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凝視

他送被抹為學運黑手的學者避往美國大使館

六四讓他幻滅,卻未放棄希望——林培瑞:不要低估中國社會對民主的嚮往

30年前,林培瑞(Perry Link)把中國著名學者方勵之夫婦帶到美國大使館;30年後,林培瑞連署要求北京清華大學恢復許章潤的教職。這位知名漢學家對於中國民主並未放棄希望,他在接受《報導者》專訪時強調,台灣千萬別小看自己對中國社會的吸引力,也不要低估中國社會對民主的嚮往。

當他想起歷史拐了彎的那一天,閃回腦海的,有在木樨地中彈的蔣捷連、天安門母親丁子霖,還有被當局抹為學生運動幕後黑手、他幫忙送去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的天文學家方勵之夫婦。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時候蔣捷連才17歲。今天,他仍然是17歲。他永遠是17歲。死去的人不長歲數兒。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丁子霖還活著。她82歲了。她走到那兒,便衣警察便跟到那兒。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嗎?不是。為的是國家的安全。沒錯,一個擁有十幾兆美元GDP和200萬軍隊的政權,竟然需要保護自己免受一個82歲老太太的傷害。怕的不是她的力氣,是她腦子裡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這是我們值得記住的。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正如方勵之以他特有的幽默說過的:他還沒聽過世界上有哪個大國這樣侵略自己。」

在台北的六四事件30週年研討會晚宴上,美國知名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用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對著齊聚一堂的學運領袖、中外學者,緩緩朗誦自己的詩作 〈我們為什麼記住六四〉。

今年75歲的林培瑞還在孜孜不倦,埋頭寫作好友劉曉波的傳記。

他是西方漢學界與中國社會關係最密切的一位學者。他的人生與寫作,都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風波跌宕,緊緊相連。

從毛澤東信徒到中共黑名單

很少人像林培瑞這樣,在1980年代長居北京,熱愛中國文學與文化,他在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的博士論文是《上海傳統風格的通俗小說(1910~1930)》,同時是相聲大師侯寳林第一位拜師入門的洋弟子;卻也因為他翻譯《零八憲章》、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被中共列入黑名單,禁止入境20多年。

他從不諱言,自己也曾經是毛澤東的信徒。1973年5月第一次造訪中國,他對毛派思想、新中國懷有浪漫的想望。他說,那時候的中國社會還看不到「民主」、「民權」的字眼。等到林培瑞1979年第二次到訪,西單民主牆已經有個姓魏的小夥子張貼大字報。他的著作《北京夜話》裡生動描寫了那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各家思想百花齊放的積極光景。

直到六四屠殺,一下撕碎他對新中國的憧憬與對共產黨政權的認知。

在林培瑞眼中,六四屠殺,是悲劇性的時空斷裂,不只將中國硬生生從《河殤》播映的那黃金80年代切斷,也讓中國從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塌的全球化民主浪潮中落隊。此後30年,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菁英「悶聲發大財」,共同瓜分改革紅利,共謀控制社會大眾。物質主義與民族主義,也從此取代了理想主義。

對未來的中國民主發展,保持半樂觀

即使近年習近平嚴控言論、箝制香港,林培瑞仍抱持樂觀信念,認為民主在中國還是有可能生根。只是,不同於天安門事件這樣針對黨中央的扺抗路線,他認為,未來的民權運動將是去中心化的,沒有強力組織、章程、架構,而是漸進式的,以具體案件為訴求,以具體改善為目標,尋求權利而非權力,建設公民社會而非顛覆政權。

在此次研討會中,林培瑞和獨立學者崔衛平共同發表一篇論文《劉曉波和中國的民權運動:2003中國民主運動的新臉孔》,其中詳細舉列2003年數個劉曉波協助過的案件,例如劉荻案黃靜案孫志剛案孫大午案、杜導斌案等。這些案件共同的特色是,媒體揭發案件後,網路輿論譁然,把一件地方司法個案變成全國公案,知識分子也挺身而出,支持受害者,例如茅于軾就稱河北農企家孫大午是「幹了違法的好事」。媒體、知識分子、網民聯手逼使政府修改法令,或廢除舊制。

「不以殘酷犧牲為手段,不以造就聖徒為目的,中國底層對民主還是很嚮往的,」林培瑞說。對未來的中國民主發展,他希望,自由能如水,滲入社會生活的縫隙,網路能如舟,乘載更多多元的價值和理想。

30年過去了,林培瑞雖然白髮蒼蒼,藍眼珠透露出來的光,還依稀是那個初訪中國的少年。只不過,這一次,他把希望放在中國尋常人家與台灣年輕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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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瑞、六四
林培瑞認為,港、台的年輕人還是不能沉默,要把自己的理想說出來。(攝影/吳逸驊)

以下是《報導者》專訪林培瑞記要:

問:你的好朋友方勵之教授前幾年過世了。回頭看六四事件,30年後你最難忘懷的是什麼?

我那年是美國科學院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北京辦公室主任,原本就跟方勵之有聯繫。六四那天早上,我騎自行車到人民大學的門口,看了學生的廣播站,有的是切齒咬牙的,有的是大喊,有的從廣場回來,有的自行車後有血跡。我非常shocked。

我到鄰近的兩、三個知識分子家裡去,問問,我能幫什麼忙?到了方勵之夫婦家已經是中午,按了門鈴,李淑嫻開門,她說:「他們瘋了,真的瘋了。」她的手在發抖。

方勵之坐在寫字檯後頭,他的態度是我沒有做錯事情,這是我的家,他表面上不那麼激動。

談了十幾分鐘後我就走了。我問李淑嫻說,需要我幫忙嗎?她說,我會打電話請你的孩子過來喝茶。果然那天大概下午4點鐘的時候,電話響了,是李淑嫻。我坐上出租車,到方勵之夫婦家裡,他們各帶一個小包,他們只是想躲一、兩天,能回來就回來,只帶牙刷和一點衣物,還有兒子方哲。那是六四的下午。很多公共汽車橫著擺,過不去。偶爾會聽到槍聲。沒辦法到美國大使館。我們就先到香格里拉飯店租個房間住。

第二天早上,我買了幾個麵包,騎自行車過去給他們吃早點,在飯店房間裡看電視,CNN還可以看到,電視機上就是播天安門廣場上的坦克車。方勵之本來那天還要去跟李政道吃中飯,李淑嫻打電話給她北大一些學生。我沒有聽到內容,我只看到她愈聽愈激動。她掛電話後告訴我說,北大的學生打算拼命,解放軍如果到校園裡頭來,北大學生要拿磚頭、石頭拼命。後來解放軍沒有去北大,但學生是真的害怕。她那麼激動,方勵之就讓步,就說:「好吧,那麼我們去使館。」

其他當然也很多記憶。我想到很多關於六四記憶的時候,會擔心自己靠不住。當時印象都是很奇怪、很新鮮、很難消化。送方勵之夫婦到美國大使館5天後,我到香港去,記者馬上問我看到了什麼,我開始講故事,我就開始把我亂七八糟的印象織成一個故事。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有記者問我,你在天安門看到了什麼,我記得的已經不是我看到了什麼,而是我說過的故事。這故事就佔了主位了。

我始終沒有看到過暴力、打人、殺人。但是6月6日當天學生從六部口那邊回來的時候,在廣播站上學生說的話,這給我印象很深。有幾個是農民,把他們的菜拉到北京來準備要賣,他們停下來聽。非洲高大的黑人學生,停下來聽。還有我。這麼樣不同的人,都停下來聽,變成同一種人。我們雖然彼此不說話,但是眼神裡受驚的感覺,是一樣的。這種印象相當深。

問:是災難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感覺?

連平等的感覺都出不來。我們聽到的是一個毫無人道的故事。而且有一種共通感。那非洲學生我不認識,但我們在聽同樣的故事,似乎已經是一種溝通。我們感受是一樣的。

六四後,大家只好向錢看

問:回頭看六四,有人認為是一場政變,有人認為是延續五四的一場學生運動。你怎麼看?

那些說法都有道理。我都同意。我比較關心六四作為歷史的一個轉捩點。

因為1980年代的確是比較開放的,比較有希望的。尤其是中國的年輕人,有理想,那年代的知識分子,包括學生,非常理想主義,我們的國家怎麼辦?我們怎麼樣能造出一個人文、和平、富裕的新社會?之後,因為鄧小平不准大家談宗教、思想,所以大家就向錢看。物質變成最大的一個價值觀。民族主義也是共產黨故意刺激的:我們漢人站起來了! 中國站起來了!

所以,物質主義和民族主義,完全抹煞了以前的理想主義。

現在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恢復。很多年輕人不知道六四,不知道自己國家的歷史。但是我也不完全放棄希望。中國年輕人,畢竟還是人。人是有同情心,有公共心。這些能不能回來?什麼時候能回來?我還是半樂觀的。

30年來,我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從理想主義萌芽的1980年代,到物質主義、民族主義的1990年代這個渠道上,我認為六四起了很大的作用。

六四那一年,很多人失敗了。抗議的學生失敗了,鄧小平的道德判斷失敗了,中共想要外界誤解六四屠殺的意圖也失敗了。但是,民主運動本身是失敗的嗎?如果我們把六四當成是較長過程中的一個事件,我認為,這個問題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回答。

問:你最近參與發起一項連署,要求北京清華大學恢復許章潤的教職,他因為批評習近平而被停職。你為什麼參與這項行動?

這不是我發起的,是我的好朋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發起的,我支持了,也把這封信傳給很多朋友請他們考慮簽不簽。當然,北京清華大學是一個國際著名的優秀大學,要是校長一旦說,某某人你不能說這些,要不然撤職,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毀了它的國際聲譽。一個一流的大學不能這樣做。

許章潤不只是反對習近平,是分析習近平政權各種問題,分析地很深入,文筆很漂亮,完全是一個學者應該做的事情。而且我相信不是校長個人的意思,應該是習近平政權授意。

問:您認為中國的校園裡還有學術自由嗎?

這是個非常大的問題。在角落裡,在朋友之間,當然還有言論自由。人性是說你心裡的話。公眾場合或是上課,多半不願公開說自己心裡的話,多數老師沒有這個自由。但不排除有幾個膽子大的,或者說話繞個彎的,也有。

「習近平是一個短期的現象」

問:六四事件30年來尚未平反。您認為民主在中國還有可能嗎?

當然有可能的,長遠來說,我比較同意,民主自由不是一種政治綱領,是一種人性。美國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第一條憲法修正案是這麼說的,禁止政府剝奪你天然的自由,不是給你言論自由。我相信這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信仰自由是天然的(innate)。問題是,有的政府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把它壓制了。

問:所以即使習近平緊縮言論、打壓異見,您還是樂觀的?

習近平是一個短期的現象。

他提了階級鬥爭的概念,回到毛(澤東)。這是很糟糕的。第一,他不是毛。他比毛智力弱。他根本做不了第二個毛澤東。他提毛這個那個,就是表明他自己的素養不夠、見識不夠、教育不夠,遇到危機的時候,只能把毛那一套搬出來。他自己沒有到國外去念書,他清華大學文憑是假的(註)
習近平官方履歷稱,在1998~2002年任福建省長和省委副書記時獲北京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但習近平曾被指稱僅受過7年正規教育博士學經歷也備受質疑
。他的思想資源是很薄弱的。所以只能學毛、搞個人崇拜。

第二,現在中國社會的老百姓,和50年前的老百姓也很不一樣。我不知道(中共政權)會怎麼垮。慢垮、快垮我不知道。

「別小看自己對中國社會的吸引力」

問:你怎麼看台灣、香港年輕的知識分子?

香港的未來,要看北京的未來。我很同情香港。你不能不管北京,或者投降、或者對抗,香港不可能做孤島。前幾年雨傘運動,年輕的香港人讓我有點驚奇,我沒想到年輕的香港人會這麼愛自己的領土。

我第一次住在香港是1966年,第二次住是1972年,那時候大部分的香港人會覺得自己是過客——我是大陸來的、印尼來的、越南來的,要移民去澳洲、加拿大、美國。香港本身,只是過渡的一個站。但是雨傘運動的年輕人真讓我覺得,我們是香港人,我們愛這塊地。我沒想到,但我很喜歡,也很佩服。

當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50年不變,我馬上的反應就是這是瞎話,你不可能50年不變。最近逃犯條例(的爭議),我並不驚訝。中國各方面都是想慢慢地沒收香港,非暴力最好,需要暴力把香港拿過來,它也做得出來。

港、台的年輕人還是不能沉默,要把自己的理想說出來,不要暴力。共產黨這隻大虎顯得很兇,可是它自己是心虛的、自己不是那麼有把握。別以為對方是抵抗不住的勢力。中國大陸全國,每天有200件上下的群眾事件。群眾事件的定義,是大到警察得去管的事件。為什麼習近平需要這麼多維穩的工作?

公民社會的力量是相當大的。你和別人合作做一件事情,抵抗不公正的事情。比方說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媒體揭發,全國老百姓就站到受害者一方。下面主動,上面被動,上面不能不妥協,因為丟臉,不能不假裝自己是個法治國家。

而且,台灣、香港,對中國一般老百姓是很有魅力的。

台灣的公民社會,很可愛呀,台灣經常下雨,大家去看電影,把傘放在傘架裡,兩個鐘頭回來,拿自己的傘走。這在大陸的城市能行嗎?傘會被偷。可是這裡更重要的是,台灣的社會有信任,大陸沒有。台灣年輕人沒有看到自己軟實力的珍貴。台灣是個文明的社會,民主自由的社會。中國人民心裡自己也明白,在公民社會發展上,台灣是老大哥。千萬別小看自己對中國社會的吸引力。也不要低估中國社會對民主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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