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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左玥/白紙抗議集結的三股力量:理解中國2022社運抗爭局限與革命性

2022年11月底,新疆烏魯木齊火災事件引爆中國民眾對疫情極端封控的不滿,隨後在中國各大城市乃至海外都出現了「白紙抗議」浪潮,圖為北京民眾舉著白紙走上街頭。 (攝影/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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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底燒遍中國各大城市的「白紙抗議」走向了尾聲。這波因反對清零防疫與極端封控而爆發的社會抗爭,一度在工人、市民和學生間跨區域自發連動,甚至成為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最大規模的公民行動。但在中國政府宣布解除防疫限制之後,秋後算帳的國家維穩系統卻開始大舉拘捕參與示威者,試圖抹去抗爭在各地留下的政治痕跡,讓白紙抗議成為歷年來煙消雲散的社會運動之一。

但為什麼白紙引爆的抗議潮,竟在短時間內迅速褪去?除了中國政府打壓政治空間的常態困境外,我們該如何理解和反思這場運動浪潮的革命性和局限性?作者左玥身為一個長期在中國境內從事NGO和基層工作的行動者,分析拆解了白紙抗議潮中的「三股平行運動」,釐清這三種力量的互動和張力,試圖替中國未來可能的下一場群眾運動,提供一些實踐性的組織反思。

11月24日烏魯木齊大火事故後,次日即在當地引發大規模的群眾反封控遊行抗議。火災引起的悲憤迅速傳遍了整個網際網路。而後11月26日下午開始,南京傳播學院和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皆出現了「群眾手持白紙」的悼念抗議,直接拉開了整個中國、乃至於全球華人的「白紙抗議」浪潮──短暫的週末兩天內,全國各地超過200所大學學生在校園抗議,十幾座大城市均出現市民上街示威,隨後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國人社群更在全球數百座城市接力發動上千次聲援集會以響應中國國內的社會抗爭。

這場以「白紙」為象徵的抗議潮,從「反抗封控」的生活怒吼到大膽提出政治性訴求,看似是連貫、跨區域與跨領域的全民性政治運動,其實卻揉合了彼此「平行」的三股運動:

  1. 中國工人階級的抗爭運動;
  2. 中國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知識分子/大學生的抗爭運動;
  3. 海外離散新生代中國人社群的團結運動。

我將這三個運動從封控抗議潮中拆解,並非是要強調三者的獨立性,恰恰是想突出這三個運動中在封控抗議潮中的相互交融;同時,這三個運動在平行共存間的張力拉扯,也能幫助我們理解這股抗議潮中的局限和複雜性。

從工人抗爭開始,到城市悼念示威,觸發海外離散新生代覺醒

當「白紙」作為運動象徵而在海內外被廣為引用時,整個運動的討論核心基本只聚焦於國內高校和城市居民的政治性抗議和海外離散中國社群的團結運動,但這一敘事完全忽略了發生在各地城中村和外來務工社群的工人抗爭。

工人階級的抗爭在此次白紙浪潮中的作用,之所以必須被重視,是因為我們無法忽略「富士康工人鬥爭經驗」對白紙運動的後續啟發。

10月底鄭州富士康廠區疫情失控,導致工人翻越廠牆鐵網的「大逃亡」。11月底又因違反合同獎勵承諾,再次導致上萬富士康工人抗議,直接與資方和大量鎮暴警察暴力對抗。有別於長期以來缺乏可見度的工人維權
中國工人維權或罷工長期存在,但是由於政治審查和官方打壓等緣故,也包括工人議題本身缺乏可見度的問題,這些抗議長期處於不可見的處境,儘管在數量上並不少,幾乎在全國各個城市或工業區都有零散自發的工人抗議。
,這兩次富士康工人抗議都借助了抖音、快手等社群軟體,以致各個平台都出現了出現大量衝突性影像的「現象級」傳播。這一波反抗暴力封控和資本剝削的工人行動,不僅對後續的白紙街頭抗議潮提供了重要的行動資源,更引爆幾乎全民性的共鳴──因為腐敗、混亂、非人處境,已是如今中國社會的集體經歷。
實際上,中國城市工人社群的反封控抗爭,早在白紙浪潮燒起前,就已貫穿整個2022年。根據《異言網》的初略統計,在白紙運動潮前,今年6月以來就發生了近80起反封控抗議,多數發生在「城中村」與工人社區。因為工人是疫情封控下最敏感的群體,無形的病毒和有形的生計危機,不斷逼著他們反抗。這也說明了為何中國政府雖已壓制了白紙運動,中國各地的工人抗爭運動卻仍持續不停
廣州海珠廣場的白紙抗議消匿後,11月28日後,在海珠區多個城中村,如瀝滘村、後滘村等城中村,均繼續出現了集體性的工人反封控抗議,甚至掀翻警察,警方發射催淚彈,部分抗議工人被捕。

而新疆大火無疑是衝破群眾憤怒臨界點的「最後一根稻草」,以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知識分子與大學生為參與主體的「悼念式」抗爭,由此在全國城市街頭和高校抗爭遍地開花。

但這一波具有「各地」、「同時」與「自發」特徵的抗爭,實際是中國封控政治問題的系統性呈現:沒有死於新冠卻因新冠而死的「疫情間接傷害」和集體創傷的情感積累、封控下的生計危機形成的政治經濟結構困境、工人社群反封控抗爭提供的行動破口、「二十大」後民眾對防疫政策放寬的預期落空和政策張力,以及北京四通橋「孤勇抗議」提供的政治化話語資源──這些集體經驗,皆是動員這波城市─高校運動潮的重要能量。

以留學生為主體的海外離散新生代中國社群團結運動,也在這樣背景下進入新階段:2018年習近平的任期修憲
2018年中國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最多兩任的連任限制,此舉也被認為是4年後習近平在二十大連任中共總書記與中央軍委主席,進而持續掌權的政治前奏。
,曾在海外引發了小規模的 #NotMyPresident 校園海報運動。今年二十大換屆前夕,彭立發在四通橋抗議事件更激發新一波校園海報運動,四通橋的標語──「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在全球各大大學校園振聾發聵。隨後,白紙運動在中國都會區的爆發,更讓新生代中國離散社群被大規模直接動員、自發組織並參與線下抗議。這種海外團結行動的形式和規模,也是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過去30多年都不曾出現的特殊現象。

「海外的團結運動」與「中國國內的白紙抗議」雖是相互呼應的運動整體,但兩者間不同的運動主體、議程設置、和政治訴求上的張力差異,卻決定了他們必然在中國反對運動中的不同角色。

我們亦將本土的封控抗議,進一步區分為「工人主體」和「城市居民/學生主體」,但這不是為了區隔兩者,反而是要提醒運動參與者:不能忽視長期以來,工人社群為中國民間反抗運動提供的運動資源和意識啟發,因為根植於經濟體系的社會不平等,一直都是任何政治運動的核心驅動力之一;必須強調工人運動的韌性特質和團結必要性,因為在封控抗議潮下,外來工人與本地市民並非絕對區隔,例如11月27日武漢各區數萬名外來務工者和居民一同沿街拆除封控圍欄的抗爭行動,就是一個重要的象徵舉例。

白紙運動雖不至革命,仍深具「進步性」與「革命性」

白紙抗議潮雖隨中國政府「躺平式」的突然開放
白紙運動在11月29日之後,就因大規模的警方取締與街頭控制,而於中國國內快速消退。同時,中國國務院先是在12月7日公布「新十條」大幅放寬防疫封控,但缺乏政策緩衝、醫療配套與醫藥準備的結果,卻導致中國疫情即刻失控,預計在首20天內新增感染超過2.5億人。
而進入尾聲,當局亦對示威參與者秋後算帳。整波運動的高潮貌似轉瞬即逝,未直接帶來任何結構性的政治改變,不過儘管我們無需將白紙運動抬高到「革命」的位置,其所呈現的革命性與進步性,卻仍有深入討論的意義。
中國工人運動一直具有基進抗爭的傳統,從1990年代國企工人下崗潮伴隨成千上萬工人的集體維權運動,到本世紀初以來(尤其是2010年前後)市場經濟下的農民工為了爭取合法權益而爆發的各種野貓式罷工
指未經工會決議的罷工,由於中國法律並沒有明確保障勞工的罷工抗爭權,許多勞資糾紛因此只能循野貓式罷工作為抗爭手段。
,封廠門、上街、堵高速公路⋯⋯等,都是工人維權的常態。

但由於工人群體的邊緣性和政府處理工人運動的高強度維穩,都令工人的基進抗爭長期不為民眾所知。但這次富士康工人反抗在中國社會所引發的廣大迴響,其為本次白紙抗議所提供的運動資源,再次啟示了未來中國反對運動必須將工人運動視為重要核心部分。

另一方面,在六四之後,以市民和學生為主體的社會運動雖非毫無存在,但本回抗爭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趨勢,卻是另一副全新風景。

以往的城市抗爭,多數只是聚焦在特定議題下的集體行動, 例如:2007年廈門2014年廣東茂名市民的反PX環保示威2016年深圳與江蘇昆山呼籲「公平教育」的家長集體維權、或2010年廣州「撐粵語」的文化保育抗議等。然而白紙抗議名義上的直接訴求,雖圍繞在反對嚴苛封控,示威人群中夾雜的政治性口號──「習近平下台」、「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等──卻開始被群眾接納和共同喊叫。

雖然有人以為四通橋抗議可能是催生這種政治性口號的關鍵一把「火」,但絕不是這一政治質變的源頭。因為在疫情爆發之前,我們就能明顯發現到:中國中產階級或受教育群體,對於財富積累和階級向上流動性的期待,已日漸絕望。網路流行討論的從社畜內捲、「躺平」「潤」學、甚至到「最後一代」,這些每年新發明的文化詞彙真切地反應了中國新一代年輕人對於未來的遞進絕望感,更顯現民眾對於當下政經體系的高度失落,甚至迫使政府出動國家宣傳機器來駁斥躺平、潤學等「時代糟粕」。

這些生活上的「失落」,過去並未真正轉化為現實中的「反抗」,直到這次發生在城市的白紙抗爭,才開始展現革命性的政治質變。儘管現在的我們,尚無法直接預見中國未來的群體運動將如何組織發展,這場白紙運動卻已至少替民間運動開啟了新的政治化想像。

同時,響應國內白紙抗議,海外中國人在全球數百座城市/高校的團結行動,則突破了六四以來,傳統民運以「政治領袖」為核心的異議典範──在過去,傳統的中國海外民運一直備受各方詬病,因為這種以海外民運領袖為主體、強調「直接反對姿態」的政治倡議,往往夾帶著強烈父權化和保守主義傾向,這不僅無法凝聚與組織起本就發散的海外中國人社群,更難連接國內本土的社會議題和跨階層社群,甚至令新生代離散社群刻意疏離。

但響應白紙抗議的海外聲援,多以海外留學生為主的新生代擔任核心組織者。無論是議程設置還是社會動員,他們更側重於與國內運動的聯動和支援,也主動與不同公民團體進行對話,積極放大團結運動的影響力和進步性。像是在紐約、倫敦、多倫多、溫哥華等許多城市的團結運動中,示威現場不僅大量出現了涵蓋中國國內女性、性少數、勞工、新疆等多元議題的口號或示威標語,活動組織也強化了對多元群體與少數議題的尊重和關注──這特別體現在新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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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於2022年12月3日在德國柏林中國大使館前抗議,聲援中國抗議者。(攝影/Omer Messinger/Getty Images)
群眾於2022年12月3日在德國柏林中國大使館前抗議,聲援中國抗議者。(攝影/Omer Messinger/Getty Images)

在各地爆發白紙抗議後,海外的離散中國留學生社群曾根據國內多地的抗議,整理出相對溫和且可令國內運動更為聚焦的「4個訴求」──(1)允許公開悼念(2)結束清零政策(3)釋放維權人士(4)保障公民權利──這些溫和訴求希望給國內的抗爭者爭取更多的安全空間,因此並沒有強烈的政治化傾向,這也看出這波海外團結運動以國內運動為中心的取向。

但隨著海外中國社群更多的討論和社群間對新疆議題的相互教育,作為運動起點、烏魯木齊大火裡受害最重者,維吾爾人遭遇與聲音也開始在集會上被重點強調,因此海外抗爭者社群也出現了增加第5個訴求的倡議:「停止種族迫害」或「關閉新疆集中營」

這一系列進步性的新生實踐,或許暫時代表不了整個海外團結運動的全貌,但與國內議題相聯結的進步性動員和倡議,顯然正在重塑一種新的海外離散社群的反抗政治。

中國社會總有抗議,但該如何升級成「運動」引發改變?

但我們該如何看待白紙抗議運動的迅速退潮?又該如何理解和回應本次封控抗議潮的局限性?

即便白紙抗議是一個起初是以反封控為共同訴求,進而引導出一場跨階級與跨地域的大型運動,但後續的發展和動員卻是三種完全不同的模式──這正是這場抗爭運動的困境所在,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將這場「抗議潮」理解為「三個運動」的原因。

以城市廣場或高校為基地的市民─學生運動,後續基本不再與工人社區的反抗產生聯結。這並非否認前者在運動上政治化或基進化轉向的價值,而是這種脫節,現實凸顯了當下中國民間運動,仍缺乏能在跨階層跨群體間有效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

雖然這場封控抗議潮,也展現了中國民眾新生反抗運動的革命性一面,但民間社會整體長期存在的碎片化與孤立性,尚未隨之出現實質解決方案。因為自2013年「七不講」
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司法獨立不要講。詳見維基百科
以後,中國公民社會和NGO團體加倍遭受重創,多數民間網路分崩瓦解,國家維穩體制也不斷完善和加強,即便當下社會危機不斷累積,但群體間的聯動對話和政治動員的基礎建設卻不存在。

在彼此獨立的本土抗爭中,不同社群或許仍可從彼此中吸收運動資源;但若跨群體、甚至本社群內部都缺乏對話、沒有協同的聯動機制──尤其是城市受教育群體與工人階級之間若沒有連動,彼此就無法互為呼應、作為可持續的組織力量介入政治對話──在面對當局動用成熟且極具針對性的維穩機器打壓下,運動就很難出現樂觀發展。

本文特別強調「工人群體動員」的重要性,並非是從道義或策略上的一廂情願,但如果缺乏對民生議題的關注和對工人階級的聯合動員,任何反抗運動都難以抵抗日愈加固的國家主義霸權意識與維穩體制,更不可能形成有效的運動積累。

此外,支援和強化新生代離散社群的組織工作,也將是未來海外團結運動的核心。儘管此次海外聲援運動,跳出了傳統民運的動員和倡議模式,開啟了一些新的進步性探索,但現實的困境依舊存在──以留學生為主的新生代離散社群,不僅缺乏在國內生活的經驗,也缺少與國內本土運動社群的連結,更何況海外的運動典範和話語框架與國內運動處境仍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政治緊張。

海外新生代離散社群,該如何定義自身相對於國內本土抗爭的運動位置,仍是未解難題──這也是六四一代的海外民運,與國內運動漸行漸遠的核心原因之一 ──尤其是當下西方世界與中國對立的國際大勢下,如何減少對他國政黨的政治依賴、避免「自上而下」的倡議模式,同時又能對海內外的中國社群進行充分的草根賦權,這顯然是擺在新生代海外離散社群面前核心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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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紙革命在中國漸漸平息,但效應蔓延到海外,圖為今年12月1日在印度班加羅爾針對中國舉行的抗議。(攝影/Abhishek Chinnappa/Getty Images)
白紙革命在中國漸漸平息,但效應蔓延到海外,圖為今年12月1日在印度班加羅爾針對中國舉行的抗議。(攝影/Abhishek Chinnappa/Getty Images)

當下,我們確實很難斷定一個「真正有效的海外團結運動」應該如何發展,但這次抗議潮至少提出了個新的問題:海外離散社群未來應如何建立一個以中國新生代進步行動者為主體、以中國本土議題為倡議核心、連結國內運動且串聯海外民間社會團體為側重的團結運動?

缺乏政治基礎建設和民間網路的連結,並不是只在此次抗議潮中才出現的問題。但如果我們希望未來能延續這次抗議潮所打開的新政治圖景,所有行動者都有必要嚴肅面對和反思民間社會基礎建設的困境,在本土試圖建立跨階層的對話和協同網路,在海外開拓新的團結實踐──否則中國永遠不會缺少「抗議」,社會卻將更難凝聚出足以改變時代的「運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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