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凝視

專訪徐勇——記錄六四的中國攝影師

向中國政府投擲的深水炸彈:20張底片,提出六四事件最真切證據

201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30年後,中國社會的政治空氣更加壓抑,人們之間不要說公開交流,連私下都極少去談論。即使是「30」這樣一個整數年到來,年輕一代有很多人選擇不去關心那場轟轟烈烈的事件,更多人甚至不知情。但65歲的攝影師徐勇不同,他在過去幾年,以一本紀錄天安門影像的攝影集,就像投擲一顆深水炸彈,從底片的物質性存在,向北京政府提出最真切的證據。

2014年12月,長居在北京的攝影藝術家徐勇,透過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發行了一本攝影集《NEGATIVES》(底片),內容是他壓藏多年的天安門事件影像。

天安門事件發生時,35歲的徐勇剛離開北京最大廣告公司的攝影師工作,中國社會也剛從10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中復甦起來,改革開放的思潮逐漸匯集,天安門廣場原本單純的胡耀邦逝世追悼會,變成學生與民眾陳抗聚會。徐勇也深受感染,帶著粗重的相機,經常到現場去拍照記錄,還曾經為了捕捉好一點的鏡頭,多次站到單車上,結果跌了下來。在他鏡頭前面的青年們,是一個個懷抱理想與熱血、憂慮與期盼的面容。

這次《報導者》透過電子郵件,與人在北京的徐勇進行訪談,同時在《報導者》披露一組新作《NEGATIVES・SCAN》。這個作品是在2014年《NEGATIVES》發表4年之後,徐勇於2018年製作的。這次的作品,作為基礎材料的膠片與當年天安門事件影像是同一批,但挑選的影像內容則不盡相同,新作相比原來的《NEGATIVES》,保留了完整35mm膠片輪廓,還保留了滾筒式掃描工藝和膠片局部氧化變色的痕跡,充分強調膠片影像的物理性質,限縮了影像負片內容的表現空間。這組影像除了在今年(2019)2月至3月間,應德國漢堡大學漢學系之邀,在漢堡中央圖書館舉行過展覽外,尚未以其他方式發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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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S・SCAN》系列(照片提供/徐勇)

用底片,向中國當局的隱瞞發出挑戰

徐勇對於新作的思考,是從《NEGATIVES》那本攝影集出版後不久開始的。徐勇表示,傳統攝影的敘事性與當代攝影的概念性好比兩個相交的圓,相交重疊部分的面積不同,則呈現作者思考、價值判斷的不同。

《NEGATIVES》系列因客觀政治環境和時間因素,負片呈現和數位設備反轉觀看
在新版IOS裝置(iPhone或iPad)上設置——「一般功能」下的「輔助使用」選項下選「顯示器調節」、「反相顏色」、「經典反相」——通過攝像頭,你就可以看到徐勇的底片沖洗後的模樣。
,也許是成功的觀念傳達,但畫面內容的佔比,和影像秩序的編排,更多的顯現了徐勇個人對事件的情感立場和作品的敘事性。

新作品《NEGATIVES・SCAN》則是試圖弱化他作為作者的主觀立場和敘事,突顯作品的概念性,使得新舊作品避免重複,更是對官方遮蔽和製造遺忘歷史態度提供更強烈的證據:「底片及其影像的物質性存在,作為事實依據,無法人為遮蔽篡改,並且隨時間移轉證明了更多的意義。」徐勇為這組新作寫下了自己的立場與觀點。

前後兩個「底片」系列作品的偶然性在於,天安門事件的大量照片當年已廣泛在世界上公開,但在中國,超過四分之一世紀後它們還不能正常發表,卻是現實。不要說影像遭到官方封鎖屏蔽,連相關字詞也遭株連,出版這樣一批禁忌的影像,徐勇從不直接談論影像內容,在他的考量中,底片那無法更改的物質性與證據性是他思考的最優先,內容是其次。

《NEGATIVES》全書中沒有一張流血的衝突畫面,最後僅以一張坦克清場的天安門收尾,該頁的騎縫處標記著「64」頁碼;而這次《報導者》收到的《NEGATIVES・SCAN》共有20張新作,最後一張是舊版沒有的天安門清場大景,倒數第二張則是一群士兵舉著槍對著牽單車的兩名民眾,從這樣的安排我們似乎可以嗅到徐勇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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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S・SCAN》系列(照片提供/徐勇)

寄回國內的攝影集,都被沒收了

天安門事件攝影之後,徐勇進行了他的《胡同101像》拍攝計畫,這個計畫源自於1985年他為美國一家電視台拍攝「中國畫」專題片裡的胡同鏡頭開始。執行時間落在了天安門事件剛結束的1989年6月下旬,他內心情緒受到事件很大的影響,那時北京市內氣氛一片沉寂,徐勇個人也因此有了大量空餘時間。

《胡同101像》是文革後中國的第一本個人專題性攝影集,序言講了關於一條胡同的美麗傳說,構思和編排方式,來自他在北京廣告公司拍攝電視專題片的經驗,鏡頭選擇避免攝影類型學,圖像編排注重翻閱者的意識與流動。胡同原本充滿人聲而熱鬧,他卻刻意排除了鏡頭中所有的人,到了最後,第101張拍攝雜院裡的三代一家人時,他採用了他們以肅穆眼神望向鏡頭的肖像照片。《胡同101像》後來由日本的新潮社和平凡社先後出了日本版。

作為一件整體的作品,《胡同101像》或有預先的架構設計、觀念性思考;相對地,天安門事件中的攝影,徐勇都是對現場的紀錄。但與在場的西方攝影記者不同,他是本地人,他必須承認情感立場對自己觀看和拍攝的影響。由於受到現代攝影、經典攝影和廣告公司專業攝影的影響,徐勇當時著重攝影的畫面感,之於當時將攝影作為信息傳播媒介,把公眾知情權作為最重要責任的紀錄攝影者,他認為這不是好的價值觀。另外,那時彩色底片一卷的價格,相當於普通北京民眾三分之一個月的工資,他必須相當有自律地去按快門,注重每張照片的質量,每個場景的拍攝最多2、3張。如果事件發生在今天,徐勇說他的攝影記錄方式會很不一樣。這或許也反過來說明,古典攝影觀看的意義,已終結於上個世紀90年代數位攝影的興起。

問到徐勇是否看過自己出版的攝影集及近況,他表示手邊有2014年出版、及後來德國、法國出版的《NEGATIVES》攝影集,是自己到香港、或託付好朋友路過香港時,每次3、4本,一次一次帶回來的,通過北京機場海關還要小心謹慎。一開始他也試過從國外用聯邦快遞郵寄,但都被海關沒收了。

由於攝影集發行當時有不少國外媒體報導,「官方(指中國當局)知道我的這本《NEGATIVES》,在他們眼裡我應該是異類,但還好,沒有找我太大的麻煩。在國內,這本攝影集也只能給可以信任的好朋友看看。」

(閱讀英文版,請點:Louder than Bombs: The Photo Negatives Exposing the Truth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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