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porter LogoThe Reporter Logo
深度 × 開放 × 非營利
The Reporter LogoThe Reporter Logo
深度 × 開放 × 非營利

讀者投書

【投書】寫在(不一定來到的)黎明之前:四月之聲裡,那些獨裁者的堅持、網格員的橫行與人民的選擇

2022年4月21日,Omicron疫情下被封鎖的上海靜安區。(攝影/AFP/HECTOR RETAMAL)

過去幾週上海吉林的人道主義危機,同2020年的武漢一樣,顯示出中共防疫在科學和人道上徹底的失敗,其中基層公務員組織的僵化是為最明顯的癥結。官民之間的信任達到了冰點。

我想一些上海市民,特別是中產階級,已經能夠體會到2014年和2019年香港人的憤怒(編按)
指2014年的雨傘革命,以及2019年開始的反送中/反修例運動
:即使當地有著已經較為成熟的市民/公民社會,地方官僚系統仍然難以抵禦中央政府的威權統治。在鐵拳砸下前,上海人卻比香港人更「去政治化」──經年累月的服從與「莫談國是」卻未換來官方給上海人相對自由的尊重。

武漢疫情的「撲滅成功」加上全世界一開始在疫情防控上的進退失據,給了中國政府一個絕佳的內宣與外宣契機,同時也給這個政權設下了一個難以逃脫的政策陷阱。各省志工以及醫療人員對武漢的團結援助被政府收割,真實發生的死傷,卻被喪事喜辦的主基調掐滅,「集中力量辦大事」所代表的國家強權,讓社會失去反思機會。

從採集訊息到治安協助,「網格員」無所不包

在政策端,我以為中國的防疫可以這麽概括:在國務院主導的各省聯防聯控(聯合防治控制)的機制下,各地進行所謂「網格式」的「精準治理」。「網格式」治理並不新鮮,是中國最基層地方對人民進行更精細化的管控,在疫情發生這兩年的「精準疫調」之前,「網格式」的政策是政法委主導下的社會「綜合治理」的一部分──目的在於維穩和所謂的「政治安全」。習近平近年頻繁提到的「楓橋經驗
這個是在習近平上任前就已經得到重視的社會治安經驗。1963年,浙江省寧波專區諸暨市楓林區依靠「發動群眾」改造「反動份子」。毛澤東當年批示並倡議推廣了這一做法。中共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於2008年就解讀為「千方百計把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當地,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2013年,習近平上任伊始也提到了堅持「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政策。實際上,這是以非官方執法方式治理社會治安,在基層社會通過中共的代理人進行社會控制,以達到所謂社會穩定,並減輕上層政府與司法機關壓力。
」,本質上是想把「人民矛盾」能在最最基層的治理當中「解決」。

而這個在疫情期間興起的「網格治理」具體是什麼?

根據中國福建省福州市今年3月出台的的「福州市城市網格員管理辦法」,網格的劃分是可以「動態調整」的,原則上依據行政地理邊界,但是也可以針對特殊機關設定專屬工作網格。網格的直接管理者為「網格員」。無論是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定義,還是福州市的定義,網格員的權力都相當大:他們可以直接參與解決及上報所謂「社會管理事務」,能夠進行基層的「政策宣傳」,採集各種訊息,甚至「協助」治安案件和「重大保衛工作」。

舉個例子,網格員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進入民眾的私領域。他們每天早上到家家戶戶分發快篩或者組織檢測,在微信群中不厭其煩地政策宣導並收集居民的新冠測試結果,他們可以干涉民眾在社群媒體上的發言,並決定哪些民眾可以出門採買與就醫。大疫之下,網格員的職責可以是執法人員,可以是醫護人員,也可以是一直盯著你的威權分身。

Fill 1
投書、四月之聲、獨裁者、網格員、人民
長寧區是上海最先試辦網格化管理系統的地區之一。圖為長寧區城市網格化綜合管理信息平台辦公室。(取自網路圖片)

上海早在2003年就已進行網格化試點,2008年更出台了管理層面的暫行辦法,並於2013年(即中共十八大後)發布「上海市城市網格化管理辦法」。在2012年,上海已有1,809個所謂責任網格區域,每個網格管理的人口約莫1.3萬人(2012年上海人口為2,371萬人),年處理超過130萬件「問題」。

武漢肺炎疫情一開始,中共動用了大量的網格員進行疫情防控。根據中共官媒《法制日報》2020年3月的報導,當時中國有450萬的專職或兼職的網格員。而根據中國政府的統計,2016年中國公務員的數量已為716萬人──網格員卻並不屬於公務員的一部分,其數量相當膨脹。

而這個最最基層的網格並非中國政府體系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雖然網格員有實際上執法的權力,他們所管理的每個網格卻並沒有相應的司法組織和行政救濟。所有的「治理」落在網格員的身上,他們的作為卻很難監督,游離於一般的法治系統之外。另外,網格員的行政身分是相當尷尬的:他們既不屬於傳統意義上官僚系統的一部分,但會被民眾視為中共在最基層的代理人。網格員的培訓和各類硬體軟體配置由地方財政負擔,而網格員卻基本上沒有正式的「編制」,即不被視為公務員。如若網格員失職瀆職,政府也可以「臨時工」或「非公務員」的身分轉移責任,通過解職以降民憤。

這個政策的設計初衷看似完美──中國國務院在政策設計上進行跨省跨地的協調,依據形勢進行政策微調,而後,政策的傳導可以通過網格員,像毛細血管般進入基層;同時,這可以方便中央政府的數目字管理,並進行有效的維穩。這種全景式的控制在大疫之下對於中共也有特殊的意義──習近平想要地方官員對於中央政府政策毫無保留的執行(即所謂「看齊」意識
看齊意識,是指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自覺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也可以叫作保持一致意識。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須有很強的看齊意識,經常、主動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2015年12月28至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題民主生活會上的講話
),也在這個危機時刻得以實現。

中共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加深,官僚內耗 、民眾被犠牲

而這個完美的安排卻暗藏了許多炸彈:其一,中國各省的官員的利益並不一致。具體表現之一即為各省各地的健康碼
中國推的健康碼,各省甚至各地有自己一套的處理方式。簡單來說,健康碼把公民分作三六九等的危險人群,同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特定群體的行動與工作模式。
不協調,連帶影響人們移動後的聯繫以及供應鏈的互通。
其二,在疫情期間,中共中央給地方官員發出了非常矛盾的訊號。一方面,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方「不許層層加碼」,即地方政府不應在中央政府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收緊政策。但另一方面,中共近年來推行習近平的「兩個維護
「兩個維護」即「維護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習近平近年來樹立個人權威與統一中共官員意志的口號。
」,開展了一系列以「黨史學習」為名的政治整風運動。一言以蔽之,地方政府必須毫無保留地推行中央的政策。如在新冠疫苗接種方面,雖然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一直強調不應強制接種疫苗,但許多地方政府視若無睹,因為疫苗接種率是地方政府必須完成的硬性指標。所以表面上,「聯防聯控」機制下,中央和地方仍有協調的空間,實際卻是習近平主導的集中高壓政策未給地方政府應有的應變空間,導致地方政府傾向於儘速完成政治指標,而非尊重法治精神和民意。

其三,「網格化精細管理」是個缺乏現代化想法的政策模式。說得狠一點,就是把民眾當賊。誠然,把治理民間的控制權下放,可能可以更方便地解決民眾問題,或控制人民的行動,但這種全景式的控制需要大量的金錢和人力,更不用說中國地方政府財政吃緊,加重寅吃卯糧的程度。而這種基層控制本身就是對於法治化的蔑視,等於在現行七零八落的法治上,再加上一個無法有效監督的灰色地帶。

試想上海解封之後,寵物被「清殺」,又或失業的上海民眾能夠方便地提告居委會和網格員嗎?或許人們可能可以申請行政訴訟或者勞動仲裁──雖然居委會與網格員並非公務員,法律上尚有爭議。然而,上海市民能夠追溯更上級政府的責任嗎?上級政府可以隨時把責任丟給非公務員編制、只有一紙合約的「合同工」嗎?監督甚至訴訟之路道阻且長,甚至不可能。

這三個令人沮喪的政策陷阱,在「黨領導一切」、「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官僚系統中讓抗疫失能:上級政府指責地方執行不力、能力低下;下級政府及龐大的外圍半官方組織指責上級政府給了過多的枷鎖和自相矛盾的政策目標。控制的願景和實際成果大相徑庭,人道慘劇比比皆是,官僚系統內耗嚴重。

最重要的是,在這個政治的惡性循環中,民眾是失去權利的,公民社會是缺位的:對全景式控制近乎狂熱的追求,壓縮了公民監督的空間。在中央和地方已經無法在短時間內協調的背景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不平等快速地轉向無差別的壓迫。當一個政府需要民眾的「犧牲精神」來保全其政治穩定的時候,已經是黔驢技窮了。

獨裁者的堅持,民族自尊代價重於上海一省的怨氣與災害

Fill 1
投書、四月之聲、獨裁者、網格員、人民
2022年4月3日,從海南省出發前往上海支援的醫療志工。(攝影/Feng Shuo/VCG via Getty Images)

為何中央政府不顧當地技術官員的反對,執意接管控制上海的防控?基於中國的政治現實,我們可以以如下「理性」的角度來分析。

首先,4月3日中國國家副總理孫春蘭赴上海督戰,她特別強調了「聯防聯控」,以及中國(而非僅僅上海)的醫療量能問題。出於對全中國醫療系統被Omicron擊穿的擔憂,中國政府近期承認,在過去兩至三年,中國的醫療量能還未發展到能夠大量收治傳染病病人的程度。另外,即使在地方政府明裡暗裡強制接種的政策下,疫苗接種率在老年和未成年人口中特別低:根據官方數據,5,200萬60歲以上的老年人還未完成全程接種,80歲老人的第一劑的接種率僅僅為58.8%。試想,各省若如上海疫情遍地開花,準備不足的醫療系統隨時會被擠兌,中共的政治安全也不保。上海一省的怨氣和本地官員所擔心的次生(間接)災害,在中共的計算中會是較低的「成本」。

其次,防疫的政策基調已經不是技術官僚所能控制的了:這關乎「中國的面子」。

無論防疫專家如何謹慎地提醒民眾與病毒共存的一天總會到來,中共的政策宣傳早已陷入「清零」和「躺平」的二元陷阱無法自拔。更極端的是,「躺平」已成為了代表「懶政」的政治詞彙,已經和「與病毒共存」的公共討論無關。 另外,病毒固然令人害怕,但是當全世界都在試著走向正常化的時候,病毒在中共的宣傳機器中仍然是洪水猛獸的模樣,以挑起全社會對病毒的「極端」恐懼來合理化極端的防疫政策。

上海現今的問題並不是醫療量能不夠抑或是物資不夠,而是上海在人心和硬體上準備的配套措施,是針對更鬆散的居家防疫,而非突如其來的硬封城。而中共引以為豪的「動態清零」也未對Omicron有所準備和轉圜的餘地。

這些政治上的「理性」並不是基於人道主義和民主自由,而是單純的威權存續和「民族自豪」。中共的對外宣傳蔑視西方的防疫政策(說實話,西方許多國家也抗疫不力),但是卻忽略了西方抗疫政策只能遊走在(緊急狀態下)的憲政框架之內,更不用說許多西方國家在醫療量能+疫苗+特效藥的組合下已經有了開放的勇氣。上海在3月一度想要推行居家防疫與自主健康管理,並呼籲民眾自發少出門少群聚。在中國疫苗接種率以及效力存疑的情況下,這樣的政策可能有考慮不周之處;但上海當時的出發點是防止封城的次生災害和社會恐慌,試圖在新變種的衝擊下找到平衡。而中央政府的介入打破了平衡的努力,在沒有充分政策討論的情況下將防疫政策推到極端。

總體來說,中國「動態清零」漠視生命且過度自負。孫春蘭與上海市委書記李強言必稱「總書記」,國衛委主任馬曉偉4月18日在《學習時報》上稱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統攬全局、果斷決策,在每個關鍵時刻都給予重要指導」──聯防聯控機制看起來更像是政治局甚至是習近平本人在控制,而非國務院的職能。

這種局面,是中共自十八大以來急凍黨內民主的悲劇。中共中央委員會甚至是整個國家的命運維繫在一人身上,執政集團內部的糾錯不是常態而是特例,抗疫不再有科學動態發展的決策基礎。

而獨裁者為何堅持這個政策?一方面有對中國醫療量能全面崩潰的考量,另一方面有對自身政治形象的堅持:人民領袖永遠偉大光榮正確。這種政治形象是需要宣傳基礎的。武漢疫後大興土木搞紀念館,開表彰大會宣傳「武漢保衛戰」,無不是對於習近平「團結復興中華民族」的加分項。

基層官僚和技術官僚在上海大疫中集體失語,有些官員甚至選擇了離職與自殺。上海基層官員的良心與信任赤字在未來幾週只會愈來愈大。我最悲觀的預測中,基層官員會同時成為被中央與省級政府拋棄的替罪羊和民眾的泄憤對象。可是這些官員仍有選擇:可以選擇不合作不做惡,可以選擇罷工,甚至可以抗命尋求這個僵化體制的改變。

公民社會的如夢初醒?

被壓縮的社會只能選擇自救。現實中,中國民眾長期「談政色變」,但由於對政權特別是基層官員的不信任,且政府在基本物資和社會救濟上的長期嚴重缺位,這種情況尚有機會成為公民社會大規模重啟的契機。各類線上線下的團購群、互助群、業主或工人互助組織、志工(志願者)團隊,都有機會深化民眾對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理解。可以預見的是,在有聲無聲的抗爭中,更多民眾會組織化與「政治化」。

目前中國社會的語境,已妖魔化了「政治化」一詞的含義:所謂的政治,在中共眼中是上對下的指導和動員,所有對這種指導和動員產生根本性對沖的行動與想法,都被視為政治上的反動。在中共十八大後,「國家安全」與「政治安全」這兩個名詞一步步擴張內涵,中共的側翼以及狂熱民族主義分子動輒指責批評者「境外勢力」或「遞刀子」云云──在這個背景下,公民社會的行動力和目標被嚴重壓縮。也就是說,任何的公民組織和互助都被視為「政治化」。

但嚴格來說,一個多元的社會應也有政治的多元;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應對少數派的政治利益有所保護,缺乏這個多元化,每個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間被犧牲。

我以為公民社會非常重要的目標即是影響政治,甚至是進入政治、成為政治本身。全景式的控制和大型數據化的監控並不是為了人民的福祉,也無法保護這個社會最薄弱的群體。此時,公民的組織化互助愈加顯得珍貴。但是一時的幫助遠遠不夠,如若這次學到的經驗無法變成政治訴求,同樣的慘劇還會發生。

威權政權在面對民眾大規模的怨氣時也有其屢試不爽的策略:其一,制造或挑動既得利益者、非利害關係人與受影響民眾之間的矛盾,利用「大部分期待穩定」的心理來進行壓迫;其二,強調對於國家或民族的自豪感,把民族情懷至於人性和法律之上。遠的不說,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湮滅就是一例:中國大陸民眾對於香港人的訴求並無同理共情,香港人對於中共中央的挑戰被視為是對整個民族的宣戰。

今時今日的上海與吉林,敲碗抗議可以是反動,質問徵用權力可以是反動──我期望線上線下的中國公民能夠在指責之前想想是否可以共感理解,因為下一個被鐵錘打到的可以是任何人。4月22日在中國社交媒體出現題為「四月之聲」紀錄上海疫情的影片,在政府的再三封鎖之下仍被瘋狂轉發──希冀這樣的行動愈來愈多,鬆散的民意能夠成為中共無法忽視與完全控制的政治力量。

這是威權下人民共同的政治修行。希望黎明能夠到來。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秉持深度、開放、非營利的精神,致力於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您的支持將有助於《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促進多元進步的社會對話。請與我們一起前進,共同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 2022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