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出生於石垣島的崎山マサ（マサ讀音為Masa），在1933年時，因為父親崎山濶到台灣宜蘭任教，而轉學到宜蘭的小學校。

當時，台灣、沖繩與八重山群島皆隸屬於日本帝國，對沖繩人或八重山群島居民而言，到台灣工作並不是件麻煩的事。尤其，在殖民地當教師，除了本薪之外還有加給，收入比在沖繩高出許多，對崎山一家來說，這自然不是個困難的選擇。

マサ跟著父親來到宜蘭，就讀當地的小學校。雖說是台灣的學校，但教職員都是日本人，就連學生也有八成以上是台灣出生的「灣生」。她穿西式服裝，戴帽子上學，在家裡說標準日語。她的同學大多是日本人的孩子，生活圈和台灣人幾乎沒有交集。

儘管對殖民地台灣而言，無論沖繩來的或日本本島來的，都是外來統治者，但對沖繩或八重山群島出身的人來說，在殖民地台灣求職，卻必須隱藏自己的沖繩出身，以免受歧視。因此，崎山濶來到台灣前後，把家族戶籍從沖繩縣遷移到鹿兒島縣，也將沖繩特色的姓氏更改成一般日本姓氏。

就這樣，一家人在宜蘭過著日本人的生活。因此，在マサ的認知裡，她就是個日本人──甚至，有一年為了陪伴祖母回到石垣島，就讀石垣小學校時，看到同學們赤腳上學，她還受到不小的文化衝擊。

正因為她在台灣與石垣島之間來來去去，引起同學注意，有一天，同學問她：「妳是琉球來的吧？」當時就讀二年級的マサ不知道「琉球」這個詞的意思，回問對方那是什麼？

「琉球人都赤腳走路啊。」

「雖然也有人赤腳，但我都穿鞋子上學。」

同學問她，她都說什麼語言，在家是否泡澡？

マサ說自己在家跟學校都說一樣的話（日語），在家也泡澡。但同學仍然覺得她與自己並非同類。而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琉球人的她，在學校也因為出身，不斷受到欺負，甚至還有同學拿出美工刀，說：「用這個割割看妳的手，我們要確認血的顏色是不是跟我們一樣。」

マサ一家雖在殖民地台灣嘗試成為日本人，在日本群體中又受歧視、貶抑，這種夾在殖民地與帝國之間的遭遇，便是《流轉台灣的沖繩人：被帝國烙印的生命之旅》這本書的核心敘事。

《流轉台灣的沖繩人：被帝國烙印的生命之旅》，松田紘子著，黃昱翔譯，衛城出版

對台灣讀者來說，有關沖繩、八重山群島與台灣之間的歷史糾纏，因為諸多作品的問世，已不算陌生。紀錄片導演黃胤毓先後拍攝《海的彼端》與《綠色牢籠》，便為我們開展了群島連結的視野：前者追蹤台灣中部漢人移民到石垣島的故事，後者則挖掘被遺忘在西表島炭礦裡的台灣記憶。而《八重山日報》記者松田良孝長年以田野調查記錄這片海域兩岸的人口流動，他的著作《八重山的台灣人》與《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與那國台灣往來記》也在台灣翻譯出版，是為台灣讀者建立相關歷史認識的第一人。隨著這些作品的問世，台灣讀者於是也逐漸意識到，在那片不近又不遠的海的彼端，有一段與台灣深刻相連的歷史。

然而，這些作品勾勒的，絕大多數是同一個方向的移動：台灣人移居到八重山群島。松田紘子寫的這本《流轉台灣的沖繩人》耙梳的是反向而行的路徑：沖繩與八重山群島的居民進入台灣的故事。

方向翻轉了，敘事的結構也幾乎不同──黃胤毓和松田良孝以人物為重心，呈現殖民地的人因為歷史因故與求生，或主動或被動地前往距離台灣最近的群島；而松田紘子則先勾勒出帝國，強調沖繩人來台灣，是帝國邊緣的人進入殖民地，在一個更複雜的位置上，試圖為自己找到一條活路。

沖繩與八重山群島在日本帝國裡的位置，從來就不單純。自1879年，琉球王國被明治政府強行廢除、設立沖繩縣並納入日本版圖起，沖繩人在法律上雖然成了日本人，但在日本本土人的眼裡，這些南方諸島的人說的是另一種方言、掛的是奇妙的姓氏，女性手背還有刺青，怎麼樣都稱不上是日本人。他們在日本帝國內部受到歧視，被稱為「內地生蕃」，在海外的移民社群裡也常常是二等公民。但在法律上，他們因持有內地戶籍，對於殖民地台灣而言，仍屬於統治者的一端。

而這個結構性的位置，既是沖繩人或八重山群島居民的不得不然，但在身分上卻又擁有一種彈性，如同前述崎山マサ的例子，在台灣，他們除了可以透過改地籍、改姓、讓孩子進日本人的小學校、在家只說標準日語等方式「成為日本人」，也可以在殖民地的階層結構裡往上移動，取得警察、教師、總督府官員等職位。因為，台灣總督府是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需要大量人力，這為沖繩人提供了在其他移居地幾乎不可能獲得的機會。

這是帝國這種以單一中央集權為基礎形成「中央─邊陲」階層化秩序，是同時統合多個有領域界線群體的政治系統，才能創造出來的弔詭情狀。儘管沖繩（八重山群島）人可以在殖民地台灣站上統治者的身分，但這個身分的取得，也有其代價──像是崎山マサ的父親必須隱瞞自己的出身，在教師執照上填「鹿兒島縣士族」，而マサ的祖母用布把手上刺青包起來，不敢出門。甚至，想要在台灣播放琉球音樂都會被自己人阻止，只因擔心被視為「內地生蕃」。

與此同時，這些在帝國邊緣出身的島民，在殖民地台灣，也未必能被台灣人認可為真正的日本人，尤其是擔任一般店員或是漁民，或是無法流暢使用日語，就難以進入日本帝國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二元框架，不具文化優位性。換句話說，日語，才是化分日本人和台灣人的關鍵指標。

《流轉台灣的沖繩人》這本書中最觸動我的，並非宏觀的歷史結構，而是結構縫隙裡的個別人物──那些看起來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找不到位置的人。

例如，出生宮古島的下地惠幸原本只是巡山員，工作半年後遭到解僱，長女卻在此時出生，在他失業且走投無路之際，接到來自台灣的堂兄聯絡，告訴他台灣正在招募警察。處在困境中的下地惠幸於是到霧社事件發生後的台中州水頭駐在所當警察，而其子康夫也在這個情況下出生。

下地康夫的母親總對家人說著：「進官舍不要被人看到你的刺青喔，因為裡面有大和人，刺青很丟臉，如果被看到，或發現我們是沖繩人會被嘲笑。」只因沖繩女性在成年之後會在手上刺青，而這個傳統顯然和日本人有異，為了不引人注意，她自己會包著手，不讓別人發現。

松田紘子在書中解釋：在當時的台灣，漢族居民會因為沖繩與八重山群島的刺青習俗與原住民相似，把沖繩人稱作「日本的生蕃」。

因此，儘管女婿是殖民地的警察，是統治者，下地康夫的外祖母カマド（カマド讀音為Kamado）每天還是把自己關在家裡，從早到晚紡織，幾乎不出門。她會這麼做，除了介意身上的刺青，也是因為她只會說宮古島語言，無法和外人溝通。

下地康夫與上一代相反，他自己活得很自在，「我活在大和小孩的世界裡，出生和長大都在那邊，所以完全沒有被歧視的經驗。」在接受松田紘子訪談時，下地康夫如此說道，而松田紘子則評論：「康夫在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社群生長，無需特意努力便能與日本同化。然而同時我們也會發覺許多沖繩移民二代之所以同化，是第一代雙親特意努力、避免讓孩子受到歧視的結果。」

沖繩移民第二代，不像父母還留著故鄉的記憶。反而，他們在殖民地台灣與日本社群生活，認同自己是日本人，因而常會被沖繩、台灣、日本三種環境與身分困住。有些出生在台灣的沖繩後代，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沖繩裔。在《流轉台灣的沖繩人》中，松田紘子提到一個女孩，說她直到進了高等女學校看見戶籍謄本，才發現自己的本籍地是沖繩縣，因而哭著質問母親：「原來我是沖繩人嗎？」

這個場景讓人想起マサ被問：「妳是琉球人吧？」時的困惑，她們一個不知道「琉球人」是什麼意思，一個不知道自己是沖繩人。只是，這份困惑並不是源於個人的無知，而是帝國結構系統性製造出來的結果──為了在殖民地向上流動，父母一代選擇隱藏身分、改籍改姓、在家只說標準日語。這些選擇雖保護她們免受歧視，卻也讓她們成為對自己身分一無所知的人。

松田紘子在書中指出，在台灣的沖繩裔移民裡，傾向改籍改姓的多半是公務員階層──警察、教師、總督府官僚，這不難理解，因為，這些職位要求他們以統治者的姿態出現，在求職與晉升時必須與日本本土人平等競爭，而在台灣數量比較多的漁民或店員並不需要如此。但如果他們想在殖民地官僚體系裡往上爬，「成為日本人」是幾乎不可迴避的代價。

讀這本書，讓我想到自己在西表島踏查的發現：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人被日本帝國送到西表島當礦工，在惡劣的條件下勞動，許多人死在那裡，再也沒有回來。但也有人擔任橋接這份工作的仲介，只負責在其中賺錢。在那個礦坑裡，甚至有一些台灣人擔任管理者的角色，成為壓迫者的一員。殖民地的被統治者，在另一個空間裡也可能是壓迫者。

這和《流轉台灣的沖繩人》的沖繩人形成一種對照，如同前述，沖繩人在日本帝國內部是被歧視的邊緣人，但在殖民地台灣，他們站在統治者的一端。下地惠幸從一名在宮古島失業的臨時工，轉變成在台灣管理原住民的殖民地警察；崎山濶從沖繩被邊緣化的教師，變成任教於台灣日本人學校的訓導。同樣的人，換了居所，在壓迫結構裡的位置就改變了。

因此，在過去承襲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二元對立認知外，包含這本書在內的實地研究，讓我們重新思考：在帝國的結構裡，沒有人的位置是固定的，壓迫者通常是是由結構決定。這也挑戰過去我們習慣把自己放在歷史受害者位置的敘事慣性裡，但這本書提醒我們，歷史從來不是單一視角，當我們在西表島的礦坑裡看見殖民地台灣管理者的存在，或當我們在台灣的警察宿舍裡看見位處帝國邊緣的沖繩人身影時，或許得承認：在帝國的結構裡，每一個人位置與處境比我們所知更複雜。

這本書也替讀者重新校準自己的地理感知。

在客觀事實上，八重山群島距離台灣比距離沖繩本島更近。從石垣島到那霸，航程將近400公里；從石垣島到基隆，只要渡過一段寬約200公里的海峽就能抵達。但這個地理事實，幾乎不存在於你我的感知裡。我們習慣把八重山群島想像成遙遠的日本離島，卻忘了對這些島嶼的居民來說，台北才是最近的都會。

在帝國日本的時代，這樣的距離，讓八重山與台灣之間形成一種幾乎是日常的往來。松田紘子在書中描述，從八重山前往台灣，不需要仲介，也毋需簽約，只要買一張船票就能前往。有人去基隆看病，有人去台北找在總督府工作的親戚，有人在採收季節渡海打短工，然後再回來。這些移動都不是歷史事件，就只是日常生活的延伸。

因此，當松田紘子對受訪者提到「移居」或「移民」二字時，他們都會感到疑惑，因為那些詞彙意味著遷移到日本國外，但在他們的認知裡，「台灣」並不是海外。

而這個視角也讓讀者對書裡那些人的故事有了不同的理解。我們很容易把歷史上的人口移動，想像成某種宏大的命運推力（帝國擴張、經濟貧困、政策驅動），但對許多八重山人來說，去台灣這件事，不過就是個普通的決定：是因為堂兄說台灣在招募警察、是因為聽說在台灣當老師薪水比較高、是因為到了該出發前往的採收季節。人們心裡想的也許只是怎麼養活自己和家人。

如同許多歷史研究，松田紘子除了耙梳文獻，也採用訪談的方法。她以8年時間，訪問44名曾在台灣生活、戰後引揚回沖繩的老人，建立重要的口述歷史資料。她認為，理解過去事實並傳承記憶，是包括戰後出生者在內的每個公民都該探問的課題，如同她所說：「我認為去認識擔起日本殖民統治末端工作的人如何主觀解釋自身的遷移行為，以及他們在殖民地的生活、對其賦予的意義，與重構過去的客觀事實同樣重要。」

因為在沖繩做田野的關係，我曾因緣際會訪問幾位在台出生的沖繩灣生。他們如今都已屆80多歲高齡，戰後當他們引揚回鄉時，年紀不過4、5歲，稱不上有什麼記憶。然而，從他們的談話中，可得知昔日在台灣有不小的沖繩、八重山群島社群。這些人到底為什麼來台灣，擁有過什麼經歷？過去，我只找到《沖縄処分：台湾引揚者の悲哀》一書，得到些許回答。如今《流轉台灣的沖繩人》則給予以帝國論述為開展的知識與辯證，讓我頗有收穫，我想，讀者們或許也能從這本書中，發現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有著豐厚多元的風景，等待我們去發現。

（編按：本文由衛城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