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霸市區一間餐廳裡，蔡文慶和野底剛則正討論著「台灣村」的建設計畫。

「與那國島離台灣只有110公里，如果和台灣通航，就可以成為台灣觀光客的門戶。我們要吸引台灣人到『台灣村』來投資，活絡島上經濟。」

野底剛神情認真地說著。在他看來，現在就是與那國不容錯過的翻身時機：2022年8月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解放軍發動圍台軍演之後，日本便颳起了一陣「台灣有事」的輿論旋風，而位在「最前線」的與那國，也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

「與那國為了國家犧牲，讓自衛隊進來蓋基地，町長應該用這件事和中央交換條件，增加建設，」野底剛甚至認為，萬一台海發生戰爭，台灣村或許也可以成為台灣人避難的去處。

老家在台北松山、移居沖繩已30多年的蔡文慶，亦對「台灣村」寄與厚望──看準邊境商機的他，早在2017年就去與那國島買了一棟別墅。

「台灣人這麼會種水果，應該招募農民來『台灣村』種龍眼、種釋迦，」他還提議，台灣的年輕人也可以在「台灣村」租個店面、做些小生意，「賣賣蚵仔麵線也好。」

蔡文慶和野底剛口中的這個「台灣村」，要從台灣的一場記者會開始講起。

2022年5月3日，民進黨籍立委陳歐珀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宣布成立「與那國島直航大聯盟」，將推動台灣和與那國間的交通船直航，打造「黑潮經濟生活共同圈」；當時出席記者會的，還有來自台灣東部的幾位前市長和民意代表。

野底剛在沖繩看到記者會消息之後，覺得「談了十幾年的直航，終於有望成功了」，於是召集其他住在沖繩本島的與那國鄉親，一起成立「台灣村建設準備室」，打算整合與那國的閒置土地，以低廉租金提供給台灣人使用。

「2016年自衛隊進駐之後，雖然與那國的人口好像有增加，但原本的居民還是在往外跑，島上到處都是棄耕的荒地，」野底剛說道。此外，由於交通不便，島上現在也只剩下幾間低檔次的旅館，很難發展觀光事業。

在野底剛的想像裡，「台灣村」就是這些問題的解方。

「台灣人可以來台灣村蓋旅館，中小企業也可以進駐，不只活用閒置土地，還可以發展觀光。」為了增加與那國的吸引力，野底剛還主張與那國開設到沖繩其他離島的船班，方便台灣人跳島旅遊。

「台灣人不是很喜歡來日本買東西嗎？如果可以直航，台灣村就可以設立商品物流中心，以後台灣人跑單幫可以直接到與那國來，不用跑去那霸、大阪批貨，」野底剛說道。

除了觀光利益之外，野底剛也指出另一個更實際的好處：「與那國的民生物資，現在都要從東京、那霸運過來，物價比沖繩本島貴30～50%；如果和台灣直航、進口台灣物資，也能減輕島民的日常支出負擔。」

今年76歲的蔡文慶，他和與那國的緣分，一直都和台海情勢的變動有關。

蔡文慶第一次去與那國，是1996年跟著國民黨的商務考察團一起登島；當時正值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前夕，時任總統李登輝擔心97後香港的中轉功能喪失，因此開始積極在沖繩──特別是離台灣最近的石垣島和與那國島──考察投資案，希望說服日方開放沖繩供台灣旅客轉機前往中國。而那年也正值第三次台海危機，中國發動多次飛彈試射和軍演，國民黨在沖繩的考察投資，也有在緊張局勢中拉攏日本政府的意味。只不過後來一切不如預期，黨營企業的沖繩投資計畫最後大多無疾而終。

但時隔近30年後，台海局勢的動盪宛如歷史回聲，再次為沖繩和與那國帶來了危機與契機，也再次把蔡文慶帶回到與那國島。

蔡文慶和野底剛會有這樣的「台灣夢」，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在與那國人的集體記憶裡，台灣幾乎就是「繁榮」的代名詞。

「100年前，與那國人都會去台灣買東西回來──對我們來說，台灣就是個大都會，什麼現代化的東西都找得到。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與那國如果離開台灣就發展不起來，這是我們島民的共識。」

在與那國島出生的野底剛，曾在日本最大的電信公司NTT工作；從小便離鄉升學、工作的他，對於坐擁國境利多、卻不斷沒落的家鄉，一直懷著「恨鐵不成鋼」的情緒。早在退休之前，他就經常在報紙上投書，主張將與那國和整個沖繩打造成「小台灣」、「小香港」，作為日本和整個亞洲交流的樞紐和門戶。

長期研究與那國的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黃智慧指出，台灣於1895年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不少與那國人便趁地利之便，前往台灣工作、升學，而宜蘭蘇澳和與那國也在頻繁的漁船往來之中，一起成為黑潮上的漁業重鎮，帶動了與那國的經濟發展。由於在台灣工作的與那國人，會將工資寄回家裡，導致台灣貨幣在島上甚至比日本貨幣更為流通，足見與那國島在二戰之前幾乎就是台灣經濟圈的一部分。

二戰結束後，與那國和整個沖繩成了美軍的託管地；新的國界線雖然將台灣和與那國分隔開來，但兩地之間依然存在走私貿易，讓與那國迎來新一波經濟榮景──在全盛時期，小小的與那國島人口甚至曾高達15,000人左右。

由於美軍嚴加取締走私，後來又在1972年將沖繩歸還給日本，於是與那國和台灣的聯繫便逐漸中斷，自此步上了衰退之路。時至今日，若扣掉自衛隊駐軍人數，與那國的島民只剩下不到1,500人，也讓不少與那國人一提到台灣，就會懷念起當年的榮景。

帶著這些與台灣有關的記憶，與那國人近期不斷希望活化「邊境」區位、提升和台灣的往來和連結；儘管台日於1972年斷交，但與那國仍在1982年和花蓮市結為姊妹市，開啟地方官員互訪和學生的交流活動。

但對於蔡文慶和野底剛來說，兩方交流始終存在一個障礙。蔡文慶抱怨道：

「明明台灣就在對面，天氣好的時候，從與那國就能看到台灣的中央山脈，但現在從台灣過來，都要先到那霸轉機，非常不方便。」

好在和台灣直航的訴求，似乎在近期露出了一線曙光。

2023年7月4日，立法院長游錫堃搭乘「南北之星」快輪，從宜蘭的蘇澳港直航前往與那國；登島後，游錫堃除了和眾議員西銘恆三郎、島尻安伊子會面之外，當天也陪同日本國會「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古屋圭司搭船赴台參訪。

游錫堃的來訪似乎想為直航破冰，讓通航出現曙光。不過《報導者》團隊訪問在與那國町役所擔任課長、負責花蓮直航業務的田島忠幸時，他表示「推動直航」是他負責的業務，但他和町役所都是在游錫堃抵達的兩週前，才從日本國會接到指令、得知這個直航行程，而啟航地並非與那國的姊妹市花蓮，而是游錫堃的故鄉宜蘭──換言之，游錫堃的「破冰直航」是中央執行的「國會外交」，和地方政府長期推動的通航沒有直接的關聯。

不過田島忠幸也強調，其實地方層級的直航預算，早在3年前就已經核發下來，只是因為COVID-19疫情才一再延期；目前與那國已和花蓮市敲定，將在2024年3月進行首次高速船的「試航」。

推了近20年的交通船直航，為什麼直到現在都難以實現呢？

推動直航多年的田島忠幸坦言，與那國之所以想推動直航，一開始主要是希望透過貨物流通，來重振島上的經濟，「但與那國沒有太多物產可以輸出台灣，很難只靠台灣單向的貨物輸入，來維持定期航班。」

此外，雖然地方已和中央爭取多年，但與那國的港口至今仍然不在日本《關稅法》開港名單之內，因此沒有海關、移民和檢疫的設施及人員，導致每次外國船隻靠港都需專案申請，再由東邊的石垣島調派人員支援，手續非常麻煩。

「也是因為這樣，明年（2024）3月的『試航』，2個半小時的航程也會全面禁止飲食，避免檢疫方面的問題，」田島忠幸指出。

面對這些困境，町役所目前擬定的策略，就是增加和花蓮市的交流活動，同時讓學生前往花蓮畢業旅行，「基本上就是透過人為的方式，來創造出交通往來的需求，藉此讓中央政府認同定期通航的必要性，將與那國列入開港名單。」

松田對《報導者》指出，根據《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的規定，國際通航的船隻必須符合一定的安全標準，但能符合這個安全規範的船隻成本較高，以目前兩地來往的交通需求，恐怕難以支撐定期航班。

此外，與那國和台灣一樣，夏有颱風、冬有季風問題，海上航行經常受到天候影響，也會為船班營運帶來很大的變數──事實上，2009年與那國和花蓮第一次發起高速船直航，最後就是因為天候因素而無法成行，最後改以包機代替。

有點諷刺的是，雖然「台灣有事」的話題為與那國帶來了大量關注，也讓地方政府取得了要求中央同意開港通航的籌碼，但緊張的台海情勢和自衛隊擴張，也成了阻礙「直航夢」的矛盾所在。

目前的與那國，除了有2016年進駐的160名陸上自衛隊員和沿岸監視部隊之外，2022年9月也提出了新的「機場港灣整備計畫」，明確以「台灣有事」作為理由，希望延長機場跑道，並建造可供軍用的比川港灣設施。2022年中國圍台軍演時，也曾有5顆飛彈落在與那國附近的經濟海域內，引起日本政府關切。

台灣外交部一位熟悉沖繩事務、但不願具名的官員便坦言，日本中央政府對通航的疑慮，主要就和軍事考量有關：

「之前還沒有自衛隊，（日本中央政府）就已經不願意開放了；現在自衛隊已經進駐與那國，態度當然就會更保守，要放這麼多觀光客進去，也會害怕有間諜。」

長期研究與那國的中研院研究員黃智慧則認為：

「與那國設了雷達站，要觀察從中國東部戰區出入的潛艇，如果民間船隻來來去去，對監測也會造成困擾，這是不能講的原因。」

自衛隊進駐與那國的背後，也反映了邊境小島發展經濟的路線之爭。

2003年，與那國島曾面臨「廢町」的威脅，又被要求減少對中央政府的財政依賴，於是在地方財政危機感的推動之下，與那國居民於2004年集結起來，創立了「與那國自立展望策定推進協議會」，並於2005年推出「與那國自立展望」計畫，希望將與那國劃設為「國境交流特區」、要求中央政府特許開港，讓與那國可以和包括台灣在內的其他國家通航。 但這項開放卻始終無法獲得中央首肯。在開港訴求的長期挫敗之下，其他町議員和島民也開始討論起，讓自衛隊進駐、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的可能性。

當時曾參與「自立展望」計畫的小嶺博泉告訴《報導者》：

「雖然不會明講，但大家會支持自衛隊進駐，就是想要賺快錢，期待財政預算變多，也期待軍人帶來的生意。」

在與那國經營牧場、飼養和牛的小嶺博泉，之所以會參與發起「自立展望」計畫，和他的一個夢想有關：他一直都希望打造「與那國牛」的和牛品牌。然而牛隻飼養和與那國的地理特性，卻讓這個夢想一直難以實現。

一般來說，和牛的飼養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將剛出生的小牛養到10個月大，這個階段結束後，才會將牛隻送往「品牌牧場」，開啟第二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裡，牛隻飼料的比例是天然牧草70%、穀物飼料30%──由於天然牧草適合生長在氣候溫暖的地方，因此與那國非常適合第一個階段的飼養工作。

到了第二個飼養階段，飼養的主要目的是讓牛隻長肉，因此必須調高穀物飼料的比例，然而穀物飼料仰賴進口，因此品牌牛的牧場往往都在大城市、或者有港口的地方，以便節省飼料運輸成本──而這也是與那國難以發展品牌牛的原因。「與那國沒有海關，所以牛吃的穀物飼料，都只能從東京進口、再大老遠運過來，養品牌牛的成本太高，」小嶺博泉解釋。

到了2005年，小嶺博泉在「自立展望」計畫之中，看到改變的契機。

「中國當時剛加入WTO，吸引了國際飼料大廠前去設廠生產。如果與那國可以成為國際港口，我就可以進口中國的便宜飼料，再順便把牛肉賣到中國去，」更令他興奮的是，由於當時中國和台灣之間仍未通航，因此一旦開港，與那國或許也可以成為中轉地，將中國飼料轉運往台灣，重啟與那國昔日的轉口貿易榮景。

帶著這個構想，小嶺博泉後來成為與那國的町議員，並多次前往沖繩和縣廳官員、國會議員進行遊說。

雖然小嶺博泉當時是自民黨籍的町議員，卻成了後來唯一反對自衛隊進駐的町議員。而他之所以反對，並不是因為他討厭自衛隊、也不是為了反戰，而是他認為，與那國自立計畫推出時，就是全體島民最團結、士氣最高昂的時候；沒想到自衛隊一說要來，居民們的想法就變簡單、變懶惰了，覺得只要拿政府的錢就好。

但小嶺博泉更想要的，是「居民一起努力、一起主動追求一個願景的感覺」。

提及與那國的直航訴求，黃智慧認為雙邊的交流確實有其必要，但不應該只看到經濟層面。

黃智慧指出，根據人類學家的研究，從宮古島、八重山群島、台灣東部一直到菲律賓北部的巴丹群島（Batanes），其實都屬於同一個「東台灣海文化圈」，共享著相似的風俗習慣，見證了跳島交流的文化連結：

「我希望大家可以先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去看與那國和台灣的連結，這樣我們才會意識到，我們在歷史上本來就是交流頻繁的鄰居──在這個基礎之上，就可以去談守望相助，談環境責任和人文深度，而不是只有觀光利益。」

長期研究台灣與沖繩的走私貿易、現為「Didi與那國交流館」的館長小池康仁則指出，與那國過去和台灣往來的歷史，至今依然可以在與那國的習俗、飲食文化中看到蹤跡，「比如與那國人特別喜歡吃香菜，也吃豬肝，這些可能都是受到台灣的影響。」

也是因為這樣，小池康仁認為與其推動經濟交流，倒不如先專注於文化層面的交流，「與那國近年把小學生送到花蓮的原住民部落homestay，就是很好的嘗試。與那國也有文化、語言流失的問題，台灣原住民在這個議題上的努力，就很值得我們交流學習。」

參與反基地運動的與那國居民山田和幸，則對《報導者》表示：

「讓與那國島翻身的機會，絕不是『台灣有事』，而應該是『認識台灣』。」

台海緊張的新聞與自衛隊的軍力擴張，讓島民人心惶惶卻無力他想。山田和幸說，因為與那國維生不易，島上的每個人都要打3、4份工才能維持生計，因此光是面對「台灣有事」的時代考驗，多數人就已陷入很深的無力感，更別提思考突破契機、甚至盤算「台灣村」這樣的發財夢。

但島上的焦慮情緒，反而加深了他個人對於台灣的好奇。於是已經退休的他，開始積極閱讀與那國與台灣的交流歷史，為了深入認識台灣，今年6月特地去了一趟台灣旅行，7月更是為了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的演講，特別跑到京都大學參加講座，「直到與台灣人接觸交流後，我才發現原來自己對台灣的理解非常不足。」

山田和幸認為，由於國境政治的限制，與那國與台灣明明近在咫尺，現代的往來卻總是困難重重，而這樣的隔閡，也加深了與那國作為日本「邊陲孤島」的弱勢地位。但如今，與那國好不容易盼到了重新與台灣恢復直航交通的機會，就算只是實驗性的「試航專案」，仍將是足以影響與那國未來的重要機會。

「我很期待明年3月的台灣試航，也非常希望與那國島的年輕人們都能上船，一起走一趟感受台灣的模樣。」

山田和幸認為，直航台灣最重要的成果，是讓更多與那國年輕人留下對台灣的「身體記憶」──只有親身感受到「原來我們與台灣那麼近」，下一代島民才體會擁抱台灣的交流往來，一定是「很棒且理所當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