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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關震海/六四作為一種民主儀式,拔根移植的方向和可能性

2021年12月23日晚間,工程人員將香港大學校園內的「國殤之柱」拆走。此雕塑由丹麥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打造,全球共有5座。其中為紀念六四事件而於1997年完成的一座,自1998年12月起展示於港大,直到23年後被校方通宵拆除。高志活在2021年11月19日公布了香港「國殤之柱」的3D掃描圖檔案,全球人民可免費下載及使用3D列印製作該雕塑。(攝影/Getty Images/Anthony Kwan)

當香港的公共空間還有自由討論「八九六四」的時候,每年六四前夕,香港記者總是埋首筆耕六四專題。我做了十多年「八九六四」的報導,連自己有懷疑:是否有點行禮如儀?畢竟這場香港從北京「借來的學運」,事件已過了33年,難免與新一代愈走愈遠。直至經歷2019年反修例運動,北京打壓所有悼念的空間,燭光頃刻熄滅,我才深思在香港舉辦了30年的「八九六四」悼念活動,這一路走來,香港人是如何將這場學運的靈魂由天安門移植到香港。

每逢6月,「八九六四」在香港已成為一種民主儀式,但這兩年香港已無法紀念六四,如果要延續六四的精神,港人得在外地發起集會。移植海外,看來不是容易的事。30年來「八九六四」影響著幾代香港人,因為它緊扣著香港的命運,是六、七〇後的民主啟蒙,同時牽引著他們的國族情緒。成長在回歸後的八、九〇後及千禧後,在本土主義抬頭的氛圍下,他們對「建設民主中華」、「平反六四」的口號感到厭惡,亦覺得陌生,但他們依然敢於與親歷「八九六四」那一代人辯論。本土派多年來建議拆掉維園支聯會的大台,以無大台方式進行,就像1989年那樣各區舉辦悼念集會,民主運動要回到民間。在「八九六四」這段歷史存在世代隔閡,但新一代仍十分肯定「八九六四」的民主價值。

當香港已失去自由,離開香港的港人在海外努力辦活動集會,冀能喚起世人對「八九六四」的關注,將「八九六四」成為反極權的標誌。從香港「八九六四」的根移植海外,可以是一場遍地開花的民主運動,轉一個角度觀察,它亦可能將歷史變得碎片化,令運動失焦。

北京默許香港書寫歷史30年,傳媒每年報導

過去30年,香港為何能將「天安門」漸漸內化成本土的民主精神,有它不能替代的因素。

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經歷1957年的反右運動、196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八九民運等重大歷史,所有「禁語」在內地不允許講,不能寫,因此這些歷史保存工作多年來也在香港進行。

2017年我收到一位前輩的通知,研究反右運動的五七學社在反右60週年之期將到港舉辦研討會,籌辦人陳愉林在深圳一度「被消失」,之後仍然成功來港舉辦研討會。研討會在尖沙咀一間酒店舉行,在會場一直有國安監視著,採訪的記者只有我一人,國安長期啟動攝影機,記錄一班白髮蒼蒼的研究者講話。不諳大陸規範的我感到疑惑,問主辦單位:為何你們可以順利來香港講出禁忌?五七學社解釋說,只要日子不敏感,香港還是可以做「學術討論」的。

正正是香港有得天獨厚的「學術討論」空間,天安門的著作在香港自由出版,供後世人查證,親歷事件的香港記者亦努力著書,記下當年的所見所聞。支聯會除了1989年被《人民日報》點名為「顛覆國家」組織,意外地其後30年也被允許在維園辦集會,替「八九六四」紀錄,為這場民運做好歷史的藍本。

香港媒體每年報導「八九六四」的軌跡,就像宗教一樣,新聞工作者認同民運精神,採訪動機已潛移默化在我們的腦袋之中。媒體老闆、採訪主任不用出聲,記者會自然去採訪,訪問當年民運人士、天安門母親、支聯會主席等人,每年如一,訪問從未間斷。

「八九六四」這件事在香港好像從沒有停止過,歷史的辯論、再搜尋、再考證,啟發了下一代的民主思想,香港幾是中國唯一可以大篇幅報導「八九六四」的土地,30多年來一直「發掘」,為運動添上新意。最有代表性是中國大陸六四民運的勞工維權人士李旺陽於2012年接受了香港《有線電視》訪問後不久,就傳出李「被自殺」的事件,在香港再激起六四的情緒。香港新聞媒體不單替天安門寫歷史的「導言」,香港記者成了主動的記錄者,港媒在天安門的著墨,比香港本土發生的六六暴動六七暴動2003年50萬人遊行更廣更闊。

香港現在不能回到2016年的時空,當時本土派代表梁天琦、自決派代表朱凱廸和提出「佔領中環」的學者戴耀廷還能侃侃而談八九民運對香港新一代的意義。毫無疑問,「八九六四」的討論在2019年之前已漸漸深化,例如北京民運對東德柏林圍牆倒下的影響、民運是否只出現在北京等疑問。香港在2019年前對於「八九六四」跳出了「天安門」的固定框框,可惜香港再沒有討論的自由,在外地亦很難以一開始做出這種深化的討論。

「八九六四」的政治符號

「八九六四」在香港已內化成為一種民主儀式,每年港大學生在六四前洗擦「國殤之柱」,市民在維園點燭光,就算香港不能公開悼念,在公園放一輛小小的模型坦克車、拍照放上網等等,這些行為裡或多或少醞藏著30年來累積的政治符號,上一代有,新一代的香港人也有。

在儀式上注入意涵和價值之前,必須有較全面的歷史記錄做後盾,讓民間持續地在事實上辯證,令歷史內化成一種思想價值。光是悲情和道德審判,是很難令一場民主運動的精神延續下去。天安門移植香港,在30年的後半期是有這種內化的過程。

2019年我訪問一位垂死的婆婆,她躺在病床聲淚俱下說「當年的學生好慘呀」,她的丈夫、鄰居、同事也不理解她每年去維園做什麼,她依然堅持,每年6月4日前往維園前一天,在露台熨好一件白恤衫,6月4日晚上帶一支白蠟燭到維園。臨終她託付記者,要替她好好保存她1989年的剪報,要將歷史傳下去。

堅持那天穿一件熨得平平滑滑的白恤衫赴會,這是婆婆的民主儀式。新一代承接不到她的悲情,隨歲月增長,我們將之內化成香港的民主精神。

現在香港人珍而重之的維園集會,其實一開始時參與人數並不多。維園的燭光晚會除了1990年有15萬人參與,往後只徘徊在數萬人。2010年發生「反高鐵」事件,本土議題再次激起六四集會的熱情。由2010年開始,維園的集會人數一直保持15萬人。黃之鋒在2014年佔領金鐘之後,在Twitter上發了一則「1919 2014 1989」的推文,引起外媒很大迴響。

2019年6月16日,反修例運動激發起200萬人遊行,入黑後人潮未散,連貫政府總部的天橋上掛起直幡「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那年剛好我做了一個六四30週年的專題,在資料搜集時看過不少天安門學生的標語,「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正正是當時學運的熱門口號。筆者在現場向年輕人探問,知不知「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從哪裡來,他們均說不知,只說這口號很好,說出運動的核心。那一刻,在現場真的感受到當年天安門的靈魂散落在香港四周。

在進入2019年的六一二
政府堅持三讀通過修訂《逃犯條例》,6月12日警方向結集在立法會門外的示威者發出150枚催淚彈及20多發橡膠子彈。
七一
7月1日是香港回歸中國的紀念日,2019年示威者衝入立法會,晚上「和理非」示威者衝入立法會喊「一齊來一齊走」,成功撤離立法會。
七二一
元朗車站白衣人無差別攻擊市民,港人稱那天陷入「無警時份」。
八三一
防暴警察、俗稱「速龍」的特別戰術小隊及偵查便衣警員衝入太子站車廂攻擊乘客
十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2019年當天全港各區發生騷動,一警員在荃灣對中學生曾志健胸口鳴槍。
十一十一的時空裡,6月4日是必經的歷史隧道,每件事件當中也藴含著1989年政權向平民開槍射殺的恐懼。香港人凡受到打壓,在6月必聯想起「八九六四」。這是上一代的惡夢,新一代的連結。

北京給香港人30年的空間,醞釀出不同世代各有所需的意涵。香港現在再沒有這個空間,「八九六四」傳承歷史這一棒該由那個地方接下去?問題是:我們可以將累積了30年香港與天安門的連結、情義、政治符號、歷史憑據連根拔起,在外地的泥土培植起來?

遍地開花,轉向國際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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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日本東京都新宿區的六四集會吸引維吾爾族人參與,在地上放滿「六四」燭光,吸引途人注目。(照片提供/關震海)

2020年北京在香港落實了港版《國安法》,香港人在海外實踐了一次「八九六四」拔根移植的實驗。去年(2021)香港政府在維園「封場」,每年在維園完成一次的民主儀式,港人不再存有希望,今年(2022)連天主教香港教區都決定不辦追思彌撤,在海外輸出「八九六四」是必走之路。

去年6月4日,東京下著滂沱大雨,新宿南口依然有10~20名港人、維吾爾人出席集會。他們撐起雨傘、手持電蠟燭,在車站躲雨的日本人對他們的行為十分佩服,也感到好奇,但日本人不明白燭光的意義,不了解他們的堅持。滴滴打打一場暴雨,阻隔了日人與港人的交流。雨停下,地乾透,這場集會不足一小時便完結,燭光之意,再沒有人過問。

在英國的六四集會較為承傳到維園的傳統,去年倫敦集會有約1,000人參與,請來當年的民運人士在台上分享「八九六四」的事跡,參與集會的有緬甸人、維吾爾族,也有當地工會的成員。六四集會變了對抗極權的符號,英國工會的新一代對天安門事件感興趣──他們認為後世將運動說成的「學潮」、「學運」,實際上工會在運動的助力也不少,權力者鎮壓工人的力度也是最高的。他們認為整場運動工人的參與被忽視了,因此鼓勵工會重視天安門的歷史。

香港人在世界各地主辦六四集會,有不同的面向。被迫移到他方的年輕人藉六四集會聚合「圍爐」,與世人共享民主的核心價值,集會人數多寡和成效也不太計較。但他們掌握的歷史資料不多,在海外難以承傳「天安門」歷史,亦找不到在當地討論的切入點。

一些移民英國的港人主張由香港公民轉化成國際公民,努力找出天安門事件在當地的切入點,一步一步在當地植根,邀請當地議員討論,今年的六四集會還會邀請烏克蘭人一起參與。

天安門移到他方,殊不容易,在台灣長期擺放「恥辱柱 (港稱:國殤之柱)」引起台灣很大爭議(認為這個「國」殤並不是台灣)。香港始終不是台灣,躺在天安門的血跟香港的歷史是相連的,很難在其他地方產生感通,說到底,「八九六四」的民主儀式,不能照搬植入他方。

當時在六四反對共產黨軍隊鎮壓的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其政治祕書鮑彤在「八九六四」30週年在《六四隨筆》這樣說:

「『六四』不是過去的噩夢。『六四』是一系列現實的存在: 一個『大天安門事件』和其後千千萬萬個『小天安門事件』的總和。」

能拆解這句話的意義,不論國籍,哪黨哪派,誰也可通往天安門。這樣,天安門便與你有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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