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葉浩/民主的價碼:回歸真正的人人平等、票票等值

(攝影/AFP/PHILIPPE DESMAZES)
【精選書摘】

本文為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葉浩為《民主的價碼: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所寫推薦序,經時報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你的一票和大財團的一票,真的「等值」嗎?當某人掌握了金錢,是否就掌握了政治?

從事發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以及經濟史研究的巴黎政治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茱莉亞.卡熱(Julica Cagé),從歷史數據中找證據、並點出金錢政治腐蝕民主的嚴峻現狀:最有錢的人能用私人獻金表達偏好、掌握政治,還能獲得政府的減稅補助;窮人們透過少量金錢表達政治偏好,卻是一毛補助都拿不到、影響力也大不如人。頂富階層的政治獻金造成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但此時,卻有愈來愈多國家主張「言論自由」,反對設定政治獻金上限。卡熱在本書提出警告,若再不採取行動改變現狀,很可能在未來數十年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讓社會對政治人物、現有建制與民主遊戲更加反感,導致民粹主義全面失控。

「所有的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

出自《動物農莊》的名言,相信多數翻閱《民主的價碼》的讀者並不陌生。作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藉此諷刺共產國家那些打著平等口號來革命、取得政權後卻致力於經營自己特權的領導階層。他們會使用美麗的包裝,例如以「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為由,讓自己對號入座。

不過,這一句名言能流傳至今,或許也因為它同樣適用於後冷戰時期的民主國家,尤其是那些奉行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家──他們在國際上高舉自由貿易與市場機制,國內則呼籲減稅和政府不得干預市場,好讓經濟歸經濟,讓「贏者全拿」的市場邏輯運作,而自己剛好就是那全拿的贏者。

經濟不平等,即政治不平等

當然,前革命家藉手上的政權讓自己致富所造成的不平等,與市場機制所導致或允許的貧富差距不能完全劃上等號,畢竟後者本身也是一種對許多人來說頗為公平的分配機制,亦即人人自由的狀態底下,按個人意願或努力、乃至天份的發揮,自然會有窮人與富人的產生。若個人自由是最重要的價值,貧富差距則是必須接受的一種自然後果──這正是經濟右派人士的信念。人人享有相同的機會平等或市場自由,意味著結果上的差異,也就是經濟上的不平等。

問題是,經濟上的差異,同時也意味著實質的政治影響力不同,這是左派人士向來特別在意的事實。身為經濟學家的本書作者茱莉亞・卡熱(Julia Cagé)也是如此,而且她認為此事的發展已衝擊到了作為民主制度的基礎,亦即「人人平等,票票等值」原則。

事實上,許多民主國家已採取了某些措施來因應此一困境,但卡熱認為這些措施不足以落實「票票等值」原則。

禁企業政治獻金、修改個人獻金上限,是當務之急?

《民主的價碼》於是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援引了許多民主國家的既有數據來指出,富人在資助選舉運作上的程度遠超過窮人,因為他們可直接金援政黨、購買媒體管道、或捐助智庫;然後檢視了當前許多國家為了讓窮人也能更有效資助民主的措施,包括公費、或允許私人資助政黨或競選資金的制度,並一一指出各自的缺失;最後則提出了幾個改革方案,包括:

  1. 發放「民主平等券」,讓每個公民在年度報稅時可以選擇7歐元(約新台幣240元)額度對特定政黨或組織的贊助。
  2. 全面禁止企業政治獻金,並設定個人的政治獻金上限為200歐元(約新台幣6,700元)。
  3. 引入混合國會,在維持現有的選舉方式之外,保留三分之一席次給身為勞工或受僱者的「社會代表」,以提升議會的代表性。

讀者可見,上述三個改革方案的共同指向,都是為了讓民主落實票票等值的方式,或至少不讓富人在選舉經費支出或政黨贊助上的權重遠過於窮人。究竟這些措施能否如同作者所說,比現行的制度更好且立竿見影,本身是個經驗性問題,唯有實際操作下來才真確認。

但此時能確定的是,她採用的數據橫跨了許多國家,且有些國家的數據可追溯至久遠以前的年代,且藉此推得出來的結論之有效性,取決於那些數據本身的可靠程度。

例如,英國的數據來自過去150年的資料整理。這一種統計學允許了涉及時間與地域向度較廣的弘大問題意識,基本上與作者的先生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其名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當中用的方法相似,具塗爾幹(Émile Durkheim)以降的法國社會科學色彩。

「民主不該是撒錢的人贏」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本書已經相當扎實,堪稱一種涉及歷史的經驗性研究之典範,筆者也期待我們的經濟學家或比較政治學者能進行類似的研究,嚴肅地對待嚴重貧富差距之下,不同階層的人士對選舉經費的貢獻程度及其各自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民主運作的品質之指標之一,而非單憑經濟表現、尤其是GDP成長,當作唯一判準。

誠然,數字本身不會說話,更不會作價值判斷,正如年年不斷成長的GDP也不會告訴我們社會是否更好(除非把經濟成長當作判準)。皮凱提2014年訪問台灣,聽聞此地的低薪水平時驚訝地表示:「我不曉得這些GDP到哪裡去了?但我確定它肯定去了某些地方。」若非有經濟成長之外的價值判斷,不會做出這樣的提問。而真的在意階級平等、或說社會正義的人,則更看重經濟成長的果實究竟由誰獲得,是否分配均勻,乃至能不能照顧到社會最底層的人。

事實上這種階級平等意識也貫穿了本書的所有篇章。卡熱指出,在法國,窮人捐給政黨的每一塊錢,都是省吃儉用所省下來的扎扎實實一塊錢,但富人所捐出的政治獻金,卻可換取其三分之二等值的所得稅免稅額,因此猶如在民主選舉的花費上,讓「窮人替富人買單」。這其實不是數字本身會說的話,而是心懷平等價值的人才能做出的一種判斷。

唯有在乎階級平等的人,才會意識到富人與窮人對政黨資助的權重不同,與「票票等值」之間存在一種必須被消弭的落差。因此,藉以提出問題意識的本書第一部分,本身預設了:社會必須致力於各方面的人人平等,包括對政治的實質影響力,且「民主不該是撒錢的人贏」!

換言之,《民主的價碼》雖然採取了嚴謹的經驗性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但在關乎階級平等與窮人福祉的問題上並不採取中立,而是清楚表明了特定的價值立場。本書於是不但具有濃厚的規範性意涵,也是為了告誡法國讀者,千萬別聽信那些高舉「言論自由」來反對政治獻金上限的言論。

這樣的經濟學不主張「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但卻散發一種古典的學問情懷──經世濟民!

《民主的價碼》,時報出版
《民主的價碼》,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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