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凝視

《吼叫一九八九》——謝三泰眼中的六四前夕

塵封30年影像首度曝光:台灣記者在天安門廣場的40天

台灣資深攝影記者謝三泰,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前往中國採訪。40天間,他以鏡頭記錄下了當時天安門的抗議行動、緊張的氛圍。今年(2019)為六四事件30週年,他寫下了當年任務未完因而辭職的遺憾心情,並提供這組塵封30年的珍貴影像在《報導者》曝光。

編按

本文為《吼叫一九八九》攝影集自序,經作者謝三泰與允晨出版社授權刊登,副標題與文內小標為《報導者》編輯所加。

謝三泰為資深攝影記者,曾任職於《自立晚報》、《自立早報》、《黑白新聞週刊》、《新台灣週刊》、《勁報》。 以鏡頭記錄解嚴前後、520農民運動、國會全面改選、首屆民選總統、省市長等。 近年將焦點關注於庶民生活、勞工朋友、弱勢族群、環保等議題。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了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也留下一個30年未完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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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天安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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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廣場、六四事件

4月17日,氣氛仍然和平的北京

身為中國官方首次核准的第一批台灣記者團成員,對這趟採訪是既興奮又忐忑。出發前,同年4月7日才剛經歷了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自焚的震撼,緊接著被任職的自立報系,指派前往北京採訪,掛念著自焚事件的後續,也還沒從失去好友的傷痛中平復,感覺不應在這時離開台灣,卻又不想放棄這難得的機會,心情很是掙扎。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此行主要有三項新聞任務,一是亞青盃體操賽、二是亞銀年會、三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中。1989年亞銀年會是由當時的財政部長郭婉容領軍,彼時蘇聯尚未解體,戈巴契夫訪中可是件國際大事。出發前即獲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過世,北京學生們自發性地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飛機一落地出關,等不及到飯店放下行李,馬上轉往天安門廣場,想在第一時間拍攝些畫面傳回台灣。那時廣場上的氣氛仍和平,學生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遭放置花圈和輓聯,哀悼、讚揚被視為「改革派」的胡耀邦,同時要求加速中國的民主腳步。

那是個沒有網路通訊的年代,數位相機還未上市,為了這趟採訪任務,我扛了一整個「簡易暗房」上路,包括簡便的放大機、顯影藥水盆、暗袋、沖片罐,和加起來百餘卷的黑白、彩色和幻燈片三種不同的底片,最重要的,還有一台當時美國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Press, AP)獨家研發出的滾筒式相片傳真機。

我必須自己沖洗底片、沖印照片,再透過傳真機將照片傳回台灣,飯店房間裡的廁所就是我的暗房,光是一張5x7的相片,單色掃描傳真最短也要耗費上7分鐘,萬一中斷了,就得重頭再來過。每天都花很長時間傳照片回台灣,常引起飯店關切,尤其當時下榻的都是國營飯店,動靜多少都被監控中,常傳真到一半,傳來敲門聲問「謝先生你在做什麼?」,要不就是傳到一半被斷線,逼得我好幾次都拎著傳真機到其他同業的飯店裡求救,箇中辛苦是現在數位相機、甚至手機即拍即傳的年代難以想像的。

廣場上,曾無所畏懼的我們

除了那三件主要新聞任務,剩下時間我都到天安門報到。第一次感受到緊張氣氛是4月19日,數千名學生聚集在中共高層居所的中南海新華門前,為確保領導人的安全,中共出動武警驅散了這些高呼口號的學生,這是北京學運首次出現暴力驅離的動作。不過,我並不害怕,帶著在台灣街頭征戰的經驗,這樣的場景並不陌生。台灣1987年解嚴後,各式民主運動綻放,街頭請願、抗議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我恭逢其盛,歷經了520事件等街頭運動的洗禮,帶著在台灣的實戰經驗,看著北京剛萌芽的民主運動,心情是無所畏懼的。

但扛著專業相機在廣場上畢竟醒目,常有人跑來問我「你打哪來?」不想引起太多注意,我多是回答「我是南方來的記者」,偶有人回「你是外省人!」頓時不知如何回答。某次遇上廈門大學的學生,主動問「會說閩南話嗎?」兩人就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前,自在地以熟悉的另一種語言交談著。

中國官方報紙沒有任何學運新聞,一個「外來者」單槍匹馬在廣場上跑新聞,消息來源得仰賴「路透社」──意謂「路邊打探來的消息」──才能大略得知學生們的動態。一直到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成立後,學生們在廣場上刻著鋼板,印刷文宣刊物,統一對外發布消息,才有了較明確的訊息來源。不過,也因學生們進入組織性請願的階段,讓中國官方緊張,加速了日後驅離的動作。

4月的北京夜晚是很有寒意的,抗議的學生們忍受著飢餓、裹著棉被取暖。「飢餓可忍、無民主不可忍」,他們在大字報上寫著,看著令人覺得不捨。為了更瞭解學生們的生活,我跟著學運領袖王丹回到了他就讀的北京大學。王丹帶著我,去看他們的沙龍(言論學術廣場)和宿舍,小小的2、3坪空間擠了6至8個人,分睡於上下舖,北大學生們的物質生活是拮据的,但心裡卻有著遠大的理想。王丹的父母是老師,當時曾問他「參與學運爸媽擔不擔心?」記得王丹回答,「跟父母深談過,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他們是支持的。」只是那時恐怕誰也沒想到,這場運動會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最後一張照片

5月中,學生們絕食愈演愈烈,廣場上抗議人數愈來愈多,各式耳語傳言不斷,不時聽說解放軍已經兵臨城外,隨時準備以武力驅散鎮壓。風聲鶴唳之際,記者們的安危也令人擔憂,尤其是像我這樣拿著相機的攝影記者,目標更是明顯。台北報社不只一次希望我能撤離,尤其在中共當局宣布戒嚴後,天安門上的管制區不斷擴大,現場不時發生小暴動,人們流露著害怕及不信任的眼神。報社明白表示,不會再提供金錢,以切斷奧援逼我回台北,我不只一次抗議,強烈表達想留在新聞現場的意願,但在身上只剩一百多美金和一張回程機票下,不得不妥協。

5月23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肖像遭3名工人損毀,我拍下最後一張照片傳回台北,帶著任務未完的遺憾,於隔天搭機離開北京,從新加坡轉機回台灣,距離我第一天踏上天安門廣場,總共40日。

回台沒多久,六四事件爆發,天安門染上了鮮血,從新聞上得知王丹等學運領袖被捕,輾轉聽說某些認識的中國記者失蹤,我的心情五味雜陳,為廣場上那些為自由民主奮鬥犧牲的年輕學子感到難過,也惋惜自己錯失了見證重要歷史時刻的機會。但也忍不住想,若我仍在廣場,想必現在的處境會大不相同。

一趟未完成的任務

在我的記者生涯裡,採訪天安門學運是一趟沒有完成的任務。回台灣後,我在出差核銷單裡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制要我回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裡的遺憾,30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裡,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了它。

在一次為攝影博物館所做的口述訪談裡,張老師看到了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也聽我說了當時的經過,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6月4日才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週年,這些塵封了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是當時的一句標語,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千萬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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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天安門廣場
北京高等學校學生聯合會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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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天安門廣場
北京高等學校學生聯合會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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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天安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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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天安門廣場
天安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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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天安門廣場
天安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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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天安門廣場
首都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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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天安門廣場

(閱讀英文版,請點:Meet the Taiwanese Reporter who Spent 40 Days at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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