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打不過他們,還不能喊聲痛嗎?——專訪《大路朝天》導演張贊波
攝影
高速公路的網絡建設,將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拉成一條筆直的隱喻,一路前行,沒有速限,也沒有終點。不到20年,中國高速公路總里程已抵達世界第一,數字翻了13倍,突破13萬公里。
13萬公里的尾數裡,「張贊」那個人活過一回。
2010年,中國湖南省開工建設91.78公里的漵懷高速公路,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張贊波化名「張贊」,透過做修路工的髮小(從小長大的朋友)介紹,進入當時負責其中一段工程的項目部。近4年間,「張贊」和其他職工一起工作、集體生活,差別在他不打卡、不領薪,還老提著一台老式攝影機,一一記錄發生的事情。
這些素材,後來成為紀錄片《大路朝天》,和一本名為《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的非虛構文學。
張贊波也因此成為台灣影迷熟知的紀錄片導演。
他的《大路朝天》在2016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場場坐滿,獲得第10屆TIDF華人紀錄片獎首獎,入圍第53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他的《大路》一書,繁體版獲得2015年台北書展大獎、2014年《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好書獎,簡體版獲得2015年新浪中國好書榜10大年度好書。
這些戰功彪炳的註腳,卻一條也列不進他微博的個人簡介裡。那欄位上只寫著:「404 not found。」
關於「404」,維基百科是這樣寫的:「此訊息代表客戶端在瀏覽網頁時,伺服器無法正常提供訊息,或是伺服器無法回應且不知原因。」
這些「無法正常提供訊息、且不知原因」才成了張贊波對自己的真正註解。

原來我們一無所知

2008年,一則湖南省綏寧縣「天降橫禍」的新聞吸引了張贊波。
同一省份、離他老家邵陽不到200公里的地方,卻是中國衛星發射後,火箭殘骸墜落的預定區域,每戶人家,都有部位、大小不一的殘骸紀念品。當時,張贊波還在北京電影學院教書,偶爾寫寫影評和劇本,壓根沒想過要拍紀錄片。
「我怎能對發生在我身邊的事情一無所知啊?」短短幾字的新聞內容,讓張贊波好奇。他沒多想,買了一台攝影機,就去了現場。
張贊波特別喜愛廢墟的感覺,他總認為太文青的地方並不適合他。(攝影/林佑恩)
張贊波特別喜愛廢墟的感覺,他總認為太文青的地方並不適合他。(攝影/林佑恩)
一去便扎了進去。
張贊波在綏寧拍了7個多月,累積70多盒磁帶,剪輯成他第一部紀錄片《天降》。這部片奠定了他的風格,他持續把鏡頭伸往與國家意志交織的個體境遇裡。大時代裡小如草芥的人,慾望、苦難跟尊嚴,在鏡頭裡一一鮮活起來。
螢幕前的觀眾,將與張贊波走上一段,追隨農民龜裂、裹著塵土的腳跟,進到他們家裡。那兒,是北京奧運語調高昂的轉播,跟火箭傲人升空畫面之外的地方。
火箭碎片會散開、俯衝而下,不僅砸壞農田,甚至削過少女的身體,置之死地。
「她當時就站在這個位置,這裡有很多人,大概20多人,都往那個方向看,因為以往的衛星殘骸都是落在那邊的。結果沒想到這次從後面飛下來了。」在出事點上,少女的父親指著前方,對鏡頭說。事後,他把10幾歲的女兒葬在太太不知道的遠山上,怕家人觸景傷情,「我呢,究竟還是當過兵的,看過死人的。」
當過軍人的那位父親,卻在新聞裡,發現女兒的死消失了。「去年5月17號,湖南經濟電視台轉發了一條消息,說綏寧在接收衛星殘骸17次以來,沒有一次人員傷亡。」他連當天的日期,都沒漏掉。
他們的恐懼、憤怒也不存在。在一場軍方與居民的協調會上,張贊波捕捉了這一幕,衛星測站副站長對居民說出:「麻煩是不存在的,既然看中你家那塊寶地,就不要怕麻煩。」
只是「不存在的」,都被張贊波記錄了下來。《天降》完成時,張贊波懷著滿腔熱血,「那時我覺得,要透過紀錄片,把社會推往前走,肯定有這樣的效果。」
《天降》不是歌功頌德式的主旋律紀錄片,自然不可能通過中國廣電總局的電影審查制度,遑論貼上「龍標」,獲得公映許可。骨子裡,張贊波也不想玩體制內那一套,他不願揣測官方敏感帶,而是對自己鏡頭裡的真實負責。他脫離體制,跟其他中國獨立導演一樣,窄路上,摸黑著走。
但當他帶著《天降》去南京的獨立影展放映時,仍遇到了限制。當時,還沒人認識他,也沒有「不良紀錄」,他的片子卻跟另一部《克拉瑪依》被排在午夜12點場,規定內部放映,只有參展導演能看,最終,只有兩個人看了這部片。
在豆瓣網上,他的《天降》一傳上去,沒多久就成了「404」。條目被刪除,沒留下半點訊息,就像從來沒出現過。
張贊波抱持的使命感瞬間涼了一半。雖然這一回,他已經不是一無所知了,但口裡發出的聲音,卻小得可憐。
他往後的紀錄片《戀曲》、《有一種靜叫莊嚴》運氣好點,至今還留在豆瓣網上,只是觀影人數,加起來不到300人。

怎可視而不見

「我準備拍人物紀錄的,能給我一點建議嗎?怎樣可以讓片子更吸引人。」一名學生在網上問張贊波。
「吸引人?去拍愛情動作片吧。」
留言串下,網友紛紛指責張贊波,說他刻薄。但這也是老實的回答,張贊波知道,他直面的真實,沒有光鮮亮麗的人,個個是小人物,他們生活得灰頭土臉,雖然頑強,但並非勵志動人的故事。
2009年,TIDF策展人林木材在北京宋莊的獨立影展結識張贊波,這幾年,TIDF開始有意識地策劃中國獨立紀錄片單元,邀請導演來台灣交流。林木材指出,從《天降》開始,張贊波就沒灰色地帶,批判性強,關懷也都一致,他的鏡頭對準了偏鄉、底層的人民。
「我們拍這樣紀錄片的人經常遭到質疑,你怎麼老拍底層啊?拍這種邊緣人啊?那質疑在我這裡很容易化解,我自身就是底層,就是鄉村出來的。」張贊波說。
張贊波出身湖南邵陽的農村,與他《大路朝天》拍攝的漵懷高速公路,相距不遠。片中的農村山水,跟老家幾乎一個模樣。在《大路》書裡,他這樣形容待了近4年的村莊:
「中伙舖是個不大的村子。不到兩百戶人家,人口約八百條人——在這裡,你會聽到他們稱呼『一個人』為『一條人』,『八百條人』即為八百個人,聽起來儼然有『老子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般的豪爽。但如同中國大多數的農村現狀,中伙舖的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和兒童居多,年輕勞力大多去了廣東、長沙等發達地區打工,平時在村莊裡很難見到幾『條』年輕人。」
張贊波跟從小一塊長大的好友斌和,便是這樣的兩「條」年輕人,他們在「離鄉」的節點,走上異途。此後,斌和從高中輟學,成了修路工人,他成年的人生,分拆開來,就是一條條道路的名字;當張贊波到城裡念大學、到北京讀電影學院碩士時,那曾與他一塊寫詩、追女孩子的老友,每天接觸文字的時刻,僅有包便當的報紙、及與他往來的書信。
他們倆的人生軌跡,岔得越遠,越加深張贊波得走一趟的念頭。《大路朝天》也成了張贊波自己的公路電影,沿途風景,也是回家的風景,如同他書裡所寫下:「我所拍攝的對象,只能是和我呼吸相通、患難與共、悲喜相連的人:我的朋友、親人、同學或者父老鄉親,他們都是像我一樣卑微而無力的人群。」
透過斌和介紹,張贊波見了建設公司的董事長,他說要去拍紀錄片,謅了一個正當的理由:「因為中國的高速公路非常四通八達,雖然每個人都享受到成果,但不知道其中的艱難,包括你們作出的貢獻跟犧牲 。」
這「主旋律」說法讓他獲得信任,張贊波化名為「張贊」,被安插進項目部裡。職工跟民工看他是上面派來的,不好說什麼,但都暗地覺得,這北京來的「張贊」怪怪的。雖然「張贊」為人溫和,低眉順耳,卻老愛發問,到了夜裡,還把房門鎖得緊緊。某天半夜,住他同層的科長終於忍不住好奇,敲了他的房門。
「你每次一進房間就將門喀擦鎖上,你關門閉戶的究竟在裡面搞什麼名堂?」那科長邊問,邊往他房裡探頭。
「看A片呢。」「張贊」小心翼翼地回答。
唯有晚上,是張贊波的時間。他重新翻看白天的錄像,整理調查發現,制定新的拍攝思路。「張贊」好幾次替張贊波圓滑掩飾,也跟民工取得不錯關係。他臥底的危險,反而來自被工程波及的農民,他曾扛著攝影機,被一路追打回民工宿舍,還有一次,因為修路工程遭遇強拆的村民,將他團團圍住,要求查看身分證。
面對這些人,張贊波最為折騰。不僅要花更長時間取得信任,還得克制自己不被情感動搖。
《大路朝天》裡一幕,工程隊正在開挖一棵老樟樹,跟村民起了嚴重爭執。那村民的房子已經給國家徵收了,他只好住進附近廢棄的煤礦宿舍裡,經鄰居通報工人偷挖他的樹,才急急趕來。
「我要通知你?你算老幾?」、「你人都是政府的,還說樹不是政府的?」、「我喊一車人來打死你,賠你幾十萬就行了!」包工頭的話,一句一句,拔斷「張贊」的理智線,他跟著激動起來,拿攝影機的手止不住發抖,「真的不想拍了,想將攝像機放著,去幫農民理論,甚至幫他打一架。」
但張贊波忍住了。
「我打架有用嗎?我還打不過他們呢!他們這麼強大,我打的話,肯定拍不成了,在這地方我就只能出來了,意氣用事有用嗎?無力者唯一的有力,我只能把它記錄下來,留下這個形象,把他們釘在我的影像裡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羞辱的影像

然而,屢次傷害了農民的民工,卻也僅是巨大工程層層轉包下的渺小隊伍。 鑽進地底,挖著高速大橋下的樁井,遭遇工殤意外,坍方無法領資,或因利益糾紛被黑道砍傷,也為項目部忽視,無論多憤怒大喊,還是肉身擋車,都起不了作用。
從《天降》,張贊波試圖呈現事件晦暗的切面,到了《大路朝天》,拉出高速公路開發的一整條食物鏈。他影像裡的壓迫與被壓迫,並非單向,裡邊生存的人,也不是非黑即白。
林木材認為,張贊波的紀錄片已經從單純、荒謬的故事線,走向更結構、階層的問題。
「我喜歡宏大敘事,一般人可能不會到這個層面,他們不喜歡,覺得這太雜了,太虛了。如果我今天只是去講一個起承轉合、稀奇古怪的故事來打動人,讓人覺得很悲慘,這不是我的喜好。我多少有一點政論的色彩在裡面,由我來評判。」張贊波說。
於是《大路朝天》的最後幾幕,成了張贊波最具個人風格,也最用力的章節。強調愛國愛黨,腔調誇張的紅歌歌聲,透過交叉剪接,飄過項目部行賄結束的工程檢查。
八旗出版社總編輯李延賀,也是跟張贊波合作《大路》這本書的編輯,回想電影這幕時,說自己哭了,還起了一節節雞皮疙瘩。
那是他們祖國幽暗的一面。回憶幾次在國外放映的經驗,張贊波知道,這不是一部驕傲的片子。
「每次都有人哭,哭著看,他不是因為純粹感動而哭,就是一種羞辱感。我也有啊,我剛開始去國外放,那種感覺特別強烈,這裡邊沒有可愛的,基本上都是很不可愛的,很醜陋的那種東西。」
「後來怎麼克服這樣的情緒?」我好奇問他。
「沒有調適,還是這樣的。但是我覺得,人要面對自己的羞辱啊,羞辱也是一種真實的狀況,你不能去迴避它,迴避它就沒有羞辱了嗎?在那片土地上,我們自己也經常被羞辱,各種羞辱,這就是我們真實情感的一部份。」
於是,當中國留學生問他,能不能做得不敏感些、不尖銳些,讓片子回去中國播放時,張贊波都直截了當地拒絕對方,甚至會回應,「要看光鮮亮麗的,就看中央電視台就好了。」
不是他太「各色」(北京話裡指人不好相處、要求很多、不寬容),但他的確一向直話直說。他一一告訴我喜歡的中國獨立紀錄片排名,說自己欣賞王兵的《鐵西區》、徐辛的《克拉瑪依》、趙亮的《上訪》。說不喜歡的紀錄片,他也直接點名周浩的《大同》,這部,還是去年在TIDF一票都搶不到的熱門片。
「我覺得拍得像那個人(耿彥波)的宣傳片了,」他說。解釋了一陣後,他又補充,「我要見到他(周浩)還是會說的,我不喜歡。」

被翻轉的鏡頭

2015年11月底,張贊波《大路》簡體版正式在中國面世,出版方是中國著名的出版機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不下2個月,首刷的一萬本就已經出庫賣完,中國三大售書網站上,都標上了斷貨。得知消息,「理想國」出版社編輯興沖沖打給張贊波,說要趁工人過年放假前,趕緊二刷。
張贊波當時已經回湖南,他幾天內做了點增修,發給編輯,卻沒了下文。他的編輯做事嚴謹,從來沒有不回信的紀錄,此時,張贊波已經稍微猜測到事情走向,但他還是撥了電話過去,對方不願在電話裡談,只說「回來,你回北京再說吧。」
書已經被禁了。
訪台期間,張贊波無時無刻都在直播,希望讓更多人看見他在台灣的座談內容以及與影迷交流的情景。(攝影/林佑恩)
訪台期間,張贊波無時無刻都在直播,希望讓更多人看見他在台灣的座談內容以及與影迷交流的情景。(攝影/林佑恩)
「(大路)那個頁碼是404頁!我當時一看到就驚了!404是我太熟悉的一個字眼,就是被刪除、被遮蔽了。哇操,一看到這個404,我就想他媽的不祥啊!這會被查禁啊。」提到這事,張贊波都不忘調侃自己,說早預料到了。
當時張贊波拒絕了由此找上門來的外媒的採訪,應出版社要求,盡量把事化小了。這家出版社同時被禁的,還有一本《歷史學的境界》,是中國已故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老師的遺著。
「一本現實,一本歷史,無意中呈現了當下中國文化審查的兩個維度,」張贊波說。
現實情況也果然如此,這兩本書被禁,拉開了2016年以來一系列讓人眼花繚亂的「禁書」序幕,截至現在,坊間流傳的禁書名單已擴大到幾十本,不光寫中國的,寫社會主義前蘇聯和東歐的也難逃厄運。
去年5月,「理想國」的營銷編輯戴學林失蹤,直到今年2月,才被中國媒體揭露,他被當局控告因轉售香港、台灣出版的「非法出版物」,觸犯「非法經營罪」,判5年監禁。他販售的其中一本禁書,就是和《大路》同時被禁的《歷史學的境界》的作者——歷史學家高華生前的代表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張贊波出書時,就是戴學林做他的營銷編輯,陪他接受採訪,連書獲獎的訊息,都是由戴學林通知他。張贊波萬萬沒想到,故事還能疊上另個巧合。
張贊波也在香港買過一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帶回湖南時,他被海關擋了下來,以「反動」為由,強行沒收那本書。無論張贊波怎麼爭執,就是要不回來,只拿到了一張暫扣單。
說到這裡,張贊波平平整整的敘事線,已經完全亂了套。此刻我才知道,張贊波所謂的羞辱是雙重意義的,這已經不是鏡頭裡的羞辱,而是他切身的,忽然一刻感受自身渺小的,無法揮別的羞辱。
「我真的是覺得,好久沒有受到那麼大的侮辱。我完全被他們當作小偷似的,僅僅就是因為買了一本書想看,我就被他們那麼對待,既不提供執法依據,態度也極其野蠻而粗暴。我又剛從相對自由的香港回到這裡,感覺自己的公民權利,輕易被一個穿制服的人所剝奪了,人格尊嚴也沒有了,真的受到很大的侮辱,那天回去我都哭了,真的哭了,想說我靠,怎麼會這樣。」
高華那本書裡,歸納毛澤東的其中一項思想革命原則:領袖至上、集體至上、個人渺小。與張贊波的境遇,成了一段諷刺的互文,他影像裡、文字裡的那些主角,片刻就能翻轉成自己。
「我實在是咽不下那口氣,雖然我知道我幹不過他們,我肯定幹不過他們,他們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但是我總要用我的方式去做點什麼,我唯一的方式,我不就做這個的嗎?我至少要記錄下來,留下一點痕跡,我後來經常講,我雖然是一個卑微的無力者,我沒有權力,沒有什麼力量,可是紀錄是無力者唯一的有力,我會讓它留下痕跡。」

他們的天降橫禍

語畢,張贊波頓了一下,顯得有些遲疑,問我能不能稿子寫完後,借他看上幾眼,「我是最討厭自我審查的⋯⋯」,對於自己的要求,他顯得非常抱歉。
近10年間,張贊波在北京寸步難行,沒賺過一分錢,最近終於決定撤離,搬回了南方。一名認識他的紀錄片研究者曾私下告訴我,「張贊波到正式場合,就只有一件藍襯衫,」雖然我沒見識到那件藍襯衫,但也懂了她的意思。
談起經濟狀況,張贊波說,他拍紀錄片的頭5、6年,靠著研究所畢業後在體制內工作、寫劇本、接拍一些商業片的積蓄維持,由於都是一人劇組,沒什麼成本,就是生活得過下去。直到他房租真的付不出來,他才用《大路朝天》投了台灣的CNEX的提案會,獲得一些補助,金額不大,對他卻已足夠。
但他稍解的生存壓力,卻從另一方逼了回來。
2009年,張贊波拍完《天降》後,拜訪了中國異議人士艾未未。當時,艾未未在網路上發起四川大地震的公民調查活動,後來又將四川維權人士譚作人的案子做成《老媽蹄花》這部紀錄片。
「那是他做紀錄片影響力最大的時候,他的草場地工作室大門永遠都敞開著,全國很多人,都慕名去看他。」張贊波說,當時艾未未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一樣見了他。他其實有些激動,還對艾未未問說,你都不擔心安危嗎?當時,艾未未向他說,一切沒這麼嚴重。
之後,艾未未即遭受了被當局祕密監禁81天。
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個老同學曾向他說過:「在中國,真正搞紀錄片的人是要提著腦袋吃飯的!」那時張贊波不懂,這幾年卻逐漸有了感觸。
2011年後,中國各地的獨立影展相繼遭受打壓。有些索性不辦了,有些則轉為更隱密、地下的集會,只有極少數人能參加,連影展手冊,都不是要了就能拿到。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已被限制出境8年,近幾年,員警是最常和她討論紀錄片的人;隨著言論管束明顯收緊,獨立紀錄片導演相繼離開中國,留下來的,家門口天天有人站崗。
同路人裡,張贊波稍顯幸運,感覺儘管空間狹窄,但還是能勉強「於夾縫中生存」,他這幾年仍能自由出境,連被請去「喝茶」都沒有。
「壓力一直在,但好像又没直接來,」張贊波說。
壓力既是無形又是有形的。聊起未來打算,張贊波說他暫時不拍紀錄片了,他下一部計劃中的作品是劇情片,他自己認為,因為之前經歷,他現在要再介入現場去拍紀錄片,困難許多。不過,他覺得,無論紀錄片還是劇情片,從自我表達層面來說,並沒有本質區別。
今年3月1日,中國《電影產業促進法》正式執行,中國獨立電影導演的處境,變得比以往更為艱困。其中一項規定寫下:「個人未經許可擅自舉辦涉外電影節(展),或者擅自提供未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的電影參加電影節(展)的,5年內不得從事相關電影活動。」
此時正「非法」在台灣參加TIDF巡迴展的張贊波,接受了我們的專訪。
應攝影師要求,他走進一戶狹窄廢墟裡拍照,隔著鐵窗,對我投以一個促狹的笑容,「你們這攝影師真會挑地方,就知道我喜歡廢墟,但他媽會不會靈驗啊?不會回去就給關了吧?」
後來我發現,這不是玩笑話。
直到張贊波回到中國,都忍不住向我發了訊息,要我別忘了他的「非份之求」,莫讓他因言獲罪。他說,不能太恐懼,但謹慎是必然的。
此刻,我忽然想起他的第一部紀錄片《天降》。畫面裡,張贊波正跟村民站在一塊,他仰頭猜想,這次燃盡的星火,會落在遠方,還是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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