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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展/擴大漢語授課「動搖國本」:內蒙古為何爆發保護母語示威潮?

內蒙古一直以來是中國「模範自治區」,雙語教學制度成效斐然。但中國政府欲新推的漢語政策卻完全翻轉了過去民族工作的思維。圖為2017年呼和浩特市紀念內蒙古自治區成立70週年的慶典。(攝影/REUTERS/達志影像)
「只剩語言還能有點自治權了,再退能退到哪去呢?」

當我向居住在內蒙古的學界朋友詢問關於區內民族中小學將改用漢語授課的看法時,他嘆了一口氣,第一句話就對我這麼說。

早自2020年6月,中國內蒙古自治區便傳出消息,新學期起,區內的「民族語言授課中小學」(簡稱民族中小學)除蒙古語文之外的所有科目,將全面改以漢語授課。消息一出立刻引發區內各界反對,以學界為首,串連其他各界紛紛上書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希望能阻止這項政策公布。

但到了8月開學前夕,新政策終究還是公布了,只是當局有所退讓,僅語文、政治和歷史3門課程從2020年秋季到2022年,逐步採用中國教育部統一編撰、全國通用的「統編教材」,並使用漢語授課,以實現「義務教育三階段統編教材全覆蓋」。(註)
具體安排為:自2020年秋季起,民族小學和民族初中一年級開始採用中國教育部統編的《語文》教材;2021年起,民族小學和初中一年級開始採用統編的《道德與法治》(俗稱政治課)教材;2022年起,民族初中一年級則開始採用統編的《歷史》教材,這3門課程並全面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通話)授課。

罷課、連署、上街,內蒙萬人抗議:這是違法違憲、動搖國本的政策

事實上,這個改變並非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的作法,而是依照中共中央統一部署,同時在內蒙古、甘肅、吉林、遼寧、青海、四川等6個省區同步實施的政策(註)
西藏的民族中小學早在2017年起便開始使用統編教材及普通話授課。
。內蒙古自治區當局解釋,這項政策不會改變現有的雙語教育體制,並且還在其政務服務網站中提出諸如「教育部的統編教材是國家級的高水準教材,傳承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與人類文明的進步成果」、「全面改用統編教材有利於全國各民族享受同等的高品質教育,促成社會公平的實現」、「少數民族學生學好普通話也將為其未來的就業、吸收前沿科學/文化知識、社會融合帶來相當的助益」等說法來為此政策辯護。
但這些解釋並沒有平息群眾的怒火,反而因為新學期即將開學,引發了更大的串連抗議風潮。當地官方事業單位(如內蒙古廣播電視台有300多名員工參與連署)、各級民族學校的老師/學生,以及社會各界都加入了連署行列,光通遼市
內蒙自治區、甚至是全中國裡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區。
就有4,200多人參與。9月開學之後,以學校為戰場,罷課、逃學、連署、集會唱歌抗議⋯⋯各種線下活動更加積極展開,據外媒報導參與人數高達萬人,成為此區近年來少見的大規模群眾事件。
至於線上的社交平台就更熱鬧了,除了轉發各類評論、現場照片/影片外,各種圖文創意更是源源不絕地產生,有人曬出自己「與《憲法》聊天」的照片,以強調翻遍《憲法》也找不到此政策的合法性來源,也有不少人以代稱、穿越時空的方式創作各種「微小說」,來表達政策邏輯的荒謬及從此無法以母語言說的無奈。(編按)
作者表示,無法提供這些作品內容連結或截圖給《報導者》,刊登後或會為原作品創作者帶來風險。
事實上,這項政策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改變了民族中小學的授課教材及語言,在國家制度及中共意識形態的層次上,它代表著習近平執政後,全面翻轉過去內蒙古自治區領導人烏蘭夫
曾擔任中國國家副主席、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內蒙古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內蒙古軍區司令等黨政軍重要職務,有「蒙古王」之稱,是二戰之後協助中共取得內蒙古實質控制權的關鍵人物,也是內蒙古自治區及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推手。
與中共歷任領導人共同建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及民族工作原則,顯示了習對西藏與香港的高壓同化政策,並非是為了因應臨時特殊政治事件而引發的例外(報復)管制措施,而是中國政府試圖將其「第二代民族政策」常態化為官方民族工作主軸的起點。而這也正是此次群眾抗議所提出來的主要論點──違法違憲、動搖國本。

牢鑄中華民族共同體?少數民族語言「被自殺」的過程

1962年4月13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的烏蘭夫在《內蒙古民族區域自治的歷史經驗》一文中,總結了內蒙古區域自治的成功經驗,他認為,在自治區實施強化蒙漢兩種語言的並行使用、支持蒙文出版機構的圖書報刊發行能力、健全語文工作機構、提倡/保留蒙古傳統文化、選拔蒙漢兼通的翻譯/公務人員等「自治」措施,並非是要分離蒙、漢兩民族,相反地,以貼近在地底層民眾的語言和文化品味進行社會主義宣傳,是促成兩民族共同融入社會主義這個大家庭的必要手段。

1957年創立於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烏蘭牧騎」
此詞的蒙語原意是「紅色的嫩芽」,意為紅色文化工作隊。
,正是上述烏蘭夫經驗的具體展現。他們採用蒙古族傳統游牧的方式,建立起裝備輕便、人員一專多能
中國用語,指掌握一項專業技能基礎後,能綜合運用其他相關技能的能力。
、便於流動的小型綜合文化工作隊,在地廣人稀、交通不便、居民分散的偏遠牧區巡演蒙古傳統歌舞、戲劇,並宣傳社會主義。到了1963年,內蒙古各地已成立30多隊烏蘭牧騎,1964年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於中國巡迴演出,1979年更遠赴歐美及亞洲其他國家演出。烏蘭牧騎的成功,不僅協助偏遠地區的蒙古族牧民以自身的文化形式理解社會主義,強化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也成就出一批中國蒙古族的文藝人才,將蒙古傳統文化帶往世界更大的舞台。

但習近平2012年上台之後,逐漸表露出要擺脫過去民族工作框架的意圖。他引用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及北京大學社會系教授馬戎於2011年提出來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思路,強調要拋棄前蘇聯民族大拼盤式的「第一代民族政策」,不再強調社會主義的認同,改為推動淡化族群意識、強化中華民族身分認同的政策,以「牢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而此思維首先便衝擊既有的雙語教育體系,一如習近平2014年9月28日在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會議上所強調:

「在一些有關民族地區推行雙語教育,既要求少數民族學習國家通用語言,也要鼓勵在民族地區生活的漢族群眾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在民族地區當幹部,少數民族幹部要會講漢語,漢族幹部也要爭取會講少數民族語言,這要作為一個要求來提。不然,這個幹部是當不好的,話都聽不懂怎麽做工作?」

習的這番話改變了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既有思維,他認為,少數民族學習普通話是中華民族兒女的「責任與義務」,而漢族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則是爭取為工作錦上添花的「選擇」,至於過去「在社會主義下大團結」的論述,在新一代的民族語言政策中則完全「被自殺」了。

可以說,中國政府此次在6省區所推行的漢語教育新政,正是新一代民族政策於境內全面實施,成為民族統治常態舉措的「起手式」。

雙語教育制度的設計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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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在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的小學生,於開學儀式上手持旗幟標語高唱愛國歌曲。(攝影/REUTERS/達志影像)
2019年在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的小學生,於開學儀式上手持旗幟標語高唱愛國歌曲。(攝影/REUTERS/達志影像)

回溯當前中國民族地區的雙語教育制度的源頭,始自1963年內蒙古自治區黨委、人民委員會在烏蘭夫的主持下,頒發的《關於加強民族文教衛生工作的若干規定》,該規定提出並實施了「民族語文、民族教育、民族文化、民族衛生工作」四位一體的措施體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雙語教學制度的構想──也就是在内蒙古自治區建立「漢語授課」(一般中小學)與「蒙語授課」(民族中小學)兩個獨立的學校系統,但都可以一路從幼稚園讀到博士。

一般中小學以漢語授課,但從小學三年級起開設蒙語課程作為「第二語言」;而民族中小學大多數課程則以蒙語授課(註)
小學全部課程以蒙語講授,中學的蒙語、政治、歷史、地理、生物以蒙語授課;漢語、數學、物理、化學以漢語授課。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從小學三年級或五年級開始講授,至於英語、俄語、日語等「第三語言」則從高一開始開設。高考
在中國指「大學聯考」。
之後,民族中學的學生可以依志願及分數選填全國招收蒙古族學生或以蒙語授課的學校及科系(例如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學設有蒙古語文學系、而自治區內各大學各學院每年也都固定招收數十個蒙語授課的專業班)。此外,如學生選擇此時跳脫蒙語授課體系,選填其他漢語授課的學校或科系作為分發志願,則享有一定程度的加分。

在此制度背景下,不僅蒙古族學生能夠選擇在既有的教育體制內使用母語進行學習,更重要的是,以教育系統為媒介,蒙語能夠持續更新語彙及表述方式,避免因為時代的發展而消亡。然而,2020年秋季學期的新政策實施之後,雖然當局不斷宣稱既有的「雙語教學制度」不會改變,但事實上,教育的內容及過程卻阻礙了蒙語更新現代詞彙的管道,間接導致未來蒙語將逐漸被定位為落後的、不進步的、無法與時代接軌的語言。

「模範自治區」成熟的蒙語書寫、翻譯、教材現代化,可能遭全面翻轉

長久以來,如何進行蒙語的翻譯與教材編寫在內蒙古自治區一直有著分歧意見,最早可追溯自1959年。當時受到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所帶來的浮誇風影響,一部分人認為要系統性地大量借用漢語詞彙,以實現「語言大融合」的理想,但烏蘭夫卻持反對意見,明確表示民族語文發展是長期性的工作,不能受當下的政治實踐綱領影響。據此,內蒙古自治區人民委員會最終在《關於審定統一蒙古語名詞術語的原則》中確立了3個翻譯原則:

  1. 對於新產生的名詞術語,若其意思能用本民族語言表達,要沿用傳統的創制方法和規律;
  2. 在本民族語言中沒有恰當詞語能進行表達的,方才借用漢語、其他民族語,或國際語詞;
  3. 借用漢語詞時發音以普通話發音為準,但書寫要服從蒙古語的語法規則。

在此原則之下,當前內蒙古自治區發展出了一整套相當成熟的蒙語書寫、翻譯,及教材編撰、出版行業。以學校教學需求為動力,帶動在地文教/出版事業的經濟規模,並擴及至服務現代生活的各項需要,這套在內蒙古地區行之有成的文化發展體系,不僅讓內古自治區得以集合區內的蒙語及各學術專業人才,開發出內蒙古地區通用的回鶻式蒙語輸入法(如使用最廣泛的蒙科立輸入法)、文書處理軟體,以及銀行提款機的蒙語操作系統,並得以持續編寫、更新蒙語教材及學術專業書籍。例如,近幾年便有一群內蒙古大學的老師試圖將西方當前最重要的幾本社會科學經典教材──如英國社會學者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寫的《社會學》一書──翻譯為回鶻式蒙文。

語言是最貼近人類存在的媒介,反映了一個民族過往的歷史、政治、文化,及世界觀。透過國家制度的介入,讓中國境內的蒙古族得以持續用蒙語的思維方式更新現代語彙,並據此發展內蒙古地區的文教產業,讓生活在此地的蒙古族維繫其文化認同,這是烏蘭夫民族政策的高明之處,也是內蒙古自治區得以成為中國「模範自治區」的關鍵所在。

然而,中國政府此時推出的新政策卻完全翻轉了過去民族工作的思維,反其道而行,從語文、政治、歷史三方面下手,逐步掏空境內蒙古族的世界觀,讓民族教育徒留外在的制度軀殼。可以預見,以漢語授課之後,蒙古族學生理解世界的方式將不再以其母語建立的世界觀為主,而是被局限在漢語的思惟方式內,並逐漸被同化進漢族的世界觀之中。這樣的擔心與疑慮,恰恰是這場群眾反對運動中最難以言明的情緒。

習近平的「新時代」,北方游牧民族卻是「凜冬將至」

以政治課中最常見的「社會」一詞來舉例,蒙語對「社會」一詞的翻譯源自1920年代,當時內蒙地區藏傳佛教歷史上地位最崇高的章嘉活佛(章嘉呼圖克圖)組織了一群喇嘛和學者,要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一書翻譯為蒙語(事實上,章嘉活佛不懂蒙語)。過程中,他第一次讀到了「社會」這個陌生的詞,不知道該怎麼翻譯。經過他身邊的學者解釋後,他們決定將其翻譯為「neileh-hemjuram」
此為發音標注,非書寫形式,中間橫槓為作者所加,以強調發音音節。
,意為「一群人聚在一起的規則」,這種理解的方式便與和製漢語裡的「社會」原指春秋兩季鄉村學塾舉行祭祀土地神的集會有所不同。

此外,歷史課裡必然會提到的「中國」,在漢語和蒙語的理解中也不一樣。蒙語裡的「中國」事實上原意是「契丹」,因為蒙古帝國最初興起時和「中土」之間隔著統治燕雲十六州的契丹(遼國)。當時資訊傳遞較為不便,遠在漠北草原的蒙古人無法區分南方各民族的差異,因此一律把「南方國家」統稱為「契丹」。這個詞彙的差異原先是內蒙古地區民族學校歷史課程中的經典案例,但可以想見,新的語言政策實施之後,類似反映北方游牧民族世界觀的語彙將不復記憶,而代之以「天下中心之國」的世界觀。

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政府近年來喜歡在各種論述中強調「新時代」的重要性,然而,面對中美貿易戰、西藏/香港問題國際化、新型冠狀病毒起源究責、南海主權爭議、全球供應鏈重組等國際困局,我們卻會發現,中共無意帶領其口中的「14億人民群眾」開創新時代格局,反而試圖要把這些困境形成的「例外狀態」常態化(normalized),收攏更多權力來實現自身「天下一黨」的想像。從這次漢語教學改革在內蒙古自治區引發的風波來看,新時代的改革並沒有因此讓中國的蒙古族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卻反而讓他們陷入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更大的憂慮當中。

凜冬將至,民族語言將亡,這樣的集體情緒一如籠罩在蒙古高原上的高壓冷氣團,一不小心就會形成沙塵暴,帶著飛沙走石捲向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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