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共的監控計畫是長久以來不斷訴諸群眾行動的擴大與改良成果，運用特種監控手段來對付關鍵公共場域、社會體制和網路空間，一定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創造力與適應力。當然，提升對高犯罪率地區的監控，是世界各地執法當局的共同戰術。但中共這套所謂「陣地控制」的做法，將標準警勤手段提升到一種新的緊急與精密高度，在最可能出現抵抗的社會環境中，協助黨以先發制人的手段壓制反對派。

在暴力鬥爭中崛起的中共獨裁政權，對於將軍事概念用於和平治理的做法情有獨鍾。黨出版物與高級領導人的發言裡充滿「消滅」、「動員」，與「集中兵力」這類語言。從黨的觀點來說，社會體制和網路空間真的是「陣地」，這不是一種抽象用詞。

「陣地」的數目多達好幾十萬，要對它們進行監控需要龐大人力資源。沒錯，科技能節省人力，但官員與警員仍得執行許多不能自動化的職責。但同樣的，在這個問題上，由於擁有列寧式政權特有的組織基礎架構與動員能力，中國共產黨也絕非一般泛泛獨裁政權可比。

決定究竟什麼是「陣地」，是另一項執行上的挑戰：標示為「陣地」的場域或機構過多，會讓稀少的警力資源進一步緊繃，使嚴密監控更加難以為繼。東德的國安部就曾面對這樣的難題。東德的祕密警察組織根據一種「焦點原則」選定優先目標，但探員為了爭奪資源而設定太多焦點，導致這套做法失敗。

本章透過個案研究，剖析中共的監控系統如何運用它獨特的「熱點」戰術，成功解除對黨的各種威脅。這種成功讓我們了解到兩件事。首先，它又一次證明分布式監控確實有效──當局可以動用警察、地方當局、大學教職員、商界專業人士，以及黨的特務和安全機構等，各式各樣資源對「陣地」進行監控。其次，儘管科技確實能加強監控能力，中共的列寧式組織基礎架構與民眾招募能力，仍是無可取代的資產，仍是有效陣地管控的關鍵因素。

中共警方基於執法與社會管控理由，對某幾類公共場域如公車站、廣場，與所謂「特種行業」，皆進行嚴密監控。在大多數個案中，對商業機構的監控主要目的在於阻嚇與解決財物犯罪。但針對飯店與印刷廠之類商業機構的監控，則主要目的在協助當局追蹤政治威脅。一如既往，想取得有關這類問題的全國性數據很難，但兩個地方警局在2000年代末期的報告中說，它們憑藉對商業機構的監控，成功破解了一般性犯罪案件，其中一個警局說對商業機構的監控，破解了8%的罪案，另一個警局則說破解了15%的罪案。

地方當局使用彈性標準來界定特種行業。武漢在2008年將大約6,000家機構標定為「特種行業」，其中包括飯店、印刷廠、二手商店，與汽車修車廠。據北京石景山區警方說，他們在1999年將十幾類行業列為特種行業，除飯店與汽車修車廠以外，還包括鎖鋪、資源回收處，與倉庫設施等等。

警方運用無數方法來控制陣地，這些方法有科技手段，也有人力密集手段。以科技手段而言，在對特種行業的監控過程中，監視器是廣泛運用的工具。以2000年代初期的浙江省德清縣為例，境內所有娛樂設施都奉命在大廳與走道的進出口裝設監視器，而且所有中國飯店業者都必須裝置上報系統，把住客的情資轉交給警方。舉例說，德清縣公安局就於2000年代中期，在縣內各飯店設立一種「信息管理系統」（資訊管理系統），並且每3天派員檢查各飯店的住客登記。如果一家飯店沒有按照規定上報住客登記訊息，就會有警員前來調查。這種做法在中國各地已經成為標準作業程序。

資訊管理是監控商業機構科技手段的一項核心組件。基本上，這個「特種行業治安管理信息系統」就是一套蒐集、貯存員工、客戶，與交易資訊，並將這些資訊轉報給警方的軟體（中國稱為「軟件」）。事實上，這類工具沒有一統的標準格式；中國的科技公司與各地警方合作，開發能滿足當地特有監控需求的軟體。各地公安局年報中說明這類系統已經廣泛採用，而且在監控全國各地數以十萬計商家的作業上扮演重要角色。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區警方在2011年裝了這樣的資訊管理系統。安徽省蕪湖縣公安局加裝人臉識別與網際網路「身分驗證」（ID verification）科技，以提高資訊管理能力。

對特種行業的監控可能帶來有用的政治情報。舉例說，警察與祕密警察可以透過對外賣配送服務的監控，攔截、檢查監控目標送出或接獲的物件。陝西咸陽市公安局在2017年的年鑑中說，咸陽市快遞業者與市國安局和國家郵局合作，建立「長期有效的聯合督察快遞服務機制」。

警方也依賴信息員保持對特種行業的監控。地方年鑑指出，警方在物色信息員時，喜歡找那些能夠蒐集、觀察客戶活動資訊，而不啟人疑竇的工作人員。江西省某市區公安局就說，到2008年年底，它已經用信息員做到對區內計程車公司、機車修理店，與珠寶製造業者的「全面管控」。警方也喜歡招募外賣配送人員為信息員，因為他們可以輕易進入嫌疑人的住家。

根據慣例，警方會迫使企業員工舉報可疑活動或定期提供情資，從而將這些員工變成不支薪的信息員。警方對企業主與員工擁有相當影響力。由於「營業許可」必須由警方每年更新，因此幾乎沒有企業主膽敢抗拒警方的要求。警方還可以與其他規範機構，例如稅務局、負責都市規劃的都市計畫局，和國家工商管理局聯手，獎勵願意合作的企業，懲罰不肯合作的企業，進一步加強影響力。四川省攀枝花公安局就在1995年說，特種行業工作人員提供的線報幫警方偵破了許多案件。

警方還可能要求企業雇用信息員。上海崇明縣公安局規定，企業必須指派專職公安人員，這些人員要接受訓練，要提供資訊。2000年代初期，上海閘北區公安局長下令，區內每一個娛樂場所必須聘用至少兩名信息員。

宗教場所或許看起來不像陣地，但對中國政府來說，坐落於藏族人口稠密地區的喇嘛寺廟就是陣地。這不是單純的歧見：反對中國統治已是西藏藏傳佛教寺廟裡根深蒂固的成見。為鎮壓反抗，共產黨發動一項全面「改革」計畫。根據官方文件，在2011年，中國共產黨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決定對自治區內1,787座喇嘛寺廟，進行「加強和創新管理」，這項人力密集的監控計畫於是展開。計畫透過的最重要措施，就是重組寺廟治理，由政府官員派駐寺廟，做為寺廟經理和監督人。這項政策之後擴大運用到其他建有大批喇嘛教寺廟的地區，將黨的監控耳目直接植入全國各地的喇嘛教寺廟內。

由政府官員主控的藏傳佛教寺廟管理委員會，就是共產黨派在寺廟的據點。委員會成員由統戰部、宗教事務局、佛教協會，和地方政府聯合指派，以保證黨對選定寺廟的控制。許多委員會成員為黨政要員。這類委員會規模不大，但擁有相當勢力。在西藏甘孜自治州，僧侶人數少於300的寺廟皆由一個7人委員會來負責管理；僧侶人數在300到500之間的寺廟，則由一個9人委員會負責管理。

委員會最重要的功能是對僧侶進行政治管控。委員會有權組織與監督「例行和正常」宗教活動，認證僧侶資格，批准寺廟進出，這類監督總稱為「教育」。廣義說來，他們負責維穩，講白了就是「預防性鎮壓」。如本章下文所述，這類委員會負責執行有關宗教活動的限制與教育，對僧侶人身動態設限，監控出國僧侶，運用嚇阻手段，招募部署信息員，蒐集情報。

寺廟管理人員執行許多強制法規。僧侶必須取得管理委員會的「證書」才能住進寺廟：四川省說，它在2015年為59,900名僧侶發了這類證書。為防堵寺廟之間的聯繫，預防抗議事件，當局對於涉及多個寺廟與教派的宗教活動管控尤其嚴厲。宗教集會的規模也有限制。以甘孜為例，就規定參與人數在1,000人以下的宗教活動，須經縣級宗教事務處批准，超過千人的活動須經州宗教事務處批准。其他政府部門，如安全機構與交通規範當局，也享有對這類活動的督導權。違反委員會宗教活動法規的任何行為，都能遭致包括逐出寺廟在內的嚴懲。

管理委員會嚴密監控僧侶們的動向。2017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吉居鄉管理委員會登錄所有離開寺廟的宗教人員，並禁止他們在寺廟外從事宗教活動。昌都強巴林寺的僧侶，必須取得管理委員會，與昌都少數民族事務和宗教事務處的批准，才能在寺廟外參與宗教活動。同時，其他地區的僧侶也不可以進入強巴林寺參加宗教活動。在甘孜的雅江縣，僧侶每天都要將他們的活動上報寺廟管理委員會。海外歸國僧侶，特別是那些私自出國訪問歸來的僧侶，遭到的監控尤其嚴厲。舉例說，2010年代末期，四川稻城的官員就對未經授權而出國訪問歸來的僧侶，進行徹底盤查。

要進行有效的監控僧侶，主要依賴兩個支柱：蒐集個人情資，以及辨識重點對象，例如當局眼中的麻煩製造者，以及與有抵抗前科的僧侶交往的人。至少自2012年起，西藏就一直以數位化方式蒐集、儲存所有有關寺廟、僧侶的報告。四川省康定市說，它在2014年蒐集了轄區內約2,085名僧侶的「基本情資」。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縣說，它在2018年蒐集了轄區內7,150名僧侶的「基本情資」。

成為重點人員目標的僧侶受到特別矚目，遭到的管控也特別嚴厲。例如，他們無論是離開與返回寺廟都須事先請准。康定市的報告指出，為監控重點人員列管的僧侶，它擬了個人化監控規則。強巴林寺管理委員會在2014年的報告中說，它「加強對重點人員的監控」，蒐集了關於目標僧侶和他們家屬的詳細資料。如何將僧侶歸類為重點人員列管對象並無正式標準，但當局似乎認定，凡是從海外訪問歸來、持有護照，以及從其他縣市來訪的僧侶，都值得特別注意。

地方年鑑中有關招募與使用信息員打探僧侶活動的訊息很少。或許這說明在西藏，很難找到自願充當信息員的人。在西藏，想招募好的線人，就得從寺廟僧侶中物色人選。但西藏僧侶們大多都抗拒中共統治而忠於達賴喇嘛。偶爾年鑑中確實也談到相關事情，但一般而言內容都很籠統、缺乏細節，或許這也反映監控藏傳佛教喇嘛在西藏是很敏感的問題。舉例說，四川省馬爾康市一個鄉的管理委員會就在2019年的報告中說，它「精準掌握」線人所提供的資訊。西藏山南縣執法機構說，它在2010年「加強了寺廟內祕密力量的發展」。在其他情況下，官員們一般喜歡大談他們部署了多少信息員，蒐集了多少資訊，取得多少成果。我們確實知道當局派了信息員在寺廟內工作，但我們不清楚這些線人的規模與活動性質。

對寺廟的監控未必是祕密的：寺廟管理人員透過親身造訪，與監控對象進行例行而直接的接觸。早在2010年代初期，自管理委員會成立起，這種做法就已經展開。舉例說，在西藏拉薩，委員會成員有時奉命不斷造訪僧侶，與僧侶們交友（這當然是為了蒐集情資），如果交友不成，就改用恐嚇手段。康定當局說，這種不斷造訪的做法很有效，能幫助當局了解僧侶們的活動、行蹤和心理狀態。同時，稻城當局也在2019年說，寺廟管理人與重點人員目標開了58次「教育會」。

這類直接接觸的內容可能如下：官員要求僧侶們遵守政府定下的規則，並且恐嚇他們不聽話可能遭來的法律懲罰後果，迫使他們做出依約行事的保證。以康定市為例，管理委員會成員要求僧侶的家屬簽一份「關於僧侶管控的責任同意書」。在2018年，稻城當局規定，境內所有僧侶必須簽署一份「參與打擊自焚工作保證書」。

為了監控西藏藏傳佛寺，中共似乎動用了一些科技手段。《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在2021年7月報導，根據中國政府一份文件，為了監控四川省內7座西藏佛寺，中共裝設了180多個監視器和人臉識別系統。不過地方年鑑中很少提到對寺廟進行的高科技監控。西藏山南縣在2011年說，它的執法機構「加強寺廟內的科技監控能力」，但沒有提供細節。

對於科技監控或使用信息員監控寺廟的詳情，我們所知不多。目前已知資訊大體聚焦於管理委員會所訂定的規定與採取的監控。也因此，我們知道為了監控西藏藏傳佛教寺廟，中共至少已經動用人力密集的監控手段。

對獨裁統治者來說，大學教授與學生都代表一種揮之不去的威脅，必須加以嚴厲監控。在這個問題上，天安門事件過後的中共領導人也不例外；在他們心目中，大學校園也像西藏藏傳佛教寺廟一樣，是必須監控的陣地。

在1989年對學生主導的民主運動進行鎮壓之後，共產黨實施一套整體戰略以重建對大學的主控。1991年年底，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公安部聯合發布一項「關於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內部保衛工作的通知」。大學和學院奉命與公安機構磋商，加強校方安全部門的調查能力。當局並且下令大學「充分利用行政部門、工會、共青團、學生會、教職人員和學生忠誠分子」，「依賴他們取得有關重點人員和立場的信息」。

1997年2月，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公安部又一次聯手發布新規則。現在他們強調「動員群眾」蒐集情資，對付在大學校園運作的「國內外敵對勢力、非法宗教勢力，和分裂國家勢力的滲透、煽動，和破壞」。官員們還呼籲大學「協助國安和公安機構終止危及國家安全的活動」，並下令校園管理人員審查學生組織和校外活動。不僅如此，這時的大學還奉命建立系統「管理」外籍教師與學生。2011年，共產黨進一步發布特定新規，防止宗教團體介入校園，或在校園構築影響力。

大學當局自然遵命行事，授權針對所有信教的教職人員和學生設立檔案，嚴厲規範對學術活動和學生組織的審批，嚴格檢查外國非政府組織和外資的運用。此外，校園當局還審查教科書和線上教學資源，嚴密監督外籍師生，招募學生線人，並且定期向執法機構匯報工作。2010年代末期，很可能是奉上級黨政當局之命，大學還增設保衛「政治安全」的相關規定。

就組織層面而言，大學已經構築一套融合政法委與公安警署特性的安全結構。在2020年擁有7萬多名學生的山東大學「保衛部」，就號稱設有一個610辦公室（中央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一個「空間安全處」、一個「全方位管理處」，以及一組保安人員。南開大學在2013年的年鑑中指出，它的保安部門有6個「處」，其中包括一個「政治安全處」。

大學校園的監控計畫主要以3類族群為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少數民族學生的監控行動，早自2000年起，在西藏與新疆爆發大規模動亂的多年以前，就已經展開。

大學年鑑中經常提到對重點人員目標的監控，這類型的監控對象可能包括異議學者與宗教人士。在北京的中國政法大學，當局採取「全方位工作，教育和管理重點團體……以控制、減少所有重點團體的負面影響和實質傷害」。大學保安官員談到如何採取行動，讓異議分子無法進行煽動，並拘捕從事煽動的人。舉例說，在2010年，江南大學保安部門就阻止了3起煽動事件。南開大學保安部門說，它在2013年將一小群深度介入非法宗教活動的師生選定為「重點目標」，並派遣專人監控他們的「思想和活動」。保安人員的介入能扼阻發展中的煽動活動，或許說明這項監控計畫確實有效。

少數民族學生在大學年鑑中獲得許多關注。根據蘭州大學的年鑑，在2010年代中期，校園保安官員協助國安機構對校內所有維吾爾族學生進行調查與監控。浙江省教育廳也說，它在2014年8月下令省內各大學對維吾爾族學生實施全面查核，加強「重點對象的管理」，發掘、關閉維吾爾族學生的地下祈禱處，實施對維吾爾族學生護照的「管理」。江南大學在2018年的年鑑中也談到它協助無錫市公安局「管教」少數民族學生。

校園監控力度一般都在少數民族騷亂事件過後轉強。在2011年5月內蒙古發生學生抗議環境惡化的示威事件後，湖北省高等教育委員會發布緊急命令，加強安全措施。2011年8月，在新疆發生了一連串暴力攻擊事件之後，教育部下令所有招收了相當數目新疆學生的大學，皆要評估這些學生可能帶來的風險。

許多中國大學都在報告中談到他們對外籍師生與非政府組織進行監控。貴州大學在2014年的年鑑中，公開承認它的保安部門進行「防範外籍學生宗教滲透」的行動。華僑大學在2014年的年鑑中宣稱，它成功阻止了未指明外國非政府組織的「滲透與破壞」。南開大學說，它「為外籍學生建檔……打造一種機制來管理他們，監控他們的行蹤」。合肥大學似乎特別關注外籍教授和學生，它的保安部門在2010年「加強對涉外活動以及外籍師生的調查，並且擴大與（上級）外務部門的溝通管道」。合肥大學在2011年對外籍師生與學生組織，進行了幾輪調查。

大學保安部門與國安機構，以及主要為國保和文保單位的地方公安人員密切合作。蘭州大學在2014與2015年的年鑑中說，除了協助國安機構監控外籍與維吾爾族學生以外，蘭大保安部門還幫著國安人員對海外留學歸來的教授進行「訪談」。寧夏大學說，它「協助上級公安、國安，和教育部門人員對校園進行調查」。大連科技大學保安部門說，它與地方國安機構合作，處理有關新疆的威脅。貴州大學保安部門說，它與省國安局合作，調查校園內的非法宗教活動，並將活動的幕後組織解體。南開大學保安部門承認，它單是在2009年這一年，就在40個場合協助來校造訪當局「閱讀檔案、進行調查、完成後續訪問」。北京著名的中國政法大學說，它的保安部門在2011年「密切注視公安和國安機構提供的信息」，「協助相關部門展開行動，以確保對政治安定相關事件的控制」。

到1990年代初期，安全機構和政法當局的例行情報資通規定已經成為大學確立的定規。江南大學前身、無錫輕工業大學的保安部門說，它在1993與1995年都為「上級領導」提供了300多件情資。合肥科技大學在2007年的年鑑中承認，它的保安部門為「公安和國安部門」提供了41件情報。合肥科技大學在2008年的年鑑中說，除了向地方公安和國安部門提供情報以外，它還將50件情報交給「大學黨委」。在2005年，華中科技大學保安部門由於將舉報學生、教職員的工作做得太好，還因此獲得武漢國安局「信息工作模範單位」稱號。

大學提供兩類型的情資：「輿情」和「涉穩」情資。第一類包括校園對重要事件和國內外政策議題的反應。江南大學在2001年的年鑑中談到，它蒐集、舉報學生們對兩會與重大外交政策發展的反應，就是例證。「涉穩」類情資則似乎包羅甚廣。江南大學說，它將關於一名研究生自殺、學生之間打架，以及學生抗議學校餐廳食物而發動罷課的訊息舉報「上級」。合肥大學保安部門則在2001年的年鑑中說，曾接獲有關「合肥地區一個大學聯盟」的線報。根據判斷，這個所謂「大學聯盟」指的應該是合肥地區大學生組成、校園官員認為可能對黨構成威脅的一個學生會。

若是沒有信息員，想有效監控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生與教職人員根本不可能。對中國大學當局來說幸運的是，從廣大的學生人口中招募信息員並不難。特別由於教育與職涯機會都控制在黨的手中，學生願意接受這類招募：為政府擔任線人，能為他們換來入黨門票，讓他們更容易找到好工作，或取得令人垂涎的深造機會。雖說我們不可能知道究竟有多少學生成為線人，但情況似乎是，所有大學都用了信息員。至少兩個省級教育部門在發布的文件中談到大學校園信息員相關規定。湖南省教育廳在2013年公布「湖南省教育系統維穩綜治安全信息報送管理暫行辦法」。湖北省也在2016年公布類似文件。

許多大學承認使用校園信息員；有關信息員的任務、招募辦法，和運作狀況信息可以在大學網站公開取得。這類網站說，信息員蒐集、舉報情資的對象，包括涉嫌從事上訪、非法集會，和「反動宣傳」等顛覆活動的個人和組織。最後，校園安全、學生和教職人員對重要政治事件和政府政策的反應，也是信息員舉報的內容。

大多數校園信息員是學生，不過也有一些信息員是黨幹部與行政管理人員。南華農業大學規定，每一個院校至少得有一名學生信息員。著名的北京外國語大學規定，每一間教室必須有一名「輿情信息員」。長沙醫學院與湖南工學院都規定，每一間教室必須有一到三名信息員。這些信息員必須是有黨籍的學生，或是政治指導員（負責思想教育的全職大學職員）、或黨支部書記或副書記。信息員必須政治可靠，必須能有效運作。在湖北經濟大學與湖南的南華大學，學生信息員主要由共青團書記、學生領導人招募而來。

學生信息員一般不會直接與公安機構互動。事實上，各大學發布的相關規定都明白指出，主持學生信息員工作的人是黨官，不是公安探員。也因此，黨官負責學生信息員的招募、訓練、監督，和考績。學生信息員會與校園保安人員互動。當局鼓勵學生信息員生活在最可能出現群眾事件或可疑政治活動的校園附近。學生信息員奉命「密切混入同學叢中，即時發覺他們（同學們）的思想狀態」。

就運作層面來說，信息員必須定期向管理人提出報告。報告頻率因機構不同而迥異。在湖南工學院，負責大學各系的信息員必須每月報告一次，而負責課堂的信息員必須每隔一週報告一次。長沙醫學院規定所有負責課堂的信息員必須每週匯報，負責每一群體的信息員必須每兩週匯報一次，負責各系的信息員每月匯報一次。北京外國語大學規定，負責監督學生信息員的「聯絡員」必須每月報告一次。一旦出現關鍵性發展或緊急狀況，信息員必須立即上報任何已經蒐集的情資。有些大學規定信息員的工作必須嚴格保密，但有些大學沒有這類規定。大多數大學對信息員任職期限沒有明確規定。大體上，大多數大學會與信息員簽下一年首約，然後會視信息員表現而續約。舊有信息員畢業離校，新人也會不斷加入。大學會為學生信息員提供政治與物質獎勵。北京外國語大學每一學期都會為信息員提供「一定金額的補助」。南華農業大學給予「傑出信息員和信息工作相關積進分子」不特定「認可和獎勵」，用額外學分獎勵他們。在長沙醫學院與湖南工學院，信息員在申請入黨與角逐獎項時，知道自己能享有優惠待遇。湖北經濟大學根據信息員提供資訊的價值，為信息員提供物質獎勵。有些大學將信息員的工作視為一種工讀形式，從而為信息員提供一種補助管道。

《哨兵國度：中國如何透過監控維繫獨裁政權》，裴敏欣（ Minxin Pei）著，林瑞譯，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