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凝視

他的學潮回憶:八九給過希望,也是幻滅的開始

嗜讀納粹集中營史,如今卻成切身體驗——專訪美國維吾爾協會主席伊利夏提

1989年5月下旬,遠在新疆的維吾爾人,打開電視,看到吾爾開希皺起濃眉,鏗鏘有力地打斷李鵬的發言:「時間很緊,我們在這裡坐得舒服,外面廣場的同學正在挨餓,我想盡快進入實質性談話。」

絕食近一星期的吾爾開希,身上還穿著醫院的藍白條紋病人服,被請進距離天安門廣場不遠的人民大會堂,圓廳擺上20來張紅色扶手椅,一邊是學生代表,另一邊是以國務院總理李鵬為首的官員,會面過程由央視播放至全中國,包括新疆自治區烏魯木齊等地。維吾爾人不一定聽得懂漢語,但這個21歲維吾爾青年的一舉一動揪住他們的心。美國維吾爾協會主席伊利夏提・哈桑・柯克博爾(Ilshat Hassan Kokbore)說:「他的身影一出現,維吾爾人就振奮起來。第一次有個維吾爾孩子去質問中國總理,對我們的震撼是無可比擬的。」

六四30週年前夕,流亡美國、今年57歲的伊利夏提受華人民主書院邀請,來台參加研討會。伊利夏提比吾爾開希大6歲,1989這個關鍵年分,他在新疆石河子職業教師學校教書,「一開始維吾爾人有些觀望,因為和我們沒有太大關係,學生來問我,我說反正不是壞事。吾爾開希的出現,讓學生從觀望變成積極參與,5、6月時烏魯木齊的大學生都出來聲援了。」

1980年代在中國是改革開放的年代,由開明派胡耀邦主政,自由敢言的風氣下,學潮不斷。在1985年,不必往東觀望,在新疆也有一場屬於維吾爾人的學生運動,12月12號在烏魯木齊,上萬名學生上街,提出的訴求包括在新疆舉行名副其實的民主選舉、停止核試驗
外界認為,中國自1964至1996年,長達32多年的時間在新疆的馬蘭基地進行核子試驗,基地軍人與周遭居民大量罹癌。
等訴求,涵蓋政治、人權、教育、環境。
1985年烏魯木齊學潮訴求
  1. 在新疆舉行名副其實的民主選舉
  2. 停止在新疆境內的核試驗
  3. 停止把新疆變成中國的重型勞改犯集中營和無計畫地移民
  4. 強烈要求在新疆執行真正意義上的民族自治法
  5. 取消正對穆斯林的計畫生育政策
  6. 確實發展少數民族的教育

學潮持續了一星期,12月的烏魯木齊氣候嚴寒,旁觀的市民不忍學生受凍,紛紛送食物、保暖大衣來,很快地學生以外的一般人也加入遊行行列,發展成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和3年多後的八九學潮如出一轍,口號也雷同,皆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改革。

東邊的八九給過希望,也是幻滅的開始

1985年,伊利夏提不是老師,還是學生。他1983年入學,在大連理工學院讀化工系。學校遠在東北,當時的通訊不發達,伊利夏提並不曉得在新疆發生的大事,直到12月底收聽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聽到繼1212烏魯木齊學潮之後,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學,以及上海交通大學的維吾爾學生,紛紛出來遊行響應。

「我一聽到就『哇⋯⋯!』宿舍裡的人都很驚呀,這個我們居然不知道!播報一下就過去了,等了幾個小時再播一輪時我們把這消息錄下來。大連理工學院的維吾爾學生大約有200多人,我們到每個系、每間教室輪流播放,一天後就召集足夠人數,準備在大連遊行。」

孤懸於東北大連的這場學潮,因消息洩漏而胎死腹中,學校將大門鎖起來,不准學生進出,遊行只能草草在校園中舉行。北京教育局派來官員與學生溝通,學生準備了很多資料,特別是和自己所學相關,停止在新疆核試驗的訴求。

參加學運的伊利夏提當時沒被怎麼為難,只是暗中被點了記號。1988年他大學畢業,回新疆石河子教書。1989年爆發學潮,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與中共官員會面隔兩天,李鵬在5月20號宣布北京進入戒嚴,急轉直下來到6月初的鎮壓。

伊利夏提說,「八九給過希望,也是幻滅的開始。維吾爾人知道如果把希望放在這塊土地上,沒有任何未來。六四之後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蘇聯解體,哈薩克、烏茲別克等民族紛紛獨立,中亞民族和維吾爾人有著血緣關係,我們往西邊反而看到希望。」

一位維吾爾作家說:「從西邊來的都是文明、新的科技文化,從東邊來的只有飢荒、戰亂。」東方帶來的恆常是災禍,國民政府時期,軍閥盛世才統領新疆,搜刮礦物、石油等資源,並大舉屠殺維吾爾知識分子。共和國成立後,新疆在1955年劃為自治區,1960年代文革開始,清真寺遭破壞、古蘭經被燒毀、紅衛兵強迫當地人將豬隻圈養於宗教聖地(在伊斯蘭文化中,豬為不潔的象徵)。

即使是「新疆」這個稱謂,都帶著東方征服者的觀點,新疆意謂「新的疆土」,此名稱可溯源至清朝時期,乾隆並把最大的集市取名「迪化」,啟迪教化之義。迪化後來改名為烏魯木齊,在蒙古語裡是「優美的牧場」。無論新疆或西域,都無法概括中亞沙漠草原的突厥游牧民族。19世紀有個突厥學者主張,塔里木盆地(新疆南部)的民族為「東突厥斯坦」,與「西突厥斯坦」(大致相當於今烏茲別克、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與土庫曼等中亞區域)同文同種,共用同一種由阿拉伯文簡化而來的古突厥文。在1933與1944年,維吾爾人曾發起兩次獨立運動,短暫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

掉落縫隙的一整代後天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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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門事件、美國、維吾爾協會主席、伊利夏提
美國維吾爾協會主席伊利夏提・哈桑・柯克博爾(Ilshat Hassan Kokbore)在台北的書店找書。(攝影/吳逸驊)

出生於1962年的伊利夏提,童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印象最深的是大批燒書。伊利夏提的爺爺有許多由古突厥文寫成的書,藏在果園或牆根下,免於焚書命運。爺爺總是等夜深人靜後,把窗戶用棉被捂嚴實,在煤油燈下偷讀禁書。

伊利夏提受爺爺影響,也是個書痴。來台北開會期間,採訪邀約滿檔,他硬擠出一個小時的空檔去逛台師大附近的舊書店。2003年流亡出來後,伊利夏提最遺憾的是走得匆忙,沒辦法把更多爺爺珍貴的古書帶出來。此種古突厥文,維吾爾人稱為「老文字」,在文革期間,中共將老文字廢除,另外發明「新文字」,新文字用了十多年,到1980年代在維吾爾人抗議下才取消,又恢復成有一千多年歷史的老文字。

文革十年受教育的一代人,在新舊文字轉換中無所適從,伊利夏提說:「等於把一代人都廢掉了。」伊利夏提因為想讀懂爺爺的藏書,到掃盲班學習老文字,他如飢似渴地閱讀,重新認識中共黨史建構外的維吾爾歷史。並非每個人都像他有著強烈學習動機,伊利夏提的同代人很多成為後天的文盲,「這些人做不了太好的工作,只能待在社會的底層;家裡條件好一點的維吾爾人,還可以補回來,但很多人忙於生計,根本沒機會。我認為這是文革對少數民族帶來的災難,不只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的文字也改了,這不只是階級鬥爭,還包括文化清洗。」

一整代人卡在粗暴文化政策所形成的縫隙裡。耕地的維吾爾農人看不懂化肥上的中文,以及說明書上的老文字,致使產量大減。1980年代以後,當局鼓勵漢人大量移民新疆,提供各種優惠政策,漢人因為族群以及語言優勢,在經濟上迅速發展,和維吾爾人的各種差距拉大,逐漸埋下1997年伊寧事件
警方鎮壓維吾爾人的遊行抗議活動,有許多被拘捕的維吾爾人在戶外被凍死,造成300多人死亡。
、2009年烏魯木齊事件
一場維吾爾人遊行在警方鎮壓後,演變成嚴重的族群衝突,造成近200人死亡,事後烏魯木齊的通訊網絡遭到封鎖,長達一年 。
,維、漢之間劇烈衝突的導火線。

野蠻的刻板印象加上恐怖分子標籤

伊利夏提說得一口字正腔圓的北京話,這在維吾爾人中不常見。童年時期,父母為了他將來的發展,從邊境的伊犁搬遷到接近甘肅的哈密,去漢人學校讀書。學校裡只有他一個維吾爾人,歧視無所不在,同學會把豬肉包子丟在他桌上,他向老師反應,老師答:「你為啥不吃豬肉?同學就只是跟你開個玩笑嘛,豬肉包子好吃呀,吃一個沒事。」同學還時常找他打架,因為聽說維吾爾人特別野蠻。「政府不斷對漢人移民講,維吾爾人野蠻落後,我們(漢人)是來開化他們。漢人一直被灌輸這種觀念,對維吾爾人有很多刻板印象。」

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後,10月,中國宣布自己也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利用國際反恐趨勢,將維吾爾追求民族自治的獨立運動與恐怖主義勾連。在中國的警告之下,美國以「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與賓拉登有聯繫為由,將它列為恐怖組織。

在原本的刻板印象上,維吾爾人又被貼上恐怖分子的標籤,人人得而誅之。2004年11月,已流亡至馬來西亞的伊利夏提,從妹妹口中得知噩耗:家中排行最小的弟弟在餐廳被一群漢人兵團用刀子捅死,只因漢人叫他讓座,弟弟爭辯了幾句。從來沒什麼深仇大恨,只因口角細故而起。

2002年底,伊利夏提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來通風報信,說追求民族自治的他是石河子拘捕名單上的第一位,不趕快離開的話會有人身危險。伊利夏提花了兩萬人民幣弄來一本假護照,在2003年11月離開中國。走得匆忙且隱蔽,離開之前,他與家人道別,獨漏了弟弟,「當時我想弟弟是家裡最小的,我流亡出來,有心理準備十幾二十年回不去,我想著當我能回去,即使是30年後,其他家人老了病了,他還是能出來接我的。從來沒想到他會被殺,他死的時候才26歲。」

2006年,聯合國難民署批准通過,伊利夏提來到美國安置,當初拿的假護照,上頭名字是Ilshat XXX,姓氏彷彿打了三個大叉,將過去一筆勾銷,從頭開始。他一開始在工廠打工、在星巴克當服務生、pizza店送外賣。2007年底,伊利夏提接受電腦技術基本培訓,結訓後被一間大公司錄用,從辦公室助理升職到資訊工程師,一路這麼過來。

伊利夏提前半生所學的化工,是在中國計畫經濟下,被迫選擇的出路;後半生所學的資工,是在異國的謀生技能。他怎麼也沒想到,當自己變成資訊工程師,科技的進步反而成了中共數位監控的幫兇,大數據、人臉辨識、生物科技監控,在新疆成了首要的試驗場。

再教育營是「種族滅絕」還是「人權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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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門事件、美國、維吾爾協會主席、伊利夏提
伊利夏提閱讀大量納粹的文獻書籍,似乎從中看到維吾爾人的命運讖言。(攝影/吳逸驊)

我問伊利夏提,怎麼看這幾年中國發展數位極權,每況愈下、侵犯人權的底線?

他琢磨起「侵犯人權」這四個字,反問我,新疆維吾爾人目前的狀況,是「人權危機」?還是「種族滅絕」?

2018年9月,烏魯木齊旅遊局突然在網路上公告,停售10月22號以後進出新疆的火車票。外界推測,列車被用作將維吾爾人運往「再教育營」的祕密用途。同樣在2018年,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CERD)證實,有100萬維吾爾人被拘留,200萬人在集中營裡接受「再教育」。2019年5月,英國猶太人權組織在《世界人權宣言》70週年呼籲「Never Again」,指出囚禁維吾爾人的集中營,是二戰以來第十次的種族滅絕慘劇,「我們可以選擇視而不見,但我們不能說我們不知情。」

對外,中共否認集中營的指控,說這1,200座營區是「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然而職訓營的採購清單中包括2,000多把警棍、1,000多副手銬,以及刑求用的電擊棒、老虎凳等。

粉飾以再教育營或職訓營,都像極1940年代納粹統治下的歐洲。新疆的面積相當於一個西歐,同樣是以鐵路運送在歐洲各地的猶太人到波蘭的滅絕營,一開始並不這麼叫,當時也有個好聽的名字,叫勞動營。

從前伊利夏提嗜讀二次大戰時期的納粹歷史,廣為蒐羅大屠殺書籍,想也想不到,一介書痴的業餘興趣,卻映照了自己、家人、整個民族的命運,過往在書中看到的黑暗,像無數個殘忍的讖言。

從2016年中共在新疆開始建造集中營開始,如今閱讀這些二戰歐洲、前南斯拉夫、盧安達、柬埔寨的大屠殺書籍,伊利夏提的感受大不如前,像是強迫自己張大眼盯著親人的受刑——2014年他妹妹被捕,2015年80歲獨居的老母親要他不要再打電話來,從此電話成了空號,「我不知道母親在集中營裡還是死了,一旦聽到集中營的強姦酷刑,我就想到我妹妹是不是正在經歷這一切?我看過《辛德勒名單》,有一幕是一個紅衣小女孩走在一群猶太人屍體中,我腦海裡總是這個畫面,那會不會是我哪一個妹妹的孩子?也在同樣的場景裡,這種想像非常折磨人。」

納粹史書痴,對「最後解決方案」悲觀

伊利夏提的大屠殺書單中,其中一本是美國社會學家麥可・曼(Michael Mann)的《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書中分析了亞美尼亞、納粹、南斯拉夫、盧安達的案例,得出一個結論:「蓄意謀殺性的種族清洗,極少是加害者的初衷,甚至連希特勒也沒有這麼做。」

伊利夏提說:「一般獨裁專制政權,從來一開始的目的並沒有要把這個民族全部殺死,但是清洗政策最終必然帶著慣性,會導致肉體的消滅。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我聽說中共內部有人想放人,但是有官員反對,說這些人在裡面一年多遭受酷刑非人待遇,他們出來以後會不會想報仇?放了,他們怕出現更大的麻煩,但長期關押的代價已經出現,這麼多人關押,看守需要錢,聽說有些單位已發不出工資。這種情況會變得放也放不了,關押也關押不下去,最後就會出現大屠殺,屠殺似乎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從七五之後,中共把維吾爾人當敵人,要進行『最後解決』的目標。之前在文化上,它還有耐心要慢慢同化;七五之後它就沒耐心了,要趕快解決。」伊利夏提使用了「最後解決」這個詞,這並非一個中性詞彙——在1942年,納粹軍官在柏林萬湖開會,討論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方案(The Final Solution)。在此之前,曾有把猶太人驅逐出境、送到馬達加斯加島的其他可能;在此之後,說得隱晦的「最後解決」只通往一條路:滅絕營裡的毒氣室。

警鐘早已敲響,伊利夏提說維吾爾人正在經歷的,「現在不是開端,而是直接進入那個部分。」

以歷史為鑑,卻不得不悲觀,國際間對於正在發生的種族清洗的反應,總是慢半拍,消融在大國為自身利益眼不見為淨的冷漠中,以及淹沒在日益碎片化的訊息海底。「通常在大屠殺結束之後才有反應,才去蓋紀念館。我不希望在未來,不管是在華盛頓還是什麼地方,出現維吾爾大屠殺紀念館,那裏面直接就是我的親人、朋友、同事,就算不是我的親友,我也不希望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民族經歷這些。」

他在書中讀到,二戰時期一個英國猶太人,蒐集納粹集中營情況,發現在波蘭華沙的猶太人,正大批從猶太人隔離區送往奧茲維辛毒氣室。他向美國國務院提出警告,要求轟炸波蘭的鐵路,阻止大規模屠殺,美國卻覺得還不是時候,要先解決二戰打敗德國,拒絕他的要求。他非常失望,服毒自殺,遺書裡寫著:「希望我的死能使世界警醒。」

「說實話,去年有段時間,我覺得這個世界對我來說,已經沒有啥意義了。我已經活夠,沒有夢想了。我只想著哪天能不能聽到母親、妹妹的聲音,就算她們哭,我也想聽一聽她們的哭聲。我處在精神崩潰的邊緣,但我不會去自殺,我還有一個5歲的女兒,還要繼續發聲來阻止這件事。」伊利夏提說著說著哽咽起來,5歲的女兒是他在美國再婚所生,出生落地就是美國人,「自由」如無所不在的空氣,隨手可得。

前些日子伊利夏提到幼兒園接女兒回家,一段對話如下:

「爸爸我有爺爺奶奶嗎?」 「妳有。」 「我有堂兄弟姊妹嗎?」 「妳有。」 「為什麼同學有爺爺奶奶來接,而我沒有?」 「爺爺奶奶住在很遠的地方。」 「爸爸我能給爺爺奶奶打電話嗎?我想和他們說話。」

對話在這裡停止,繼續不下去,聽著童言童語,握著方向盤的父親心裡正翻騰著,要怎麼對一個出生在自由國度的5歲小女孩說明家鄉的監控、失蹤、關押、集中營,那超出一切文明總和,無法以任何語言表述的大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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