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低端中國:犧牲自己、成就經濟奇蹟的農民工,在「全面脫貧」下的危機

2015年10月,中國河北省石家莊市,農民工們正準備隨一處建築工地的招聘人員前往進行身體檢查。(攝影/Imaginechina via AFP/Leo Chan)
【精選書摘】

本文為《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第四章部分書摘與後記,經八旗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戶籍在農村、外出到城市打工的中國「農民工」將近3億人,雖然對經濟無比重要,中國特有的「戶口制度」卻待之如二等公民,規定農民無法享有城市居民的醫療、社會福利與教育權利,甚至要忍受警察的隨時盤查,被打入「黑牢」勒索賄賂更時有所聞。農民工的子女無法就讀城裡的公立學校,被迫做選擇:與父母分離、回到家鄉就學,成為人數高達6,100萬的「留守兒童」;或是待在父母身邊,但負擔不起私校學費,只能打零工賺錢,重蹈他們父母淪落底層的宿命。

中國工廠靠這群廉價勞工累積巨大利益,但平均而言,鄉村人口的薪水只有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他們的犧牲成就了中國經濟奇蹟,但也成了貧窮問題的根源。

前《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中國社長羅谷(Dexter Roberts),深入廣東、貴州、湖北、安徽、海南、陝西各省,透過與當地的底層農民工建立緊密關係,長期追蹤報導。他指出,雖然中國已雄踞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對農民工的剝奪、城鄉發展的落差、中央計畫經濟的僵化以及官員貪腐的遺害,造成內陸嚴重的社會不公與發展不足。曾接受《報導者》訪問的羅谷認為,如果中國不找出一套辦法讓農民工融入城市,並確保其不淪為二等公民,中國的經濟發展就不可能永續成長。

Ⅰ.勞工只是黨的棋子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的勞工從工廠密集的廣東省開始覺醒自己的權利。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外國投資客開始如潮水般湧入中國,愈來愈多人受雇於和中國政府無關的工廠、工地。工人從一批新近來自台灣、香港、歐美的老闆發現原來薪資、工作時數、工安等基本勞動條件和以前可以有這麼大的差別,之前那種勞動條件突然改變了。以前,城市、國有企業、鄉村、公社那一套鉅細靡遺的人事管理辦法決定了職業的每一環節,也決定人生基本的選擇──譬如何時要生小孩子──甚至連避孕藥也是由老闆發放。但是這一切都結束了。以前黨擔任的是「照管者」的角色。它為城市勞工提供住房、醫療、教育等福利。因為這樣的好處,所以大家都說這一套制度叫「鐵飯碗」。但是黨後來開始調整這樣的角色,於是開始出現一種很粗暴的資本主義,只要工人的血汗,不關心工人其他事情。所以工人便面臨一個由不得你的選擇:工廠提供的勞動條件不管多差都得接受,然後卑微地利用現有任何手段要求老闆給予良好待遇。

農民工離鄉背井,也遠離(至少在公文、書面上)代表他們的地方官員,自然最難以承受這種制度之害。地方黨部官員也許會拿錢支助村裡婦女「健康分娩」或者村民年度外出旅遊,但是自己村裡農民一旦到了城裡,他們就沒有什麼可以使力之處。譬如,我曾經在炳花村內一處牆壁上看到一面紅色公告牌,上面是捐款贊助2016年村內中秋節聚餐宴席諸位人士的芳名錄。其中,莫路春的弟弟莫路順贊助3,000元,是芳名錄當中76人裡面贊助最多的。莫路順在黨內職位升遷很快,現在已奉調到貴陽做事。我在村子裡的一處宣傳共產黨消息的亭子看到一張他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在對來訪的省財政指導員致意,照片上面還有「領導關愛啟事」6個字。但是對於離開貴州,在外地工作的莫姓親族而言,有個在黨內得意的親戚並沒有什麼意義。中國勞工,只要一離開家鄉,國家立即對他們視而不見。

對於勞動階級如此冷漠,相較於之前中國革命時共產黨對工人的態度,真是莫大的轉變。優秀的共產黨員都明白無產階級會在國家的轉變上扮演關鍵角色:毛澤東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一點。那個時候,共產黨總是在政治宣傳中宣告工人是「國家的主人」。1926年3月,毛澤東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其中寫道:「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23年後,中國在1949年10月1日建國。毛澤東於數年後的1957年2月又寫說,中國這個國家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1919至1921年間,中國曾經把1,600名年輕人送到法國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學習,鄧小平也是其中一員。他曾經在那裡的鐵工廠做工,也做過紙花、橡膠鞋子,對勞工生活有過第一手體驗。

革命之後,中國的新領導向蘇聯的共產黨信徒學習,也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傳統,亦即定期推舉「勞動模範」,宣揚其事蹟,用意是告訴人民說,共和國的人民要做黨的好僕人。對於在中國長大的無數孩子而言,1970年代最令人感念的「勞動模範」莫過於北京的張秉貴了。張秉貴在百貨公司賣糖果,最為人所知的就是他不用秤子,客人要多少重量的糖果,他一抓就準(「一抓準,一口清,一團火」)。

1949年以前,共產黨在城市進行地下活動的策略,主要的部分就是在上海等城市動員工人搞罷工。這個策略至少有一部分是成功的;共產黨員利用工人的抗議活動,把中國幾個城市從政敵國民黨手中「解放」了出來。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這種情況卻開始產生變化。毛澤東師法史達林的「大推進」政策,開始著重於工業化發展,尤其更要發展重工業;這一來,讓聽話的勞動力備便妥當就變成了緊要因素。所以從此工人不可以再罷工,每一名工人都由他的雇主──也就是他所屬的「單位」──看管。城市之外,鄉村工人擁有的權利永遠比不上城市國有企業的工人。毛澤東死後,經濟改革開始,工人又開始變得很重要,但是主要的原因卻是因為他們是國內外投資者廉價的勞動力來源。

當 「農民」成為髒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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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北京近郊一處農民工聚居的村落,警察試圖調解糾紛。(攝影/AFP/Nicolas ASFOURI)
2017年,北京近郊一處農民工聚居的村落,警察試圖調解糾紛。(攝影/AFP/Nicolas ASFOURI)
今天,中國的勞動階級絕大部分是由農民工組成,但是中國社會卻很看不起他們。有時候偶爾有些人虛情假意流露一點憐憫,但是絕大多數城市人對農民工只有鄙夷、憎恨。因為農民工是「外地人」,所以時常成為代罪羔羊,城市人對於道路壅塞、物價高漲、各類偷雞摸狗的輕微犯罪,凡事都怪罪農民工。今天的中國,說人「農民!」是很看不起人的,是在罵人、捉弄人。儘管工人在黨的宣傳當中還是很重要,每一年在中國的娛樂兼宣傳大戲「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春節聯歡晚會」的演出都是要角,而且黨仍然公開宣告他們那個由國家控制的工會
「中華全國總工會」是中國唯一合法工會,受中央嚴密監視,此外任何工人組織或活動都被視為違法行為。
很重要,可以保障工人的權益,但實際情形其實不然;黨還是希望他們聽話,乖乖當二等公民。

黨已經不再「保護」工人,但還是運用一些措施讓他們繼續當意識形態道具;黨已經不再鉅細靡遺地管理工人的生活,但是有建立一個法令架構來規範一些新的老闆,讓他們不要太虧待勞工;這有一部分,是為了要防止社會動亂。

中國共產黨採納勞動法之後,一直到1995年才突然開始實施,但大部分局限於規範工作時數、薪資問題。21世紀開始之後沒幾年,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外國投資愈來愈多,中國官員也開始認真管理起那些外籍老闆的人力資源實務。當局首先於2001年10月開始宣導一部職業傷病法令,8個月之後又頒布了勞工安全法令。在這一切的同時,由於國有媒體持續宣導新法令的重要性,國際輿論也愈來愈關切血汗工廠問題,大學裡的勞動及法律學者、工人自修而成的律師受到了鼓舞,開始在很多新成立的NGO對工人講授勞工權益。

面對稽核: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但是很多工人後來發現,光是有嚴格法規還是不夠,必須要能夠有效執行才有用。可以想見,新的工廠老闆總是盡量規避法規,因為採取新的做法都會增加成本。面對嚴格法令規定,他們開始鑽法律漏洞,繼續壓榨勞工。這樣想盡辦法,目標只有一個,就是保持原有的利潤。

後來,針對耐吉(Nike)、沃爾瑪(Walmart)等大公司的反血汗工廠運動起來之後,這些跨國公司開始要求他們的供應鏈廠商必須遵守新的法規。他們都怕勞動醜聞會影響他們的股價。於是中國開始出現一種產值頗巨的產業,亦即由一些國際品牌、零售商雇用的稽核公司,負責檢查其供應商的工時、薪資等問題。像「Cal Safety Compliance」、法國的「Bureau Veritas」、瑞士的SGS,都是這一類公司。他們帶領當地雇請的團隊前進各個工廠,檢查各家工廠是否遵守新的法規與公司行為規範。

然而,這一種新興的稽核產業廠商之間卻缺乏橫向聯繫、協調,弄到每一個品牌或零售商似乎都比較關心維護自己的聲譽,而不是真的制定可行的改善程序,讓供應商願意遵守。

有些大工廠,一個廠就生產多個品牌或零售商的商品,就會變成需要遵守幾種彼此互相衝突的行為法規,有時候幾乎每天都要接待檢查團隊。檢查團隊一來,免不了都會要求巡檢廠房,查看薪資紀錄,找經理、工人來問話。公平勞動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的奧瑞特.凡.西厄登(Auret van Heerden)說:「麥當勞、迪士尼、沃爾瑪每一年都要接受幾千次各公司自行其是的稽核。」西厄登留著一頭長髮,有「咖啡癮」,以前在南非是反隔離政策運動人士。他說,各家工廠的那些經理「已經對稽核很疲乏」。

自然,各家工廠很快就開始懂得和這一套新制度玩遊戲。他們會製作幾本帳簿,一本給稅務稽查員看,一本給稽核公司看,正確的帳簿給自己看。另外他們還有一套巧妙的方法,把壓榨勞工的醜事掩蔽起來,並且常常賄賂檢查員。廣州一家紡織出口公司有一份給管理員看的「指引」,要他們碰到有人來稽核時,「先通知未成年實習工、未成年全職工、無身分證員工從後門離開廠房,要他們不要在宿舍區逗留,然後馬上要求接待員備便所有相關文件。」這一份指引同時還要求工人這時候要戴上口罩、耳機。

玩貓捉老鼠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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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廣東省汕頭市一間玩具工廠內,女工正組裝玩具車。(攝影/AFP/Stephanie Wong)
2007年,廣東省汕頭市一間玩具工廠內,女工正組裝玩具車。(攝影/AFP/Stephanie Wong)

深圳的這一條街道人車雜沓,從外面看,你很難從其中找出這一間小玩具工廠。我們穿過一間骯髒的會議室,來到工廠的一樓。會議室平常作為接待買家用。工廠一樓通風不良,空氣中滿是油漆氣味。女工在壓鑄模具前彎著身子,小心翼翼地往白雪公主、灰姑娘、迪士尼公主娃娃身上噴油漆。

我跟著一間美國大零售商的稽核經理跑來這裡,他做這一行已經很多年了。有鑑於所謂的「突擊檢查」現在已經司空見慣,而且有些大品牌也開始對一些搞怪的企業視而不見,所以他現在帶我來看看所謂「稽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一名中國籍經理陪同我們做檢查,他顯然很緊張,因為我們半個小時之前才通知他要來。我們巡查廠房時,他一直催我們快一點。我們看到有一扇門不只關起來,還鎖住。問他那裡面有什麼東西,他起先一直說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但是在我們堅持之下,他只好拿出鑰匙把門打開。原來這裡也是工廠,裡面有一群女工在做事,其中幾個看起來不足16歲,違法。我們進去的時候,有個女工連忙跳起來躲到幾個女工後面。工廠經理很著急,承認這裡面一直藏著一些違規情節最嚴重的工人。

世喬(譯音)服裝公司的總經理彼得潘說:「之前,我們都在玩貓捉老鼠遊戲。」世喬破舊的廠房位於廣州番禺一片芒果樹林和稻田之間,在前面所說那間深圳的玩具廠西北方約2小時車程之處。世喬專為耐吉製作運動服,員工600人,每天在廠房裡操作縫紉機、熨斗,製造運動服、短褲。滿腹委屈的彼得潘說,上次被耐吉查到違規之後,他們做了一次整頓,「不管改善什麼東西,都會增加成本,」這會使公司更不容易付加班費。平日每天8小時以外的加班費以一倍半計算,週六、日及假日加班費以2到3倍計算。他抱怨說:「(耐吉的)價格從來沒有調升過一毛錢,但是要遵守勞動法規,一定會增加成本。」

交易的破局

然而,官員表面上要求廠商遵守新的法規,可是其實他們自己也是三心兩意。在地方上,政府官員不想讓投資者難過,因為他們畢竟帶來了稅收和就業機會。其實就連北京的高層決策官員也都知道,目前這種又髒又廉價的勞動力是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關鍵。各大品牌商則是比較關心藉由執行稽核才能在出事時撇清責任,並沒有真的多期待供應商改變做法。如今工人已經從原先的革命先鋒變成了工業經濟的螺絲,工人至少在原則上應該要默默接受這一點才對。新的法規應該可以防止最嚴重的壓榨情事,但是工人不可以對外張揚。

認命的工人有助於維繫黨和城內人所做的交易──那就是,讓你所得增加,但是我要更加限制人權,禁止人民公開批評中國領導階層。聽話的工人曾經協助毛澤東進行中國的工業化,現在,他們卑微的身分則是快速推升經濟成長,提高新中產階級城市人生活水平的必需品。

以前我剛剛認識莫文吉不久,他曾經告訴我說他小時候父親就死了,那時候他父親正在參與一項水壩建築計畫。文吉沒有責怪什麼人,只認為失去父親是他這種中國鄉下窮人注定的命運。他只說了一句:「他工作太累了,才會死掉。」這種聽天由命的態度就是共產黨要的。

問題在於,現在工人也愈來愈不聽話了。這種變化,部分原因來自於人口組成的變動。

世界各國的企業本來一直很羨慕中國有那簡直是「無窮」的勞工可資運用,但是這種情形在2005年突然反轉,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的工業區開始出現嚴重缺工現象。這有一部分是一胎化政策造成的結果,一胎化政策確實大大降低了中國人的生育率;不過還有一部分原因卻是需求遽增──也就是進入中國的製造商愈來愈多,不斷集中,其中包括在兩個三角洲以外地區設立工廠。這些製造廠全部都在競逐農民工,這就表示工人開始能夠有所選擇,薪資過低就換工作。以前去工廠上班要把身分證交給廠方,形同變成老闆的囚犯,這樣的時代如今已經結束;為了吸引勞工,留住工人,各廠也相繼開始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與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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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廣東省廣州市街頭,工廠工人的招募人員沿街排列。(攝影/Imaginechina via AFP/Qiao junwei)
2014年,廣東省廣州市街頭,工廠工人的招募人員沿街排列。(攝影/Imaginechina via AFP/Qiao junwei)

新一代的民工與勞工運動家

除了經濟環境已經從始終有利於資本家轉變成對勞工較為平衡,新一代1980年後出生的民工也已經和他們的父母不一樣了。新一代的民工有手機,會上網,顯然比較了解自己應該擁有什麼權利。他們的教育程度比較高,找工作時想的是要找自己喜歡的工作,而不是想賺錢寄回去給家鄉的父母。最重要的是,他們對中國多如牛毛的勞動法規知之甚詳,而且會運用。

春季的一天,在他朋友所租的深圳的一間房子裡,慶永志(譯音)說:「想要出來做工,重要的是要很了解法規。」慶永志1984年在貴州畢節出生,現在深圳一家日商公司做手工藝扇子。畢節這個市後來曾經發生數名「留守兒童」意外,死在垃圾箱子裡的悲慘事件,全國皆知。「我父親那一代認為法律是給資本家用的,不是給工人用的。」

勞工運動推動者也開始在形成一股新興的力量。他們現在已經不止於為民工講解勞動法規,而且還進一步鼓勵民工採取行動。他們教導民工集體談判技巧,並且嘗試影響政策。在世紀交接的前後幾年,全中國只有十幾名勞動法倡議者。不出十幾年,中國現在已經有大約80個勞權團體。

以前那些勞動法倡議者包括重慶出生的周立太,廣東番禺的曾飛洋等人;周立太是無牌「赤腳律師」,多次代表工人要求工商賠償。現在的幾十個勞權團體,大約有一半分布在北京、上海、重慶、廣東等地。

張治儒是這些勞工運動家當中的一個。他現在自己在深圳設立了一間小小的辦公室,叫做「春風勞動爭議服務處」(「春風」這個名字帶有希望新中國開放的意思)。他出生於華中湖南鄉下的洞口縣,15歲那一年中學讀到一半不讀了,跑到東莞一間鞋廠做工;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之後他開始自己研讀勞動法規。2011年秋,他決定競選深圳全國人大代表,想要為深圳的數百萬農民工服務。對於相關官員而言,全國人大長久以來一直只是橡皮圖章,現在他想參選,當局很不爽快。首先就有當地的警察上門,警告說他有可能因為「破壞」選舉而遭到逮捕。接著,幹部又發布新的規定,讓他這個沒有當地「戶口」的人沒有辦法參選。張治儒因而退出選舉。

Ⅱ.後記:精準扶貧還是精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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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廣東省東莞市一間玩具公司宣布倒閉、遣散約6千名員工,不滿的員工前往市政府要求調解,但被大批警察阻隔在廣場外。(攝影/EyePress via AFP/Tse Ka Yin)
2008年10月,廣東省東莞市一間玩具公司宣布倒閉、遣散約6千名員工,不滿的員工前往市政府要求調解,但被大批警察阻隔在廣場外。(攝影/EyePress via AFP/Tse Ka Yin)

中國共產黨將在2021年慶祝建黨一百週年。中共現在已成為全世界統治最久的政黨。建黨一百週年慶屆時將成為自賣自誇的節日,城市將會掛滿鮮紅加金黃色國旗和鐵鎚鐮刀旗,中國媒體在資深黨工交付之下播出諂媚共黨的浮誇文告,習近平無疑也將宣告黨的兩個百年目標之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已經完成。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意指「精準脫貧」和GDP達到1萬美元;其中「精準脫貧」是習近平背書的「三大攻堅戰」之一(另外兩項是「防範金融風險」、「汙染防治」),加上「GDP達到1萬美元」,這兩項中國將會順利完成。接著,中國將在2049年迎來另一個百年慶典,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百年慶。屆時,中共的目標是將中國轉變成富強康樂的「現代社會主義國家」,但依然由恩威並重的黨緊密控制。

不過,真的到了2049年之時,共產黨是不是還存在並不清楚。前蘇聯就是一例。前蘇聯原來也是一直顯得很穩定,像是將會長長久久,但是卻在其75週年前不久瞬間解體。

中國若想安渡下一個十年,在中共而言,他們必須在「壓制和回應」(repression and responsiveness)之間尋求一種平衡。中國官吏長久以來就一直接使用「壓制與回應」為統治手段,一手安撫人民,一手控制人民。所以中國政府常常一方面設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則嚴酷鎮壓異議言論及抗議活動,但中國政府以「壓制與回應」手法對付農民工的歷史尤其長久。曼弗瑞德・艾爾福史托洛姆(Manfred Elfstrom)當初發明這句話時,其實就是在講中國的農民工,曼弗瑞德現在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助教授。

2003年,中國東北遼寧省遼陽市的鐵合金工廠突然關廠,草率解雇了數千名工人,工人上街抗議,於是爆發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第一件大規模罷工事件。中國政府處理這次罷工事件的手法就明顯就可以看到「懲罰搭配調解」策略。遼陽市當局奉北京「老闆」之命,一方面公開譴責工廠幾個資深管理人員,承諾處罰腐敗失職的地方官員,補發工資以及失業補貼給那些失業的工人,另一方面卻以嚴酷徒刑懲罰罷工領導人,藉此對另外一些想要推動抗議活動,爭取自身權益的工人發出警告。這種「胡蘿蔔加棍子」的兩面手法始終是官方處理勞工問題「操作手冊」中的一部分。

社會信用制度下的農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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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河南省洛陽市政府在街頭立起大型看板,顯示由監視系統及電腦面孔辨識的交通違規民眾資料。(攝影/Imaginechina via AFP/Zhang Yixi)
2019年,河南省洛陽市政府在街頭立起大型看板,顯示由監視系統及電腦面孔辨識的交通違規民眾資料。(攝影/Imaginechina via AFP/Zhang Yixi)

這種「壓制與回應」策略還會跟著這個數位時代而更新。中國政府現在已經開始日漸擴大使用監視技術及社會信用制度賞罰城市居民,另外也用來監視或集體監禁西域新疆的穆斯林。他們運用這種科技的方式十分駭人,已經引發全世界各國的關注。

不過,較不為人知的是,中國政府也用這一套新的,非常精密的控制系統在監視和控制農民工及鄉村赤貧農民。例如在東莞這樣的城市,工廠現在要賺一點利潤愈來愈難,但是地方官員卻開始在試行「社會信用制度」

在這種制度之下,工廠老闆要是想要降低生產成本短付工人薪水、福利金,就會受到懲罰;懲罰的方式包括無法向銀行貸款,不能購買機票、高速火車票等等。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曾經宣布說,2019年的前幾個月就有180家公司因為苛扣工人薪水而列入黑名單。這種做法當然是要確保農民工獲得中國法律所承諾的薪資和利益。中國共產黨就是以這樣的做法表達他們對農民工的「回應」。

但是,既然罷工事件在增加,中國政府自然更是加強壓制。他們用聲臉辨識技術辨識抗議者,找到之後抓起來處以拘留。他們也常常把勞工運動分子列入黑名單,使他們後來沒辦法找工作,開公司。他們的鎮壓手法和以前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推出「聰明城市」。這種「聰明城市」的公安局、交通運輸局處、銀行、商業局等政府機關會共用客戶資料,阻絕有紀錄的客人享有政府的各項服務。農民工要是參加過抗議活動,以後要向銀行貸款,想要創業,孩子想要就學都會有困難。以前,他們只要搬家,到另一個城市居住,這些問題就迎刃而解,但是現在這已經愈來愈不可能。

中國政府為了運用這種數位威權統治手法,公安官員開始建立龐大而精密的中國公民資料庫,當中也把目標對準了各城市中弱勢的農民工;這真的很令人難過(當然,他們原來就一直有用「戶口」、檔案等實體文件在監控人民)。人權倡導團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說,包括安徽、陝西、貴州等省份在內,地方政府已經開始用先端科技來追蹤農民工的行動,將他們強制納入聲臉辨識系統,取印指紋,採血驗明DNA序列。貴陽警方說這種做法有助於「建立和諧的社會」;這種說法真的很詭異。

即使是在已經有不少農民工回歸的鄉下地方,你還是可以看到運用新科技改善人民生活,但也加緊對人民控制的情形。如此這般運用新科技,相當程度補強了中國的「維穩」政策。

濟貧與「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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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河南省蘭考縣張莊村的路邊,掛著習近平訪視農民的照片海報。(攝影/AFP/Greg Baker)
2017年,河南省蘭考縣張莊村的路邊,掛著習近平訪視農民的照片海報。(攝影/AFP/Greg Baker)

習近平為了消除中國的貧窮人口,曾經倡導一種「針對性的」濟貧方法,那就是,不要整個村莊都列為「貧窮」,讓每一個村民都接受經濟補助款──這是長久以來的做法──而是改為以「家庭」為單位,個別審定每一個家庭的貧窮程度是否符合「救濟」資格。這種積極的做法可以確保不需要的人不會收到救濟金,同時還能夠抑制地方官員的貪腐行為,讓他們沒有機會把救濟金分配給自己的親友。為了這種作法能夠成事,中國政府進行了一次全國「貧困」註記,所得到的資料目前已經全部輸入數位資料庫供各地政府機關運用。總計這一次的全國「貧困」註記,地方官員在貴州、湖南、廣西、四川、雲南等省鄉村收集資料,總共註記了128,000個村莊,2,900萬「貧困」。

註記了這些資料之後,黨還會定期做家戶查訪,看看貧戶是否還合乎貧戶救濟資格,「低保(最低保障收入)」就是這種救濟措施之一。中國政府對鄉農村住民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包括收入、有多少地、一年中多少作物、教育程度、有沒有慢性病等等,鉅細彌遺,這裡我們說的只是其中幾項。另外當局還會檢查村民是否有電腦,是否有養寵物,孩子是不是在當地以外的學校就讀;如果有,「貧困」資格就會自動消失,因為官方認為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奢侈品」。還有,人民如果不參加政府指定的掃街、街坊巡邏、照顧老人、安排及分配救濟物資等「志願」工作,就不可以領取濟貧基金。

政府大量收集人民個人資料的結果,漸漸地,村莊裡每一戶人家的門口開始貼上了條碼,任何人若是想知道這一家人的事情,只要用手機掃一下這個條碼,就可以看到該戶全部資料。也有貧戶因為不願意向官員透落自己不光彩的事情,或是不願意鄰居知道自己這種事情,只好選擇退掉救濟資格。但是當局除了收集村民資料之外,也在推動農村電商,希望能夠提高農民收入。

經濟與社會的不公平,避不開的危機?

隨著中美貿易戰爭打嗝一般打打停停,長久以來維繫兩國經濟關係的製造業供應鏈確實已開始鬆脫。在專家口中,這叫做「脫鉤」。蘋果公司開始鼓勵其供應商把生產線移出中國。有的廠商,譬如富士康,則是已早先一步移出。全世界最大的消費性商品供應商利豐公司(Li & Fung),是沃爾瑪、耐吉等多家大公司的供應商,它的一個高階經理說,現在中國的工廠都覺得「很窘迫」。2015年,利豐公司來自中國的進貨量占其全球進貨量的59%,到了2019年卻只剩下一半不到。

「脫鉤」似已成為川普帶領下美國政府貿易策略的主要部分,而習近平卻是一邊繼續宣揚其毛澤東式的「自力更生」政策,一邊尋找美國以外肯賣黃豆、龍蝦等攏攏總總各項貨物給中國的供應商。像中美兩國這樣彼此是對方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國之間若是再這樣「脫鉤」下去,中國勢必會有更多工廠要關閉,辭退工人,使得工人非要返鄉不可,中國城鄉之間將因此而更加緊張。

由於經濟與社會的不公平,當前全世界各地民粹運動正方興未艾,造成了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結果,譬如英國脫歐右翼政客在北歐贏得選舉,川普主義(Trumpism)造成美國社會及政界的分裂及退化等等。看到這一種情形,使人不禁聯想到中國,不知道中國各種日益嚴重的不公平現象,最後是否也會導致中國發生變化(香港現已發生的反抗運動,一部分也是因為經濟的不公平所致)。

中國的領導階層占盡「一黨統治」的便宜,為了加強控制,推出的政策即使充滿爭議亦無所謂。但也正是一黨統治,所以也很脆弱,老百姓不管碰到什麼問題都怪罪共產黨。中國多年來經濟的快速成長要歸功於他們,生活水平降低一樣要抨擊他們治理無方。黨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不斷加強其「壓制與回應」策略,而且壓制的技術還隨時跟著最新的科技更新。問題是,如果如同炳花村莫姓人家那樣的幾百萬農民工,到最後認為中國共產黨給的紅蘿蔔不夠,棍子卻不堪忍受呢?那中共要怎麼辦?黨要如何面對持續不墜的反黨統治運動?黨最後還會在嗎?會不會影響中國日後經濟及政治的崛起?

中國共產黨憑藉「人民」的名義統治中國,前此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模式使中國強盛起來,但是卻未能為全國半數「人民」提供公平的機會,還把他們排除在其所憧憬的未來中國藍圖之外。值此中國共產黨正在努力改變此一經濟發展模式之際,他們不能不正視上述這些真實的問題。

《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八旗文化
《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八旗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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