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離家，面對更新、更不一樣的東西，才有發展機會。 ──生於1992年的烈玲

從金門日常生活最可以看到「中國勢力」。打從解嚴前，福建省成立「金胞聯」，帶動廈門與福州等4個地級市也紛紛成立「金胞聯」，初期關照冷戰時期在廈門生活的金門人，解嚴後透過「金胞聯」舉辦各種跨界活動。小三通實施後，透過旅遊，從團旅、家族旅到自由行，將金門打造為廈門後花園，金門也把廈門當作「我家廚房」的延伸，通勤族愈來愈多，形成金廈生活圈。

金門縣政府也在不同時間用不同的方式，積極回應「兩門一家親」的政策。首先，建構金門籍的「利多」，包括擁有金門籍，往來台灣與廈門的交通費打折，成為金門縣縣民半年後可以享受金門福利，並且可辦「金馬證」，到對岸享免簽。再者，關於「金廈一家親」和金廈生活圈的藍圖，不只是通航，還包括通水，此雖曾受到中央政府的阻撓，金門縣政府用柔軟的態度，變通性的在兩岸各自舉辦通水典禮，解決金門缺水的危機，也對中央政府有所「交代」。此外，舉辦「世界金門日」，動員金門族裔身分與意識，順勢進入到華人的全球經貿和文化活動，不斷堆疊當金門人的好處及金門族裔的身分意識，劃分族類，維持閩南族裔在金門的優越性。

所以在解嚴後，新的地緣政治讓「金門籍」成為一個利多、機會多的象徵，牽動金門與台灣、對岸間的雙邊協議與默契，交雜正式制度的連結或非正式關係的締結，讓「後戰地世代」的機會與命運結構，與台灣、金門年長世代不同。

「後戰地世代」循著義務教育體制，到村落的小學、國中念書，幾乎與從小認識的人一起上小學和國中，彼此都相當熟，更可能是同宗族。到了高中職，是她們人生第一次經驗到被區隔，會念書、會考試的進入金門高中，其他進入高職，在文憑主義下，高中、職是一個分化系統，區分「會念書」和「愛玩」的次群體。

金門家族相當愛面子，拿子女的成績、念書學校的好壞比較，是「後戰地世代」經驗到的主要壓力。蕃華就是一的典型的例子，她是長女，下面兩個妹妹，生活在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平輩還有表姊表妹、堂姊堂妹，從小，她們的成績成為大人們品頭論足的焦點，她的成績不好，從小抬不起頭來：

大家住在一起，幼稚園就在家前面而已，然後城中這樣，我就只有高職是在山外而已，不過那也是因為成績不好，成績不好才去高職。其實，國小有一陣子會覺得我要念高中，然後到國中就覺得算了我去念高職好了，因為我成績真的不是很好，我沒有妹妹她們那麼優秀，她們兩個是資優生……，家裡面的人從我身上沒法得到的，從她們那邊去取得。有時候就覺得還是念高職好，我妹珠心算好像是全國前三名，她們連副業那種興趣都學得很好，但我就是都有學，不過都是一半一半，沒有學到精。

在同輩中，只有她是「扶不起的阿斗」，才藝班、補習班她都有份，但成績就是維持「中間」，她感受到父母的期待從她身上轉移到妹妹，她在家裡愈來愈不說話，妹妹也愈來愈瞧不起她，自信、自尊受到打擊，對任何事都很敏感。晚上不想回家，回家窩在自己的房間，因為阿公在家，阿公很嚴格、很傳統、不苟言笑，規定大家要一起吃飯、一下課就要回家、不能外食，在家的生活相當苦悶，她只要晚幾分鐘回到家，就被阿公念。當成績下滑，考高中無望，她就自動走向高職的路。高職在山外，每天搭公車，開始認識從小不認識的人，她慶幸可以離家遠一點，自己在外面的時間就可以多一點。

比較沒有同輩壓力是台台，哥哥的成績一直不理想，她念書比較沒有「假想敵」，只是有要表現給金門人看的壓力。所以從小媽媽特別讓她和哥哥學鋼琴、小提琴，也是想學一些金門小孩不會學的才藝。上了國中，課業壓力大很多，她的叛逆曾引發金門轟動：

我國中很混，是一個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那時候給爸媽很大的困擾，我就是很叛逆，叛逆到可能全金門人都知道那種，名聲變得不好了，會跟一些混混在一起或怎麼樣子的，就是一些小屁孩吧！抽菸、混網咖之類的，到處跑啊這樣。我還是會回家、會被打，也會離家出走，然後被我爸賞巴掌，自從那次之後我就收斂了，因為我爸從小最疼我，沒有打過我一下，他那時候這樣生氣打我，我開始慢慢回歸正常，加上有學校老師不放棄我……我拚了一下就上高中。

她說，在國中是「風雲人物」，常常跟著小混混在街上遊蕩，成績倒數幾名，媽媽常被叫到學校，學校給媽媽很大的壓力，好在媽媽沒有放棄她，有一次爸爸打了她一巴掌，讓她清醒過來。很幸運的是班導對她相當好，國三她拚一年，上了高中，成為一匹黑馬，打破大家眼鏡，還當學生代表。

高中聯考、高職考試分開舉行，金門只有一所高中，考不上高中就沒有其他可能性。高職是培養在地技術人員，從農科到增設商科，1972年開設漁撈、電工等科，1975年陸續開設輪機、農村家政、電子、農機、養殖、機工、食品加工等科。其後因配合社會經濟發展，將農機與輪機科改為汽修科（汽車科）。解嚴後配合金門發展觀光產業、智慧島，設立餐飲管理科、資訊科。從這些科別可以看到高職科系的發展與金門產業變遷緊密相依，女孩子多半到家政、餐飲管理科、資訊科。有的家境不好的，進入金門高職，畢業後就賺錢幫忙家計。台衿就是因為家庭狀況，選擇進入家政科。

像台台就說，在離島保送的規則裡，是自己跟同校同年級的人競爭，雖然減少一些競爭壓力，但製造一些尷尬：

我的分數應該上＊＊大學，是比較不知名的大學，因為我們有離島保送，我們跟自己學校的人競爭，某些學校會開放幾個名額給金門學生，我們自己去競爭，我那時候有填＊＊英文系，也是我們自己幾個學生競爭，我們自己去排序，看誰可以到好的學校。這樣的制度不錯，像我成績不好的人還能上好學校。

台灣的大學各科系開出名額，老師就會問同學有沒有興趣，有興趣的彼此存在競爭的關係，有時候老師會輔導，讓每個人都有大學可以念。印金本來沒有想到念大學，是因一位學姊透過離島保送到台灣一所中南部的大學，讓她燃起希望：「高職畢業出去讀大學應該都是離島，因為離島名額很多，對大家來說能上國立大學就好，都會盡量填，我們當初填國立大學，如果都填同樣的，名額不可能給我們那麼多，所以要分散。」就高職畢業的學生來說，只要能上公立大學就好，比較省錢，所念的科系是否符合興趣倒是其次。有的人因為與老師關係比較好，知道那些志願比較沒有人填，就先下手，上大學的機率幾乎是百分之百，如果是公立的，根本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像蕃華平時幫老師忙，知道某個學校社會工作系沒有人填，即使她對幼兒照顧比較興趣，也在不知道什麼是社會工作的情況下選了社會工作系。

在老師協商、分配的過程中呈現以國立大學優先的邏輯，再考慮科系是否符合興趣，進入台灣不同大學。她們所念的科系可粗分為兩大類，一是助人專業相關科系（如社工系、幼教系、諮商輔導系），二是餐旅系與設計系。從其所念的科系反映台灣進入後工業社會需要的職類，而這些職類是金門大學可能尚未發展，或是發展略遜於台灣的，讓「後戰地世代」離家有一定的道理。

你會覺得要離家，面對更新、更不一樣的東西，才有發展機會。因為在金門久了，你會覺得你一輩子都會待在金門。你在金門念書、在金門工作，很難有去外面發展的機會，但是如果你去台灣念書或許你有辦法去國外、大陸，你有辦法找到更多工作機會，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

金門如何留住青年，一直是個問題。如果沒有離島保送制度，很多年輕女性可能不敢作夢，尤其金門向來不重視女兒發展。但隨著金門大學的成立，金門青年可能「被留」在金門念大學，一方面可以幫家庭生意，節省開支，一方面降低青年在台灣面臨的風險與挑戰。但金門大學成立後，確實給予本地學子一個機會；也成為少數到台灣念大學後出現不適應，轉回金門大學的機會，依然可以拿到大學文憑。為此，台灣─金門教育系統的接軌，助於人才培養，也促進移動。

「後戰地世代」到台灣念大學，大部分是住在學校宿舍，週六日可能探訪親友，等到適應台灣生活後，再租房子，寄居在親友家的也有。烈玲在中部私校念餐飲，第一年相當不適應，主要是兩島在學習力和表現的落差。在金門，她的英語能力算很不錯，到台灣之後才知道人外有人，她的英文根本不算什麼，加上第一次離家，身邊沒有任何一個認識的人，讓她精神出狀況：

第一年比較辛苦，精神也有點狀況，太想家了，沒有認識的人，完全都沒有，所以那段時間就是要自己去找朋友認識，我就覺得心情很糟啦。那時候沒有認識什麼好朋友，沒有一個深交的。睡覺的時候還會夢遊，睡眠開始有障礙。我原本睡上鋪，我還能跑到下鋪，跑到我同學的床上去，她被嚇到啦。那個時候我去看醫生，醫生說是躁鬱哦，其實就只有睡覺的問題，有時候睡覺也會突然大叫或怎麼樣的，讀書我也很挫折啊，為什麼我那麼提前努力，大家都在那邊混，我還考得比別人差，就自己也很挫折……

從金門看台灣，台灣是一個現代化社會，在校區裡有公車，是金門青年沒有辦法想像。大一時，是她第一次與別人住在一起，非常不習慣。同學之間打招呼而已，不像在金門每天都跟一起長大的人在一起，冷漠與疏離讓她很不舒服。她覺得別人能力都很強，適應力都很好，所以相當挫折，出現睡眠障礙、焦慮、夢遊，這些都不敢讓家人知道。

蕃華在家族因為妹妹、堂姊表現都她好，早就沒有自信，因為離島保送，讓她成為家族裡第一個上國立大學的女生，她非常高興，改變她的地位。但進去到大學後，她也發現自己完全跟不上：

我完全跟不上，大家一起都是重新學習，但是在班上，我記得有些人的爸媽或是家裡面的人也滿多都是從事社工行業的，所以可能他們有些經驗會比我們更多吧，我只拿我自己的志工經驗去跟他們比的話，真的是小巫見大巫。

她選填志願時是以國立大學為主，對社會工作沒有一點概念。加上多數金門人對社會工作的認識還停留在志工的觀念，她覺得應該滿好掌握的。她進入社工系後才知道要學理論、專業的工作方法，警覺到自己是井底之蛙。她的妹妹本來成績優異，到台灣念大學，也有幾科不及格，哭著打電話回家，媽媽知道後擔心姊妹兩人是否能順利畢業，問她要不要轉回金門大學。好在，社會工作系強調實務，到第三年後就慢慢駕輕就熟，也利用社團、打工增加自己的實務經驗和閱歷，回金門的次數就少很多，她成為家族第一位念國立大學、順利拿到大學文憑的女孩。

「後戰地世代」到台灣念書，最有感覺的是每天早上從眼睛張開起都在花錢，從早餐、坐車、午晚餐、看病，幾乎都在花錢。不像在金門吃喝在家裡，還有免費的公車、營養午餐，看醫生也是免費，在金門念書會拿到讀書卷、交通卷，如果成績好，可能還有獎學金。在台灣，一切都不同，她們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有那麼不同。因為不想增加媽媽的壓力，烈玲開始住外面打工：

第一年是家裡支持，媽媽一直不希望我有學貸，所以媽媽一直在ㄍㄧㄥ，一學期７萬住宿費跟學費，還要加上生活費，一個月差不多花費１萬。第二年打工，就住外面，我自己一間，找了最便宜的3,500一個月，在商圈，是很便宜，很小，就床、衣櫃、冰箱、書桌，然後廁所，就沒有位置了。好在我東西也不多。我有個朋友搬到我隔壁，我跟她也滿好的，她東西很多，她受不了了，就搬出去，東西多的人真的沒辦法住那邊。它就是很小啊，設備就在我腳下，我睡覺會碰到冰箱。

烈玲算了一下，4年的學費和生活費約150萬，她沒有想到會花那麼多錢，媽媽雖然支持，但手頭比較緊，因此她第二年就到餐廳打工。打工時間有時候是晚上，有時候是白天，一開始在外場，帶位、幫忙點菜、端菜，後來改做吧檯。雖然有趣，也因為忙著打工，忽略到學業。曾經工作到很晚，就大吃消夜緩解壓力，導致體重過重、影響課業。大三她把重心放在課業上，打工時間縮短，不讓自己那麼累。烈玲愈來愈能管理自己的時間與金錢，她體悟到在學校的時間是有限的，要把握學習，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就會忘記當初為什麼要來台灣念書了。大四她就單純念書，想畢業後的規劃。

印金在金門高職念家政，接觸粗淺的幼保概念，透過離島保送到南部國立大學的幼保系。那所大學已有許多金門青年在那念書，包括她的姊姊，面對新的環境，雖然辛苦，但她起碼可以依靠姊姊，也很「幸運」的進入自己所喜歡的系所：

其實我高職的時候就滿喜歡小朋友，高職的時候接觸幼保是很淺的那一種，因為畢竟是家政嘛。後讀到大學，慢慢的加深。說起來，上起課來滿累的，因為還有很多實作，還有一些小朋友的狀況啊怎樣的，要真的去接觸一段時間後，才能了解小朋友的狀況怎麼樣。畢竟也讀了4年，想說回金門走走，看幼保這個行業，聽到老師說要考證照，保母證照是自己去考，學校只是選修課。在學校時，我就想說那我去考好了。我去考了保育員和托育的證照，比別人多一張，可能也比較有機會吧。

台灣高等教育自1993年進入到普設大學的轉捩點，讓高等教育進入市場化、商品化，更在管理主義宰制下透過專業化、證照化，走向國家管制考試，影響高等教育課程規劃與實踐。此浪潮從管理學院、建築科系、醫學院蔓延到助人專業領域，在這些職業中，學術或科學的專精知識被運用在實用的脈絡，本身有套知識體系、介入程序與方法、倫理守則和規範、受國家與社會認可，並有專業會社的自律等等，翻轉傳統鄰里保母、濟弱扶傾的慈善、家庭幫傭形象，變成專業助人者。在大學設立相關學系所、民間成立專業會社、國家舉辦專技考試，「生產」後工業社會的專業化、證照化的勞動力。

幼教與托育體系也在此脈絡下成為助人專業之一，幼教長期是教育領域、托育屬於社會福利體系，照顧與教育過去一直嚴格區分，近幾年走向整合。尤其是托育工作，原本是鄰里保母，1995年內政部依據《兒童福利法》第11條頒布「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要點」，將保母納入兒童福利專業人員之一，規範保母家庭的安全與設備。將保母納入兒童福利專業人員之後，增加證照考試，考試合格者要求執業登記，才能做托育工作，也被要求加入專業協會，接受督導與相關教育。大學新設的系所，為回應托育專業化的需要，所規劃的相關課程也需回應國家考試專業證照的要求，學生申請和考取證照的狀況也被列入系所評鑑指標和教學成效，就可以知道產官學間的緊密連結。

「後戰地世代」在這些助人專業養成中，學會助人專業知識與能力，成為後備軍，回到金門學以致用。只有烈玲例外，她原在中部公立學校念室內設計，為了課業常常熬夜，因為孤獨，養寵物陪伴自己，每次都為狗狗毛打結送到寵物店整理，也因為狗狗生病到寵物診所，發現寵物店、寵物診所收費高，開始去思考寵物照顧市場的發展，並跟爸媽討論畢業後轉行的可能：

打工一開始很辛苦，剛接觸的都是打掃工作，因為沒有專業知識、專業技能，老師不可能讓我們去接觸一些比較主要的東西。客人的狗或是我們學校的狗，一開始是打掃牠們的大便阿、尿尿、餵飯、打掃籠子，在怎麼情況下，都要去處理這樣子，很辛苦。但是這可以更了解，狗狗為什麼突然拉肚子，分辨拉肚子可能是怎麼樣的疾病，這是一種學習。對我們來說，一開始當然會覺得好累喔，為什麼要一直清屎、清尿，久而久之，會發現從中學習到很多東西或者狗狗會有什麼行為，牠是在生氣或不安，或是牠想要跟你玩。牠不懂得安全，要怎麼保護牠。其實都有一些東西在裡面，還是可以知道狗狗的習性或是貓咪的習性。

打工對大學生來說，橫跨學校和市場兩個獨立的領域，存在互相增強或擇一的選擇結構，打工可以增加經濟收入，支撐學業，也可以習得職場所需的素養與能力，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更可以做為預備和轉換跑道的歷程，打工與讀書是否能達到水幫魚、魚幫水的效果，還是因人而異。家境不好的學生，打工有其必要性，造成「去標準化」大學生人數增加，有的學校也採取去標準化的措施，鼓勵在大學階段創業或打工，反映高教體制的鬆動，個別化學習歷程浮現，尊重更多的差異與選擇。

決定要轉行後，烈玲到寵物美容補習班學習相關專業的知能與技能，學費很貴，比方說基礎的C級5萬元起跳，上完課可以考C級考試。考試是KCT（台灣畜犬協會，Kennel Club of Taiwan）舉辦，相當有公信力。考過C級，可以進入B級，又開始新的補習。考過A級可以做比賽，把狗狗訓練為賽犬，打比賽。在爸媽全力支持下，她從C級開始，用一年半左右，考了C級、競技、B級等證照，競技也拿到獎牌。這一年半中每天穿梭在打工、補習、上課，都是從9點到晚上11、12點，每個月只有兩天休息，壓力大，也很辛苦。補習費、工具費、生活費、房租與水電費支出很多，學徒的薪資有限，所以，她在台灣念大學、學寵物照顧的花費將近200萬。

從離島保送體制到台灣念書的「後戰地世代」，離開同溫層，接觸到來自不同地方的同輩，在疏離和競爭的環境，學習獨立生活和自我負責，她們進入後工業社會新興的產業，學習專業教育，體驗到金門、台灣的差異，努力克服落差，追趕上台灣學生的水準，有的因此得到憂鬱和躁鬱症，無法適者生存的回到金門大學，有的硬著頭皮，大學畢業前思考自己的未來。考證照是回應新管理主義下的要求，「後戰地世代」人生差異漸大，集中在「女性的」專業與職業。

亮亮小學時就到廈門小學學習舞蹈，生活在軍事化教育的環境，學生來自中國各省，大家離鄉背井，有的坐火車要30多個小時才能到廈門。全部學生都要住宿，所有的通訊設備一律上繳，只能在下課時間打電話。校園也禁止外人進入，家長探視須事前申請。老師多採取權威式的教育，有的還會用藤條打人。到了廈門之後，才知道金門學的舞蹈不正規：

在金門學的其實也不是很正規的學習，是業餘愛好啦，就是跳一跳啊動一動身體，然後到那邊落差很大，就有同學問爸爸媽媽說，我以前有學過跳舞嗎？我真的不敢跟他們說我4歲就開始學跳舞，因為我完全看不出來，等於是個零基礎的人，他們跳舞的感覺就不一樣。這邊的小孩那時候學舞蹈，會更注重延伸性，手和腳最後應該到哪個位置、哪個點；這邊（金門）的小孩就是有伸出去就好了，比較隨便，有舉手就好了，有抬個腳就ok了，就以為是在跳舞了。

港澳台的學生住在一個宿舍，與各省學生不住在一起，平常沒有什麼往來，她在中國圈被譏笑、被懷疑，很難受，這讓她突然成熟，不想成為落後的人，以勤能補拙的方式，練自己的柔軟度、肢體協調、學習去表達感情、表現自己的肢體，把自己的觀點納入舞蹈，她愈來愈知道在廈門要如何生存，就是要主動的展現自己，不能示弱，她的初中、高中一起念。更意外的是，她決定要考北京舞蹈學校，當然，並不被學校的人看好，她就用最後一年的時間磨練自己：

以我的條件去報考北京舞蹈學院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條件沒有很好，在班裡也不是很靠前的排名，大家都覺得不太可能。也就是在大家不認同、覺得不可能的環境下，我覺得我可以，告訴自己既然大家覺得妳不行，妳一定告訴他們妳可以的，所以就還滿努力的，我都偷偷練，然後老師上小課啊，就是一對一的課，老師一出教室我就躺在地上哭，真的很累，壓力非常大。我用最後一年衝刺，從早到晚練，專業課是這樣，因為先考術科再考文科，就是沒日沒夜的練。

北京舞蹈學院是全中國舞蹈的最高學府，在全球非常有名，她知道做這個選擇後需要集訓和挑燈奮鬥，所幸她得到很多鄉親的鼓勵，媽媽尊重她的選擇，她花了十幾個月念專業，最後一個月拚文科，從頭念、從頭背，結果是低空飛過，進入到人人夢寐以求的學院。

在頂尖學府內，個個身懷絕技，打量人的眼神更不一樣，人人都是敵人、對手氣氛濃厚。老師為公演或比賽選角色時，最為競爭激烈。因為這樣，她在少數和弱勢下學習做自己、表現自己，在大學期間參與中國內地和韓國比賽，經過這樣的淬鍊，她更確信自己可以為家鄉爭一口氣，讓人知道金門。大學畢業後，她選擇留在北京，可能是自己開舞蹈教室，也可能繼續念研究所，在3年期間考到教師資格證，就到大學教書。

「後戰地世代」透過不同的教育軌徑進入到中國、台灣念書，到中國是因為人脈，加上對岸開始針對台籍子女進行整套的制度設計，設立單一窗口的服務機制，採取加分、獎學金、減免的措施，吸引台灣小學以上的學生進到中國。到台灣是透過離島保送，提供金門青年到台灣念大學的機會。她們離開家鄉，承載金門處於發展落差的壓力，進入商品化和競爭化的教育體系，回應兩岸三地的發展需要，經過社會化的歷程，她們從離島少女轉變為具有現代化和競爭力的專業儲備人力，局限在「女性化的產業」，被納入新冷戰下的競爭框架。

《邊境之光：冷戰金門三代女性的遷移人生》，劉香蘭著，翰蘆圖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