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疫──新型冠狀病毒風暴
談李文亮最後的抉擇──滿屏的網路國葬,是否正推著中國轉向?
香港民眾為李文亮舉辦悼念活動。(攝影/AP Photo/Kin Cheung/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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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給他這最後的一擊,終於令他在最後時刻徹底醒悟。作為共產黨員居然未經組織批准,就接受了典型「境外媒體」的《紐約時報》採訪,他在最後一刻回到了自己的本心。這一點是官方無論如何都要刻意迴避和遮蔽的。體制要他生是黨的人、死是黨的鬼,只是夾雜幾千萬人哀號怒吼的衝天海嘯,已撲面而來。

中國舉國上下大規模的自發悼念,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僅有三次。一次是1976年周恩來去世,所謂十里長街送總理,隨後北京十月政變,毛的政治繼承人「四人幫」倒台;1989年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民眾自發悼念,最終引爆震驚中外的六四學生運動

2月7日凌晨猝然爆發的民眾自發悼念,則與前兩次都完全不同,不僅規模更大,席捲全國各地各階層;更重要的分別是,這次民眾自發悼念的對象,不是政治領袖,不是名人,而是一個普通人,在此之前名不見經傳的普普通通的年輕人。

他的名字叫李文亮,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去世時還不到34歲。他去世的噩耗剛剛確認,互聯網、尤其社交媒體上馬上驚濤拍岸,數千萬人徹夜哀號怒吼,堪稱一場空前規模的網路國葬。親歷了這場網路國葬的一個體制內朋友後來給我說:那時他的微信朋友圈用「刷屏」已經遠遠不足以概括了,根本就是「滿屏」,所有人談的都只是李文亮之死,所有的帖子談的都只是李文亮之死,沒有任何別的話題,沒有任何人關心別的話題。那簡直就是海嘯,衝決一切,可謂驚天地泣鬼神。

談到這一點,他顯然心有餘悸,感慨幸虧時間是在凌晨,不是白天;而且幸虧是在假期,學生不在校園,否則說不準誰一馬當先,人就不是上互聯網,而是直接湧上大街了。後果不堪設想。

如果說以周恩來、胡耀邦的影響力,其去世引發政治震盪不難理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普普通通的年輕人的去世,何以也具備那麼巨大的政治能量呢? 這一切,必須置入轉向這一時代大背景,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釋。這轉向不是一次性,也不是只有一個方向。而是一個過程,一連串事件組成的,並且先後不同方向。

這點上最有說服力的,還是本文主人公李文亮的轉向。

不是反體制英雄,不等於從來就沒有異見

李文亮去世後,引發民眾巨大悲情的同時,也引發輿論上的激烈爭議。爭議主要在體制和民間社會之間展開。這時的李文亮已經不再普通,而具備了英雄的光環。體制和民間社會的爭議,主要是爭奪英雄。比如中國駐法使館就在其官網上發了一篇短評,義憤填膺地指責民間社會給李文亮貼上政治標籤,「居心不良,目的是分裂中國民意,」而特別突出李文亮政治上正統的一面,尤其強調「李文亮醫生是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換句話說,李文亮絕非反體制英雄,必須生是黨的人,死是黨的鬼。駐法使館這種說法在體制內無疑極有代表性。

這種官方說法也對,也不對。說它也對,是因為李文亮本來不是反體制英雄,不是鬥士,不是政治異議人士。說它不對,則因為本來不是反體制英雄的李文亮,並不等於從來就沒有異見。

第一次轉向,待在混沌的灰色地帶

李文亮去世後,其人生軌跡尤其網路活動軌跡逐漸曝光,這時人們發現,他在2009年就註冊了Twitter帳號,是中國最早的Twitter用戶之一,並一直翻牆瀏覽。他關注的有美國前後兩任總統,有CNN、BBC等主流外媒,說明他的信息攝取是開放多元的。後來他又成了新浪微博的用戶,2011年7月他在新浪微博發出的第一個帖子,就是徵集簽名,呼籲讓溫州動車事件中敢言的主持人王青雷復職。這時的李文亮,即學生時代的李文亮,是一個有價值觀的、有公共關懷的、有一定獨立思考的成長中的公民。有論者把這時的李文亮定位於泛自由派,大致不差。這一切,顯然直接受益於當時以《南方週末》和互聯網為主要平台的轟轟烈烈的普世價值大啟蒙。

結束學生時代之後,李文亮進入了體制,成了主流社會的一員。在他進入體制的同時,剛好體制開始了大轉向,時代開始了大轉向。從此前的一定程度容忍啟蒙,轉向大規模的反啟蒙。全能政府開足馬力反彈,民間社會遭到空前壓制,幾乎再沒有任何空間可言。意識形態上的爭奪尤其慘烈。極其嚴密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控制,加上利益收編,加上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國力的持續增強,所有這一切,對信念談不到多麼堅定的普通人來說,其裹挾力不言而喻。體制的大轉向和時代的大轉向,不可避免地導致大規模的個人轉向,甚至包括部分啟蒙時代極其活躍的自由派公知,也向主流意識形態繳械,淪為新時代的頌聖者。年輕的李文亮這點上也不能免俗,其逐漸與青春時代告別尤其與理想主義告別,逐漸主流化體制化,是不難想像的。

但是,即便如此,李文亮與所謂小粉紅、與五毛水軍仍有本質分別。他可能膽小怕事,他可能隨波逐流,但並未失去愛的本能、獨立思考的本能。可以說仁心染塵,但仁心仍在,並未沉淪。他的內心,應該並不平靜,而是充滿了疑惑、困頓和矛盾。即是說,在思想上、價值取向上,他可能處於一個廣闊的灰色地帶,屬於廣闊的灰色的中間社會的一員。無論是原來的泛自由派立場,還是後來的體制化主流化立場,他都有,但都很動搖,都不堅定,處於一個斑駁的混沌狀態。

這就是大轉向時代,一個普通人的大轉向,一個普通人的實實在在的心路歷程。如果沒有大的衝擊發生,這樣的普通人的人生或許就會永遠錨定於斑駁的混沌狀態,很難再有改變。但問題是,衝擊是必然要發生的,而且這種衝擊必然是一連串事件,並由一連串事件構成不可抗拒的大趨勢。

第二次轉向,因天下人都被當局忽悠

這在最近兩年尤其這一年來愈來愈明顯。時代的新的大轉向應該為主流社會絕大多數普通人始料未及。當新的大衝擊沒有發生在自己身邊,沒有直接衝擊到自己的人生時,他們還可以只是旁觀,還可以選擇沉默。但是一旦衝擊到他們自己,並不堅定的他們,不可能經得起新的大衝擊,其個人不可能不在前一次大轉向之後,新的時代衝擊之下再來一次大轉向。必須經由這樣的視角才能夠解釋,為什麼會有李文亮去世當晚,中文互聯網尤其社交媒體上的徹夜海嘯,會有幾千萬人哀號怒吼。那幾千萬人絕大多數都是李文亮式的主流社會中的普通人。他們從來不曾明確反體制,不是鬥士,不是政治異議人士。他們只是因為始料不及的一連串事件的巨大衝擊,而且直接衝擊他們自己的人生,才終於從曾有的疑惑、困頓和矛盾的灰色地帶走出,開始自己的第二次大轉向。

在這空前規模的主流族群的大轉向中,最先遭遇衝擊的李文亮走在了最前列。一開始他並沒有要做英雄的念頭,並沒有跟體制對抗的念頭。一開始他還是審慎的、克制的,甚至是服從的。他只是做了任何一個正常人都會做的事,即當他最早發現可能有神祕病毒的血盆大口要吞噬掉他身邊的親友的時候,他出於保護自己親友的本能,在極小的範圍內說了出來,向他們報了警訊。如此而已,沒有任何政治上的和意識形態上的訴求。當這種僅僅屬於人的本能的舉動跟體制發生衝突,被公安局半夜傳喚和一紙訓誡之後,他也沒有反抗,而是選擇了默默忍受。到這一步,還不能說他已經開始了人生的新的轉向。

他的新轉向,發生在這之後體制給他的致命一擊,即疫情被當局封鎖,天下人被當局忽悠,甚至作為醫生的他居然也被忽悠,而在接診時防範不足,被自己最先預警的病毒擊中。不僅自己,更殃及家人。不僅殃及家人,更殃及天下人。疫情因當局怠政最終失控,荼毒無數生靈,慘烈之極,超出所有人的想像,更超出他的想像。

最後他說:「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體制給他這最後的一擊,終於令他在最後時刻徹底醒悟。他不再畏懼,毅然決然告別了原來的疑惑、困頓和矛盾,毅然決然告別了原來的灰色地帶,一步跨回到早年的青春時代。青春時代的理想主義終於復活,青春時代的啟蒙底色重新閃閃發亮。他不僅坦然接受媒體採訪,說出了他知道的真相,而且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居然未經組織批准,就接受了屬於典型「境外媒體」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採訪,為天下人留下了「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的政治遺囑,用生命的最後一絲力氣為言論自由衝刺。

這時的李文亮,已經不再是普通人,他跟體制曾有的曖昧關係,至此一刀兩斷。他在最後一刻回到了自己的本心,在最後一刻昇華成了英雄。只是,這一點是官方無論如何都要刻意迴避和遮蔽的。但無論如何迴避和遮蔽,時代新的大轉向的衝天海嘯,已經撲面而來。李文亮離世當晚網路上幾千萬人的哀號怒吼,不過是這衝天海嘯的第一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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