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重返天安門》作者
林慕蓮:中共對六四施展「遺忘術」,30年後人們挑戰的不是黨、是真相

六四事件後隔年,中國科學家學者方勵之,以一篇《中共的遺忘術》,預言六四大屠殺將被遺忘。

25年後,一本由前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駐中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所著《重返天安門》(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在2014年出版,試著拼起包括北京天安門、成都屠殺事件等被遺忘的歷史與視角,如試紙般在各地測試遺忘術的成果。2019年,《重返天安門》中文版在台灣發行,掀起討論。

中共的遺忘術如何成功抹除六四歷史,甚至能對境外輸出?它自身付出了什麼代價?台灣與香港民眾如何在《重返天安門》中看見自己?《報導者》專訪林慕蓮並隨其走訪台灣南部,尋找答案。

「這本書,如果是現在要來寫的話,應該是不太可能了。」在台南一間咖啡店的書牆面前,英國籍、現職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資深講師林慕蓮翻著轉型正義、二二八事件相關書籍,對比中國的言論自由現況,如此嘆道。
2014年,六四天安門事件25週年之際,林慕蓮應牛津出版社邀請,撰寫《重返天安門》,拿下當年《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年度選書,《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也譽其為「1989年之後,探討天安門事件對中國的影響最好的分析之一」。
事件發生25年之後,再寫六四,「我每次採訪,還是都發現新東西。」林慕蓮回憶,透過大量的第一手採訪加上全球外交文件與解密電報,即使是25年過去了,林慕蓮仍像是帶著手電筒走進一間滿滿的書房,每轉一度,就照出另一個新故事,那些新發現之中,甚至包括成都的一場屠殺。

記憶成為一種罪

中共的遺忘術讓這段歷史持續陷於黑暗。她一邊撿起記憶的碎片,一邊想測試遺忘術的威力。她帶著著名的坦克人照片,在北京4所大學「對100名學生」進行普查,竟只有15人認得,其他人甚至問「這是閱兵的照片嗎?」,這4間大學正是30年前學生運動的大本營。「記得,是愈來愈難了,」林慕蓮說,這個難,除了與時間拔河,更是與共產黨的管控有關。許多外國記者從去年(2018)12月就開始向她求助,稱要聯絡到願意開口談六四的中國人極度困難,而中共對外國記者的干擾,從實體阻擋進入天安門廣場,到網路上的竊聽、警告都有。
遺忘術持續發威,而記得的人,繼續付出代價。因為有關六四的記憶被視作罪。「中國共產黨對六四事件有多恐懼,從它近年來如何把記憶當作一種罪來懲罰就可見一斑,」林慕蓮一一盤點,2017年,四川異議分子陳雲飛因為在清明節為1989年死去的學生吳國鋒掃墓,而被判刑4年。2018年,中共直接修法,任何歪曲或貶損歷史英雄及烈士的行為,都是刑事犯罪,如果你記得的歷史與官方版本不同,是有刑罰的。
記憶為罪,於是忘不記的那些人,這輩子只能當罪人。如那些母親。
林慕蓮書中描寫了兩位「天安門母親」,他們的孩子在六四中死去,有的連屍體都找不到。政府要她們忘記。可死去孩子的記憶不可能丟,不能不做母親,剩下的選項就是當政府口中的罪人了。

母親,是對抗遺忘術的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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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慕蓮在台北出席《重返天安門》中文版新書發表及座談會。(攝影/許𦱀倩)
林慕蓮在台北出席《重返天安門》中文版新書發表及座談會。(攝影/許𦱀倩)
例如張先玲,她是個讓中共出動40個人監控的老太太,因為她還記得自己孩子的死去。她最大的願望,是傍晚的時候,帶著一束花、一點酒,去當時兒子屍體被亂埋在路邊的坑,奠酒,撒上白色玫瑰花瓣。
願望一直沒辦法達成,30年了,兒子的罪名未洗、武力鎮壓得不到交代,她知道自己如果死去,關於六四、關於兒子的記憶,也就消失。
張先玲將她的毅力歸功給中共。「如果共產黨不打壓我們天安門母親,我們也不會到現在。它如果打死人之後馬上道歉,馬上給我們合法地解決,可能就不會有天安門母親。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同樣擁有兩個孩子的林慕蓮說,母親,是中國對六四施展遺忘術的最大敵人之一。
另一位70多歲的母親,讓林慕蓮發現了一場屠殺。
「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母親。」林慕蓮在一次到成都的出差,遇見了唐德英,中國史上第一位因為與1989年死亡事件相關而獲得賠償的人。唐德英的兒子周國聰在騎著自行車返家途中失蹤,從此再也沒見過他活著回來。有人通知唐德英她兒子被拘留了,幾個月後,另一個被拘留者告訴唐德英,她兒子在被拘留的第二天,就被警察打死了,當年他15歲。
相較於北京當時因舉辦亞洲開發銀行年會及蘇聯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到訪,讓天安門事件被國際媒體記錄,成都發生的事,如同一片黑暗。透過25年不斷向警察要答案、5次上訪北京的唐德英,林慕蓮才發現,北京天安門動盪的7個星期,成都也有大規模示威,更在六四軍方武力鎮壓天安門之後,引起另一波聲援,軍方的強力鎮壓於是也在北京之外上演。根據《天安門文件》,反對北京六四大屠殺的示威遊行在全中國63個城市爆發。
但因為沒有國際媒體的報導,於是成都的事件,後來浸入黑暗。林慕蓮透過美、英電報文件,以及在瑞士、澳洲等地的拜訪,找到當時在成都的外國人們,「他們每個人都向我說出了同一個故事,給了我相似的細節。」林慕蓮以創傷形容這些在場的外國人,當他們說出塵封已久的屠殺場景,像是解脫一樣。
為什麼成都的屠殺會被遺忘?在成都出現大規模的暴力衝突之後,當地政府不但印製了87萬份的刊物,以此對動亂定調,更立刻驅逐在成都的所有外國人,當時8人死亡的數字,跟近年美英公布的300、400人,相差甚遠。若不是像唐德英這般的母親,關於成都這場屠殺的追究,可能沒辦法長達25年。「事實就是事實,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唐德英是這麼解釋自己的,就這麼簡單。

30年後,年輕人挑戰的對象卻是真相

但不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跟這些母親做了一樣的選擇,許多人囿於現實與生存,必須透過自我放棄,活下去。
書中的張銘是其中一例。他曾是參與運動的學生之一,也是21名通緝學生名單的第19位,他一直留在中國。在第一次服刑之後,他改名為李正邦,改從商;成為成功商人之後,試圖成立抗日戰爭紀念基金會,再回政治舞台,卻因此第二次入獄。兩次服刑期間,他受到不人道的對待包括「清湯掛麵(編按:指拿一碗用尿浸濕的廁所衛生紙條,逼迫犯人吃下)」、「鐵板回鍋肉(編按:指用竹竿刺穿犯人背部,在刺穿的傷口上灑鹽)」等。2004年,在絕食抗議以及海外流亡六四學生領袖的公開信之下,張銘才被釋放。「他們即使刑滿釋放之後,也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國家安全局的警察遲早總會找上他們,毀掉他們辛勤創建的一切。張銘就是一個最明顯的典型例子。」公開信如此寫道。
入獄兩次,失去了他協助建立的兩筆財富,張銘為他的記憶持續付出代價,身體受創中的他,被林慕蓮問到可曾後悔參與學生運動,他搖了搖頭。「你甚至連想都不能想,你已經經歷過了,你只能想辦法讓自己心裡更平靜一點。」
「我沒有能力改變中國;我沒有能力改變世界。唯一我能做的就是改變我自己。」如今他聲稱已沒有政治野心,但記憶不只在他身體、生命留疤,他至今只喝牛奶,一邊接受遺忘術給他的自我放棄,一邊強迫自己的身體留下回憶。
中共對於參與過六四的、還沒死的、沒離開中國的人民,以法律讓記憶為罪、讓記得的人付出代價,要這些人自我放棄。同時,中共也給了一個新的選項,「更好的生活」。
也因此,林慕蓮在出版此書之後,在各地遭到一些中國人的「譴責」。許多人問她,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為什麼還要提這段歷史?更年輕一些的中國人,跟著政府的宣傳,把那段時間的動盪視作如今經濟成長必經的過程,武力鎮壓當作是「必要」的選擇,他們會問,要他們知道這些事,林慕蓮是有什麼目的嗎?對他們來說,記得這段歷史,有用嗎?
「這個問句隱含著一種無聲的指責,像是控訴我戳穿了他們的無知。」林慕蓮寫道,相較於西湖電子研究所在1990年進行的調查,30年前,實際上只有2、3%的學生對黨的說法深信不疑,30年後,年輕人挑戰的對象卻是真相。

死人美容以後,比活的還漂亮

林慕蓮引用2013年,作家閻連科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文章,描繪遺忘術如何重塑整個中國社會:「無論你是作家、教授、還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只要你只看到只讓你看到的,不去看那不讓你看到的;只要你只去謳歌那需要你謳歌的,不去描繪那些需要遺忘、失記的,那麼,你將得到權力、榮譽、金錢的獎賞。換句話說,我們的健忘,是源自於這個國家的富裕和獎懲。」
富裕起來的中國,讓遺忘的獎賞更加誘人,但遺忘術太過成功,也讓中國民眾、共產黨都付出代價。另一方面,富裕起來的共產黨,透過先進的技術,加深對記憶的掌控、對言論的掌控,種種對記憶與歷史的刪除、刑罰,思想上的統一,讓林慕蓮認為,中國的統治者正在秦始皇開出的道路上前進,但那條路將把中國帶向什麼樣的地方?遺忘術最終的成果會是什麼?
書中對鮑彤的採訪可能給了答案。鮑彤曾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是六四事件時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的得力助手。他認為,6月4日晚上發生的事,決定了現代中國的命運,它注定了後來中國所有的重大弊病,包括猖獗的腐敗、對政府的嚴重不信任、普遍的道德危機以及控制一切的安全機構。
六四之後,中共啟動民族主義與經濟開放兩大引擎,讓整個國家踏上快速發展致富的「強國」之路,也完成遺忘術的下半場,讓人們為了好生活,內建了維穩思維與思考審查,但鮑彤認為,富裕的、充滿大型建設的強國中國,只是一個被抽空的空殼。「今日(中國)發生的一切都只是表面。你看到過死人吧?死人美容以後,非常漂亮,比活的還漂亮。」
林慕蓮撰寫《重返天安門》後,除了看見記憶的代價,她也看見記憶的力量。她認為,如果關於六四的記憶能留著,還有機會讓已經遺忘的人,讓沒認識過六四的年輕人,有機會再「活過來」。《重返天安門》一書巡迴各地時,她就曾看見這樣的覺醒,一位在海外的中國學生,在林慕蓮的演講後告訴她:「我在中國生活了18年,現在我意識到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我上的是最好的學校,管理最嚴格的學校,然而我對任何事都是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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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慕蓮在北京採訪、書寫《重返天安門》期間,從不在電子郵件或電話中討論本書,並使用不上網的筆電寫作。(攝影/許𦱀倩)
林慕蓮在北京採訪、書寫《重返天安門》期間,從不在電子郵件或電話中討論本書,並使用不上網的筆電寫作。(攝影/許𦱀倩)
以下為《報導者》與林慕蓮的專訪記要:
問:此書英文版出版後,過去5年以來,中國出現什麼轉變?關於六四的記憶之意義,有什麼不同?
5年前,寫中國人權議題,是一件很「不潮」的事情。當時每個人都在寫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經濟強權,唯一人們想談的,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市場、中國企業的潛力。
在中國,政治是一切的核心,政治凌駕於一切。意識形態的控制一直以來是共產黨統治的核心。當時,這不會是個大家想聽的事情,但隨著習近平近來的作為,人們可以被以意識形態罪犯判罪,這樣的事實慢慢取代了人們認為中國會走向自由化的假設。
現在這本書的確是比較受到大家歡迎了,但壞消息是,很多人告訴我,這本書出版至今,參考性高的書不但沒有愈來愈多,相反的,是愈來愈少了。這不是因為我很聰明,而是大勢如此,是一件很令人沮喪的事。
現在對記者的控制更嚴密,那些受訪者現在比較難受訪,⋯⋯說話的代價,已經比過去高。就我的調查發現,對外國記者的干涉是愈來愈多,特別是採訪六四的外國記者,有60%的記者被擋在天安門廣場之外,而曾受外國媒體受訪的民眾有五分之一被騷擾或是被拘留。對外國記者來說,近年來報導六四變得愈來愈困難,而找到六四相關的證據,也愈來愈困難。

有時候,記得希望比記得鎮壓痛苦

問:你從他們關於六四的記憶中,看見什麼?要他們爬梳關於六四的記憶,有難度嗎?
從人們如何記憶那段過去,讀得出人們帶著很大的創傷。有些人選擇不要記住,因為他受了很大的創傷;有些人選擇不記住,是因為太過失望,他們不想記得是怎麼失敗的、希望是如何消失的。還記得希望,其實是比記得對人民的鎮壓更痛苦的。
有時候要他們開口談六四是困難的,有時候不是。有時候人們講自己的故事講了很多次,幾乎——我不該這麼說——有一點表演性質了。尤其是受訪經驗充足的。但對那些沒有受訪經驗的,(說出來)是困難的,他們有的很久沒談論這段過去,你問他問題,他要先回顧那些過去的情緒,而且要思考一些從沒思考過的問題,這是很困難、很痛苦的。
例如那些錦江賓館裡的西方目擊者,他們當時都立刻被驅逐回自己的國家,從來不知道有其他人跟他們看見了一樣的事情,在過去的這些年間,他們都以為自己是唯一的目擊者。我讓他們先說他們的故事,然後他們說完之後,我才告訴他們我從其他人聽過了其中的什麼部分、哪些細節。有時候(他們的反應)就是瞠目結舌,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想過有其他人(當時)也在場、也看見了一樣的事情。有些人這幾年會懷疑自己,是不是當時自己瘋了才會想像出那些畫面,對他們來說,發現有其他人承載著一樣的記憶,是一種解脫。
(當時)要他們開口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難⋯⋯他們真的很想要這個故事被聽見,想要這本書被出版,他們都知道這是有代價跟後果的,而他們願意承擔。他們大部分也都知道,他們在變老,這些故事被聽見的機會正在消失,他們能夠發聲的空間也是。
問:你在書中所提的遺忘術的手法,有沒有在其他地區被政治領袖、政府模仿?
這個問題在香港曾經被討論過。參與過雨傘運動的運動分子認為,雨傘運動的故事正在被消失(being lost)。佔中運動坐牢的9個人之一,陳建民,告訴我,他之所以不顧律師的建議,成為唯一一個上證人席給證詞進行自辯的,是因為他害怕隨著時間推演,關於雨傘運動的說法會被改變。我問他這是不是六四帶給他們的想法,他說是。這是他們從六四事件的經驗中學的一課。羅冠聰也是這麼告訴我,他們兩個都相信,遺忘的工程已經開始了,像是現在才要進大學的香港人,雨傘運動時才14、15歲,他們已經對雨傘運動已經沒有太多認知了,他們都認為改寫故事的工程已經展開。

「為什麼要記住?對我們的和諧社會有不好的後果?」

問:過去5年,妳走訪美國、香港、台灣、英國等地,聽眾、讀者的反應是什麼?
我如果夠聰明,從這本書發行開始,我就會記下每一個人的提問。來自中國學生的問題,在過去5年間不斷移轉。在台灣,提問比較聚焦在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在其他地方,在香港,有一個問題是人們必問的:「為什麼我們要記住?那個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我每一次(公開演講)都會收到奇怪的、瘋狂的問題。在美國的時候,有時候會有人暴怒,有時候會有人哭。
最瘋狂的一次是在雪梨,有個澳洲人,他曾經是被派駐在中國的記者,在六四那陣子他被派去成都,去醫院看發生了什麼事。那時候醫院裡都是巡邏的警察,他把自己藏起來、用衣物蓋住,他完全被嚇壞了,最後警察還是發現了他,把他立即驅逐出境。兩年之後,他在澳洲遇到一場車禍暈了過去,當他醒來之後發現自己躺在床上,壓力創傷症候群突然出現,過去所有的畫面都回來了,他當下認為自己在成都,立刻從醫院的窗戶跳了下去,把兩條腿都摔斷了。
就在演講之後他站起來把這個故事說了出來,一邊說眼淚一邊流,在場的所有人全都嚇傻了。
問:中國聽眾或是讀者都問些什麼問題?
這個書剛出來的時候,會有人問我:「你為什麼提這個?所有的國家都犯了錯誤,所有的國家都會有這樣的事情,為什麼你要說我們,你們自己英國人在各種國家做了這麼多壞的事情!」我跟他們說,是,所有國家都可能犯這樣大的錯誤,可是掩蓋歷史、試著抹除掉相關的記憶,不是所有國家做啊。(中國與他者的不同)不在於武力鎮壓行為本身,而是對歷史異乎常理的積極抹除,不只是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更是不同層次的手法,像現在你會看到他們(中共)在網路上所做的一切,已經到達了另外一個層次。正是因為如此種種,讓中國面對六四天安門時的表現,與其他同樣有武力鎮壓歷史的國家,有所差異。
最近有一些中國的學生,他們不再問我為什麼提,他們不再覺得這沒有發生過,他們問我,我們為什麼需要知道這件事,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有什麼用?這個歷史會不會對我們有害?會不會對我們的和諧社會有不好的後果?在雪梨,一個中國學生,在演講活動結束後跑回來對我說,「這些知識對一個完美社會(perfect society)來說,是不是很危險?」她是用英文問的,她用了完美社會這兩個字。
對我來說,那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告訴你人們怎麼把國家維穩作為首要的認知,完全內化,即使是年輕人,也都接受了這個概念:「有些知識是危險的,有些知識是他們不適合知道的。」⋯⋯即使他們到了海外了,他們還認為有些事情,他們不知道、不談,對他們更好。
這些說法我這幾個月來聽見太多次了,我看到學生光是來參加(六四相關活動)就覺得憂慮,討論、提問都充滿擔心。即使沒有具體證據這樣的事會發生,但他們都擔心,(參與六四相關活動)會讓自己的家人付出代價。你看到的是從中國國內教室裡一路蔓延到海外的言論空間緊縮,人們不斷的自我審查。
最近多一些中國的年輕學生,他們看到以後特別的驚訝,關於六四什麼都不知道,不是不能相信,只是對他們來說,等於是個打擊,所有以前他們覺得是歷史的東西,現在開始懷疑,他們會問一些不同的問題。例如在美國,有一個很年輕的小姑娘,她說,我18歲了,我在我們國家最好的學校受過教育,然後我突然意識到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完全是無知的。
這些人有時候問我:「你告訴我這些東西之後,我應該怎麼辦,怎麼樣看待這個?」這個是不太容易回答,所以我就跟他們說,如果你在國外,如果你有機會,你可以自己探討一下自己的歷史,你自己去決定,不要聽我,你自己決定你們國家的歷史是怎麼樣,然後你自己去告訴別人。

選擇遺忘,付出代價的是整個社會

問:中國政府實施遺忘術的成功,會讓中國付出什麼代價?
付出代價的是整個中國社會。對一件事情不知情,代表你不用為後果負責,所以(中國社會)沒有可責性、沒有責任、沒有清算,這常常發生在中國的歷史之上,人們只向前看,不在意過去發生了什麼,重要的是繁榮的未來,而不是過去有哪些事情出了錯。
我認為這把中國人放置在一個不講求可責性的社會之中生活,(不用負責)由上而下貫穿了整個社會,我想中國人是知道的。像是之前在安徽,人們販售假牛奶給孩子喝,你明明知道那會害死人,會付出人命的,任何想過一秒的人,都會知道這是一件不能做的事情,但人們還是做了。我認為,這個社會缺乏了這樣的可責性,就是因為中國社會沒有人為奪走人命的決策負責,不論那是文革、或是任何一次歷史上的事件。
另外一個付出的代價,是客觀上經驗的習得。抹除記憶是如此的成功,不分黑白的人們全都忘了。像是在這場大規模的壓迫中,政治組織的策略、方法,背後代表的代價等,現在你全盤抹除記憶,人們連這點也無法習得。這是中國每個世代都在重複的事。
對社會來說,(大規模的遺忘六四)造成道德上的挫敗。相較於面對、承擔責任,遺忘跟保持沉默,在這個社會裡成為一個相較簡單的選項。
問:實施遺忘術,中國共產黨也付出了代價嗎?
對黨來說,有一個清楚、具體的代價,這個代價還在持續的上升中,那就是對犯罪證據的封鎖、抹除。在一開始官方說法出來之後,你必須開始抹除證據,從實體世界到虛擬線上的,而且你每一次都要比上一次更進一步、更加強力道的去清除這些「證據」,要圍繞天安門母親、要威脅跟她們對話的人、要把她們帶離北京等等。
(黨)還有道德上的代價,人們會記得,正是透過共產黨自己的行動,看出他們有多恐懼。(共產黨)恐懼一個老太太倒酒在地上、點一支蠟燭、燃香,(共產黨的)行動就述說了他們的罪惡。
問:中文版本發行之後,妳在5月底辦了兩場新書發表會,這本書要給台灣社會什麼訊息?
中國要遺忘自己的歷史,要掩蓋過去,可是台灣選擇了不同的一條路。比如可以對比六四跟二二八事件,中國選擇了遺忘,那台灣找回記憶、正視歷史,不但建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還確定了二二八國家和平紀念日,我覺得這可以當作一個榜樣。可是別忘了,台灣等了48年,到1995年,李登輝才公開道歉;用了64年,才建了紀念館。可能中國時間還沒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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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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