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莫之許/中國未來:不穩定和充滿混亂

2015年3月6日,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David L. Shambaugh)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中國即將崩壞〉(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文章列舉了五個方面的標誌性現象,並認為,中國的政治體系嚴重崩壞。這一觀點頓時引發了廣泛的關注。 

1989年以來,關於中共統治即將崩潰的預言並不少見,沈大偉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有兩個原因,其一,沈大偉本人與中共官方保持良好的關係,中國翻譯並出版過他的著作,官方媒體也援引過他的觀點;2015年1月,在中國外交部下屬的外交學院還把他列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的第二位。其二,沈大偉曾經對中共統治的前景有相對積極的評價,沈大偉和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一樣,被看出是所謂「韌性威權」的主要倡導者。 

這兩位美國重要的中國研究專家在過去幾年,對於中國走向的判斷有著巨烈的變化。 

黎安友在2003年1月發表於美國《民主》雜誌的〈威權主義的韌性〉一文中認為,「中國沒有出現民主轉型,反而是完成了由極權主義向經典威權政權的轉型,並且似乎變得越來越穩定了」。而沈大偉在2007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2008)則認為,中共通過學習和適應,有潛力去克服或遏制包括腐敗在內的諸多問題。 

但兩人卻在過去幾年翻轉了對中國威權平穩運作的看法。沈大偉去年在《華爾街日報》的這篇文章,是他個人觀點的一個大翻轉,同時也被看作西方主流學界對於中共統治未來圖景開始轉變的信號。他寫道:「專制正嚴重壓迫中國的體制和社會,使其更接近崩潰點。終結的過程則可能拖延、不穩定和混亂」。 

就在最近,2016年3月,沈大偉的新書《中國的未來》(China’s Future)出版,他繼續呼應其一年前的觀點,更詳細地解釋了這個結論是如何得出的。他在書中寫到,如果中國保持2009年以來的強硬威權路線,就將不可避免地像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一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社會會變得更加不穩定和難以預測,如果沒有政治自由化,一些因素到某個點就會「突然折斷」。很顯然,這與當初的韌性威權具有調適能力的圖景截然相反。 

更引人矚目的是,類似轉向並不僅見於沈大偉身上。 

最先於2003年提出韌性威權概念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2009年就在〈威權主義的非永久性〉一文中指出,「中國未來最有可能的轉型方式仍然將是天安門事件那樣的模式」,此外,筆者也注意到,還有更多的政治學家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如2015年11月在《美國利益》發表的〈共產黨在中共統治的黃昏〉(The Twilight of Communist Party Rule in China)一文中,美籍華裔的政治學家裴敏欣也認為,「中共89後維持政權的策略已經無法持續,而最新的替代策略,卻似乎正在加速其統治的結束」。西方主流學界對於中共統治未來圖景確實發生了轉變。 

韌性幻象的出現

中共具有學習和調適的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自毛澤東去世以後,中共一直在尋求有別於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的發展模式。這種以實用主義為主導的努力,也並非沒有具體的目標,中共在一開始所學習的對象,正是當時尚處在威權統治下的台灣、韓國、新加坡,以及自民黨長期一黨執政的日本所代表的東亞威權發展模式。

1989年,中共鎮壓了民主運動,隨後,東歐和蘇聯出現巨變,許多人對同為共產極權國家的中共政權有著相當悲觀的前景預測,然而,中共並沒有終止上述嘗試和努力,恰恰相反的是,受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崩潰的刺激,以鄧小平南巡為標誌,中共更加加速了1980年代開始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的進程。 

與許多人的預測相反,中共政權從衝擊中走了出來:成功地融入了國際經濟秩序、取得了持續的經濟成長;同期,還實現了江澤民與胡錦濤之間和平的權力交接;在經濟增長的奇蹟映襯下,儘管也有著越來越嚴重的腐敗,體制官僚也顯得似乎專業和能夠回應社會需求;此外,儘管期間鎮壓了中國民主黨的組黨嘗試,壓制了法輪功群體的訴求,經濟增長帶來的績效合法性,還是提高了中共政權的支持度;文化消費自主和網絡時代的來臨,更給人以一種寬鬆的感覺。總之,在許多觀察家的眼裡,中共政權通過有效的調適,「已經進行了自我鞏固」,「中國這種特殊的威權體制,已被證明瞭是具有韌性的」。(黎安友,〈威權主義的韌性〉)。 

不僅如此,在許多觀察家看來,獲得韌性的中共政權,還可以通過進一步的轉型,變為更開放、更自由化的半民主或一黨獨大型政體,如沈大偉所言,中共「也可以採取主動和動態的方式執政,以開放的姿態,嘗試引導和管理變革」。這些措施,包括經濟進一步私有化,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以及土地的自由流通;也包括進一步的法治化,以促進經濟發展和創新;政治上的轉變則在於,通過以「三個代表」為核心的黨建措施,將私人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管理階層等新興社會階層吸納進入體制、甚至吸收入黨,將不僅能改變中共的執政方式和風格,也能夠改變其成分和方向。在一定程度上,這類似於在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等危機後,國民黨在台灣所實施的本土化策略。 

而在大陸內部,也有許多人相信,通過這樣的開放和主動改革,中共可以實現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而市場化和對外開放,不可避免地會帶來私有經濟和新興中產的壯大,也會促進包括NGO在內的社會組織的興起,最終,在新興社會力量的推動下,轉變了的中共就可以與社會力量漸進、互動、平穩地實現包括政治體制在內的全面轉型。 

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上述觀察和預言,幾乎在其剛一出台,就隨即失去了其解釋力。 

首先,那些曾經被寄予希望的進一步變革並沒有出現:在經濟上,1990年代的「抓大放小」被「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所代替,非但沒有出現進一步的私有化國企改革,反倒出現了被稱之為「國進民退」的現象;法治化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不是朝向更重視權利、規則和限制政府權力,而是以所謂「三個至上」(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為代表的國家主義傾向的重新抬頭。更令人失望的還在於,曾經被寄予厚望的「三個代表」路線,在經歷了江澤民與胡錦濤的權力交接之後,迅速地偃旗息鼓,而淪為了某種擺設式的存在。 

其次,即使是那些被看成是韌性威權的基礎的內容,也被事實所證明並不那麼穩固:薄熙來事件表明,圍繞最高權力的爭奪,並不因為任期制而消失;十八大以後,習近平的強勢反腐,不僅樹立了自己的個人權威,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集體領導體制,也破壞了官僚體制通過經濟發展獲取政績和個人利益的一致性。從制度化的層面來看,作為後1989政權存續關鍵的精英的團結、基於績效合法性的官僚驅動力等等,都迅速地成為了過去。 

或許,還要加上2015年令人大跌眼鏡的股災表現,與曾經一度被看作神話,但最終被證明不過是平庸之輩的日本經濟官員一樣,曾經被認為經過專業化而具有高超能力的大陸官僚,也迅速淪為了國王的新衣,這表明,作為韌性威權核心內容的精英選撥、並通過這一精英群體的學習和適應能力來回應社會要求,推動經濟發展,很可能只是一個神話,曾經的經濟奇蹟,也只不過是趕上了一段好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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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中國四川省的小學生穿著制服等著進教室。(攝影/AFP/FRED DUFOUR)

最後,威權體制的韌性,最終還是需要建立在對於新興社會階層的吸引之上,而隨著「三個代表」路線的無疾而終,中共越來越將政權存續的基礎,放置在對新興社會的壓制之上。儘管體制可能成功地在短期內獲得了相對安全,但卻造成了新興社會階層對於體制的離心傾向。 

在2015年3月那篇引起轟動的文章里,沈大偉舉出了5個具有指示性的現象,其中第一個就是「中國的富豪們已經一腳踏出了國門,他們已經為一旦制度真正開始崩潰而大批逃亡做好了準備。」事實上,不僅富豪,移民已經成為中產以上階層普遍的話題,和越來越多的行動。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對新興社會的壓制還有著越來越強的趨勢,對網絡言論、維權律師、NGP群體、宗教群體的打壓在規模上和力度上都在升高。 

黎安友從發表〈威權主義的韌性〉一問,到承認「中國未來最有可能的轉型方式仍然將是天安門事件那樣的模式」,不過區區數年,2015年,沈大偉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坦承,「在2009年中期,曾慶紅退休之後,中共的方向突然發生了轉變。」而此時,距離其《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一書的出版,還不到兩年。而中共自從奧運之後強化的維穩體制,以及中共十八大之後越來越顯著的強力壓制,所有這一切都表明,當初在經濟奇蹟映襯之下,所做出的威權主義所具有的韌性,現在看來更像是一種幻象。

真實的未來是什麼?

為什麼威權韌性的幻象會如此迅速地消失?這或許是許多外部觀察家和大陸內部思考者都共同關心的問題,每一個觀察者和思考者也都會給出不同的答案組合,而在筆者的理解,有一些基礎性的因素,可能是導致威權韌性幻象迅速消失的原因。

首先,後1989年的政權存續基礎內容或者說威權韌性的表現,包括精英團結、績效合法性、對新興社會精英的吸納、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等等,所有這一切,可能都來自於對於1989事件的回應,比如,精英團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1989鎮壓和蘇聯、東歐政權垮台所帶來的內外刺激下,所產生的一種危機意識,或者說「一條船主義」,讓精英們暫時團結起來,並在一定時間內服從了任期制和集體領導等規則,然而,這一危機意識當然會隨著時間而逐步弱化,換言之,從一開始,這就可能只是一種短期現象,而不是制度化表現。 

其他如韜光養晦、注重經濟發展、對新興社會精英的吸納等等,都可以從這一點得到解釋,而如果說後1989年的政權存續基礎內容或者說威權韌性的表現,是基於1989年鎮壓後的反應,那麼,就不要忽略,1989年鎮壓之所以產生,是為了堅持專政,拒絕自由化,「一步都不能退」,這也同時就意味著,所謂威權韌性的表現,從一開始就在維持專政、拒絕自由化的範圍之內,許多觀察家所期待的進一步改革內容,以及一些大陸人士所期待的漸進轉型,實際上從來都不在中共政權的考慮之內。 

以維持專政為目標的體制表現,伴隨著驚人的經濟成績,曾經給人以韌性的幻象,但是,在大陸經濟增速減緩,新興社會階層訴求上升,以及普遍的腐敗等內外壓力面前,迅速露出了其更加壓制性的一面。沈大偉在新書中,仍然認為「政治體制是關鍵」,認為「中共可以帶領中國回到政治改革的道路上,逐步加強政治開放和改革,同時不會失去控制和權力」,並因此能輓回其走向衰亡的最後階段。

不過,以我上面的簡短分析的邏輯,後1989政權存續基礎內容或者說威權韌性的表現,從一開始就排除了政治自由化的內容,也就根本不會有政治改革,恰恰相反的是,維持既有的專政體制,才是中共政權的前提。展望未來,沈大偉所預言的拖延、「高度不穩定和混亂」(highly unstable and unsettled)的衰亡過程,才是遠為可能的真實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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