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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澳龍走私海上交易線

30多年的隱形共生,金馬與中國間的灰色交易如何解?

金馬是台灣歷史上對抗中國的戰地象徵,但因特殊的地緣位置,與對岸形成隱性的共生關係。圖為從金門烈嶼的海防崗哨望向中國廈門。(攝影/黃世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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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末開始大量現身金門、馬祖的澳洲龍蝦,因地緣政治角力、中國抵制澳龍,讓金馬與中國間的走私增加了一個新品項。

早在1990年,中國來的走私船隻就能直接開到金門岸邊上下貨,1992年金馬的戰地政務解除後,走私開始頻繁。2001年小三通開啟,卻存在許多限制,走私仍是日常;甚至,金門貢糖裡的花生不少是來自廈門。但不論是從中國或金馬的角度,長期存在的非法進出口,對各自來說,少了稅收,也不利於食品安全的把關。

是怎麼樣的歷史與地理因素,讓走私日益壯大?金門、馬祖的走私日常會有改變的一天嗎?

1996年,劉怡君剛從台灣嘉義嫁到金門沒多久。

有天傍晚,大嫂語氣神祕地問她,「要不要去海邊?」劉怡君聽了有點納悶──這麼晚了,去海邊做什麼?

大嫂和她說,她每次從金門去台灣,總是很喜歡吃水蜜桃,但從台灣運過去金門的水蜜桃,總是又貴、又不新鮮。好在,中國也有出產類似的大桃子;那天正好有批桃子從廈門運來,要在馬山觀測站
馬山觀測站位於金門縣金沙鎮,此處距中國所轄角嶼僅2公里,為金門距中國最近點,有天下第一哨之稱,今日已為熱門觀光景點。
附近的月牙灣上岸。

她知道了很高興,和負責訂貨的金門人訂了一些,問劉怡君想不想一起去拿。

於是她們開著車,在夜裡駛往金門東北端的馬山。停好車後,她們找到一條小路、摸黑走下沙灘。

劉怡君原本還很興奮,此時卻突然覺得有點害怕了。1990年代的台灣,兩岸往來還很有限,她在台灣很少看過「大陸人」;嫁來金門之後,雖然站在岸邊就能看到廈門,但「匪船」可以靠得這麽近,她還是第一次聽說。

月牙灣是個平坦的沙灘,那些從中國來的走私船隻可以直接開到岸邊上下貨;船隻靠岸前,金門這邊往往會有人先開著怪手前去,在灘頭挖出一條通道,再用吊車將沙灘上的軌條砦
軌條砦,又稱鬼條柴或鬼條材,是用一截截廢棄的火車鐵軌裁切成條狀,將末端削成尖狀,以約50度角的方向斜插入水泥漿灌鑄而成的底座上,每根鐵柱一致向外;多根軌條砦連成的防線,成為一種防守性柵欄,抵禦敵人船隻登陸。
清出一個缺口,方便漁船靠岸。

劉怡君和大嫂抵達海灘時,那些桃子、還有其他貨物,都已經搬上岸了。她來不及看到那艘「匪船」,卻覺得鬆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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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海岸邊,疑似是走私者為了方便運送貨物而開鑿的通道。(圖片提供/讀者)
金門海岸邊,疑似是走私者為了方便運送貨物而開鑿的通道。(圖片提供/讀者)

「戰地政務」解除後,走私漸成金馬日常的一部分

劉怡君的經歷,對於今日40歲以上的金門居民來說,或許都不算陌生。

這些帶點神祕色彩的走私行為,雖然遊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但背後其實是金馬作為「戰地前線」的歷史。

在1949年之前,位於中國福建海岸線上的金門與馬祖,分別屬於廈門、福州一帶的生活圈,物資也往往來自這些地方。

然而1949年前後,戰火線和森嚴的軍事管制,卻將金馬和福建沿海分隔了開來,而金馬地區的民生物資,也因此無法再由福建供應,改由軍方統一處理採購、由台灣運補過來。

然而「戰地政務
金馬地區於1956年至1992年間實行的體制,核心概念為「軍民一體」,由軍方主導縣政;居民日常生活受軍事體制影響極深,除了全民必須加入民防隊之外,還有宵禁、燈火管制等多項措施。
」於1992年結束後,軍方開始在金馬地區逐步減少駐軍,連帶導致金馬海防逐漸鬆弛,並在海巡改制進駐
2000年,台灣政府將原來的「國防部海岸巡防司令部」、「內政部警政署水上警察局」,以及「財政部關稅總局緝私艦艇」,合併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至此,金馬地區的海防緝私任務,才開始有明確的主責機關。
之前,為走私船隻提供了走漏洞的機會。此外,原本由軍方把持調控的物資補給,也逐漸回歸市場機制,而廉價的中國產品,便成了金馬地區日常用品的重要來源,開始以走私方式引入。

從1986年起,便在金門東門市場經營金紙舖的黃歆凌指出,其實1987年台灣開放兩岸探親之後,金門的走私貿易就已逐漸興起。她的金紙舖,就面對著金門知名的「大陸街」;全盛時期,整條街上都販賣著來自中國的南北貨、藥材、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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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金城鎮內的市場中展售兩岸特產的商店街。(攝影/黃世澤)
金門金城鎮內的市場中展售兩岸特產的商店街。(攝影/黃世澤)
阮冠穎曾在《跨界地下經濟:金門「小貿易」之社會分析》(註)
阮冠穎(2003),《跨界地下經濟:金門「小貿易」之社會分析》,台大城鄉所碩士論文。
中指出,金門早期的走私行為,會透過幾種形式進行交易。

第一種類型,一般被金門居民稱為「衝山」或「衝山頭」,指的是中國漁船會直接行駛至金門岸邊卸貨。

這種走私方式,最常見於金門北部礁石密布、海巡巡邏相對困難的海岸線上。另一個「衝山」走私的重鎮,則是金門東北邊的青嶼和馬山一帶──那裡位在廈門大嶝島正對面,而中國第一個「對台小額貿易市場」,就設在廈門大嶝島上。

除了單純卸貨之外,有時中國漁民的小型平底船,也會直接在金門沙灘上停靠、面向金門民眾販賣,場面猶如小型夜市一般。但由於台灣海巡加強取締,這類直接靠岸的走私方式,近年已經逐漸消失。

第二類交易模式,則主要發生在海面上:中國漁船與金門漁船聯繫過後,會在指定的時間,將貨物「海拋」至約定的海域位置,再由金門居民前去捕撈;會以此模式運送的,早期主要是中國的漁獲。

除了「海拋」之外,有些貨物也會以「海上接駁」的方式進行交易,亦即約定好時間、位置,待雙方漁船併靠後,再將貨物搬至對方船上。不過會以此種方式交易的,也不僅限於漁船而已──有些貨船在報關時,也會刻意漏報私貨、夾帶出港,再於海面上與中國漁船併靠、接駁私貨。

很有意思的是,金門漁民投入走私事業的現象,也反映在金門漁業的統計數字上。

根據金門縣政府主計室統計,1991年至2000年間,金門的漁獲量不斷下降,8年內從3,715公噸下降至1,315公噸;但與此同時,金門的漁民人數卻不減反增,從648人增加為2,158人,成長了3倍餘。

這種弔詭的數據消長,很可能就反映了走私貿易興起,漁民出海不捕魚、而是去走私交易的現象,也讓一些金門人戲稱:

「一開始是出海『打魚』,後來是帶貨物和新台幣出海『買魚』。」
現任金門大學校長陳建民則在〈「小三通」後金廈走私和偷渡跨境犯罪之研究〉中指出(註)
陳建民(2007),〈「小三通」後金廈走私和偷渡跨境犯罪之研究〉,《國立金門技術學院學報》,2: 99-119。
金門走私案件移送治安機關的比例,從1996年起便逐年下降,反映出官方對於走私態度的變化:只有高價值、或牽涉違禁品的走私案件,才會真正移送法辦;其餘的案件,則多半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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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時,一艘小型中國漁船在金門近岸拋錨,等待購買魚類和農產品的台灣買家。(攝影/AP/Wally Santana/達志影像)
2000年時,一艘小型中國漁船在金門近岸拋錨,等待購買魚類和農產品的台灣買家。(攝影/AP/Wally Santana/達志影像)

金門貢糖裡的花生來自廈門?廈門的黃魚來自金門?

金馬會在兩岸對峙降溫之後,逐漸成為走私樞紐,並不令人驚訝。

由於金馬與台灣距離遙遠,從台灣來的物資運補,經常會受天候、海象影響,運輸成本相對高昂;相較之下,中國不但能提供大量廉價的日用品、農漁產品,運輸路程也因為距離鄰近而相對方便。

從走私的貨品來看,在1990年代的當時,從金門運至中國的,以電視機、錄放影機,和雨鞋、雨衣等民生用品為主;至於換回金門的,則以中國漁船的漁獲,以及來自中國各地的南北乾貨
根據維基百科,乾貨泛指經由風乾或曬乾後的脫水食材,例如魷魚乾、干貝、小魚乾、蝦米、海參、魚翅、鮑魚、扇貝、香菇等。其中海產類的食材因富含水分、蛋白質、脂肪等營養成分,若不經處理,難以在室溫下長期貯存,因此製成乾貨可方便儲存與運輸,避免保存不當則導致食材腐敗或變質。
、工藝品居多。

此外,當時前往中國設廠的台商,也是早期金門走私交易的推力之一:由於兩岸彼時仍未直航,為了節省運送成本,台商在中國生產所需的原物料、機械設備,也有一大部分會從金門走私過去。

中國開始崛起、經濟條件改善後,中國對酒類、香水、化妝品、電子產品等奢侈品的需求逐年增加,但中國實行約30%至50%的高額關稅,因此走私進口,就成了逃避關稅的自然途徑之一,從而為走私業者創造了巨大的需求和利潤空間。

換言之,金馬地區的走私貿易行之有年,而從2021年末開始大量現身金門、馬祖的澳洲龍蝦,只是因為地緣政治角力、中國抵制澳龍,而意外興起的一個新品項罷了。

不過走私貿易貨品的轉變,也反映了兩岸經濟實力的消長:過去是中國漁獲便宜、賣來金馬地區;近年卻顛倒過來,變成金門漁獲賣去中國價格更好──其中,金門的海釣黃魚,就是近10年來最熱門的走私貨品之一。一位從事海釣黃魚、供走私出口的金門人說道:

「以前黃魚是金門人早餐用來配麵線吃的便宜貨,現在野生大條的賣去對面,可以破10萬(新台幣),因為他們說『無黃不成宴』嘛,黃魚在那邊,是身分地位、請客誠意的象徵。」

各種走私於是成了「地下小三通」,有人甚至會利用走私,來極大化地槓桿金門人特有的「福利」。

金門為了照顧本地農民,對高粱、小麥等農產品設有「保價收購」制度,因此有人就會從中國走私進口廉價的高粱和小麥,再以金門縣府制訂的收購價賣給政府,價差可能高達3、4倍。

這種因為價差而走私入境的農產品還有花生。一位曾在金門酒廠廈門分公司工作、負責打擊金門高粱假酒水貨的員工,對《報導者》表示:

「金門這邊的花生一斤200多塊(新台幣);大陸過來,就算加走私運費,也才7、80(元新台幣)而已。所以金門做的貢糖,裡面用的花生很多都是中國大陸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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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台灣與中國開啟小三通近一週年,仍可見中國與台灣金門之間的非法貿易。圖為走私者趁著退潮,直接將商品運送上岸。(攝影/AP/Wally Santana/達志影像)
2001年,台灣與中國開啟小三通近一週年,仍可見中國與台灣金門之間的非法貿易。圖為走私者趁著退潮,直接將商品運送上岸。(攝影/AP/Wally Santana/達志影像)

金馬走私為何查緝困難?

針對金馬和中國間的貿易行為,中國政府早在1993年,便已制定出《兩岸民間小額貿易往來暫行條例》,規定100噸以下的台灣漁船,可以於指定的中國碼頭進行貿易行為,只要每筆金額低於10萬美元,就可以視為合法。

到了1996年,中國甚至進一步在廈門的大嶝島設置「小額貿易專區」,提供專用碼頭給台灣船隻停泊,包括糧油儀器、土產畜類、紡織衣物、工藝品、輕工業製品、衣料品等6類台灣商品,皆不需繳交進口關稅。根據最新規定,中國採購者來此採購貨品,每人每日若不超過6,000元人民幣(依目前匯率約合新台幣27,000元),皆可免稅攜出。

但對於當時的台灣政府來說,金馬漁船不論是前去中國港口購貨、或是在海上與中國漁船交易,都仍屬非法的走私行為。直到2001年,台灣政府才在《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俗稱小三通辦法)中,明定金馬與中國的貿易「得以直接方式為之」。

雖然小三通讓兩邊得以合法交易,但為了保護台灣市場與農產品,小三通辦法仍有許多限制。業者為了規避關稅、或繞過制裁,也經常不願循小三通的正規管道進行貿易,導致走私行為無法根絕──而此次因為被中國制裁、而必須途徑金馬走私輸入中國的澳洲龍蝦,就是很好的例子。

小三通無法滿足金馬與中國間大量的貿易需求,而從地方到中央在執法上的力有未逮,也讓走私日益壯大。

以此次龍蝦走私案為例,連江縣政府回覆指出,「絕不包庇走私,一貫秉持依法行政立場⋯⋯有關海上及岸際查緝部分,如交通部航港局函文所示由海巡署相關所屬海岸巡辦理,本府港務處亦函請海岸巡加強查緝。」

縣府將球丟給隸署中央的海巡與岸巡,但對海巡署人員來說,《懲治走私條例》針對的貨品,只包括槍械、毒品、動植物及農產品
為了防止疫病蟲害、保護國內農業發展,台灣會管制此類物品進口,如非洲豬瘟疫區的肉品,或中國的稻米、茶葉等。
在內的「政府管制物品」,以及必須繳交進口關稅的「應稅物品」;至於澳洲龍蝦、黃魚這類貨品的走私出口,根本無法適用。

此外,海巡必須在雙方的走私漁船併靠、交易時當場查獲,才能以該法定罪,「但海巡也沒這麼閒,不可能每艘漁船出港都緊迫盯人,」一名熟悉走私業務的金門人如此對《報導者》表示。

然而即使海巡能當場逮獲走私交易、移送法辦,被告往往也難以用《懲治走私條例》定罪。

以2021年連江縣法院的一樁判例為例:東引的海巡隊,曾在東引島的水域裡,查獲一位船長和中國籍貨船併靠,並將奶粉、飼料等走私貨物搬運至對方船上。然而審理該案的法官卻在裁判書中指出,奶粉和飼料並非《懲治走私條例》所指的「管制出口物品」,因此被告也無法以該法處置。

除了《懲治走私條例》之外,台灣還有《海關緝私條例》,針對未經通商口岸
指開放對外貿易,並設有海關的港口、機場或商埠。
進出口的走私行為進行查緝,然而該條例屬於「行政罰」、罪責較輕,當事人只需繳交罰緩即可,嚇阻效力不高。

由於這些法律的漏洞及查緝的難度,第一線的海巡人員,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心態,讓走私行為成了無法明說、不成文的慣例,而這也是澳洲龍蝦得以循金馬走私中國的背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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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漁民在作業完畢入港後,在港區整理網具(非文中當事人)。(攝影/黃世澤)
金門漁民在作業完畢入港後,在港區整理網具(非文中當事人)。(攝影/黃世澤)

面對走私產業,金馬人是怎麼看的?

雖然乍看之下,龍蝦走私在台灣這邊沒有受害者,蒙受損失的,只有無法收到進口關稅、無法貫徹抵制政策的中國,但如果這類小額貿易無法制度化、透明化,在金馬這邊,仍可能會製造出海巡執法人員或地方官員貪汙、尋租
rent seeking,在政治經濟學中的意思是通過壟斷或管制獲得的超額利潤。
的空間。

循此,有些人便認為,應該將這類走私行為制度化;一名涉入龍蝦走私產業的金門人甚至直接對《報導者》說,「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是直接開放一個免稅專區,把這種走私放到檯面上。」

馬祖青年劉亦對《報導者》表示,金馬因為地理位置,在歷史上在「貿易」和「軍事」兩種性格之間流轉,有時是開放的轉運中心,有時是封閉的海防重地。民國初年還曾是海盜的大本營,呼應了金馬現在成為走私重鎮、遊走在灰色地帶的特性。

但劉亦強調,「我一直就很討厭這種馬祖老人上下交相賊的全島共犯結構。」即使真有需求、需要制度化,他覺得應該經過民主程序、透明化去決定。

不過「馬祖資訊網」網站創辦人劉家國認為,金馬的走私議題,也牽涉到兩岸的特殊情勢:貿易是雙邊活動,倘若只有台灣這邊制度化、但中國側沒有做出相應規劃,那麼為了逃避中國進口關稅的走私行為,終究也難以禁絕。

此外,劉家國也認為,走私貿易無可厚非,關鍵還是在於:能否促進馬祖多數人的福祉?

劉家國以馬祖知名的水產品淡菜為例:馬祖大部分的淡菜苗來自中國福州,一般皆以「海上交易」的方式進入馬祖,未必會正式報關,也算是走私進口。但這些淡菜苗會在馬祖養殖一段時間,也有完整的產業鏈,從養殖戶、運輸通路,到台灣端的銷售網絡都能獲益,因此更能促進地方經濟、雨露共霑,也少有地方政治人物會憑仗特權、涉入尋租。

「不過,澳洲龍蝦就沒有這種灰色地帶。它是單純的走私,有特權介入,而且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人能獲利,這種應該就要進行取締。」

在金門定居的楊永達(化名)則對《報導者》表示:

「如果你問我一般的金馬本地人怎麼看,(我會說)它跟我的現實生活沒有太大關係,也不會讓我獲得不該有的財富。」

楊永達覺得,走私貿易當然是種不合法的行為,但也不算特別嚴重,不過還是可能影響到社會正義。「假如走私業者把賺來的錢,用來經營別的事業,累積更多財富、甚至經營政治事業,這樣算不算影響到社會正義?」

他也認為,如果中國和金馬之間少了關稅界線,那麼走私套利的空間也會跟著消失,所以某意義上來說,「走私業者、或者在走私產業裡貪汙尋租的政客,可能才是最不希望金馬與中國統一的人。」

金馬的「雙重邊界」,與為台灣犧牲、自覺受虧欠的心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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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馬山觀測站牆上的軍事壁畫,描繪兩岸長期進行海防戰備的意象。(攝影/黃世澤)
金門縣馬山觀測站牆上的軍事壁畫,描繪兩岸長期進行海防戰備的意象。(攝影/黃世澤)

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朱凌毅接受《報導者》採訪時則提醒,老一輩的金馬人經歷過「戰地政務」、曾在前線上為台灣犧牲的歷史,也可能會影響他們看待走私的心態。

朱凌毅曾在關於金馬的研究中,和台灣大學地理學系教授徐進鈺提出金馬地區的「雙重邊界」概念。所謂的「雙重邊界」的意涵是:金馬不只是戰爭前線、和中國存在邊界,也和「大後方」的台灣之間存在邊界。

金馬與中國間的邊界,在戰火對峙下顯得牢不可破;至於金馬和台灣之間的邊界,則體現在很多幽微的地方。比方說,設籍金馬地區的人口,除非經過申請、核准,否則無法自由來往台灣;此外,為了避免前線戰事影響台灣金融秩序,「戰地政務時期」金馬地區使用的新台幣,也無法在台灣流通。

然而這種邊界,有時卻也讓金馬或台灣得以成為「例外空間」,從而為台灣人提供了緩衝和安全感。

比方說,1970年代台灣經濟開始起飛、「反攻大陸」的國族願望慢慢式微時,金馬卻仍在警戒戰備、無法加入經濟起飛的行列,甚至連女性都必須加入民防隊。而金馬的這種「犧牲」,就為統治者提供了一個「仍在戮力準備反攻大陸」的論述依據,讓處於「例外空間」的台灣,得以安心發展經濟。

又或是21世紀初兩岸關係持續回暖,但台灣又不敢貿然直接「三通」,於是便實施了「小三通」,先從金馬試行、為「大三通」做準備,卻也再次讓金馬成為「例外空間」;而小三通的試行,某程度上也緩解了一部分台灣人對於兩岸直接往來的疑慮。

這種一直不斷在為「大後方」的台灣「犧牲」、提供緩衝的歷史,有些時候,就是金馬人覺得自己被虧待的來源之一。1990年代台灣本土化方興未艾時,金馬人也常會在新的「本土化論述」中感覺格格不入,而國軍自1990年代起陸續從金馬地區撤軍,也進一步加深了一部分金馬人被「割棄」的感受。

朱凌毅指出,金馬人民「曾經為中華民國做出犧牲,會覺得需要補償,本來就是合理的」,而金馬特殊的地位、與中國鄰近的地理特性,有時也是套利空間的現成來源。

和前幾年沸沸揚揚設立離島賭場的呼聲相比,朱凌毅認為,開放「邊境貿易」對地方的傷害終究相對較小,而邊境因為貿易行為而繁榮的現象,也非金馬獨有,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能見到。「尤其是馬祖,中國沿海這麼多花崗岩小島,憑什麼馬祖的生活水準會這麼高?如果不是因為國共內戰、兩岸分治,今日的馬祖,可能只是福建沿海、默默無名的幾個小島⋯⋯雖然金馬在國共對峙期間犧牲不少,卻也因此在今日獲得很好的發展機會。」

不過朱凌毅也認為,要將走私行為制度化沒有問題,但台灣與中國對食品、電器的檢驗標準終究存在差異,所以關鍵仍在於,金馬人是否願意「把標準降低」。

「這點,必須由他們自己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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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在兩岸長期對峙的歷史背景下,具有「雙重邊界」意涵,不只是戰爭前線,也與後方的台灣存在邊界。圖由下而上依序為空中鳥瞰的金門、俗稱小金門的烈嶼及中國廈門。(攝影/黃世澤)
金馬在兩岸長期對峙的歷史背景下,具有「雙重邊界」意涵,不只是戰爭前線,也與後方的台灣存在邊界。圖由下而上依序為空中鳥瞰的金門、俗稱小金門的烈嶼及中國廈門。(攝影/黃世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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