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開放 × 非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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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黨百年帶來的巨變與挑戰

從統一的教科書到凋零的人文社科圖書

習時代下,黨讓中國人讀些什麼?

建黨100週年之際,中國共產黨歷史博物館播放著習近平的影片。(攝影/AFP/NOEL CELIS)

中國很多學校的牆面上,都會貼著前蘇聯作家高爾基(Maxim Gorky)的名言:「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但在這個「世界第一出版大國」裡,黨規定著「階梯」只可以通往哪個方向。

歐威爾(George Orwell)名作《1984》中,主人公溫斯頓供職的真理部,從事著在字典裡刪除特定詞語,反覆修改歷史以使之符合現實政治需要的工作。這樣的故事眼下正在中國真實發生。無論統一中小學生的教材,壟斷意識形態和經典論述,還是限制人文社科書籍出版,避免各種噪音魚龍混雜,「鐵幕」前發生的這一切,都在「老大哥」習近平登台後,變本加厲進行著。

我和媽媽用積木搭了一個摩天輪 我們用旋轉摩天輪的方法 測量每一個面的重量 重的會落在下面 輕的會留在上面 轉的時候 摩天輪突然停了下來 然後又轉回去 我知道 它停下來的時候 一定是在思考 到底哪個面比較重
在上海一所小學念三年級的豆豆(化名),在作業裡寫下了這樣一首頗有靈氣的詩。他的「80後」
中國用語,表示1980年~1989年出生的人,他們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
媽媽杜雲(化名)看了兒子的作品,也是喜出望外,分享給了好幾個密友,並得到了不少稱讚。
但杜雲也清楚地記得,自己上一次向朋友們分享與兒子有關的文字內容時,心情卻是充滿了憤怒。那是豆豆小一下學期的事情,他正在讀語文課本
台灣普遍通稱為「國文課本」。
裡一篇名叫〈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課文。

小學課本裡的個人崇拜與血腥

〈吃水不忘挖井人〉 瑞金城外有個村子叫沙洲壩,毛主席在江西領導革命的時候,在那裡住過。 村子裡沒有水井,鄉親們吃水要到很遠的地方去挑。毛主席就帶領戰士和鄉親們挖了一口井。 解放以後,鄉親們在井旁邊立了一塊石碑,上面刻著:「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

正文後注釋說:本文根據〈我們偉大的祖國〉改寫,原文刊載於1951年10月12日《人民日報》。

類似的憤怒,她之後還要經歷很多次。隨著兒子長大,這些類似於台灣學生當年在國文課本上看到「先總統蔣公小的時候看魚逆流而上」的故事,不斷地在中國中小學生的語文教科書中出現,像是二年級上的〈朱德的扁擔〉、四年級上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四年級下的〈黃繼光〉
黃繼光的故事最早刊載於1952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報》,作者之一為中共元老吳玉章。中共的宣傳報導中,黃繼光在抗美援朝(韓戰)最殘酷的上甘嶺戰場,捨身堵槍眼,幫助志願軍取得戰鬥勝利。但因其「英雄事跡」有悖常識,且與戰史實際情況不符,真實性一直受到質疑。

〈黃繼光〉課文原文

1952年10月上甘嶺戰役打響了。這是朝鮮戰場上最激烈的一次陣地戰。
黃繼光所在的營已經持續戰鬥了四天四夜;第五天夜晚接到上級的命令,要在黎明之前奪下敵人的597.9高地。
進攻開始了,大炮在轟鳴,戰士們佔領了一個又一個山頭,就要到達597.9高地的主峰了。突然,敵人一個火力點兇猛地射擊起來。戰士們屢次突擊,都被比雨點還密的槍彈壓了回來。
東方升起了啟明星,指導員看看表,已經四點多了。如果不快摧毀這個火力點,在黎明前就攻不下597.9高地的主峰,已經奪得的那些山頭就會全部丟失。
黃繼光憤怒地注視著敵人的火力點,他轉過身來堅定地對指導員說:「指導員,請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吧!」指導員緊握著黃繼光的手,說:「好,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這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黃繼光帶上兩個戰士,拿了兩個手雷,喊了一聲「讓祖國人民聽我們勝利的消息吧」,向敵人的火力點爬去。
敵人發現他們了。無數照明彈升上天空,黑夜變成了白天。炮彈在他們周圍爆炸。他們冒著濃煙,冒著烈火,匍匐前進。一個戰士犧牲了,另一個戰士也負傷了。摧毀火力點的重任落在了黃繼光一個人的肩上。
火力點裡的敵人把機槍對準黃繼光,子彈像冰雹一樣射過來。黃繼光肩上腿上都負了傷。他用盡全身的力氣,更加頑強地向前爬,還有20米,10米⋯⋯近了,更近了。
啊!黃繼光突然站起來了!在暴風雨一樣的子彈中站起來了!他舉起右臂,手雷在探照燈的光亮中閃閃發光。
轟!敵人的火力點塌了半邊,黃繼光暈倒了。戰士們趕緊沖上去,不料才沖到半路,敵人的機槍又叫起來,戰士們被壓在山坡上。
天快亮了,規定的時間馬上到了。指導員正在著急,只見黃繼光又站起來了!他張開雙臂,向噴射著火舌的火力點猛撲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敵人的槍口。
「衝啊!為黃繼光報仇!」喊聲驚天動地.戰士們像海濤一樣向上沖,佔領了597.9高地,消滅了陣地上的全部敵人!
、六年級上的〈開國大典〉、〈狼牙山五壯士〉
狼牙山五壯士講的是,抗戰時期5名八路軍戰士奉命阻擊日軍以掩護主力撤離,最後將敵人引上狼牙山,並壯烈跳崖的故事。但對於此事發生在何處,阻擊者是否僅有5人,「五壯士」中未犧牲的兩人如何倖存等問題,也一直存在質疑的聲音。

〈狼牙山五壯士〉課文原文

1941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向我晉察冀根據地的狼牙山區大舉進犯。當時,七連奉命在狼牙山一帶堅持遊擊戰爭。經過一個多月英勇奮戰,七連決定向龍王廟一帶轉移,把掩護群眾和連隊轉移的任務交給了六班。
為了拖住敵人,七連六班的五個戰士一邊痛擊追上來的敵人,一邊有計劃地把大批敵人引上了狼牙山。他們利用險要的地形,把衝上來的敵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了下去。班長馬寶玉沉著地指揮戰鬥,讓敵人走近了,才命令狠狠地打。副班長葛振林打一槍就大吼一聲,好像那個細小的槍口噴不完他的滿腔怒火。戰士宋學義扔手榴彈總要把胳膊掄個一圈,好使出渾身的力氣。胡德林和胡福才這兩個小戰士把臉繃得緊緊的,全神貫注地瞄準敵人射擊。戰鬥進行了很久,敵人始終不能前進一步。在崎嶇的山路上,橫七豎八地躺著許多敵人的屍體。
五位壯士勝利地完成了掩護任務,準備轉移。面前有兩條路:一條通往主力轉移的方向,走這條路可以很快追上連隊,可是敵人緊跟在身後;另一條通向狼牙山的頂峰的棋盤陀,那裡三面都是懸崖。走哪條路呢?為了不讓敵人發現人民群眾和連隊主力,班長馬寶玉斬釘截鐵地說了一聲:「走!」,帶頭向棋盤陀走去。戰士們熱血沸騰,緊跟在班長後面。他們知道班長要把敵人引上絕路。
五位壯士一面向頂峰攀登,一面依託大樹和岩石向敵人射擊。山路上又留下了許多具敵人的屍體。到了狼牙山峰頂五位壯士居高臨下,繼續向緊跟在身後的敵人射擊。不少敵人墜落山澗,粉身碎骨。班長馬寶玉負傷了,子彈都打完了,只有胡福才手裡還剩下一顆手榴彈。他剛要擰開蓋子,馬寶玉搶前一步,奪過手榴彈插在腰間,猛地舉起一塊大石頭,大聲喊道:「同志們!用石頭砸!」頓時,石頭像雹子一樣,帶著五位壯士的決心,帶著中國人民的仇恨,向敵人頭上砸去。山坡上傳來一陣嘰裡呱啦的叫聲,敵人紛紛滾落深谷。
又一群敵人撲上來了。馬寶玉嗖的一聲拔出手榴彈,擰開蓋子,用盡全身氣力扔向敵人。隨著一聲巨響,手榴彈在敵群中開了花。
五位壯士屹立在狼牙山頂峰,眺望著群眾和部隊主力遠去的方向。他們回頭望望還在向上爬的敵人,臉上露出了勝利的喜悅。班長馬寶玉激動的說:「同志們,我們的任務勝利完成了!」說罷,他把那支從敵人手裡奪來的槍砸碎了,然後走到懸崖邊上,像每次發起衝鋒一樣,第一個縱身跳下深谷,戰士們也昂首挺胸,相繼從懸崖往下跳。狼牙山上響起了他們壯烈豪邁的口號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
「中國共產黨萬歲!」
這是英雄的中國人民堅強不屈的聲音!這聲音驚天動地,氣壯山河!
等。這些課文的共同點在於,以中共的領導人或官方定義的「英雄人物」為主角,字裡行間流露出對個人崇拜的暗示,不但內容的真實性無法考證,而且常與戰爭相關,內容殘酷血腥。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課文都如〈吃水不忘挖井人〉這樣,赤裸裸地對小學生進行「黨化教育」
指一個社會中的執政黨將自身的意識形態、政治理論,通過各類宣傳甚至是教育手段,覆蓋到整個社會上。
。大部分課文尚屬適合孩子閱讀,但在節選和刪改之中,也有眉角。在出版社擔任編輯的沙晶(化名),有次看到女兒的三年級語文課本中有一組名為〈昆蟲備忘錄〉的課文,並註明「本文作者汪曾祺,選作課文時有改動」。已故作家汪曾祺文筆細膩動人,其作品近年在中國頗受推崇。出於好奇,沙晶翻閱了原文,想看看「改動」在哪裡,竟然發現其中第二篇介紹瓢蟲的〈花大姐〉中,作者原本寫著:
⋯⋯瓢蟲是做得最精緻的昆蟲。 「做」的?誰做的? 上帝。 上帝?

因為出現了「上帝」二字,由此以降的一大段,在選入教材時,都被刪除了。

中共黨章強調,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等「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因唯物主義、無神論的特性,在黨國體制之下,不可能容許「上帝」被寫進教科書。「對比一下竟然發現了這樣的玄機,」沙晶說,「不過也因為這件事,讓我有機會提醒孩子:光看教材是不夠的,看書一定要看原文。」

「有時候,我忍不住會對豆豆說,不要迷信教科書,不要迷信老師。但又會擔心他童言無忌,在學校公然講這些話。也想過要不要教他區分場合,有些話只能在家說,不能在學校或者別的地方說,但這又是在教他兩面三刀
意近於「陽奉陰違」、「表面做一套,背後做一套」。
,對孩子也是一種傷害,」擁有中國某名校文學碩士學位的杜雲說,作為「對抗」,自己只能鼓勵兒子多閱讀課外書籍,抱持好奇心和質疑精神,才能寫出「摩天輪」這樣有童趣的文字。

「難以想像,21世紀都已經20幾年了,中國在很多方面看起來已經非常進步了,我們的孩子卻在念著1951年黨報《人民日報》上的文章──30年前,我們小時候都不會去讀的老掉牙的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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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中國、共產黨
中國這一代生於紅旗下的孩子,九年義務教育中的語文、歷史、思想與法治(即政治)等課程,必須全國統一使用所謂「部編教材」。(攝影/AFP)

全中國統一教授部編教材,文史政意識形態高度集中

其實,至少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就持續有調整語文教材內容、避免其淪為「政治課本」的聲音,並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公共討論。因為這些呼籲,也推動了教材內容一定程度的改善,與國家領導人和「英雄人物」有關的課文逐步減少。「去政治化」的同時,語文教材也加強了文學性,增加適合學生閱讀與提升中文能力的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

但這個在1990年末與2000年初的趨勢,在進入「十三五」
指中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13個五年規劃,對應時間是2016~2020年。
後,發生了極大的反轉。2019年5月14日,中國教育部正式發出通知,要求從當年9月起,九年義務教育中的語文、歷史、思想與法治(即政治)等課程,必須全國統一使用所謂「部編教材」。普通高中的三科統編教材已於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目前覆蓋20個省區市,2022年預計將實現所有省分「全覆蓋」
于方(化名)是一家省級「重點中學」
指直接從由教育局主管、受到更多資源投入的學校,入學考試的考分高於普通中學,且有全國重點、省(市)重點、市(區)重點等不同等級。
的語文老師。說到這套自己和學生們使用了兩年的部編教材,她脫口而出:「最大的特點就是意識形態高度集中,幾乎每學期的第一課都是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文章,包括〈沁園春・長沙〉等,有一種文革時期讀『老三篇』
是由毛澤東寫的三篇短文,即〈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
『紅寶書』
「紅寶書」即紅色封面的《毛澤東語錄》,「文革」時期中國人至少人手一冊,對其內容幾乎都可以熟讀成誦。
的感覺。」
此前的幾十年時間裡,編寫、選擇教科書的權力至少下放到省,各省所用的教材均不盡相同,比如北京等地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人教版)」,江蘇用「江蘇教育出版社版(蘇教版)」,上海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版(華師大版)」等。有些省分還有多套不同的教材,只要能夠對接高考
大學入學考試,基本相當於台灣的「學測」。
,學校甚至有自行決定使用何種教材的權力。現在這套全國統一後的語文教材,雖然仍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但于方將之稱為「更變態的人教版」,對比編者名單,也和以前的「人教版」有所不同。
「相比意識形態,我覺得語文課文最重要的是文學性、思想性,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文章有些寫得也很好,未必不可以作為課文。至於意識形態任何文章都難免會有,哪怕你讀韓愈的文章,也可以說有某種意識形態。但選擇語文課本的標準僅僅是『政治正確』的結果是,大部分課文文學性不佳,邏輯性不強,缺乏思想深度,也不能幫同學拓展視野。」于方供職的學校,入校的標準約為所在地區中考
高中入學考試。
前1%的學生,為了課程內容適合整體水平較高的學生,老師必須在課堂上增加補充閱讀的內容,「但即便是普通學校的高中生,也不應該念這種掃盲班程度的課文吧。」
「所以拿到這套教材之後,很多語文老師的第一反應是『罵』,然後想到的是到底該怎麼教?」于方上中學的年代,在她所供職的學校裡,語文課本選了李瑞環
1993年~2003年任中國全國政協主席。
等國家領導人的文章,老師通常會覺得沒有什麼可講的,就直接跳過了,「但相比現在的教材課本那些作為政治人物的作者,李瑞環已經絕對算是開明派了,大概文筆也比他們好很多。」
同時也是文學博士候選人的于方表示:「以前這樣的情況也有,但比較少。比如語文課本中選入了一篇課文〈春天的故事〉,是一首鄧小平和改革開放的歌曲,歌詞為『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一般老師會讓學生把整篇文章讀一遍,這一篇課文就算上過了。遭遇更多質量
中國用語,即台灣的「品質」意思。
不盡人意的課文之後,很多老師只能把這樣的辦法發揚光大。」她解釋,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被別人詬病:「這個老師上課怎麼都不講政治
1995年江澤民主政時期提出「三講教育」,包括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講政治在中國的含義是全面、正確、積極地貫徹黨(中共)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
?」

唯一讓這些一線語文教師感到慶幸的是,「至少考試的時候,並不會考這些亂七八糟的課文──因為那些出考題的人,也不知道這樣的課文裡面有什麼知識點可以考察。」

但相比於語文,與實際形勢關係更緊密的歷史、政治教材就沒有這樣「幸運」了。2017年12月審定、2018年2月第一次印刷的部編歷史教材八年級下冊,將原教材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章,改成了〈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于方說,如果在歷史高考中出現了相關的題目,學生的回答必須是「十年艱辛探索」,若寫「文化大革命」或者「十年動亂」、「十年浩劫」,其結果註定只會被打上一個紅色的大叉。

教科書外的世界:限縮圖書總量、加強出版審查

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每年出版的新書保持在20萬種以上,穩居「世界第一出版大國」。面對浩如煙海的新書,中共當局當然也無能力逐一審查。事實上,早在1949年11月,《出版總署最近情況報告》中即指出:

「對於改進書刊素質並防止反動宣傳問題:擬不採取事前檢查制度,而採取事後審查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書籍內容的出版管理基本是「事後審查」。但教科書是一個特例,因為承擔著形塑青少年「三觀」
中國用語,習慣將「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合稱三觀。
的重任,每一冊都會特別受到審查 。2019年3月,中國開始實施「圖書質量審查」。「這兩三年來,這種質量審查的範圍加大了,除了教材之外,社科類圖書也成了重點關注的對象,會以大約10%的比例被抽取,進行質量審查,」在一家國營出版社擔任副總編輯的胡曉(化名)透露,審查非常嚴格,之前自己所在出版社的項目中,甚至遇到過索引頁碼標註錯誤,被挑出來的情況。按照中國原新聞出版總署2004年發布的《圖書質量管理規定》,差錯率高於萬分之一,即為不合格。
因為有了這樣的經驗,也讓胡曉不得不進行一些技術性處理,比如她近期處理關於空間的文化研究、社會分析的書籍,以往的慣例是申請社科類書號,現在她要求部屬申報時全部改成科技類,以躲過極其費時費力的審查。「麻煩還只是一方面,如果審查被判定為不合格,真的會縮減下一年給我們的書號
在中國,書號是一種壟斷性的行政資源,只有數百家國營出版社才能通過審核取得,民營出版公司須與出版社合作,才能拿到書號。所謂「書號費」就是向國營出版社購買壟斷資源。
總量。」

去年6月,一篇名為〈再出重拳,嚴控出版品質,出書更難了!〉的網路文章流傳甚廣,上頭寫著:

「2020年,有關部門再度出手,嚴控出版品質⋯⋯如果被新聞總署抽查到不合格的圖書,該出版社的書號供應量會遞減15~30%。」

胡曉表示,上述說法基本屬實。事實上,中國政府對於出版進行控制的手段,除了加強審查之外,就是開始限縮總量。從2017年開始,中國全年出版的新版圖書品種與印數,首次雙雙下降。之後幾年,新書縮減情況一直持續。

這背後除了紙品價格上漲、部分印刷廠關停等影響,最主要的還是政策。2019年即有相關文章指出:

「從2017年起,國家對出版選題、出版品質等控制得特別嚴格,是20年來最嚴格的。內容敏感、問題複雜,尤其是屬於國家重大題材的書稿,審稿週期長,出版難度大。」

曾長期在國營出版社工作,現在一家民營圖書出版公司擔任主管的楊驀(化名)透露:「比如一家有一定規模的出版社,原來每年的『額度』是200個書號,如果用完了還是可以再去申請。但現在規定變了,可能就只給你150個書號,用完了就沒有了。這兩年就開始出現這樣的情況,10月左右出版社把書號用完了,還沒出的書只能等第二年再去申請書號。」

不能使用的「極限詞彙」,和「虛無」的問題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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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中國、共產黨
中國對出版選題的控制近年愈趨嚴格,教科書、人文社科書籍市場哀鴻遍野,只有「紅書」最安全。圖為世界圖書與版權日(4月23日),遼寧省一間設有「黨建書店閱讀區」的書店。(攝影/AFP)

「最近又有新的招數來折騰我們,」長期擔任人文類書籍編輯的秦翰(化名)指出,2021年官方又以嚴格執行《廣告法》為名,嚴查書籍封面和內容中「極限詞」的使用,「不但『第一』、『首個』、『世界級』等不能隨便使用,對於國家領導人、地圖、民族宗教問題等,也都要求得更加嚴格。以往這方面的要求主要用在報紙的管理上,現在把對書籍的要求提升到了和媒體差不多的程度。」

「這其中也透露出很多信息,比如對港澳台、新疆、西藏、內蒙古相關的,都查得很嚴格,說明了政府關注的重點,」楊驀感慨,「出版本來就已經不賺錢了,我真的覺得這樣管下去,整個行業要完蛋了。」

與嚴控圖書出版一體兩面的,是愈來愈頻繁地查禁「問題書籍」。

在中國統稱為「禁書」的官方行為,其實包括了一系列程度相差極大的措施:最輕微的甚至並不下架,只是禁止再版;再嚴重一些的,可以禁止其在實體店和主要網路平台(包括京東、當當、中國圖書網等)銷售,但在淘寶和中國最主要的二手書網路交易平台──孔夫子網
但因為該網站是專業圖書交易網站,受到主管部門的關注和管制更多,所以管理較淘寶又更嚴格,近一兩年該網站也多次發出通知,禁止賣家出售「違規圖書」。
等地方,依然可以買到,只是價格已經漲到了數倍於定價的程度。最嚴重的,則不僅實體書店禁售,而且網路上幾乎完全找不到該書訊息,彷彿不曾存在過;主管部門還會要求出版社將未售出的書籍從各通路全數召回、集中銷毀。最最嚴重的情況下,出版了該「問題書籍」的出版社,會受到處罰,責任編輯和主管都可能被「處理」。

進入21世紀,中國最著名的禁書事件發生在2007年,時任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在一次會議上宣布,禁止發行章詒和《伶人往事》、胡發雲《如焉@sars.come》等8本內容「越線」的書籍。此事被曝出後,曾引起了不小風波。被推上風口浪尖的鄔書林連連否認「禁書」之事,主管部門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低調行事。

如今看來,當時措施算是相當「溫柔」。很長一段時間,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伶人往事》仍能在書店甚至書展購買,網上價格也是平價,讀書網站上的條目都完好無損。之後較長的時間裡,出版在相對自由的狀態下進行,不時有「尺度」較大作品出現,因為並未被事後追責,出版社的膽子也漸漸大了。直到2016年出現又一次轉捩點。

當年5月,廣西檢察院在其官方微博發布消息稱,「以涉嫌受賄罪對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集團原董事長何林夏(正處級)決定逮捕,案件偵查工作正在進行中。」2年多後,何林夏被判刑10年。

此前數年,廣西師大出版社推出了不少品質甚佳的書籍,社長何林夏、總編輯劉瑞琳讓該出版社成為一個響亮的品牌。當時在該出版社任職的查勤(化名)透露,「出事」時間其實早在2015年11月,「因為出了兩本書,一本是紀錄片導演張贊波的《大路》,講動遷
「動員拆遷」的簡稱,類似台灣的「都更」。
造高速公路的事情,其中還涉及到了已經倒台的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另一本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作者高華的遺著《歷史學的境界》。高華是『名單』上的人,他的書是不可以出版的。」

「發生了這件事之後,廣西師大的書都被嚴查。」劉瑞琳被撤職,何林夏被抓,這家風光一時的出版社也漸漸暗淡了下去。

同樣是在2016年,大批與蘇聯、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相關的書籍被禁。一份網路名單顯示,這一批疑似被禁的共20多本書,包括多本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台灣譯為索忍尼辛)傳記、古拉格群島(指蘇聯時期的「勞改營」)相關書籍、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兩本回憶錄,甚至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俄羅斯記者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台灣譯為亞歷塞維奇)的一些作品,也因傳言被禁,售價一度漲到人民幣三位數。其背景或可追溯到2013年,剛剛上台不久的習近平強調,必須深刻記取前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並唏噓蘇共「亡黨亡國」時,偌大一個黨「竟無一人是男兒」。

一位出版社編輯透露:「其中有幾本是我們社出的,當時的要求不僅是下架,而且所有書都要回收、銷毀。那兩本書網上的售價已經炒得很高了,有朋友托我買,我本來也覺得沒什麼問題,就答應了。結果竟然連員工都不許賣,只能全部搗成紙漿。」

更令人震驚的是,曾接連有網友在中國最權威的讀書網站豆瓣發文稱,自己因在網上買了《古拉格之戀》等書,招致員警上門,要求交出書籍,書的賣家更傳被立案偵查。

隨著中國共產黨百年誕辰臨近,習近平和中共再次高調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稱:「一些人把歷史當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的誇大黨史上的失誤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黨的歷史、攻擊黨的領導、詆毀黨的領袖⋯⋯」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淵源至少可以上溯到2013年,中共內部傳達的言論管控政策「七不講」,其中之一即「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

所有和中共官方口徑的「四史」
指所謂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
不同的歷史研究、文學作品,都可能被扣上「虛無」的大帽子,而遭到封殺。疫情中被「小粉紅」指責為「陰陽怪氣」的武漢作家方方,根據「土地改革運動」真實故事創作的小說《軟埋》,曾於2016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但如今,這本書的簡體版在網路上根本搜尋不到。今年5月,豆瓣網站上不但刪除了持解構「中華民族」觀點的歷史作者劉仲敬的全部作品,搜索他的名字甚至會出現一行字: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美國人文書書號難申請,引進台港作者要審「錯誤言論」、「查三代」

嚴苛管制之下,中國本土作者的創作也受到了影響,新書之中的佳作,大多來自境外作者。以豆瓣每年發布的讀書榜單來看,2019年的十大「高分圖書」中,作者為中國籍的只有2本,2020年則僅1本。更顯諷刺的是,2018年,該網站評出的最佳中國文學作品出自兩位台灣作家──龍應台的《天長地久》(非小說類)和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小說類)。

但對出版社來說,引進版權也存在著不小的風險。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兩國在各領域針鋒相對,2019年年中,一些出版社陸續接到上級的最新指示:美國籍作者的書要延遲出版。按近年新聞出版系統慣例,新規口頭傳達,沒有白紙黑字。

由此引發業內一系列效應,像有些編輯以往主做美國書的版權引進,一時全無業績,只能另闢戰場。也有人引進的多本美版書遲遲無法出版,受到外方壓力,卻也無可奈何。

主要負責引進版書籍的楊驀透露,自己所在的出版公司,美版圖書的引進已經幾乎完全停滯,「也不是所有美國作者的書都出不了,科技方面的有一些還可以出,但我們主要做人文社科類的書籍,基本都出不了。」

以往,中國也對個別海外引進版權的書採取過「特殊措施」,如被主管部門認為內容敏感,出版社就用少印刷、不宣傳等做法處理,對國外出版社有交代,避免對方感覺到背後的「政治操作」。

楊驀的同事沙晶一直關注港台作者,以前也常向那裡的朋友打聽新書動向,希望找到好題材,引進到中國市場。不過現在,即便港台友人提供資訊,她也只無奈回覆:「暫時不引進了,實在太麻煩了。現在要出書,如果作者是台灣人、香港人,簡直是『查三代』,光額外的表格就要填很多張,但就算填了也不見得就能批下來。」

楊驀說,一些合作的出版社明確告訴他們,目前不接受港台作者的書。「可能主管部門訂了一份『名單』,包括作詞人林夕之類的,凡是在反送中等事件中發表過『錯誤言論』的人,無疑都在上面。」

沙晶則補充道:「而且港台作者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你不知道,他們會在什麼時候,對什麼議題,發表什麼樣的言論。即便之前是『安全』的人,突然說了什麼話,可能已經印出來的書就得全部下架了。」

業內人士認為,對美籍、港台作者的限制,徹底改變了以往的「事後審查」制度,儘管這樣的事先審查,甚至並非內容審查,而是身分、國籍審查。但事實上,作為境外人士的作者們,只要還健在,不論國籍,其「不可控」風險都是存在的。COVID-19疫情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魔幻現實主義大師尤薩(Mario Vargas Llosa)將之稱為「中國病毒(China virus)」,批評中國政府專制、封鎖資訊,導致了疫情在全球蔓延,他的書隨即也遭抵制和下架。

安全又賺錢的「紅書」,也不是人人夠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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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習近平
在一家書店的「黨建專區」,擺放著各種書名中包含「習近平」的圖書,他在河北正定縣、福建寧德市等地主政經歷都被編輯成書,各家出版社也會根據自身定位,編寫特定主題的習近平相關圖書。(圖片提供/受訪者)

無論教科書、人文社科書籍,中國出版市場看似已哀鴻遍野。有沒有哪個領域是「逆勢」紅火的呢?幾乎所有受訪的業內人士都會脫口而出:「紅書」,或者「黨建書籍」。

「光我們所屬的省級出版集團,這樣的『紅書』,今年至少印了50萬冊,」從編輯轉行到書店工作的查勤透露,「黨建類書籍銷量榜前幾位,基本都是『大大』(指習近平)的書,銷量肯定都是百萬級別
中國用語,指「等級」。
的。尤其黨史學習『四件套』,包括《中國共產黨簡史》、《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和署名習近平著的《論中國共產黨歷史》,絕對是千萬級別的,理論上要求黨員人手一套,非黨員的幹部,一般單位也會發給他們。」據官方發布的數據,截至2019年中共黨員共計9191.4萬人。

習近平2007年卸任浙江省委書記後不久出版的《之江新語》(「之江」是浙江的別稱)一書,至今已再版了16、7次之多。那些有國企背景的書店裡,通常會設置一個習近平著作和其他黨建書籍的專櫃,裝飾得金碧輝煌。《之江新語》、《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二、三卷)》、《習近平關於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重要論述選編》、《習近平關於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論述摘編》之類的書籍,擺得滿滿當當。

但是,也有身在中國的「書蟲」告訴《報導者》,在這些「偉光正」
中國共產黨的文宣中,一直自稱「偉大、光榮、正確」,簡稱「偉光正」。
專櫃前駐足的人並不多,民營書店裡,大多不會擺設這樣的專櫃。查勤說,其實習近平著作等書籍的銷售,主要還是通過企業等團體採購,至於分發之後,拿到的人有多少會看,恐也無人知曉。

而在以使用者評分為最大亮點的豆瓣上,這些書籍悉數被設置為「禁評」──無論評分,或是評論。

「賣了這麼多書,該有多少版稅收入啊?上億人民幣?」一位編輯自問自答,「可惜,那是機密,我們無法知道。」

楊驀則分享了一個特別的故事,關於自己從國營出版社離職的原因。「和原來出版社的老闆相處了多年,直到最後圖窮匕見,逼著我編一本和習近平有關的書,才發現他原來是個黨棍
指在政黨內鑽研經營,對上投其所好,對下作威作福的人。
。這件事一度讓我非常痛苦。但最後呢?人家告訴我們,我們出版社資格不夠,不配出習近平的書。」

知道那個結果的時候,他想起了魯迅的話:「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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