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今天是我父親被判無期（徒刑）的9週年。我本來糾結今天要不要來紐約做這個活動，但我覺得，對我個人來說，是時候該跟說中文的群體做交流了。」

「我會很擔心，會不會我買到的鞋子、耳環、髮圈是我（被關押中的）堂姊製作的？會不會是我爸爸在裡面做的呢？」

最後開放觀眾提問前，主持人再次宣讀活動安全規則：請不要透露過多的個人訊息，也請勿詢問現場參與者的個人訊息，如果活動後收到訊息騷擾，請向主辦方反映⋯⋯。宣讀完畢後，身穿亮黃色反光背心、負責處理騷擾與歧視事件的工作人員，才開始為舉手發問的觀眾遞上麥克風。

會後有參與者匿名以簡體中文寫下文字回饋：

「⋯⋯我們每個人都是消費者，而被剝奪的維吾爾人已經因為商品和我們產生了各種聯繫，改變消費習慣可能是個體能做的最有效舉措之一。」

促成這場講座的推手是「熱風」團隊。講座後兩個月，熱風共同創辦人秋婧（化名）接受我們採訪時表示：「其他抗爭社群更常舉辦閉門的不公開活動。這種完全對外公開的活動，基本上沒有多少人在做，但我們團隊成立之初就想辦線下公開活動，所以也特別注意安全。」

熱風團隊成立於2023年3月，由一群在美國求學或工作的中國青年組成。他們利用下班或下課時間籌備活動。成立不到一年，熱風在社群平台X上的帳號目前約有3,400人追蹤。團隊名稱源自魯迅文集《熱風》：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指青年的冷漠），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不過，「擺脫冷氣向上走」並不會一瞬間發生。

從小在中國長大、家庭安穩的秋婧，後來赴美生活。2020年初疫情席捲全球後，她開始更密切關注政治相關新聞，並陸續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然而，中國政府力推清零政策之下，新聞上鮮有好消息：2020年1月初新冠肺炎吹哨者李文亮醫師遭警方噤聲，中國錯過從源頭控制疫情的時機，大量染疫患者求助無門逝世；之後包括定位行蹤功能的「防疫健康碼」於全中國落實，引發大規模監控疑慮；後來，上海、成都、西安等更多城市經歷大規模封城⋯⋯。 看著不人道的清零政策在中國各大城市逐一落實，秋婧第一次覺得難以忍受：「雖然當時家人過得還OK，但（政府）怎麼能做這樣的事？」看著政權的壓迫加大，卻在資訊不流通的情況下而沒有太多抵抗，讓她十分憂鬱。直到白紙運動爆發，全球多個城市聲援，她才在黑暗中看見了一點光：

「感覺之前憋太久了，突然一下有個口子，我就亢奮一些。」

秋婧說，熱風團隊成立之初，便有意識地想要「連結不同世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社群」。

他們最先想到跨世代連結，首場公開活動邀請中國八九民運人士胡平、王軍濤、于大海分享1980年代北大學生的競選。今年5月藏族導演萬瑪才旦逝世，他們與藏人行政中央駐美辦事處合辦電影《塔洛》放映暨交流會，活動以英文進行，並邀請藏人參與。而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向高等法院申請禁止公眾傳播反送中運動時被傳唱歌曲〈願榮光歸香港〉後的4週，團隊舉辦野餐會，邀請香港友人用廣東話教唱。「既然他們不讓我們聽，那我們就自已學著唱吧，」秋婧說。

被問及為何希望連結彼此，秋婧表示：「我個人還是比較受到白紙運動啟發吧。尤其海外非常明顯，所有人都站在一起。」她觀察，白紙運動的現場不乏原先政治冷感的中國留學生，來了之後第一次遇到支持港獨、女性主義的人士，剛開始會有一些衝突跟矛盾，「但我個人覺得很棒，因為突然見到大家有共同的訴求、共同的議題。」

辦完「聽聽維吾爾人的聲音」之後，團隊更清楚知道，這正是他們想要辦的活動：

「細碎地講述個體的經歷，更能讓大家去共情、去理解。很多時候，如果只談政治、大國博弈，比如未來趨勢下如何民主化，那種敘述會忽略掉個人、失去人性。我們希望回歸到人性本身出發並溫和一點，讓所有人──只要你是個人──都能夠去共情、能夠站在一起。」

秋婧強調，她想像中的「站在一起」並不是指實際上組成一個聯盟、大會那類中心化的組織，而是各社群保有自己的價值觀，再以某種去中心化又系統性的互助合作，「像這次習近平來舊金山，抗議現場有香港人、西藏人、維吾爾人，甚至包括大陸人，能看到合作的趨勢。」

2023年11月15至17日美國舊金山APEC峰會，是習近平2012年上任以來第二次訪美。過去10年，中國經歷新疆再教育營人權爭議、加強西藏邊境管控防止藏人逃離、打擊香港一國兩制並落地港版《國安法》、COVID-19期間推動大規模封控政策限制自由。這導致流亡海外的維吾爾人、香港人大增，不惜冒著生命危險也要「潤」出中國的人數也增加。

美國維吾爾人協會主席埃爾菲達・伊勒特比爾（Elfidar Iltebir）接受我們專訪時表示，跨社群合作讓她感受到某種姊妹情誼；為了更清楚地傳達訴求，他們和自由西藏學生運動、香港民主委員會3個團隊連續2天討論到凌晨1、2點。不只如此，伊勒特比爾也回憶，習近平抵達舊金山國際機場前，一群維吾爾、西藏示威者和幾位香港示威者，也帶著旗幟來到機場表達「不歡迎習近平」，站在習近平一出機場便能看到的顯眼位置。突然之間，他們被原本站在後方揮著五星旗，表達「歡迎習近平」的親中人士包圍。

「原來他們（指親中人士）發現習近平一出機場會先看到我們，所以他們往前搶我們的位子。他們人數比我們多很多。當圖爾遜娜依・孜亞吾頓（Tursunay Ziyawudun，再教育營的倖存者）被他們騷擾的時候，藏人的夥伴試著保護大家。」

伊勒特比爾說，這是跨群合作中讓她很感動的時刻。她也分享第二天習近平宴請商界時的接力抗議：「那天太累了，加上想確認孜亞吾頓的情況，我們離開抗議現場去休息。結果，回來之後發現所有能夠通往抗議現場的街道入口都被（舊金山警方）封鎖了。大家都進不去。還好，後來發現一群藏人示威者仍在那個街區，所以他們繼續幫我們搖旗發聲。」

她認為，從務實的角度出發，跨社群合作後有更多人力能分攤工作、分攤成本，也較能與親中人士抗衡。她個人樂見重要的日子，比如中國國慶日，舉辦跨社群聯合活動：

「畢竟，我們都需要自由，對吧？如果維吾爾人獲得了自由，但香港人或西藏人仍然受到壓迫，我們不會停止抗爭；或者，如果西藏人仍持續受到壓迫，我們也不會停止抗爭。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手段，（如果還有人受到壓迫）這終究會再回到我們身上。我們需要奮戰到每個人都獲得自由。」

原來，時隔一年，白紙運動的力量依然延續。

「我們主動呼籲大家到自己的學校和社區貼海報，後來收到了數千份的投稿，迴響超乎想像。很多人說這讓他們鍛鍊了自己的勇氣，打破身為中國留學生一直以來的沉默。這讓我們覺得，應該更多地呼籲大家行動。」

接著是2022年11月26日開始的白紙運動。期間公民日報更積極扮演起各地線下活動的「連結者」，協助媒合當地有意願共同舉辦悼念活動的網友認識，「後來（在全球）有幾十個城市都辦了悼念活動，當大家彼此見面認識，不少人也建立起自己當地的組織。」成立追蹤數千人的帳號，於四通橋事件、白紙運動期間追蹤數大幅增加4、5萬個，截止今年12月總計7萬多個追蹤。

帳號也分享香港、西藏、維吾爾、台灣議題相關的資訊。塔可說，「分享這些資訊最大的意義，是讓我們的followers先接觸到這些訊息，（比如）讓他們去相信新疆存在再教育營，先達成事實上的共識，再促進不同團體之間的交流，大家更多地參與彼此的活動。」

塔可回憶，自己最早接觸到關於西藏、維吾爾議題的資訊，分別是2008年拉薩事件、2014年昆明火車站事件。「不過，那時候還傻傻地，以為西藏理所當然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那時候年紀還小，還沒出國，沒有再找更多的相關資訊。」出國留學後，塔可看到更多關於六四事件的紀錄，也從2019年香港維園六四紀念晚會開始關心香港：

「有很大的一個心態轉變是在元朗事件，看到香港的年輕人被黑社會明目張膽的攻擊，政府和警察還包庇這些黑社會，覺得香港政府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此後，他開始關注和支持維吾爾、西藏族群的權益，「除了我們面對同一個壓迫主體（中國政府），主要還是出於一個普通人的同理心吧，比如看到他們被剝奪自己的母語、不能在學校學習母語，會聯想到廣東人保衛粵語的運動。」

2020 年，公民日報團隊曾透過Telegram群組以文字形式進行圓桌討論，邀請同樣支持反送中運動、但對於運動路線發展看法不同的朋友彼此交流。與會者包含關注香港議題的中國人、分別支持「香港獨立」、「中華民國統一中國」的香港勇武派抗爭者。塔可回憶，討論會上，來自中國的與會者一直認為港獨不切實際、香港沒有軍隊保護自己、香港經濟不可能脫離中國等等，但支持港獨的香港與會者則堅持「香港獨立，唯一出路」。

港版《國安法》通過後，塔可回想起那場圓桌討論會上港獨朋友的話，「愈來愈覺得他講得有道理。」塔可認為，曾經香港和中國的民主運動被認為密不可分，但是，「從1989年（六四事件）到現在，香港人每年都在維園辦紀念晚會⋯⋯但十幾年過去了，香港人卻面對更殘酷的壓迫，讓他們懷疑、拋棄了原來的路線，去爭取香港獨立。這是由絕望中產生的一條新的路。」他也認為，對香港青年來說，爭取中國大陸人對港的支持不易，「因為小粉紅比例實在太高。」

黃智斌則觀察，經歷過反送中運動與港版《國安法》後，不少中國人更同理香港，有些赴港的陸生也在現場嘗過催淚煙；2022年白紙運動則像是一場反向的迴聲──當「不要核酸要自由」的橫幅在北京四通橋拉開，白紙運動在大學與城市一度蔓延，過往對於香港、西藏、維吾爾的抗爭懷有敵意的部分中國人，開始意識到中國共產黨獨裁統治之下的人群面對的共同點。他們當中，有人開始向香港一些抗爭者道歉，「反對中國極權同盟未來或有發展空間。」

然而，跨社群間的連結建立、互相理解，仍充滿挑戰。

秋婧回憶，熱風團隊剛開始邀請菊爾擔任講座嘉賓時，雖然菊爾回信答應，但能感覺得到她並不是特別熱情。

活動當天，菊爾也分享：「白紙運動，我有關注，但我沒有參與，原因是有一種不信任或者說uncertainty 吧。我不知道當時海外華人學生們是不是跟Black Live Matters那時候很多（美國）學生一樣，只是跟風，或者因為自己可能被影響到，所以為自己發聲。我當時不確定。」

這讓來自台灣的活動參與者李潔（化名）反思：「一開始我驚訝的是，原來維吾爾人一開始對於白紙運動並不是百分百信任。後來就變成對自己的預設驚訝，怎麼能夠以為對抗體制的運動，就會被同樣對抗體制的人支持？」去年白紙運動期間，長期研究維吾爾離散社群的人類學者雷風（Darren Byler）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也曾指出，中國抗爭者對於維吾爾人更廣泛的處境，並不一定有更深入的認識與理解。

活動後半，菊爾這麼說：

「跟你們（指熱風團隊）交涉，讓我覺得有很大的進步，之前（可以）進步的空間那是太大了。比如說，今天講座上討論的問題是『該不該稱呼這個地方為新疆』，這就是很大的進步。之前我會聽到很多漢人說『我為你發聲，你應該感激呀，你怎麼還挑呢？』而不是謙虛地去修正之前的錯誤。最開始我是沒有感受到這些。」

原來，熱風團隊先是參加了其他漢人組織舉辦的維吾爾議題活動，去聽大家討論什麼樣的問題，再與菊爾約了線上視訊對焦講座內容。「那次會議，我們請求她講中文，她也不排斥，只是她擔心很久沒有講了怕講不好。我自己感覺那次會議之後彼此的信任增加了許多。應該是這樣，所以她那天願意搭大巴，從華盛頓D.C.來紐約。」

找到與過往傷痕共處的方式、再次相信世界上會有善意，其實並不容易。然而，更根本性的挑戰，還在於各社群的行動者如何想像、劃定國族與社群的邊界。秋婧指出：

「之前參加活動的時候，包含我自己也會講，stand with Uyghur, stand with Tibet, stand with Hong Kong, stand with Taiwan。但我從來沒有聽過有人說過『我跟中國人站在一起，stand with Chinese』。可能所有的抗爭社群都或多或少會有意識地和中國這個身分劃清界線，因為說『支持中國人』，感覺像是支持中國政府。但這是讓我很受挫的一點。」

渴望獲得支持的同時，秋婧也清楚看見社群之間存在張力：「跟其他社群聯繫的時候，會感覺到香港人、维吾爾人、藏人對大陸人有一些排斥。尤其香港人會很敏感，他們會說，『我們不是中國人』。政治上是可以理解他們的訴求，希望拒絕中國的宏大敘事，加上他們之前遭受一些小粉紅的騷擾跟攻擊，會對整個群體產生抗拒。」

黃智斌指出，橫在各社群之間最根本性的問題是，行動者們如何定義「中國」。這取決於來自中國的行動者，是否將中國視為一個公民民族國家（civic country），從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而非從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的立場出發，是否有同樣支持自由民主的政治信念的公民身分，而非血統與特定文化的同質性而出發的認同：

今年11月24日，烏魯木齊大火、白紙運動屆滿一年，直至今年12月第一週，全美各地持續有紀念活動進行。感恩節假期的一日下午，紐約某處的公園旁，聚集了來自維吾爾、西藏、中國、香港支持白紙運動的人士，大家做了「烏魯木齊中路」的路牌，在攤位寫下互相打氣的話，亦設有「寫明信片給政治犯」的活動。

一位來自中國、不願透露姓名的現場與會者告訴《報導者》，維吾爾人權律師萊漢・阿薩特（Rayhan Asat）短講時，以中英雙語呼籲大家關注中國人權律師丁家喜、許志永的處境，「她不僅僅是說自己家鄉、自己民族的議題，還說也需要關注中國大陸地區的人權問題，讓我很感動。」

黃智斌觀察，紐約、舊金山等地的白紙週年集會中，都能看到類似的跨社群聯繫：「我覺得短時間內中國不會改變獨裁路線，而只要中國極權持續在全球擴張，這種反對中國極權社群的連結就可能持續跟擴大。」

秋婧則依然相信，「邏輯上，帶給我們苦難的都是同樣的東西，我們應該一起去對抗。」她期盼能先從紐約開始，把熱風發展起來，再於美國其他城市孵化更多類似的組織，慢慢擴散到世界各地，「我想，過程中會有很多具體的問題要慢慢去做，也肯定會有困難，但還是可以去做的。」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為保護當事人安全，文中秋婧、James、塔可、李潔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