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廢小城裡的黑色喜劇——專訪中國獨立導演耿軍
攝影

《輕鬆+愉快 》中國|2016

2017金馬獎入圍: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耿軍)、最佳攝影(王維華)、最佳原創電影歌曲

耿軍,1976年生於黑龍江。從事過各種工作包括冷凍推銷員、雜誌社編輯等。2002年開始拍攝電影,作品曾多次入選國際影展。2014年以《錘子鐮刀都休息》獲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2017 年以《輕鬆+愉快》獲日舞影展評審團特別視野獎。

2002年冬季,耿軍心想自己就要死了,連第一場雪都沒能趕上。
那時他26歲,得了俗稱癆病的肺結核,每天大口大口地咳血。身子虛,什麼事也做不了,只好離開北京,回到黑龍江的家鄉鶴崗。
在北京6年,耿軍什麼活都幹過,餃子銷售員、飯店服務生、電視台和雜誌社廣告推銷,是名副其實的「北漂青年」、「來京務工人員」。可是突來的重病點醒了他,「自己還什麼都沒幹呢」,20歲想拍的電影,一直沒有著落。
幾個月內,耿軍寫了篇短片劇本,找兩個當地拍婚紗照的人幫忙攝影,請了高中同學當演員,開拍自己第一部電影《山楂》。他不顧家人勸阻,每早醒來,就拎一個5公升的水桶往外跑,因為一天吃30幾片藥,太燥熱,老是口渴。
折騰半年多,《山楂》完成了,但沒有一炮而紅,被朋友們評為「要內容沒內容、要形式沒形式」後,再沒其他人看過這部片。不過耿軍的病倒是好了,接下來15年,他不間斷地拍獨立電影。
2004年,他的長片《燒烤》,一舉入圍法國南特電影節、荷蘭鹿特丹影展;2014年,短片《錘子鐮刀都休息》,拿下台灣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獎。他最新的長片《輕鬆+愉快》,獲得2017年美國日舞影展評審團特別獎,今年4月,耿軍帶此片到金馬奇幻影展作為亞洲首映,獲得好評,場場售罄。
影廳裡的人隨著他的電影畫面,如同去了一趟鶴崗。在那個落過雪、清冷如廢墟的東北小城裡,鏡頭停在幾個百無聊賴,生活只剩作惡使詐的中年人面前。

快速衰老的城市

《輕鬆+愉快》講述了一個推銷香皂的騙子、逢人化緣的假和尚、四處找媽的基督徒、疲於奔命的林務員,和破不了案的警察,在城裡不斷相逢、相互猜疑、相害相騙的故事。作惡的一方壞得不夠徹底,被害的一方,也不為人同情。
中國獨立導演耿軍執導的長片《輕鬆+愉快》獲得2017年美國日舞影展評審團特別獎。(攝影/林佑恩)
中國獨立導演耿軍執導的長片《輕鬆+愉快》獲得2017年美國日舞影展評審團特別獎。(攝影/林佑恩)
隨著耿軍電影獨特的節奏感,冷調、緩慢,及突如其來的黑色幽默,小奸小惡最終把人拽向了悲劇。
「『輕鬆愉快』這東西呢,是個話術,是上小學時,小孩時常說的一個話,帶有挑釁語氣。比如說,咱倆是一個班的,跑八百米,我贏妳,就是『輕鬆加愉快』,既是玩笑,又是挑釁。」耿軍解釋,多義的片名裡的諷刺,其實是所有人,都活得既不輕鬆,也不愉快。
訪談當天,我和耿軍約在台北西門町。到了講定的地點,我沒認出他,錯過了。耿軍理了光頭,有著微微上斜的細長眼睛,和北方人飽滿的腮幫子。不過他總戴上鴨舌帽,穿著簡單的T恤,很不顯眼,一下子就隱沒於人群。
「有人說,你電影挺有舞台感的,把景色去掉,放到舞台上演,成為舞台劇也沒問題。但對我來說那是分不開的,環境是《輕鬆+愉快》的第一主角,如果你把它放到西門町大街上拍,那是另一個電影了。」提起放映時觀眾反應,耿軍說。
耿軍的電影,幾乎都在老家鶴崗拍攝,城鎮不僅是場景、主角,也是他提問的源頭。
「我想要表現後工業時代,人們生存的無所適從感。人們為了生存而掙扎,但是這種掙扎可能各自有各自的手段。為什麼會衰敗?為什麼會凋零?就是每個在場人員都是從犯吧?為什麼會這麼糟糕?為什麼不是好了起來?而是壞了下去?」
中國電影研究者張真曾提出「城市一代」,界定中國這些在20、21世紀交界出現的獨立電影導演。他們的作品關注城鎮地區發展起落,主角多是普通人、城市邊緣人。這些人的電影美學,是廢墟、毀滅,也是往大城市遷徙所致的貧窮和絕望。
鶴崗是個邊境城市,也是煤礦和糧食基地,處於中國黑龍江東北角,挨著俄羅斯。耿軍生於1976年,和一個正好的時代一塊長大,經濟轉型、改革開放,老百姓漸漸富足起來,家家戶戶有了電視、摩托車。
但榮景不長,1990年代末期,中國時任總理朱鎔基大砍國有企業,8百萬名工人下崗、失業。東北一下子經歷私有化、無度開採、生產過剩、工業衰頹。有些煤廠地底被挖空,成了塌陷區,居民紛紛搬走;當地沒了工作機會,留在原處的多數人,過著翻日曆般的生活。
這些都成了耿軍2008年完成的電影《青年》裡的故事。小城裡,每個人都像跌進陷落區,無論使勁,還是擺爛,都沒能翻上去。應當擁有大好青春的青年,為了愛情服藥自殺了、為了朋友出口氣而半殘了、因為想多掙點錢在工地摔破腦袋了。他們交織的人生,編成一首不成調的青春輓歌。
這是耿軍最重要的一部電影,上述的角色都有原型。幾次他從北京返鄉,發現人事境遷,「回去後你發現,小時候一起長大的好幾個朋友都死了。」這段往事,讓耿軍原本飛快的語速,慢下許多,「樂觀的聊是,他們就是永遠的20多歲了,你知道這人肯定不會老了。」

失敗者的時代

替代他們活下去的,是耿軍從沒換過的幾個演員。
耿軍的電影,都找同樣幾個素人演員拍攝,這些人多是他同鄉、長年的朋友。他的老搭檔張志勇,本身就是殘疾人,小時候在礦區玩鋁管,被炸掉了兩隻手指、傷及一邊眼睛。在《錘子鐮刀都休息》裡,張志勇便是個偏癱,利用拐杖做武器的搶匪。
形塑角色時,耿軍從這些演員的人生經歷去建構。換句話說,他們一夥人,其實都是電影裡邊極其平庸、底層人群裡的一員,他們同樣困頓,只是換了些情境罷了。
「我跟我這幾個演員說,我的劇本就是你們的傳記,只不過是,你們活生生的生活,是你們傳記的一部份,我創作的電影,是你們傳記的另一部分,所以你們如果60歲,你們相當於活了120歲,你們有雙倍的人生。」
他們反覆出現在耿軍每支片裡,這齣演跌破頭的青年,那齣是彆腳的強盜,另一齣是濫用權力的警察。但即使角色設定不同,模樣因歲月流轉稍有變化,卻都是同一個性格:不合時宜、軟弱無能、失敗和窩囊。
「徐剛(演員)對我其實挺不滿,為什麼他演的人都這麼慘?這麼面(北京話裡指人軟弱)?我說,你演的角色其實都是我,我就這麼面,就這麼窩囊!我電影裡邊,每一個人物都是我,我在某一刻閃現出來的惡,某一刻閃現出來的妥協和軟弱,某一刻的堅定,和某一刻需要友情,某一刻沒有著落、無所適從,我覺得,都有自己的影子。」
描繪失敗者可憐可惡之外的可愛,也是耿軍特有的幽默感。他的電影雖然直面現實,卻能讓觀眾在某一刻的荒誕中,不自覺地笑出聲來。
《錘子鐮刀都休息》的情節是:窮困潦倒、企圖行劫的人,在家裡遇上小偷,乾瞪眼的兩人,一塊吃了頓午餐,最後索性團結起來,一起作惡。但他們太過軟弱貪命,最後沒有成功,反被「受害者」打暈,倒在了頻頻作案的雪地上。
深刻的一幕,是壞蛋也有和朋友掏心窩的時刻。他對另外兩個賊說,真希望自己有30個朋友,「我一個朋友家一個月去一次,我這一個月吃飯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仔細數了一下,我沒有這麼多朋友。」
這部片,耿軍電影從現實主義,轉向了荒誕現實主義。轉變或許不是偶然,中國人類學家項飆在一則訪談裡,形容東北的下崗工人,已消融成底層階級,成為中國社會「憂鬱的幽靈」,東北也從社會主義的好典型,淪為「喜劇化的、黑色幽默式的調侃對象」,成為生養喜劇演員趙本山的滑稽農村。
他們自嘲、相互打擊、嬉笑怒罵地過日子。

不被世界裹挾

1996年,耿軍20歲,特別看不慣這樣的人群。
「當時其實是挺瞧不起社會的,覺得大人這個物種,特別噁心,他們沒有出息,他們時刻都會屈服,在外掙錢的,會向錢屈服,交朋友的,會向體格好的屈服,喜歡女人的,會向女人屈服,40多歲的成年人,特別討厭。」中專畢業後,他一心想離開鶴崗。
小城裡的人多跟「文藝」沒什麼關係,他跟朋友聽搖滾樂,嚮往「黑豹」、「唐朝」那樣的樂隊,也跟著留起一頭長髮。對耿軍影響最深的導演,不是國外電影大師,而是他小時候,每個暑期都播放的電視劇導演楊潔、她拍攝了1986年版本的《西遊記》,「我覺得太神奇了!想像力這麼豐富!」
後來耿軍才在市中心的戲院,一股腦地看電影,連圖書館裡的電影劇本,也一一細讀。對當時的他來說,導演是僅次於民族英雄、科學家,數一數二偉大的人物。
「但那時還是製片廠時代,喜歡電影,又是文學青年,怎麼跟電影有關係?我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寫劇本。變成編劇,才能跟電影有關係。」耿軍在一次訪談裡自述。
他剪去一頭長髮,跟父親換了路費600元人民幣,藉口要去瀋陽的工地打工,卻跟朋友密謀,一塊上了往北京的火車,路程顛顛簸簸,一趟就要23個小時。一到北京,他帶著劇本到中央戲劇學院,因為他以為姜文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裡主角的學校,就是搞電影的地方。
耿軍當然搞錯了,對方告訴他,得去北京電影學院。當時他應徵上客房服務生,成天鋪床、刷馬桶、但包吃包住,還有彩色電視能看《還珠格格》。工作之餘,他就到電影學院旁聽,參加研究生辦的沙龍活動,看同學拍的片子。
那時耿軍離導演還遠得很,不過時代給了他機會。2000年,數位時代來臨,只要有一台DV機(數位攝影機),就可以拍電影。
雖然第一支片《山楂》成了黑歷史,耿軍並沒有放棄。他2003年以鶴崗青年為主角的短片《散裝日記》,得了第一屆國際DV論壇的優秀獎,並認識了被稱為中國獨立電影教父的張獻民。這是耿軍第一次受到鼓舞,總算一腳踏進電影圈了。
差不多那時,耿軍改了名字。他其實身份證上有另個名字,很好記,叫「耿金發」,至今,朋友還喊他「發哥」。在北京當廣告業務時,他和一夥朋友紛紛改名,以為能改頭換面,洗去身上的土氣。
「(耿軍)聽其來特別微不足道、特別不起眼、特別正常。」他形容,這名字就像路上的稀泥,如果踩到了狗屎,一般人還會記得是在哪裡踩到,但踩到稀泥,沒多久便會忘得一乾二淨。
掙了些錢,得了個小獎,但耿軍還是格格不入。身處偌大的首都,自己卻像是一坨稀泥,隨時能被壓爛、捲走、沒人在意。
異地生存的焦慮自卑,成為耿軍下支片《燒烤》的主題。他劇本取自一則社會新聞:年關將近,兩個在北京務工地青年沒錢回家,綁架了一個陪聊小姐,其中一人卻對該女產生感情,最後兩人決裂,報了警,雙雙入獄。
前幾支片耿軍都用手持DV拍攝,鏡頭貼著演員走,雖然是拍劇情片,但因為質樸寫實,反而像部紀錄片。捕捉下大城市裡,想實現理想,靠能力吃飯的愁困青年,他們像肉片一樣,在火上煎烤,硬著頭皮活著。
20年來,耿軍也被翻烤了好幾回,現在,41歲的他終於能理解,當初瞧不起的父親,何以鍾愛鄧麗君、阮玲玉,盡聽些黏膩、軟綿綿的歌曲。「社會太堅硬了嘛!誰慣著你?誰能容忍你?你在外邊各種碰壁,回到家裡,聽那種東西,會柔軟內心啊!」
因為做獨立電影仍然辛苦。
大環境上,在中國拍獨立電影遭受限制。2014年,中國獨立電影和紀錄片重要交流平台的北京獨立影像展,經歷官方前所未有的壓制,不只停辦,還被斷水斷電、沒收影片。當時參展的耿軍,被佯稱為村民的政府人士毆打,至今找不到施暴者。那時他才明白,體制對個體的欺騙,其實不在暗處。
物質上,耿軍必須掐著預算拍電影。他稱拍電影為集體勞動,他的演員,是他的副導演,攝影師必須兼做美術;他的錄音師杜春峰,是他每一支片的現場製片。他電影多是白天、室外場景,因為預算不夠,燈光劇組只能跟一半的拍片期。
前幾年,耿軍拍電影沒有一點收入,靠積蓄,還有拍廣告跟宣傳片維持。一直到《燒烤》、《錘子鐮刀都休息》,因為獲獎,賣了海外版權,才能稍微打平開支。
雖然如此,他仍自我要求嚴格。只要把名字塗掉,就能和耿軍共享同一張履歷表的杜春峰說,耿軍雖然平時看來不太注重細節、大大剌剌,但拍起電影,卻是相當較真、較勁,一場戲,有時要拍到上百條、好幾天。
「他(耿軍)一定要做到他認為的好、可以,才能過。大陸有句話叫做有錢任性,其實我們沒錢,但我們拍得也很任性!」杜春峰笑說。
因為時間沒裹挾走的,是耿軍對於電影,仍保有強硬的堅持。他認為,「大師電影和垃圾電影之間,從沒存在中間值。」自己只能不斷嘗試、創新。為了拍自己想拍的電影,他近期也婉拒了一些較大製作的機會。
不過,即使成為了「得過金馬獎的導演」,耿軍至今都還對「導演」這個詞感到尷尬,不覺得自己是個職業導演。平時被叫導演,甚至覺得像官稱,好像隱約被尊重的感覺,自己非常不適應。
「我算個無業人員吧,從靠手藝吃飯這件事來說,攝影、錄音師他們,是更硬性的指標。(導演)對我來說,(導演)真不是一句話能說清楚的技術⋯⋯。」
「那對現在的你來說,導演是什麼呢?」我問他。
「要有自己的藝術想法,比自己想法更重要的是,跟人溝通,通力協作,每一個成員奉獻自己好的創作想法,來完全一個作品。他(導演)是一個綜合的東西,日本把導演翻譯成監督,我覺得還挺貼切的。」
在他心中,導演已不是偉人般的存在,而是自己得不斷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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