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到2012年間曾在中國駐點的外國記者，一定難忘那10年間，中國在政權的限制下，曾短暫騷動勃發的公共領域，不論是《南方周末》、《財新周刊》，或2009年開始活躍的微博，一種自由的氛圍在醞釀中。

那時FCCC有不少探觸各種言論底線的活動，前仆後繼前往中國採訪的駐點外國記者到了北京，就在老書蟲等地點密集交流。2019年底，老書蟲結束營業，人去樓空的違章建築，象徵了一個時代的結束。自由的破口，也慢慢被遮蔽。

中國日益惡化的言論環境，其實在2012年前後漸漸浮現。

2012那年，3個重量報導和媒體不約而同地遭到壓制：

總部在卡達的《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宣布被迫關閉駐北京英文記者站，該公司駐中國記者陳嘉韻成為1998年來第一位被中國政府驅逐的外國記者；當時不少人猜測她是因為劉曉波、中國勞工權益等敏感話題而被拒發簽證。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記者張大衛（David Barboza）撰寫的〈溫家寶總理家人的隱祕財富〉，讓當時《紐時》網站在中國被屏蔽，《紐時》記者的簽證也短暫受影響，外界認為頗有示警的意味。

而這種情況來到今年，更是炸了鍋。

2月，先是《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因該報的一篇評論 〈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讓旗下3名駐京記者被中國政府吊銷記者證、被迫離開。而3月18日另一次更大的驅逐行動出現，中國要求《紐時》、《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等3家媒體共13名美籍記者，交還記者證，並警告此後他們不得在中國、香港、澳門從事記者工作。

不少專家評論此次中國的大動作源自三個重要原因：一，對中美貿易戰的報復；二，對於美國在今年2月針對《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等5家在美中國媒體，定位他們為外國使團（foreign missions），從事黨的宣傳而非新聞工作，而要限制中國籍員工的人數；三，針對近來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美中兩國互指病毒源自對方，川普更以「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來指稱。這三個主要理由，讓中美上升至外交戰，甚至回到冷戰氣氛，新聞記者成為犠牲品。

《報導者》試著拼湊這些年的新聞記者在中國採訪的處境，我們跟數位在中國駐點多年的外媒記者訪談，從他／她們親身經驗裡，了解中國政府的媒體和輿論策略，以及共產黨對外媒態度的轉變，從中見證了媒體工作者在中國採訪遭遇的橫逆和現實。

44歲的費菲爾德（Anna Fifield）曾擔任《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駐華盛頓、貝魯特、德黑蘭、首爾的特派記者，2014年擔任《華盛頓郵報》駐東京社長，2018年再前往北京分社擔任社長。這次驅逐的記者中，有一位是費菲爾德的美國籍同事。經歷多次進出北韓及伊朗等較極權國家，她說，過去中國政府的禁區很清楚，像新疆議題，但最近在中國採訪，即使一般不敏感的新聞也遭阻礙，「像是我日前因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關係，要採訪那些新學期得改由網路視訊上課的學校，但馬上受到北京公安的阻止。」

「中國政府相當明顯地希望外國媒體遵循中國政府教條報導，但這並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我們應該要做的是公平地說出事實和真相，」費菲爾德說。

在中國待了23年的羅谷，目睹中國政府對新聞記者認識的幾個轉換。他說，1990年代剛到中國採訪時，因為身分的關係，記者很容易被中國社會或是官方認為他們真正的身分不是記者，而是為美國政府工作的代言人，所以剛開始要跨省分移動採訪，都必須事先申請；但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這項限制被取消了，中國社會與官方開始了解到他是一位記者，並不代表美國的國家利益，「但是在習近平的時代，尤其過去5年，這樣的改變正在走回頭路，」羅谷說。

羅谷補充：「現在有人會認為我們是外國代理人，甚至還有人會視我們為敵人。尤其在一些政府機構，他們會認為我們正在詆毀中國的崛起，我們是中國的敵人。我很害怕這樣的狀況會擴散到社會中，讓中國人民也開始這樣相信。其實這是沒有必要的，但我感覺外媒在中國的狀況變差之外，中美關係也會愈來愈壞。」

從清楚敏感的紅線到任何議題都可能是紅線，是多數外媒記者的感受。過往中國政府驅逐個別記者，但今年是直接點名媒體直球對決。「其實記者很難去知道中國政府的紅線在哪裡。加上現在還有可能被中美關係不斷下降的螺旋給捲進去，你就有可能被逐出中國，這就跟你有沒有踩到紅線無關了，」羅谷說。

在中共建國前後，中國共產黨與外媒就長期處於曖昧的關係。國共內戰時，毛澤東運用西方記者來爭取國內外對共產黨的同情；1949年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則驅離所有外國記者，但在1987年進入改革開放時，又開始迎接外媒。1989年六四天安門後有不少記者被迫離開，但在2001年進入世貿組織前，當時74歲的江澤民在2000年接受81歲美國主播麥克・華萊士（Mike Wallace）採訪，現身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60分鐘》節目（60 minutes），也是中國領導人「力用」外媒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次。

當時在這場訪談中，華萊士和江澤民之間有一段對話：

華萊士：你對自由的媒體有何畏懼？ 江澤民：我想所有的國家與政黨都有它們自己的出版部來宣傳理念。我們確實有新聞自由，但是如此的自由必須從屬並服務國家的利益。你怎麼能容許這個自由去傷害國家利益呢？ 華萊士：你們在中國封鎖了網站，像是《BBC》、《華盛頓郵報》，為何要封鎖？難道你們不相信人們有能力從網路選擇材料並從中學習嗎？ 江澤民：我們希望人們可以從網路學習大量有用的事物。然而，有時候，有些不健康的材料，特別是網路的色情，會對我們的年輕人造成巨大的危害。 華萊士：但那些不在《BBC》和《華盛頓郵報》上。 江澤民：它們之所以被禁止，是因為它們某些政治性的新聞報導。我們必須有選擇性。我們希望能盡量限制對中國發展無益的報導。

這個中國領導人接受外媒詰問的場景，在20年後來看，幾乎已成絕響。但這段訪談也透露中國共產黨數十年來不變且從未鬆動的立場：媒體是黨的喉舌，與相信新聞要報導真相、監督權勢者的民主國家，有著完全不同的想像。

2006年起曾代表日本《產經新聞》在北京駐點10年、目前是產經新聞社外信部次長、今年4月1日將外派台北擔任支局長的矢板明夫表示，過去中國需要外國資本，於是開放外媒進中國，這是因為外國人只相信外媒報導，「如果日本的企業想到中國投資，他是不會信《人民日報》的，他只相信《讀賣新聞》、《產經新聞》等媒體，中國的好壞必須由外媒協助判斷。」

《產經》在2017、2018年的中國兩會期間，被拒於門外，其中國總局長申請簽證也曾遭凍結3年以上。他們過去在北京有5個駐點記者，如今中國只給2個駐點名額。

在北京，「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與「北京日本人記者會」是外國媒體重要的兩個組織。FCCC擁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100多名會員，北京日本人記者會則約有15個媒體、近60名會員。這兩個組織不被中國官方承認，被視為民間非法組織，但又極受官方和外交部注意。羅谷說，FCCC在中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記者一個人、或是單獨一間外國媒體公司站起來反對中國政府，那中國政府很容易可以對其施加壓力或打擊。由多數外媒集合起來的FCCC很活躍，他們會共同發表聲明或是有個統合的立場，避免中國政府的打壓。

新聞記者在中國採訪環境的惡化，在FCCC於今年3月2日最新發布的，一份針對114名駐中外媒記者的調查裡，可以明顯看出全面的變化。

這份名為「控制、終止與刪除：在中國驅逐陰影下報導」（Control, Halt, Delete: Reporting in China under threat of expulsion）的FCCC調查裡顯現，沒有任何一位外媒記者表示中國官方的控制情況有好轉跡象；中國官方透過簽證做為對外國媒體的武器，開始縮短駐地外國記者的時程。用各種明目張膽（brazen）的方法，影響外國新聞組織，並懲罰那些被中國政府認為無法接受的媒體工作者。

FCCC擔憂中國正準備驅趕更多的記者。《紐時》北京分社社長梅耶斯（Steven Lee Myers）在這份調查裡表示：「中國政府對控制的渴望，以及他們謹慎的監督，真的阻礙了中國說出該說的故事。」

而在國際媒體裡被僱用的中國員工（職稱通常是研究員或助理），也持續遭遇到各種多樣的威脅和騷擾，包括被拘留、被質詢、被威脅。媒體得增加對記者和助理的保護，包括訓練他們如何去面對有敵意的環境，甚至在中國認為敏感的日子，會送他們出國避一下。

這些來自官方的監控跟騷擾，大幅降低記者的工作效率。

費菲爾德就曾在採訪新疆議題時，遭中國官方跟蹤及阻擾採訪。她曾在入住新疆的旅館時，旅館櫃臺不經意地透露，前一天已有官員向旅館表示她將入住。她對中國政府瞭若指掌她的行蹤，感到不安。

而在近日疫情升溫的同時，外國記者也幾乎完全被限制在北京行動，矢板明夫說：「記者們幾乎不能離開北京，也不敢離開北京，透過小區裡、辦公室進出量體溫，他（政府）想讓你發燒，體溫計一操縱，是完全可以控制。」

而之後，中國黨媒以嶄新活潑的方式出現，不但出遊戲、漫畫吸引年輕人，2015年左右，《人民日報》、《央視》等黨媒開始用網路語言與90後小編來經營微信公眾號，談論國家大小事。

中國的大外宣也快速起步。2019年無國界記者聯盟發布〈中國追求的世界傳媒新秩序〉報告，檢視過去10年裡中國如何把媒體集權輸出世界各國的做法，包括收購與投資外媒、購買外媒廣告，同時以威嚇和騷擾灌輸「正確意識形態」等。

羅谷認為，大外宣是否成功，他無法判定。但以近來COVID-19為例，中國先是讓李文亮這樣的人噤聲，現在則到處宣傳他們強力對病人進行隔離、結束隔離或是復工等狀況。中國政府利用外交人員在國際網路上宣傳，還有政府人員在國內網路宣傳，就是希望人們忘記這個病毒爆發最初的起源。

羅谷也批判世界衛生組織（WHO）在這次COVID-19的處理上，刻意忽視台灣2019年12月警告可能的人傳人危機，甚至WHO太晚宣布全球大流行的原因，都無庸置疑是因為中國因素。

短期來看，此次事件是中美關係的惡化延伸，但長期來看，轟出不喜歡的外媒、壓制中國內部勇於說出實情的知識分子和記者、重新定義新聞和真實，也是源自中國膨脹的民族主義。

「我認為與其說北京對美國報復，不如說是對中國內部的問題。這疫情的後續是中國政府正在編織一個巨大的謊言，連病毒也『入黨』了，湖北省19日只有新確診0例，在湖北8萬確診感染源居然一個沒有傳出去。而習（近平）去了方艙醫院，病人就都好了，49個人一起出院，好像幼兒園大班畢業式紀念合影。這些跡象都太不合理，」矢板明夫表示。

中共為了回應膨脹的民族主義，盡全力壓制官方不樂見的新聞。未來對外媒記者來說，採訪中國更為挑戰。

要如何從逐漸閉塞的環境裡帶出真相？

矢板明夫的想法是，此次大規模驅逐記者，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正式結束的一個訊號：關上家門，完全回到毛澤東時代。當一個國家獨裁與鎖國，記者反而在裡面變成人質，他認為，記者不是只有在（中國）裡頭才知道真相，只要人脈還在，未來在外部觀察和採訪還是能進行。

而羅谷認為，在中國的外媒記者不是因為想賺大錢才去中國從事新聞工作，他認為記者不會針對特定議題自我審查，只是有些故事沒有進到中國內部，是沒有辦法做的。對記者而言，從中國內部或是外部來看是不一樣的，如果想在中國內部採訪，就要有可能被驅逐的準備，而且通常沒有再回到中國的機會；就算那些（對記者的）指控不正確，記者們仍難以改變這個狀況。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曾經一度綻放自由和獨立言論的可能，2020年春天的這一重擊，究竟斲傷了外媒、外國記者，還是中國？

對一個國家和社會來說，只有自信才能容得異議，讓有權者反省，讓公民社會茁壯，也讓這個時代與後代的人類了解真相，追求真理的機會。

中國領導人口中所說的，外媒看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視角有些「對中國的發展無益」，但這一切都由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時，剝奪的其實是中國社會變得更好的機會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