大的機會改為「Chinese Taipei」。儘管移除「Taiwan」已成定局，平台方同時表示，如果台灣組織認為有比「Chinese Taipei」更適切的更名選項，他們會納入考慮。
但是，5月12日GlobalGiving與多個台灣NGO組織的聯合會議上表示，確定將改為「Chinese Taipei」，並無轉圜餘地。平台再三強調，他們必須遵守「所在地國家的法律與規範」。
對此，GlobalGiving均不願正面回應，僅說：
「自2020年來，局勢已轉變。」
GlobalGiving再三強調，改變稱謂才能確保平台「繼續同時向中國和台灣兩地的組織資金和支持（continue to provide funding and support to organizations both across China and Taiwan）」。
即便這些都是經常參與國際合作的NGO，其中台灣重新思考環境教育協會（RE-THINK）執行長黃之揚分享，台灣團隊今年4月在巴黎的全球最大永續峰會Change Now上，成功以「Taiwan」的名義設立了國家館。而《報導者》也分享在國際調查報導聯盟（GIJN）或歐洲等官方和民間組織上，都以「Taiwan」名義邀請台灣記者參與全球媒體活動。但GlobalGiving的成員只能以「收到」、「理解」等跳針方式回應NGO的提問。
一句簡單的「局勢已轉變」背後，牽涉的是各種複雜的流程、決策，是什麼讓中國政府加強施壓力道，其思考又是什麼？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長蓉分析，自2022年俄羅斯全面侵略烏克蘭、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後，中國對台灣「各方面有明顯的壓縮」。
例如，世界魔術方塊協會（WCA）2023年忽然公告，將台灣會員名稱更名為「Chinese Taipei」並變更旗幟。2026年4月，台灣咖啡選手林紹興在「WCC世界盃拉花大賽」奪冠，主辦單位美國精品咖啡協會（SCA）卻隨後將台灣選手的國籍由「Taiwan」改為「Chinese Taipei」，並追溯修改歷屆得獎紀錄。
此外，原定於今年5月在尚比亞舉辦的「RightsCon全球數位人權大會」，亦因台灣代表與會遭中國打壓，而在4月27日通知近5,000位來自世界各國的與會者，活動在最後一刻被迫取消，衝擊許多與會者，也被國際人權工作者視為是中國的跨境鎮壓。
RightsCon活動負責人格拉德斯通（Nikki Gladstone）以書面回覆《報導者》採訪時表示，他們未被告知施壓尚比亞政府的中國政府單位為何：「我們最初以為他們只是關切台灣人的與會，後來才意識到，任何涉及違反中國政府『一中原則』的事項都被納入範圍。」
「中國政府透過非正式管道告訴我們，如果想讓RightsCon繼續進行，我們必須修改議程中的特定主題，並將『涉及風險』的社群排除──包含台灣參與者。」
她指出，直到今年以前，「過去15年來，我們從未收到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力」，而本次事件為國際公民空間遭壓縮敲響警鐘。
AccessNow執行長巴諾斯（Alejandro Mayoral Baños）接受媒體《TechPolicy Press》採訪時也說，跨境鎮壓過去曾出現在其他領域，但如此直接針對國際公民社會集結的打壓可說是「前所未見」。他強調，國際公民社會正共同面臨一場「新地緣政治現實」。
AccessNow對《報導者》的書面回覆最後強調，RightsCon未來將持續歡迎所有「傳統上被排除在外的社群」與會，包含來自台灣的夥伴。
長年來中國在國際官方活動上封殺台灣，特別是聯合國體系等各類政府間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這個情況並不讓人驚訝。但近年，尤其是今年快速擴及民間團體，從打壓台灣與會者參與國際活動，衍伸至在數位空間抹消「Taiwan台灣」稱謂。
專長國際法的楊長蓉曾留學英國、曾任職於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其父也在台灣外交體系工作，讓她自幼目睹台灣在外交事務上面臨的種種挑戰。
楊長蓉表示，眾所周知，台灣官方一軌外交限制多，一軌半的半官方機構學者也常須「妥協處理」身分與名稱問題（如：以不列入正式與會名單為條件，換取出席與交流機會）──在此背景下，不具戰略與政治色彩的社福、人權等民間NGO成為關鍵，「至少要保持選項開放（keep option open）」讓台灣在國際有能見度。
她說：「我覺得NGO很重要，因為會影響二軌外交。」
許秀雯則進一步指出，台灣有不少領域的NGO發展居於亞洲前列，「如果談實質的民間外交，中共在這一塊的實力比我們弱，是我們可以發揮的場域。」
但中國的打壓從國際實體會議延伸至各類數位空間的涉台稱謂，態勢愈趨明顯。
對於GlobalGiving擬將官網位置選單中的「Taiwan」改為「Chinese Taipei」，楊長蓉分析，這代表中國打壓力道擴及各類行政細節，全面施加影響力。
以往，台灣在數位空間遭誤稱，多半源於全球企業與網站廣泛採用的國際標準組織（ISO）在ISO 3166「國家及所屬行政區代碼」以「Taiwan（Province of China）」為預設標示。當軟體開發人員以主流開發工具架設系統，如未特別留意，就可能導致台灣被系統性錯稱。
監察院在2019年的調查報告指出，1947年ISO成立時，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國，名稱為「中國（China）」，後因未繳會費遭撤銷資格，1978年該席次又遭中國取代，最終導致台灣在ISO標準中長期被錯稱。
雖然經濟部與外交部多年來持續交涉，ISO始終以「遵照聯合國作法」或「逕洽中方」推諉。
但本次GlobalGiving變更台灣稱謂，並非採取ISO預設選單所致。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陳健民也表示，聯合國體系、或與聯合國系統關係密切的組織確實不容易改變，但像GlobalGiving這樣運作獨立的國際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GO）「不需要這麼硬性」。
以實務營運角度來看，修改涉台稱謂，也不符合各大INGO應付中國的慣例。
曾任職於不同INGO的人權工作者黃尚卿坦言，台灣的定位在國際組織內部確實是「房間裡的大象」。 她曾在全球所有辦公室都在的會議上，詢問組織，若台灣面臨危機，總部與各國辦公室是否會公開聲援時，組織大多只會給出「會為人權發聲，但不一定會為一個國家發」的「不完整答案」。 但黃尚卿強調，若選擇進駐台灣，內部也常有不成文的默契：例如以城市為名，或者保留「台灣」的稱呼，但刻意避開定義台灣是國家、實體或地區，以此「巧妙地跳開問題」。也有許多國際組織為避免身分認同（identity）的爭議與壓力，常選擇不在台灣設立據點。
黃尚卿認為，已有國際上行之有年的權宜作法可繞過爭議，GlobalGiving此次直接變更稱謂的處置方式，顯得「手法粗暴」。
為什麼在美國註冊的INGO要妥協？
學者也分析，若進一步考量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進入中國發展的效益有限，選擇妥協的背後考量值得後續觀察。
陳健民指出，2017年中國施行《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 後，境內數千個INGO銳減至數百個，僅有樂施會（Oxfam）、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等長期耕耘中國的大型扶貧機構，才能在中國官方支持下維持運作。
他解釋，因為中國政府「不希望境外資金對於中國的民間社會有太多的影響」。自新法施行後，中國政府先是成立大量的本土企業基金會，再投入資金向中國當地NGO購買服務、支持他們發展，還放寬中國境內NGO募款規範，希望達成「斷洋奶」的政策目標。
陳健民質疑，當大環境已壓縮INGO活動範圍，「說明要『斷洋奶』，你們進來還能做什麼？」他認為，此時INGO「不值得這樣犧牲台灣」。
「（中國政府）唯一能威脅你的是，如果不妥協，沒法進來中國工作，」陳健民觀察，有些深耕多年的大型機構已和在地社區建立深厚關係，相關計畫確實無法忽然停下，他們不想一下子離開，那是不得不妥協，但是，「許多沒有長期布局的機構，根本沒有強烈的理由妥協，也有可能是給（中國政府）收買。」
應對中國打壓，官方單位、半官方單位、民間團體能有的應對選項大不相同。
一位不便具名的資深外交官員告訴《報導者》，採用Chinese Taipei名義或自稱實體（entity）「只是權宜之計」：
「Chinese Taipei 是我們被迫接受的（稱謂），但並不好。在中國，他們翻譯成『中國台北』；對外國人來說，他們搞不清楚，也會理解為『中國的台北』，和使用『Taiwan, China』沒什麼不一樣。」
該名官員表示，儘管「工作愈久愈無法接受」，但中國不讓世界出現台灣的名字，為了爭取在國際空間，也不得不變通。
楊長蓉分析，政府間國際組織（IGO）多具高度不可替代性。考量台灣「還能夠參加國際組織很少」，若在名稱上「稍微降格（downgrade）」能換得實質參與權益，仍應以加入為優先。她指出，只要台灣自身實力足夠，未來仍有機會在組織內部提升地位；若一味選擇不加入，將完全失去從內部施加影響力的機會。
至於非官方組織、NGO團體，楊長蓉認為，是否抗議、是否退出必須回到個別情境評估，該活動或組織是否具可替代性、參與的實質好處有多少，「沒辦法一概而論」。而「對抗的前提是，你有其他的選擇，」楊長蓉強調。
實體活動之外，如果是數位空間，台灣透過國際法律戰尋求根本解決是否可行？
事實上，台灣外交部曾在2007年向瑞士聯邦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控告註冊於瑞士日內瓦的國際標準組織（ISO）損害權利。但該案最終遭瑞士聯邦法院駁回。
法院在判決中指出，台灣符合國家要件，具有適格的國際法人地位及訴訟當事人能力，但此案涉及主權認定，不是法院管轄範圍。
楊長蓉指出，打國際法律戰資料必須準備得極其周全，因為法律判決具有實質法效果，影響深遠。因此，對於是否再提訴訟爭取數位空間正名，她持保留態度：「我建議不要。因為可能會得到不想要的（司法判決）結果。今天不說破，還可以繼續維持。」
目前GlobalGiving仍預定於2026年6月變更官網的涉台稱謂。數個台灣NGO除了去信對其總部表達抗議，也有成員試著讓美國國會議員、美國智庫了解，尋找外部聲援。
黃尚卿分析，「如果不發聲、不推回去，終有一天，『台灣』會在所有地方消失，全部變成『中華台北』。我不覺得應該接受。」
面對抗議未果，受影響的台灣NGO也不得不面對：各NGO的贊助者怎麼看待被更名一事？NGO該如何找到國際募資的替代性平台或工具？並且思量原則性問題：組織的底線劃在哪？是否接受「Chinese Taipei」？如果未來愈來愈多募款平台採取相同做法，也都要選擇退出嗎？
「我認為退出就是最大的抗議。當然，退出之前要用力溝通。」但黃尚卿也清楚，這涉及各NGO的營運資源：「如果組織沒有辦法存活，更多運動就無法發生。」
她分析，以GlobalGiving的募資額來看，各NGO雖不至於因此斷糧，但少這些捐款對各組織的「痛感」和影響不一，因此她也說，退出與否「都是對的選擇」。
對許秀雯而言，抗議、開拓替代募資管道、退出GlobalGiving平台，並非互相綁定的決策組合；NGO的曝光也是在「告訴世人台灣的存在」。
許秀雯也指出，對名稱的看法，也反映不同NGO對台灣共同體的想像，而每一次面對中國打壓，都是對話的機會：「重新思考我們到底要怎樣的共同體？一次次的試煉，看能不能讓我們的社會不是更分裂，而是更有共識。」
財團法人報導者文化基金會自2025年起，於國際公益募資平台GlobalGiving上架募款專案，為英美兩地的贊助者提供當地公益捐款抵稅收據。
GlobalGiving於2026年5月通知，將在6月初將所有台灣非政府組織（NGO）的位置顯示名稱由「Taiwan」更名為「Chinese Taipei」後，報導者文化基金會與在此平台上的十多個公民組織代表，進行了多次溝通與爭取，遺憾的是GlobalGiving仍表示將維持更名政策。
報導者文化基金會決定於2026年6月1日起不再續用GlobalGiving平台，另覓其他可開立美國或英國抵稅收據的管道。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