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2017）年的一天，我從家鄉梅州豐順縣乘大巴回深圳，路程足足有6小時，還需繞道深圳多個落客點，其中一個是白石洲城中村。沒想到，大巴擠進車水馬龍的沙河街停下，同車一半以上的人都起身準備下車。我聽著熟悉的客家鄉音抬頭去看，其中大部分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雖然我知道他們只有「出深圳」這個唯一的出路，但在我家移民深圳25年後的今天看著他們下車，一個個背著行囊、棉胎、紅色膠桶消失在城中村的狹暗走道，我仍然有點眩暈。

像他們的處境，在中國社會學的分類裡，叫第二代農民工進城（我父親是第一代），相當於off-farmer變成了internal migrant worker。從農民工和城中村（urban village）的復合命名：農民—工人、城市—鄉村，我們就可以瞭解到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強要求下，因為體制和法規的滯後，而導致的灰色局面。

他們下車的白石洲是深圳最大的城中村，一如所有想像中的貧民窟一樣，是幽暗逼仄的樓道、縱橫交錯的電線、潮濕發霉的空氣，是自我管理而雜亂無章的工薪族社區。根據官方數據顯示，白石洲佔地約0.73平方公里，居住了15萬人左右。

自1979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大量外來人口湧入深圳打工，原居民利用手上的宅基地建造房屋為外來打工人員提供廉價的住房。而利益最大化的經典做法就是把土地利用到極致──平均7、8層的房屋之間僅保留了兩人並肩同行的走道，乃至兩棟樓間同層的住戶，只要打開窗戶就可以跟對方握手，所以城中村房屋就有了形象的名字──握手樓。

在城中村逼仄的生活空間里，超高密度的人口造成公共設施的供應和服務嚴重不足，社區環境惡化。但因為城中村屬於農村集體土地，這些社區非但沒有被納入城市規劃，政府也不承擔公共治理責任。等到政府認為這片土地上應該讓位給更有價值的人和產業時，便開始在主流媒體上大肆宣揚城中村的「髒亂差」，要鏟除城市的「毒瘤」，一副愛深情切，幾欲拳腳相加的樣子。

但我家鄉的這些年輕人可能不知道這一切仍持續發生著變化，15年前的深圳已經開始淘汰低端產業工人，進入後工業時代，政府通過人才引進政策，嚴格篩選可以服務於更高產值的科技、生物技術、設計、IT等一等居民。隨著生活成本的提高和不平等的公共福利政策，這些年輕人將被驅逐到惠州、東莞、河源等二三線城市，直到整個中國也不再歡迎他們。單獨一個深圳並不能解決深圳的居住問題，雖然從2016年起，深圳常住人口增幅已經放緩，但每年仍有約600萬的流動人口試圖進入深圳，

本次入選當代敘事影展中《漂流群庄》單元的紀錄片《交界》和《「家」租在南頭》，前者就在白石洲拍攝，馬林和李倩導演從外地趕來，參與了一次以白石洲為中心的紀錄片訓練營，作為外地人開始就地觀察和拍攝白石洲的外來居民；《「家」租在南頭》的拍攝地南頭是2017年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的發生地，這個展覽由深圳市政府主辦，在北京驅逐低端人口事件的背景下，仍以「城市共生」為主題瞄準深圳城市發展中最具普遍意義的城中村問題，不得不說是值得鼓勵的。在這個影片中，彭欣導演沒有關注展覽，而是借助受雇於展覽攝影工作的機會，與居民搭訕、閒聊、做朋友，記錄下這些南頭外來租客在鏡頭前不設防的微笑和表述，讓我們暫離城市發展的宏觀論述，見到一個個具體的人，這是我們為何為之抗爭的理由。

（閱讀英文版，請點：Deng Shijie: The City And The City: Migrant Workers Are Getting Pushed Out Of Shenz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