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為什麼會失敗？

當我們假裝沒有政治也能過得很好時，政治就會失敗； 當我們不將政治當一回事，政治就會失敗； 當我們試圖壓制、扼殺或排除政治時，政治就會失敗。

我們彼此間的立場差異，無法說消失就消失；如果人們設想必定存在某種「純粹而明晰」的解決方案，或設想必有某位天選領袖，能夠帶領人們消除歧見，那麼，我們終將迎向失敗：我們的歧見依然存在，而我們恐將再也無法表達意見，也無法再依據自身立場採取行動。

世上已有無數書籍，主張我們就算迴避政治，也能解決各類全球問題──有的認為可藉由科技與市場機制來改善生活；有的則強調強人領袖與提升人們道德的重要性。但本書不這麼認為。我想為「政治」做些辯護，在實現集體目標這件事上，政治確實占據著不可動搖的核心地位；但同時，我們也得保持腦袋清醒，我們必須體認到，錯誤的政治運作方式──無論是過多還是過少的政治介入──都有可能讓我們離未來的理想愈來愈遠。

尋求政治以外的解決方案，最終只會帶來失望。有一種科技自由主義（techno-libertarianism）的思想，將政治人物、官僚甚至選民都視為是阻礙進步的絆腳石。這種思想認為，只要政治人物不要在那邊對科技公司指手劃腳，那麼這些公司就可以好好運用創新科技，解決全球問題。想遏制全球暴力衝突？交給無孔不入的衛星監控就好。想對抗氣候變遷？交給「地球工程」技術就好。總而言之，讓那些聰明的腦袋想辦法就好。

然而，這類科技解決方案，只有在作用對象無法回應時，才能夠發揮最佳效果。目前來說，我們仍生活在一個人類比電腦聰明的世界。演算法並非總能達到設計者預定的效果，人們總能找到方法，去操弄演算法或鑽漏洞。此外，許多演算法對人類社會的理解其實並不夠透澈──這類演算法，反而可能會強化既有的性別歧視或種族歧視。

科技解決方案往往是反民主的──這類方案設計，可能會試著把人類的欲望與獨立決策能力排除在外。然而，只要人類還握有主導權，那麼人類自身的意願就不能被忽視。如果選民與政治人物希望科技受到約束，那麼我們的政治依然能夠為科技套上枷鎖。科技的創新，並無法抹消政治的必要性。

也常聽見有人主張「市場機制」能夠解決一切問題，並指責政治人物只會阻礙市場運作。覺得氣候變遷問題很棘手嗎？那就為碳排放訂定價格，並讓各國進行排放交易。覺得民主制度無法回應強烈的民怨？那就讓人們自由交易自己的投票權，讓每個人都能依其意願累積手中的票數。然而，這類論調的問題在於，市場機制其實鮮少能夠完美運作，而將其完全怪罪於政府「擋路」其實也有失公允；市場中還存在其他變數：當產權不明、監管不夠完善，或某些交易活動對第三者造成嚴重損害時，爭議就可能產生。市場中，許多模糊地帶是無法靠契約解決的，最終，我們仍需仰賴政治上的承諾。

過去10年來，我們看到某種趨勢正逐漸抬頭──人們受夠那群總是爭論不休的政治人物，人們渴望一位能夠凌駕其上的強人領袖。在這種態勢下，傳統政治被抨擊為菁英階層的陰謀，菁英們只想用政治來阻礙並削弱一般公民的權益。而所謂的政治承諾，就是專門給那些不需遵守規則的領導者打破用的。

這種思想可說是徹底誤解了民主政治。它不僅否認每位人民都擁有不同政治偏好的事實，亦認為維持民主穩定運作的那些政治制度和社會規範，都必須一一拆開檢驗，然後一一譴責。在英國，這種思想將法官斥為「人民公敵」，並讓政府在脫歐辯論期間以非法方式中止國會會期。在美國，我們看到川普政府揚言要將他的政敵們通通關起來，而後變本加厲，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對大選結果不滿的川普提出了不實指控，最終導致了國會山莊的暴動事件。我們的政治制度是脆弱的，因為制度是由國家支撐起來的，而國家本身卻可能被轉而用來對付它們。比起政治制度，我們的社會規範則又更加脆弱。然而，這些制度和規範，卻可能是政治免於失敗的最後防線。

左派思想有個悠久傳統，就是他們總是試圖從政治中拔除那些「有害因素」：讓商業遠離政治、讓競選捐款遠離政治、讓自利因素遠離政治。他們希冀一個全然良善的政府，能夠滿足人民的一切期望與需求。然而在政治中，我們不可能完全移除自利因素；而所謂全然客觀、不容辯駁的「人民意志」，其實也並不存在。我們或許擁有共同目標，但對於如何達成目標、以及對於最終目標的具體想像，我們往往有著根本上的分歧。人們的這種歧見，無法說消失就消失，而這些歧見，也不單單只是特殊利益團體惡意操作下的結果。這些歧見，是人類集體生活的根本特性。

技術專家、市場基本教義派、左派或右派的預言家們，無論他們對自己的謬誤認知有多麼確信，都無法改變一個基本事實：

而這，正是我們需要政治的原因。

政治能夠成功嗎？有時能，有時不能，這也是參與政治所必須接受的條件。參與政治，必將面臨政治陷阱，而我們必須目光銳利，以避開或擺脫這些陷阱。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在這座世界中，人們總是充滿歧見，並總是依照自身利益行事。但我們仍有共同的集體目標。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必須對彼此許下承諾。這些承諾，永遠無法被完美執行。這些承諾，其本質就是政治性的。

這些承諾如何才能被履行？我們必須讓這些承諾與某種政治系統緊密套牢，讓這些承諾不會只是空口白話。這個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我們必須建立某種框架以作應對；為了實現這點，我們必須建立政治制度與規範，讓我們的承諾更具可信度。

制度，是我們共同認可的正式協議。制度並非堅不可摧──制度仍可能會受到輕忽，甚至遭到破壞；如果我們任性妄為，不把制度當回事，代價就是賠上社會信任，而當我們開始後悔，想念制度所提供的穩定性時，往往為時已晚。我們必須保護制度，不要讓民粹主義者破壞制度。制度讓我們行動一致，制度會懲戒背叛行為，也會獎勵合作行為。

當我們培養出某種社會規範，以此指導人們履行承諾、並建立起長期的社會信任時，此時，我們的制度也將發揮最佳效果。要實現民主，我們必須學習與他人進行辯論與討論，如此才能找出彼此立場的交會點，同時我們也必須保護輸家，不能讓輸家永遠都是輸家。要實現平等，我們必須試著接受某種折衷方案，以在「平等的權利」與「平等的結果」之間取得平衡。要實現團結，我們必須擴展「我們」這個概念，這個「我們」，必須將我們的未來也考慮進來，這個「我們」，也必須含括所有同胞，無論他們的族裔或宗教信仰為何。要實現安全，我們必須對那些應保護我們但最後卻剝削我們的人，實施應有的徵罰。要實現繁榮，我們就必須眼光放遠，拉長時間線，如此才能建立信任，不受短期誘惑侵擾。

我們所面臨到的那些政治陷阱，彼此間往往會互相強化──民主政治中的政治極化，可能會讓不平等加劇；薄弱的社會安全網，可能會讓犯罪問題更加惡化；氣候變遷加劇，可能會對全球和平造成威脅。與此同時，我們手中也握有一些全面性的解決方案，足令我們一次擺脫這多重陷阱。

例如比例代表制，其作為一種選舉制度，確實有機會幫助我們擺脫民主陷阱，它不僅更能反映群體內部的多元差異，同時也更能促進政黨合作。比例代表制的影響力，並不僅限於選舉層面；許多採用比例代表制的國家（如瑞典和挪威），似乎也都更能擺脫其他種類的政治陷阱。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那些採用比例代表制的國家（如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或荷蘭），以及那些採用多數制的國家（如澳洲、英國和美國），這兩類國家在「經濟不平等」方面有何差異。在比例代表制國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比較低一點（這可能得益於長期以來發展完善的工會體系），至於可支配所得的不平等程度則又明顯更低（這又得益於這類國家往往擁有更完善的「財富再分配」機制，而這又與他們的政府有更多左翼政黨參與不無關聯）。人們可能會覺得，這些國家或許擺脫了平等陷阱，但稅賦也因此更高，工會也更為強勢，這「代價」未免太大，他們怎麼願意接受；然而，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似乎就是有辦法創造條件，讓這一切得以成形。

採用比例代表制的國家，似乎更能擺脫團結陷阱與繁榮陷阱。這些國家往往擁有更慷慨、更透明的福利國家制度，足以贏得中產階級支持，並且在經濟緊縮時期，這方面的預算也不太會被大幅刪減（反觀英國則恰恰相反）。比例代表制也能讓政策制定的過程更為穩定，因為在這樣的國家中，任何重大變革都必須經過多個政黨同意才能實施；也因此，這種聯合政府能夠降低經濟的波動性，使經濟成長更為穩定。挪威之所以能夠善用北海石油帶來的收益、將其投資到主權基金上，正是得益於這種共識導向的政策制定模式──這與英國形成鮮明對比，在英國，這些北海石油收益，大多被用於支援短期減稅政策，由於沒有善用在投資上，英國等同白白放掉了估計約3,540億英鎊的可觀收益。

選舉制度當然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因為有些問題並非單一國家的事，而是全球共業。要擺脫安全陷阱和繁榮陷阱，我們需要的是國際合作。

不過我們也會看到一個有趣對比：適用於安全陷阱的解方，不一定適用於繁榮陷阱。當我們談國際安全，我們要處理的通常是關乎他們的問題──我們必須防止某些懷有惡意的行為者（無論是國家還是其他實體）傷害我們。最近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事件告訴我們，國際間的安全合作若要具有可信度，那麼這種合作就必須是正式且明確的。烏克蘭或許曾與北約有過非正式的合作協議，甚至已走在加入北約的路上。然而烏克蘭始終不是成員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西方國家並沒有積極介入的強制責任（如果今天俄羅斯攻擊的是波羅的海國家，情況就不一樣了）。雖然提供武器與援助確實對烏克蘭的戰事有所幫助，但這並無法嚇阻俄羅斯，也無法將俄羅斯拖入一場多國參與的大戰。要擺脫安全陷阱，我們就必須立定協議，將彼此緊密綁定。

另一方面，當我們談繁榮時，我們要處理的卻是關乎我們的問題。我們每個人都傾向在短期誘惑中尋求慰藉，而不想為長期繁榮做出必要犧牲。我們的這種傾向，在氣候變遷議題上顯得尤為明顯、嚴重。我們用《京都議定書》訂定出嚴格且正式的規則，最後失敗作收；因為實際上，並不存在一個有足夠意願或有足夠能力的第三方，能夠確保這些規則被遵守。我想我們必須搞清楚，我們現在談的不是什麼軍事同盟，我們現在談的是環境汙染協議，所以我們必須務實點，要去思考在沒有強制力的情況下，各國會如何行動──我們需要訂定更具彈性空間、不要那麼謹守正式框架的協議。《巴黎氣候協定》似乎有點太溫和、太寬鬆，這項協議或許不會成功，但這項協議也確實是務實的，它成功拉入了全球的所有碳排放大國。要擺脫繁榮陷阱，我們就必須建立互惠的規範，當其他國家偶爾違規時，我們也要懂得予以寬恕。

以上這些解決方案，其規模之宏大，必須動用一國甚至諸國之力才能推動。我們沒有人可以單憑一己之力，就讓這些方案付諸實踐，但至少我們能夠為這些理念發聲。我們作為個人，究竟還能採取哪些行動？我想，我們永遠都不該因為個人之力有限，就將其作為政治冷感的藉口。

我在本書最開頭，提到了人們普遍存在的自利傾向。首先必須承認，我們所有人無可避免都有這種自利傾向，而擁有這種傾向也並非是不道德的。我們之所以無法達成集體目標，是因為每個人的個人利益互相衝突。既然自利傾向是人性所固有，那麼與其在那邊哀嘆，不如好好設計政治制度、好好遵循社會規範，如此才能將這種自利傾向導往正確方向。也因此，我們應要對我們的政治制度更有耐心，不要太快就下定論，責難這些制度無效或腐敗（當然有時是很爛沒錯！）。制度讓我們對他人的行為能夠有所預期，而我們自身的行為也受其指導。若我們欲撕毀制度，那我們最好三思──因為一個不小心，我們可能就會掉入一個更加缺乏約束、更加動盪，甚或更加暴力的世界──一個充滿利益衝突的世界。

說這麼多，就是希望大家更有同理心。當我們急於批判他人的自利行徑時，也該想想，自己是否也曾盲目而輕率地順從自己的自利傾向。有些人會呼籲「排乾沼澤」（drain the swamp）並摧毀制度，對於這些煽動者的誘惑，我們應該謹慎以對──這些人要求一切重頭，卻並未認知到，革命過後，人類社會中的這種政治角力依然不會消失。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然而也正是這些不完美，讓我們的世界不致分崩離析。

我在本書中提出的解決方案並非總是管用。事實上，這些方案經常辜負我們。我們必須投入時間心力，重塑這些方案，以因應我們面臨的新挑戰。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曾形容政治「是在一塊硬木板上緩慢鑽孔」（slow boring of hard boards）。變革是艱難的。過去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制度與規範，可能並不總能完美因應現今的需求；我們需要一次又一次，向彼此做出新的政治承諾。我們的政治承諾總是必須視情況進行調整，雖非完美，但好過技術專家或民粹主義者那些不切實際的承諾；若我們真有心要解決那些最深沉、最棘手的人類問題，那我們最好務實些。

《政治為什麼會失敗：如何擺脫當今世界五大政治陷阱》，班．安塞爾（Ben Ansell）著，劉鈞倫、李明心、盧思綸譯，黑體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