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15日下午，警方接獲線報，在湖南第二大城衡陽的高速公路出口，攔下一輛小巴士。後車廂傳來陣陣屎尿的惡臭，警察循著氣味搜查，在行李區發現一個紙箱，裡面竟裝著4名僅數月大的嬰兒。隨後警方又順著嬰兒的哭啼聲繼續搜查，陸續找到其他的箱子，總共發現12名嬰兒。警方隨即將嬰兒送往附近的醫院，並以人口販運的罪名拘捕了涉案人員。

審訊過程中，警方發現段家人原本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百姓。他們曾經養雞、撿垃圾、當保母、做搬運工。但到了2000年代初期，這家人竟然搖身一變成了生意人，經營起販賣嬰兒的生意，而且生意興隆。被捕後，犯嫌對其所作所為供認不諱，甚至引以為豪。他們堅稱這是正當行業，因為他們是把嬰兒賣給政府開辦的社會福利機構，再由這些機構轉送孤兒院。犯嫌辯稱，既然是政府開辦的機構，那肯定合法啊。

1991年，中國悄然頒布了一項全面的收養法，允許外國人收養中國兒童。在此之前，只有少數與中國有親屬關係的外國人才能收養。當時孤兒院（後來改稱福利院，台灣稱育幼院）的嬰孩數量愈來愈多，人滿為患，有時出現三個嬰兒擠一張小床的情況，政府不得不採取因應措施。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多份報告顯示，中國每年約有10萬至16萬名棄嬰。同一時間，國內收養幾乎陷入停擺。政府不但嚴格打擊把超生嬰兒交給親戚或鄰居撫養的傳統作法，還對合法收養設下重重限制：收養者必須是年滿35歲（後來降至30歲）、已婚無子女的夫妻，還得支付高額費用。為了控制人口，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認為，這些沒戶口的超生兒童留在國內毫無意義，尤其進了孤兒院後還會增加國家負擔，倒不如讓外國人收養。

對一個極度重視面子的國家來說，這無疑是一種尷尬的讓步。中國開放國際收養，等於變相承認共產黨的政策失誤。多數被收養的嬰兒去了美國。「美國」這個名稱是19世紀取的，是「America」音譯「美」加上「國」這個字，當時中國人普遍對美國的觀感較好，因為美國不像英國或其他的歐洲列強那樣參與瓜分中國的殖民行動。但到了冷戰時期，美國成了共產中國的頭號敵人，即使後來兩國建交了，敵意仍久久未消。諷刺的是，許多收養機構是由傳教士經營，而這群人正是1949年中共掌權後被驅逐出境的「外國勢力」。

張雯（Melody Zhang）是在聖路易斯的收養機構「兒童希望國際基金會」（Children's Hope International）任職的華裔主管，該機構是最早處理中國收養事務的組織之一。她透露，中國政府做出這個決定，主要是因為愈來愈擔心孤兒院人滿為患。

張雯指出：「19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內部其實相當開明。」那些年她與中國的民政部密切合作，建立收養專案。她認為，推動國際收養的關鍵人物，是時任國家計畫生育委員會主任的彭珮雲。她碰巧也是國務院唯一的女性成員（國務院相當於美國內閣）。雖然彭珮雲沒參與北京高層在中南海內部的機密討論，但張雯說，據她所知，「高層領導確實想給這些孩子一個機會。而且，這些收養案例將有助於搭建美中友誼的橋梁。」

就像中國的「熊貓外交」把這些最上相的國寶送往海外動物園一樣，國際收養也是中國拓展軟實力的一種方式。

時任中國收養中心主任的郭嗣涇，在1999年接待北歐收養官員時曾表示，這些被收養的孩子將成為「21世紀中國與外國之間的民間大使」。

在中國國內，外國人來收養孩子這件事（所謂的涉外收養）算不上什麼祕密，但也從未大張旗鼓地宣傳。那些收容棄嬰的孤兒院通常隱匿在城郊，隸屬於規模更大的社會福利機構，有些甚至掛著幼兒園的牌子掩人耳目。當養父母（多半是白人）來中國接領孩子時，地點是安排在附近城市的飯店裡。工作人員總會委婉地勸阻他們前往孤兒院探訪，因為老外出現在這些地方總會引人側目，難免有人會問東問西。

相較之下，美國社會對收養中國孩童這件事，可說是瞭若指掌。這項收養計畫實施後，成效迅速超乎預期。美國國務院的統計顯示，1992年，也就是計畫全面實施的第一年，僅有206名中國嬰兒被美國家庭收養。到了2005年，這個數字暴增至7,906人，使中國一躍成為國際收養的最大來源國，取代了1980年代一直居首的韓國。這股熱潮很快也擴散到其他國家，西班牙、加拿大、英國、荷蘭、法國、澳洲等地的家庭紛紛加入收養中國孩童的行列，尤其對中國女嬰更是趨之若鶩。

中國這套收養制度，完全迎合了西方家庭的偏好。想收養孩子的家庭多半偏愛女童，認為女童更容易適應新環境。而中國提供收養的兒童約95％是女童，至少在2000年代初期是如此。白人家庭對於收養其他種族的孩子，可能有一些顧慮，但對亞裔孩子的接受度較高。中國規定收養人必須年滿35歲，這正好符合許多西方夫妻的情況：他們普遍比較晚婚，往往是在自然受孕或人工試管未果後，才轉而考慮收養。還有一些人是放棄尋找伴侶的單身者。最初，中國法律允許單身人士收養，這為同性伴侶打開了方便之門，雖然他們不能公開表明性取向。

中國的國際收養制度看起來有系統、可預期、也比較廉潔。中國政府後來簽署了1993年《海牙公約》，杜絕了貧國「變相販賣兒童」給富國的常見問題。雖然全中國有400多家社會福利機構參與收養計畫，但所有的手續與費用都是透過北京的「中國收養中心」（後來更名為「中國兒童福利和收養中心」）統一辦理。這種高度集中的運作模式，對那些面對繁瑣收養流程的外國家庭來說，反而更有吸引力。有收養機構這樣打廣告：「中國的收養制度堪稱典範，連美國國會都特別表揚。中國不僅有大量健康的嬰兒可供收養，費用也比其他國家低廉，整個流程更穩定可靠。」更何況，只要是有心人，都難以抗拒拯救棄兒所帶來的滿足感。

這些中國女孩在美國的適應情況，很快就在準父母之間口耳相傳。早期的韓國收養兒，往往是白人基督教社群裡的唯一亞裔面孔。中國的收養兒不太一樣，由於數量較多，他們通常能找到同伴。在大城市裡，中國收養兒的人數已達一定規模，再加上本來就有華人社區，讓這些孩子不容易覺得自己是異類。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國嬰兒已成為國際收養的首選。紐約人甚至開玩笑說，街上的嬰兒車裡，中國女孩多到讓人習以為常了。要是推車的母親看起來也像華人，大家反倒會多看一眼。1993年，《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一篇封面報導〈武漢棄嬰李莎如何變成格林威治村的寵兒漢娜．波特〉，更將這種現象推向大眾視野。

這些紮著烏黑髮辮的中國女孩，成了美國的媒體寵兒。她們上芭蕾舞課，穿著天鵝絨的禮服去觀看《胡桃鉗》演出，騎小馬或去迪士尼樂園遊玩的影像，頻頻出現在各大媒體上。隨處可見中國收養兒在社交與學業上表現優異的報導，名人也自豪地談起自己收養的中國孩子。專欄作家艾倫．古德曼（Ellen Goodman）描述收養的孫女時，動人地寫道：「我們對她的愛如此堅定，正因這份親情並非血緣註定。這段關係讓我們學到愛的無國界。」用心的養父母還舉辦中華文化營並成立互助團體，以免孩子疏離自己的文化──這是早期的韓國收養兒常抱怨的問題。兒科醫生和心理專家甚至發展出專門治療中國收養兒的專業。這簡直是一個充滿美好畫面的溫馨故事：從中國垃圾堆中拯救出來的可愛小女孩，如今在歐美過著幸福的生活。

人人都想收養中國女嬰，需求不斷攀升。但很快大家就發現，原本看似源源不絕的遺棄女嬰，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進入千禧年後，中國農村的經濟社會變革，讓家庭愈來愈捨不得拋棄女嬰。年輕女性紛紛離開農村，進城打工，收入已接近男性的水準，還時常寄錢回家給父母。她們婚後往往繼續工作。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1980年到2012年間，中國農村人口的比例從80％驟降至50％以下。城市化意謂著住屋變小，人民自願少生孩子，無須政府強制，他們就是比較喜歡小家庭。中國決策者也逐漸意識到人口結構已出現危機：1980年代與1990年代的性別比例失衡，將導致大量男性面臨擇偶困境，勞力短缺問題也初現端倪。雖然中國直到2015年才正式修法，但許多地區（非全部）的執法已開始鬆動。有些家庭開始選擇把女兒留下來。再者，農民收入提高以後，也愈來愈付得起罰款。如果真的不想生女孩，有些人會選擇做（非法的）超音波檢查，然後墮胎。被遺棄的嬰兒愈來愈少。就在國際收養需求達到顛峰時，中國可供收養的女嬰卻供不應求。套用今天的說法，這就是典型的「供應鏈危機」。

這對苦候收養的海外家庭來說，無疑是令人心碎的消息。對孤兒院而言，更是一場災難。收養業務帶來龐大的收入，已成為孤兒院的經濟支柱。養父母除了必須支付北京總部的基本收養費用以外，還須向撫養女嬰的孤兒院支付一筆檯面下的「捐款」：最初是3,000美元，後來部分地區甚至漲到5,000美元。這筆錢名義上是補償孤兒院的養育成本，但支付方式很特別：只能由養父母親自帶來，以嶄新的百元美鈔現金支付，不能與其他的電匯或支票款項合併。對多數中產階級的西方父母來說，隨身攜帶這筆現金（通常塞在腰包或手提箱裡）可能只是有點不安。但在中國農村，這可是一筆實實在在的鉅款。

這麼多現金湧入，為整個系統注入了一個不穩定的貪腐因素。孤兒院院長的年薪不到3,000美元，這也難怪有人因挪用這筆錢而惹上麻煩。其中一位院長被指控用這筆錢為自己買了一台賓士車，還辯稱這是為了接送外國收養家庭所必需的交通工具。

但平心而論，孤兒院確實需要這筆錢。在中國的行政體制中，孤兒院隸屬於「社會福利院」這類綜合機構，除了照顧孤兒以外，還要負責身心障礙者和老人的照顧。他們雖能獲得政府撥款，但還是得靠各種辦法來補充預算。在儒家孝道觀念主導的社會裡，照護長輩原本是子女的責任（法律甚至規定棄養父母是犯罪行為），但一胎化政策下，許多老人根本沒有成年子女能夠或願意盡孝道。同時，愈來愈多的家庭因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而棄養身心障礙兒童（男童多於女童），導致社會福利院陷入兩難。他們的責任日益沉重，但中央與地方的撥款卻少得可憐。

那3,000美元的「捐款」成了維繫整個系統的命脈。為了維持運作，他們需要更多有待收養的嬰兒。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嬰兒販子找到了可乘之機。段家的故事可說是典型的例子：從赤貧到暴富，再從暴富到鋃鐺入獄。1990年代初期，段家人運氣不好。當時中國的經濟起飛，數百萬人脫貧，段家仍困居在衡陽市郊常寧鎮的一間單層老公寓裡，牆面的油漆已斑駁剝落。長子段月能輾轉在各家工廠打零工，收入微薄又做不久。最困頓時，甚至要靠撿破銅爛鐵維生。「我唯一沒幹過的事就是要飯。」2010年他接受我採訪時如此說道。

厄運接踵而來：妻子因生不出兒子而自殺，兩個妹妹只有小學學歷，根本找不到工作。

段母陳志金把這幾個無能的成年子女從貧困中拯救了出來。這位身材嬌小的婦女，短髮貼著臉頰像朵鬱金香，不只是文盲，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1993年，她在老家的孤兒院應徵做「阿姨」，這是裡面最基層的工作，日薪不過1美元。但她毫不在意，因為她很喜歡嬰兒。

當時正值一胎化政策執行最嚴苛的時期。根據多方記載，1980年代與1990年代初期，棄嬰現象屢見不鮮。陳志金後來回憶道：「天黑了，就有人把孩子丟出來。有時丟在路邊，有時放在孤兒院門口。」這些嬰兒的身旁常放著一包白糖，鄉下人認為糖能給孩子力氣。但是等陳志金發現時，甜味往往已經引來螞蟻爬滿嬰兒全身，看得她心如刀割，總是忍不住先把孩子帶回家照料。

起初，陳志金總要苦苦哀求孤兒院收留這些棄嬰，尤其是那些體弱、有身心障礙或需要醫治的孩子。

「我們自己都吃不夠、人手不足了，哪還顧得上更多的孩子？」院長責備她。

這種態度在1990年代中期改變了，當時湖南各地的孤兒院開始參與國際收養計畫。那位曾經嫌她麻煩的院長，現在笑盈盈地請她進辦公室，對她說：

「阿姨啊，妳真是個大好人。妳能找到多少孩子，都送過來吧！」

很快的，陳志金就成了當地有名的「送子婆」，專門幫人把不要的嬰兒安全地送到孤兒院。通常來找她的是嬰兒的姑媽或奶奶，偶爾也有自稱「幫朋友忙」的男子。當時遺棄嬰兒不僅違法，在社會上也會留下汙名，陳志金成了大家眼中可靠的中間人。

孤兒院會用信封悄悄塞些錢給她，既是補貼她的處理成本，也算是一點心意。起初是補貼50元人民幣（約5美元），後來漲到100元。隨著棄嬰愈來愈少，這筆錢也愈給愈多。

這簡直是最棒的那種善行，既能行善，又能賺錢。原本只是出於善意的舉動，很快就變成一門利潤可觀的生意。1999年，陳志金的女婿（段美林的丈夫）在廣東最南端的吳川市養雞場找到工作。廣東是中國南方的製造業中心，世界上的許多玩具、電子產品、聖誕飾品都是從這裡生產的。幾乎你能想到的出口商品，這裡都有，沒想到連嬰兒也是其一。或許是華南地區的重男輕女文化，加上大量未婚的年輕民工，廣東遭到遺棄的女嬰數量似乎比其他的省分更多。

養雞場附近住著一位老婦人，名叫梁桂紅，她和陳志金一樣不識字，也特別喜歡嬰兒。梁桂紅以前靠撿垃圾維生，這份工作讓她經常撿到棄嬰。她最多同時收留過20個嬰兒，全都排放在一張雙人床上，床下鋪著毯子或塑膠布，因為她買不起嬰兒床和尿布。

對段家來說，梁桂紅的「嬰兒收容所」簡直是一座金礦。當時湖南雖有多家孤兒院取得辦理國際收養的資格，但普遍面臨「貨源不足」的困境，也就是沒有足夠的嬰兒可供收養。而從外省調嬰兒過來，又觸犯法律，屬於非法販運。

根據法院紀錄，湖南某孤兒院的院長王華春後來向警方供稱：

「按規定，我們不能收其他省分的嬰兒。但2001年開放外國人收養後，每送養一名嬰兒，我們能收到3,000美元。由於院內嬰兒不足，我請示上級後，獲准跨省收嬰。」

孤兒院開始爭奪嬰兒來源。段家收到的紅包愈來愈厚。長相愈清秀、身體愈健康的嬰兒，甚至能賣到600美元。就算扣掉分紅給那位養雞場附近老婦人的部分，他們的獲利仍多到超乎想像。

段家人在養雞場附近租了房子，準備長期經營這門生意。他們招募新成員、開拓嬰兒來源，甚至找來助產士幫忙。此外，他們還花錢收買附近賣茶水的老婦人──這種茶水攤是八卦消息最多的地方，專門打探誰家有不要的孩子。段家的兄弟姊妹、表親姻親、鄰居紛紛加入。從吳川到湖南長達800公里的火車旅程，需要人手接力運送嬰兒。湖南的多家孤兒院永遠需要更多的嬰兒。他們通常是兩人一組，而且多半是女性，因為這樣比較不容易引人懷疑。兩個人一次最多能帶4個嬰兒，他們把嬰兒放進紙箱，塞在火車的座位下。後來，有些運送者被指控，他們為了讓嬰兒安靜而給嬰兒下藥。

這門生意並非毫無風險。至少有3次，這些嬰兒販子在火車上被鐵路警察盯上而遭逮捕。有一次是2003年，段家三兄妹同時落網，案件移交給衡陽市下轄的祁東縣警方處理。當時常寧孤兒院的院長甚至出面為他們辯護，聲稱他們其實是在「替國家辦事」，負責把嬰兒送到公立孤兒院。警方也依程序從湖南趕來常寧展開調查，以查明嬰兒的來源，最終認定這些孩子確實是販運，但看起來並非綁架得來。

段家三兄妹初次被捕後，在牢裡關了一個月後獲釋。當時他們本來想金盆洗手，覺得販嬰實在太危險了，但好幾家孤兒院的院長都勸他們繼續做下去。那時收養生意正旺，孤兒院都在搶嬰兒貨源。段月能後來回憶說，那時他的手機響個不停，全是打來下單的。孤兒院的幹部不僅請他吃飯，還送高級烈酒討好他。

「他們很缺孩子，一直打電話來催。」段月能這麼說。

段月能根本無法拒絕。曾幾何時，他還是個穿塑膠拖鞋的打工混混，如今卻成了腳踏名牌球鞋、身穿亮面黑皮衣的生意人。他出錢幫父親翻新了老家公寓，感覺自己發財了。

直到後來他才明白，真正賺大錢的是孤兒院。套用他父親的說法，他拿到的不過是「豆腐渣」。

2006年段家受審時，他們的律師從孤兒院取得了大量原本屬於內部機密的文件，這些文件最終流到媒體手中（包括我在內）。

收養產業的黑幕就此曝光。庭審中，檢方提出的證據顯示，有300名嬰兒被賣到6家孤兒院。但段家人後來向媒體透露，實際的數量高達數千名，而且是送去全國各地的孤兒院。這根本是專業化的經營：孤兒院給嬰兒販子的每筆款項都留有收據和發票，帳本上清楚記載每家孤兒院付了多少錢給嬰兒販子。交易雙方毫不避諱地用「買方」與「賣方」相稱，跟普通的買賣沒什麼兩樣，唯一的區別是商品換成了孩子，還標註了「單眼皮」、「小嘴巴」等特徵。

最終，段家人為所有的涉案人員頂下了所有的罪責，只有一位孤兒院的院長被判刑（調查人員私下透露，那是因為他沒行賄）。段家人面臨最高15年徒刑的重刑。中國政府急於平息醜聞及保住現有體制，因此把所有的罪責都推到段家人身上。官方媒體把他們妖魔化成「邪惡又貪婪的罪犯」，使段家成了千夫所指的惡徒。

段家人事後聲稱，賣嬰兒給孤兒院的家庭很多，他們不過是其一。他們堅持認為，真正的過錯在於政府：一方面嚴懲超生家庭，另一方面卻未建立合法的途徑，讓人把無法撫養的孩子交給孤兒院。政府曾嘗試設立「嬰兒安全島」以接收棄嬰，卻因為送來的棄嬰幾乎都是重病或殘疾的孩子，讓社會福利機構有限的資源不堪負荷，最終只能停辦。段家鑽了這個制度的漏洞，找到他們的利基。

「我都會好好照顧那些孩子，給他們洗澡、餵奶。」剛出獄的陳志金這麼說：

「你自己判斷吧，我這樣算是好人、還是壞人？」

確實，這套販運系統曾一度運轉順暢：嬰兒進了孤兒院，孤兒院賺了錢，蓋起了旅館、養老院和兒童遊樂場，收養父母也如願得到女兒。表面看來似乎是多贏的局面，但這一切終究是違法的，不僅違反了國際法，那3,000美元的「捐款」實際上變成一種賞金，變相鼓勵了一波拐賣女嬰和幼童的浪潮。

統計數字清楚顯示了這個轉變：2001年以前，拐賣的幼童中，約有四分之三是男童。據推測，這些男童是賣給需要男丁傳宗接代的家庭。但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委託的研究顯示，約從2000年開始，男女被拐賣的比例逐漸趨近一致。（該研究也發現，在一胎化政策執行最嚴厲的時期，拐賣案件急遽增加。）

孤兒院沒被指控直接參與綁架，他們的角色比較像銷贓的黑市，對送上門的孩子來歷不聞不問。他們把責任撇得一乾二淨。衡陽的前孤兒院院長陳明（他也是唯一因此案入獄者）如此辯解：

「我們只負責照顧孩子，至於孩子是不是真的棄嬰，應該要由公安局調查。」

那個承認向段家購買嬰兒的孤兒院院長王華春，說法更是荒謬。他聲稱，查清嬰兒來歷的責任不在孤兒院，而是應該由嬰兒販子負責。根據筆錄，他向警方供稱：「我跟他們說過：『要是涉及詐騙或偷拐，後果你們自己負責。』」

這說法聽起來振振有辭，但有個問題：孤兒院必須交代這些嬰兒的來源。根據國際收養法的規定，孤兒院把孩子送出去收養以前，必須先盡力尋找孩子的親生家庭。他們得刊登公告，說明孩子是在哪裡被發現的、當時穿著什麼衣服、有沒有留下其他線索，以證明孩子確實是被棄養，而不是遭到誘拐。

他們需要把這些販運來的孩子先「洗白」成真正的孤兒，才能合法當成孤兒送養出去。真正的造假，就是發生在這個環節。

《竹林姊妹：從中國到美國，雙胞胎拐賣、收養、離散的真實故事》，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著，洪慧芳譯，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