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護照、轉資產、別父母:中國大城市中產和白領「潤」的重重難關

2022年12月,一名旅客戴著口罩走在北京機場。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中國政府以防疫為由,禁止國民以旅遊、訪友之名出國,許多人出境時被勸返,走上「潤學」之路的人大多經歷了辦護照的困難──潤與英文Run為諧音,跑路、逃跑之意(攝影/AP Photo/Ng Han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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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一種「跑路」的焦慮感在中國大城市的中產和白領階級裡蔓延開來。學者分析,這批人群有別以往多年的移民人群,他們出國既不是為了賺錢,也不是因為發財了而移民享受生活,驅動他們的更多是一種價值觀。不過,與早已準備好退路的富豪階層來說,中產和白領要跑路的時間點十分尷尬。面對中國在出入境和資金跨境流動方面的雙重管控,他們要經歷重重困難,才能抵達他鄉,享受片刻寧靜。

今年9月,曉雅(化名)和女朋友把家中的4隻貓裝進寵物航空運輸籠,逃離了中國,飛往泰國清邁。這是一趟艱難的旅程。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中國政府以防疫為由,禁止國民以旅遊、訪友之名出國,許多人出境時被勸返。

「如果只是個人還好,勸返也可以承擔,但我們帶了4隻貓,如果去折騰一圈又不能出國,貓的創傷太大了。」為了更新護照和辦理簽證,曉雅一年來過關斬將。起飛之前,她們把幾百公斤的家當海運去了泰國,想著未來幾年都不要回國了。

曉雅和女朋友都是心理諮商師,生活在中國南方一線城市,她們喜歡自己的專業,同溫層中也有許多關注性少數的朋友,但平穩的表面下,兩人愈發不安。

「女朋友嗅覺比我更靈敏,2018年(中國)修憲她就很想走了,疫情之中許多新聞都讓她感覺不安⋯⋯太多情緒了,都沒辦法好好過日子了。」

她們加入了許多「潤學」網路群組,又在起飛之前全部退出和刪除,因為聽說邊檢人員會查驗手機。

2022年,一種跑路的焦慮感在中國大城市的中產、白領和專業人士中蔓延。上海封城後,許多人行動起來,「潤學」廣為流行──潤與英文Run為諧音,意指跑路、逃跑。人們在茶餘飯後和網路群組中研究逃離封控甚至徹底離開中國的方法。有錢有學歷的研究加拿大技術移民,年輕人申請留學、父母申請陪讀,而一時沒有辦法的就試試運氣,先落地泰國
中國一般公民護照到泰國為落地簽。而由於疫情中的「非必要非緊急不出境政策」,邊境人員也要求中國人有合適理由才能離境。
再想辦法。

在清邁,曉雅很快認識了新朋友:有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之後移民泰國的香港人,還有不少逃離封控、帶著小孩去讀書的中國年輕父母。

從事移民仲介服務超過5年的林之儒(化名)告訴《報導者》,有別以往,這幾年中國人的移民動機與政治事件高度相關。他特別記得2018年3月宣布修憲的那一天,「新華社下午3點宣布消息,一直到晚上10點,我們4條熱線打進來1,000多通電話,完全接不過來,只能先留下聯繫方式。以往我們每天就10幾通諮詢電話。」林之儒說,今年上海封城之後,以及中共20大會議閉幕當日、胡錦濤疑似被架走的畫面流傳之後,諮詢同樣見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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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超過兩個月的封城之後,上海各區仍採取不同封控措施,截斷病毒傳播,直到今年12月初才開始放寬。上海封城震撼了大量中產家庭和專業人士,潤學一時興起。圖為7月時,一名上海居民從綠色封控圍欄裡往外張望。(攝影/REUTERS/Aly Song)
經歷超過兩個月的封城之後,上海各區仍採取不同封控措施,截斷病毒傳播,直到今年12月初才開始放寬。上海封城震撼了大量中產家庭和專業人士,潤學一時興起。圖為7月時,一名上海居民從綠色封控圍欄裡往外張望。(攝影/REUTERS/Aly Song)

這幾年林之儒接觸過形形色色的移民人群,他自己也早已移居他國,對於最近火爆的「潤學」,他感覺這個詞太有欺騙性。潤和Run為諧音,又衍生移民後生活滋潤的意思。「潤這個詞,在中文裡比較美好,它比較會掩蓋人的很多痛苦和移民的血淚史,就是我要拋棄前半生的所有資源,重新學語言,到一個異國他鄉⋯⋯,」林之儒說,而且和富豪相比,中國中產和白領現在的選擇太少,而限制太多了。

富豪早就準備好了,現在尷尬的是中產和白領

「(中共)20大之後的半個月,我接了將近100個人的諮詢。」

中國人阿哲(化名)早年從北京移民日本,從事不動產銷售,移民本來只是附帶做做,一、兩個月接一個客戶,最近在東京每天忙著接移民諮詢的電話。阿哲說,中國人移居日本的途徑比較多,諮詢他的人因而遍布不同階層、不同年齡,他們大多對中國早有不滿,疫情政策又推了一把。

「從10幾歲到60多歲都有──有的是父母主導,趕緊讓小孩出來留學;有的是自己帶上父母一起走;不過最多的還是大城市的80後至95後
指1980~1995年出生的人,目前年齡在27~42歲之間。
、有小孩的家庭。」阿哲說。
阿哲有許多客戶是趕在封城前一夜離開,倉皇抵達東京的。「他們看到隔壁有人黃碼了或者紅碼了
COVID-19疫情期間(直到今年12月初),中國各地政府以不同的應用軟體管控市民,統稱「健康碼」;其中核酸檢測為陽性的居民健康碼上回出現紅碼,而被判定為與陽性患者密切接觸或「存在時空交集」的市民則會被賦予黃碼。
,拎著行李箱立刻就跑,跑到深圳蛇口海關,坐船去香港機場,再買從香港飛來(東京)的機票,」阿哲說,「不然你被封住一、兩個月怎麼辦?簽證都過期了。」
林之儒觀察,中國最新一波移民潮以大城市的中產、白領家庭為主。「富豪早就準備好了,現在中產和白領的困難和限制都特別明顯。」他介紹,因為早年太多中國人進行海外投資,加拿大等國早已停止投資移民;澳洲投資移民的門檻不斷提高,需要投資125萬至500萬澳幣(約新台幣2,579萬至1億元);美國投資移民
美國第五類優先職業移民(簡稱EB-5)需要申請人在美國當地投資50~80萬美元的資金,由於每年名額平均分配於不同國家的人士,每個國家的人獲得名額比例不超過7%;由於中國申請人數眾多,因此出現排期時間長的問題。
申請案件裡,中國人隊伍特別長,需要等待10年或以上。而假如走技術移民或工作簽證,這些家庭就要留下年邁的父母。

更致命的是,許多家庭並沒有準備好轉移資產,這意味著他們沒有足夠資金支撐海外生活。

中國對資金流動有嚴格限制,除留學學費等特殊審批之外,國民往外國匯款限額每人每年5萬美元,嚴禁資金外流。自1980年代以來暴富的許多生意人、企業家早有打算。大約從2008年開始,伴隨著出國旅遊的頻繁,他們透過地下錢莊、銀聯卡
銀聯卡即是由中國銀聯(UnionPay)發行的信用卡,發行銀行多在中國境內。中國銀聯和 Visa、MasterCard、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一樣,是一個國際發卡組織。
海外刷卡等方式,在海外開銀行帳戶、投資房地產、購買大額保險等方式轉移資產,並獲取外國身分。

「對於富豪來講,他們美國(銀行)帳戶、日本帳戶、香港帳戶是很多年前就有的,但中產階級來講,根本沒做這個準備,我們還要做很多知識普及──除非做金融的,很多中產家庭不清楚境內外資金往來的基本知識,」林之儒說,近年地下錢莊運作愈發困難,銀聯卡在2016年大幅調低每日刷卡限額。無論是錢還是身分,普通家庭都更加難以籌謀。

這一、兩年,就連移民也變成敏感話題。簡體中文的網路上仍可見討論「潤」的內容,也有不少網紅分享海外生活,但林之儒表示,新浪微博和百度搜索都會刻意屏蔽移民訊息,在微信上如果發直接宣傳移民的文章會被刪,現在他們在微信上做內容行銷時會避免使用移民二字,「我們就是講故事,講國外生活是什麼狀況,最後加一句,如果你對海外生活有興趣,請添加我們的微信。」

疫情封控是最後一根稻草,「這趟完全是逃難」

2021年年初開始,曉雅和女朋友就一直在焦慮怎麼走。她們積蓄不多,但學歷不錯,女朋友是博士畢業,諮詢了許多人意見後,最初寄希望於加拿大技術移民的快速移民通道(Express Entry),兩人努力考雅思(IELTS)。最後一算總分,她們發現自己在眾多申請者中不算有優勢,兩人失望又迷茫,每天都在想還走不走,怎麼走。

「處在很掙扎的情緒中⋯⋯如果可以的話,我寧願不去離開這個我很熟悉的環境,我覺得去告別、失去一個你很熟悉的生活環境,其實是很痛苦的事,但是如果不走的話又會很難過,」曉雅說,那陣子她每天坐地鐵、進辦公室、進商場,全部都要掃碼檢查核酸,「好像每進一道門,都要被檢查一次。」近年來她也看著許多同志組織被噤聲、性少數的話題被打壓,不自由的感覺死死綁住了生活。

最後她們狠心拿出每人60萬泰銖(約新台幣52萬元),申請到泰國的精英簽證。「我們沒有很多積蓄,但都是自己一點點慢慢存下來的,你知道現在轉錢出去也很困難,之後再螞蟻搬家一點點轉出去吧,」曉雅說。

在上海長達兩個多月的封城生活中,詩詩(化名)一家三口也苦於沒有辦法逃離。她大學畢業後白手起家做生意,在上海開餐廳,丈夫從事IT行業,把兒子送去雙語私立學校。他們一家早於2014年就申請了美國投資移民,但8年過去了,至今沒有等到結果。

詩詩說自己一向支持自由主義,如果不是因為父母和家庭,早就一個人離開中國了。被封在家裡的時候,她覺得一家人都過上了「反人性的生活」。

「你知道自己過著不正常的生活,但是你得逼著自己正常下去,因為你不能在那裡就崩潰了。」她和丈夫都拒絕做無休止的核酸,但今年12月防疫政策放開之前,中國各地都要求憑48~72小時有效的陰性核酸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一陣子她乾脆躲在家裡,兩個星期才出門一次,還是不斷接到公安派出所的電話,要求他們務必做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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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時,中國仍採取高壓的疫情封控措施,26、27日各地相繼爆發反封控抗議和白紙運動。圖為11月27日,北京一處居民樓外的封控措施宣傳,提醒居民要出示陰性核酸結果才能進入。(攝影/AP Photo/Andy Wong)
今年11月時,中國仍採取高壓的疫情封控措施,26、27日各地相繼爆發反封控抗議和白紙運動。圖為11月27日,北京一處居民樓外的封控措施宣傳,提醒居民要出示陰性核酸結果才能進入。(攝影/AP Photo/Andy Wong)

上海人流蕭條,她在此開店多年的兩家餐廳都陸續倒閉了。

為了結束讓人崩潰的狀態,她決心逃出去,選了「離中國最近的一個說英語的文明國家」──新加坡,為兒子申請了當地學校。今年8月,兒子順利拿到新加坡學校的入讀通知書,而她則需要先用旅遊簽證出境,落地後才轉換陪讀簽證。只是,丈夫不得不留在上海照顧老人。詩詩說:

「這一趟完全是逃難,就是我先帶著小孩逃出來,其他再想辦法。」

臨別一刻,詩詩一家人感覺有些悲壯,她記得丈夫對兒子說:

「出去了你再也不要回來。永遠不要回來了。我沒關係的,我在這裡跟他們鬥到底。」

學者:潤學潮多屬於「價值觀驅動型」移民

社會人類學家項飆主力研究華人的流動和遷徙,目前生活在柏林,擔任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ethnologische Forschung)所長。他接受《報導者》訪問時表示,中國數十年來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移民潮:自1970、80年代開始的「早移早發」,許多人以申請家庭團聚甚至偷渡的方式去西方國家打工賺錢;在2008年之後10年左右,伴隨著中國富豪階層的形成、出入境便利等因素,加上西方國家在金融危機後發展投資移民等項目吸納資金,形成了「早發早移」的移民潮,發財後的中國人紛紛購買外國護照甚至直接移民外國,享受更優質的生活環境。

「與以前相比,現在這一波移民的經濟因素下降了,首先他出去不是為了賺錢,第二呢,他也不是因為有足夠的錢才出去的。(這批移民)不是經濟驅動型的,更多是價值觀驅動型,」項飆分析,「他們的價值觀未必上升到民主、多黨制這種政治層面,追求的更多是社會價值觀,例如平等、尊嚴,人的自主性,活得是不是誠實,基本生活是不是自己說了算等等。」

在中國南方一線城市生活多年,小南(化名)覺得自己總是活在緊繃之中。「每天都有一些東西要去理論,要去為自己爭執,可能才會過得更好。」小南從事媒體行業,丈夫是IT從業員,2020年年初疫情爆發之初,兩口子突然被封在家裡,她焦慮恐慌,不斷在網路上刷新聞,許多人被封住,吃喝、醫療得不到保障的消息看得她流淚。

「我挺容易共情
亦即「同理」,興起同理心之意。
的,如果刷到別人被封住了,我就很難受,我可以看一天。我就想問為什麼這麼不公平?活得這麼可憐。」他們決定跑路,鎖定了兩人很喜歡的日本,但隨後因為懷孕而延緩了行程。

今年眼看著上海突然封城,他們一邊增添大冰箱,往家裡填塞了各種食物,一邊決定儘快帶著小寶寶離開。小南的丈夫隨後在東京找到工作,辦理了工作簽證。

「非必要不許出國」讓辦護照困難重重,跑路群各顯神通

小南身邊,準備潤的朋友不少。她有一個活躍的微信群,其中100多人,都是多年來認識、可以暢聊時事的朋友,今年聊的卻都是跑路,小南戲稱為「跑路群」。

「裡頭的人大多數有家庭、孩子,都是已經抵達(外國)或者著手計劃的,大家能去哪兒就去哪兒,條件好的去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是比較容易的。」但大家即使想方設法辦好了簽證,最後卻卡在了護照上。

「除了上海比較好,可能會按正常手續辦理,其他城市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刁難,」小南總結「跑路群」中辦護照的不同經歷,「(政府人員)會問你為什麼出國呀,得了新冠怎麼辦呀?夠不夠錢活下去呀,說是擔心你家庭情況。」

疫情之前,中國人領取或更新護照一般不需要提交有關出國理由的資料。2020年之後,在「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清零政策之下,中國嚴格限制人口流動,規定「非必要非緊急不出國」,出入境部門從護照申辦的源頭就開始卡緊。

小南的護照過期了,而新生寶寶則第一次領取護照,為了辦理手續,小南一家帶好了日本公司的錄取通知書,但政府人員又要求他們提交存款證明,以及房產等財產資料,後來又要求工作通知要有中文版。

「跑了4、5次,每次去都要求提交不同資料⋯⋯最後一次去他們還是不給辦,我們爭執了3、4個小時,真的很生氣了,他們又說,還要把爸爸媽媽的資產證明交上來。」
憤怒之下,她拿出手機,要把政府人員的說法錄下來,對方馬上改變態度,「他們說你不要把這些發到外網
中國政府長期設置「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以屏蔽大量對中共不利的網站和信息,例如目前在中國境內上網不能登陸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網站,久而久之,部分中國民眾把沒有屏蔽的網路(中國稱互聯網)稱為「外網」。
上,我們可以給你辦⋯⋯,」小南說,這也是跑路群後來總結出來的經驗,「錄影」通常能讓政府人員改變態度。

不過,同樣被卡在護照上的曉雅和女朋友就不敢用這麼硬碰硬的方法。「如果對方比你更硬怎麼辦?他可能把你按倒在地,把你手機沒收了。」

還在嘗試申請加拿大簽證的時候,曉雅就發現護照過期了。早聽說現在更新護照不容易,為了儘快辦理,她找了仲介,「仲介給我開了一個出國派遣勞務的證明,還花了幾千塊錢(人民幣),遞交資料之後,結果審核下來是這個公司沒有勞務派遣的資格,我的資料就被打回來了,幾千塊錢也白花了。」

焦慮之下,她又找了一家留學仲介,「真的申請到英國一個學校,拿到了offer,最後才把護照辦下來。」她後來聽一些群友分享經驗,有些人僅有錄取通知書也不給辦理,還要學費的繳費紀錄。

在北京,準備帶著孩子潤的朱久洋同樣到處碰壁。他是當代藝術家,又是基督徒,在畫作中把基督信仰融入作品,近年一直被處處監視。

「我參加的教會已經解散了,做展覽也有時被限制,總是找人盯著我,畢竟拖家帶口的,天天提心吊膽怎麼生活啊?我的藝術創作也受到很大挑戰,感覺再走下去就寸步難行了。」

朱久洋說,他圈子中許多藝術家都打算潤,最後讓他下定決心的是小孩教育。他的孩子從小接受家庭授課,採用的是外國編制的家庭教育課本。「今年突然課本沒了,給我們供應課本的人被抓了⋯⋯,」早已活得窒息的朱久洋馬上幫孩子申請美國的一家私立學校,孩子很快就被錄取了。

為了給孩子辦護照,朱久洋跑了好幾趟出入境中心,最後把孩子的錄取通知書、學費繳費紀錄都交上去了。政府人員還問:「我們北京也有很多好學校呀,你怎麼不把孩子送到國內學校呢?」

朱久洋回:「我們的孩子一開始也沒有去學校,況且我們也沒有北京戶口呀,孩子在北京上學非常困難的。」他強調現在孩子已經「無書可讀」,幾番折騰,護照才辦下來了。

從相對自由到收縮:「李文亮死的那天,覺得在這裡努力沒什麼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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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吹哨者、武漢醫生李文亮的發聲和死亡,觸動許多中國人,大量網民不斷前往李文亮微博下留言分享自己的經歷,形成「中國哭牆」。受訪者小南表示,李文亮的死讓她感受到難以描繪的震撼。圖為2020年2月7日,香港社民連等民主派政黨為李文亮舉辦悼念和守夜活動。(攝影/AP Photo/Kin Cheung)
COVID-19疫情吹哨者、武漢醫生李文亮的發聲和死亡,觸動許多中國人,大量網民不斷前往李文亮微博下留言分享自己的經歷,形成「中國哭牆」。受訪者小南表示,李文亮的死讓她感受到難以描繪的震撼。圖為2020年2月7日,香港社民連等民主派政黨為李文亮舉辦悼念和守夜活動。(攝影/AP Photo/Kin Cheung)

小南說,申辦護照是許多潤的人的第一道難關。「很多人這時候已經害怕了,沒想到這麼難⋯⋯ 以前辦護照很簡單呀,沒什麼阻礙。不過想起來,可以自由出國也就這麼10幾年吧。」

中國國門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才逐步開放。1984年,中國公安部下發文件,明確「因私出國」是公民權利
根據報導,1984年4月,公安部下發經過國務院批准的《關於放寬因私出國審批條件的請示》,明確「因私出國」是公民的正當權益,並要求「公安機關應當認真受理出境申請,不允許久拖不決,不允許對催促詢問不理不睬」。
,標誌著中國私人護照制度開始施行。「就是普通人也可以自己申請護照了,在此之前中國公民沒有權利有護照的,」項飆說,不過直到2000年之後,護照申辦才真的變得便利。

2006年,中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法》,規定保障國民出入國境的權益,促進對外交往,此後西方國家開始針對中國國民開放個人旅遊簽證,自由行和移民都變得更為頻繁。

疫情爆發之前,管控已經開始加強。在反貪風暴之下,2014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發通知規定從嚴管理幹部出入境,要求幹部出國後7~10天內上繳因公出國證明和因私護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法》規定,中國護照分為普通護照、外交護照和公務護照。普通護照又分因私、因公兩種。其中,中國公民因私普通護照主要發給出國探親、旅遊、學習以及前往國外定居的中國公民使用,使用面廣、持有量大。
等。緊接著,全國包括大學在內的不同組織均發文,要求處級以上幹部直接上繳個人護照、港澳通行證等,「由組織部集中保管,個人需要時再領取使用」。
林之儒說,此後公務員、幹部移民甚至旅行都變得困難,他的客戶中只有極少數是公務員,大多由伴侶申請移民,自己再申請依親簽證。2018年,中國設立由公安部主管的「國家移民管理局」
過往是由各省市地區的公安局下設「出入境管理部門」,審批出入境文件;另一方面公安部設有邊防部隊,管邊防問題。2018年把公安部出入境管理部門和邊防部門統一收編,合成「國家移民管理局」。
,統一簽發國民的所有出入境證件,抓捕非法出入境人士和仲介;在疫情期間這一部門也多次發文呼籲國民「非必要非緊急不出國」。

在一切收緊之前,小南覺得生活還是可以慢慢變好。她在相對自由的2000年代上大學,畢業後投身記者行列,工作中她目睹了許多自己討厭的、不認同的事情,但有一段時間,她說自己的心態是盡量「隔岸觀火」。

「好像自己是兩面人,你很討厭這份工作,但你每天還是要服從禁令,去學習去開會,類似於一種事不關緊、隔岸觀火的感覺,」小南說,「我自己過得還不錯,我還不是那麼著急,沒有那麼極端,我很看不慣這種東西(審查、禁令),但我還要靠這份工作生活下去。」

如同許多80後的同齡人,她忍受著束縛和不自由,但也享受著中國快速發展的紅利以及熟人社會的安全感,「很質樸傳統的想法,就是家人朋友也在,在中國不需要吃這麼多苦。」在一線城市,她和丈夫收入都算體面,婚後兩人買房買車,盤算著日子如何過得更好。直到疫情爆發,政府的反應撕破了她努力維持的小日子。

李文亮事件徹底改變了她。2019年12月30日,武漢眼科醫生李文亮在微信表示中國可能出現類似SARS的病毒,提醒同行防護,卻被公安以「在網上發布不實言論」而訓誡。他之後堅持在一線抗疫,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後在2020年2月7日被宣布死亡。他被稱為「疫情吹哨人」,他說真話的勇氣以及隨後的悲劇一度引發輿論沸騰,人們紛紛在網路分享蠟燭圖像以示悼念,網民大量前往李文亮微博帳號下留言感謝,分享個人經歷,百萬條留言被稱為「中國哭牆」。

「李文亮的死,給自己的衝擊是難以形容的⋯⋯ 你每次點進去他微博,你都會覺得太痛苦了!你去看那些評論,你會發現這幾年大家都過得很糟糕。」小南說,疫情這3年,自己有了以前30年都沒有過的憤怒:

「以前還覺得可以忍,就是努力生活,會愈來愈好吧;等到李文亮死的那天,你覺得在這裡努力沒什麼意義了。」

父母聽見移民的第一反應:「你敢出去你就不要再叫我爸媽!」

同樣是80後的詩詩,更早就感受到中國愈來愈不自由。

「我們這一代是用Google長大,但是慢慢地你不能用Google了,不能用YouTube,不能用Instagram⋯⋯ 我之前用Gmail很多年了,突然連一個郵件都收不了,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困擾。」但想到父母,她不能離開。她的母親多年前中風,此後病情一直反覆,父親身體也不好。

過去一年多,詩詩父親去世了,母親病情相對穩定,她才終於狠心帶著兒子潤出去。

中國絕大多數80後、90後都是獨生子女,「別父母」是移民的又一道難關。小南說,和自己一樣,「跑路群」中絕大多數人和父母宣布移民消息後,幾乎都聽到一句相似的回應:「你敢出去你就不要再叫我爸媽!」

儘管老一輩以前大多覺得子女出國留學工作是風光之事,但近年中國常常宣傳中西對立以及西方國家在疫情等多個方面管理混亂,許多人對出國有了不同想法。小南說,再加上自己去的是日本,雙方父母更加生氣和反對。

「日本在老一輩中是一個很矛盾的地方,他們天天看抗日神劇⋯⋯我聽我妹說我已經變成家族的恥辱,要去變成『小日本』了。」小南笑說,直到自己生了小孩,父母才愈發覺得自己管不了太多,態度慢慢軟化。

不過她知道,父母終究無法接受自己「移民」。臨別前,小南對家人說的是,「我們出去個5年、10年,如果賺不到錢了,那就回來。」父母不解,出去打工還帶上小孩嗎?又勸說他們留下孫子給老人照料。

她不忍心說,自己永遠不想回去了。

潤出去之後:「有一段艱苦歷程要走,但在這兒至少你活得像個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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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潤」到泰國的受訪者曉雅說,清邁經常有集市和活動,她很喜歡當地輕鬆自由的生活氛圍。(圖片提供/受訪者)

詩詩沒想那麼遠。帶著兒子在新加坡安頓好之後,這幾個月她一直窩在租來的公寓中休息,做家務、游泳、散步,不時坐地鐵去看電影。這一切在她看來都是珍貴的「正常生活」。因為拒絕做核酸,她在上海已經好久不能坐地鐵、巴士,偶爾出門都是搭計程車。

忍耐了持續多年的高壓之後,11月26和27日,中國各地爆發反封控運動和白紙運動,人們走上街頭高喊多年未見的口號,詩詩在新加坡家中徹夜未眠,一直在追蹤現場訊息。但網路上許多輿論讓她不敢抱什麼希望。「這些人站出來之後,大部分的人都在指責他們,說他們什麼境外勢力,什麼被壞人利用了。對這個民眾的基本盤我是比較絕望的。」

她一直在思考自己國家的走向,近年想法不斷改變:

「以前就是對這個政權不滿,覺得可能換一個執政團隊就好了;今年我開始覺得,哪怕是換了一個政權,但民眾也是沒有變化的,很多民眾比較盲從⋯⋯ 講難聽一點就是什麼樣的國民配什麼樣的政權,或者是什麼樣的政權會去引導什麼樣的國民,一個惡性循環。」

詩詩說,近來的疫情遭遇和動盪的世界局勢讓她感覺一切都很難規劃,她暫時只想過好一天算一天。

在東京,小南覺得自己終於可以放鬆一些了。她暫時沒找工作,一邊學日語一邊帶小孩。她發現許多日本媽媽都很樂意幫助自己,聽說她日語不好,就幫她聯繫孩子的保育園
保育園類似台灣觀念裡的托兒所,是為了雙薪家庭、或是有年邁雙親需要照顧,在家裡有一段時間無法專心照顧小孩的情況下所設置的兒童福利設施。收托對象為0歲~小學入學前,原則上保育時間為7:00~18:00左右。
,印好相關資料給她。「一開始我都有點不習慣,因為在中國如果一個人對你很熱情,一定是跟你推銷東西,但接觸下來他們真的很友善。」

隨著成員陸續潤出去,「跑路群」又慢慢安靜了下來,大家現在說話也比較謹慎。「還是有點擔心,你也不知道會不會像朝鮮一樣,走了的話,(政府)也會找你父母,」小南說,大家也盡量去避免看中國的新聞,因為一看又會很難受。她只想安靜地生活。

「不想說太多話了,就過好自己生活就是了,就像以前那樣,很小很小的願望,就是生活慢慢變好。」

與80後相比,年紀更大一些的朱久洋覺得,在美國開始新生活一點不容易。儘管以前也去過美國辦展覽,但他英語不好,在美國也沒有親戚,現在一切都要靠自己和太太摸索著重新開始,學開車、學英語、租房子。剛落地不久,他就意外摔斷了手,骨折了,他沒有當地醫療保險,送院後花費了一萬多美元的手術費。

「還是有一段艱苦的、艱難的歷程要走啊。畢竟在(中國)大陸,生活容易一些,語言沒問題,消費也低,像我們做藝術的話,什麼成本都低一些⋯⋯」朱久洋說:

「但一想到我們在那兒活得那麼慘,在這兒至少你活得像個人啊!也沒有人問我查我的暫住證,沒人查我的身分,這裡的教會也是可以隨便的敬拜,沒人來管我敬拜不敬拜上帝是吧?」

真正行動者仍只是少數,移民業者:「中產階級總在失望後又抱有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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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久洋油畫作品《唉!大海》。(圖片提供/受訪者)

林之儒認為,雖然近年大家對移民、潤學的討論十分熱鬧,但從總體來看,移民人口佔中國總人口還是少數,而大量有意願移民的人中,最終也只有小部分真正行動了。

2018年修憲之後,上千個移民諮詢的電話湧來,林之儒的公司最後統計,真正行動的人只有接近2%。許多人想走但沒有能力和資本走,但他也覺得,這是因為很多人總是在失望之後又繼續抱有幻想:

「中產階級的軟弱性在什麼呢?就是他們總是抱有幻覺啊,覺得『唉,可能會好一點吧,他(習近平)連任了之後,可能會更開放一點吧』,就是往往到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然後手上也就停下來了。」

中國各地爆發激烈的反封控抗議之後,中國防疫政策突然大拐彎,12月6日起陸續解除疫情防控,核酸不做了,封城不做了,很快各地就陷入疫情大爆發。林之儒認為,這輪疫情放開之後,原本想走的人中又會有大約7、8成的人放棄移民計畫。

在東京,阿哲對這種反覆見怪不怪。他覺得中國人每次遇到大事和變局,都會想往外跑:「每次都集中在一、兩年內,走一批人,然後就剩下一批容忍度相對高的人,或者沒有能力和機會出去的──這些人才是大多數,然後又恢復到一個相對平穩的環境。」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曉雅、阿哲、林之儒、小南、詩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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