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歲的單親爸爸永昌（化名）向我們伸出雙臂，曬得黝黑的皮膚，遍布一條條長短交錯的白色疤痕，那是他15歲兒子小飛（化名）抓傷的。過去3年，小飛出現嚴重的3C成癮，每天打手遊、滑短影音超過12小時，提到「限網」、「斷網」，小飛就拳腳相向，甚至打破玻璃門，父子倆都被碎片刺傷。

肢體衝突外，小飛還瞄準永昌的心理痛點：踢壞他珍藏的音響、高舉他1,000多萬的工作設備揚言往地上砸、大庭廣眾下抄起垃圾桶追打自己的父親。當永昌緊抱狂怒的兒子，小飛就將指甲深深摳進他的手臂。小飛12歲的妹妹試著勸阻，不時被拳腳波及，只能在旁邊無助尖叫。

這個家的衝突，多年前就埋下引線。

從事貿易業的永昌，與母親和重度智能障礙的大姊同住，年近50與越南籍妻子成家。妻子罹患產後憂鬱，見小飛哭鬧就打，當時的永昌只覺得孩子不聽話就該罰，沒意識到會讓小孩留下陰影。

夫妻相差近30歲，個性、價值觀、育兒壓力都是爭執爆點，妻子打他咬他，拿菜刀追殺他，小飛靜靜在旁目睹，直到這段婚姻在小飛讀幼兒園時告終。妻子離開後，他照顧一雙兒女，原本一起帶孩子的母親近年失智，家裡多了一個需要照顧的人。

永昌說，自己在父親恨鐵不成鋼的打罵教育中長大，以相同模式教養兒女，卻產生親子衝突的反效果。「小飛升國中前，我向孩子們道歉，說我跟前妻過去的管教方式錯了，從現在起改成民主式溝通。」不料小飛開始對他動手，「他還對我女兒說，當他想買東西，只要作勢打爸爸，爸爸一怕就買單了。」

COVID-19疫情期間，永昌為孩子遠距教學組裝的電腦，竟成為小飛的網癮開端。儘管家暴通報無數次，全家有好幾個社工介入，小飛還曾住院治療網癮，暴力仍沒改善。無計可施的永昌報警求援，「可是警察看到親子衝突就護著小孩，有次小飛要摔東西，警察進門見我壓制他，竟在一邊冷眼旁觀，說那是我的管教問題。」

小飛的暴力持續升級，進入少年司法。法院對永昌核發了保護令，要求被診斷出亞斯伯格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傾向的小飛諮商與就醫。小飛擔心被法官處分，不再打人，改罵三字經，身心俱疲的永昌漸漸覺得這些處遇一點用也沒有，「例如兒少身心科門診總是大排長龍，醫師頂多給患者10分鐘，哪能解決這麼多問題？」

親子間爭執摩擦很常見，但為何近年卻升級為兒少對父母的家暴？

而兒少身心議題日益複雜，衛福部委託研究勾稽APV行為人病史，發現有7成合併ADHD、情緒與行為障礙、亞斯伯格症等診斷。上述疾病不等同暴力傾向，但患者特質涉及人際互動困難，當情緒表達受阻、壓力無處宣洩，便可能在親子衝突中擦槍走火。

在家庭、同儕關係受挫的孩子，常轉向網路尋求歸屬。當家長突然斷網、沒收手機，打斷的不只是手遊或社群互動，還形同剝奪其心理需求。疫情期間親子長時間相處加深矛盾，疫情後孩子離不開3C，延續衝突。加上社安網上路後擴充服務資源、落實通報，多重因素導致APV通報案件數量增高。

然而，台灣的家暴加害人處遇，以成人親密關係暴力為設計主軸，將施暴與受暴方分開服務，缺乏為APV量身打造的模式與家庭支持資源。因此APV通報進案後，由家防中心「成人保護組」服務家長，對父母動手的兒少多被轉介至諮商、醫療等非強制性資源。

衛福部保護司科長邱琇琳指出，成人保護聚焦在被害人的安全計畫與對暴力的因應能力，但APV家長多為有自保能力的中年人，若家長婉拒資源介入，案件往往以「個案不需服務」結案。

但暴力並不會在孩子成年那天自動消失，若孩子的身心症未改善、親子之間缺乏原則與界限、父母未站在同一陣線面對問題，家長恐被家暴到老。多名接受《報導者》採訪的社工提到，部分老人保護案件以及所謂「啃老族」的衝突，可發現APV案件的脈絡，只是當時的專業工作者對APV認知有限，家長則更傾向隱忍不求助。

一些重大刑案，可追溯至未被有效處遇的APV。2019年12月，台南玉井真理佛堂縱火案釀7死，兇嫌曾文彥的家境優渥，有兩個姊姊，雙親分別從事醫師、教職。曾男自幼被診斷出對立反抗性疾患，逐漸出現暴力行為並觸法，親子雙方分別由家防社工、少年司法介入服務；但即便用盡社福、醫療、司法資源，曾男惡化為反社會型人格，屢次滋事、毆打父親，最終被逐出家門並縱火釀禍。

衛福部保護司仔細檢視此案，發現曾男在外顯行為背後，其實期待父母能看見自己的情緒與心理需求；父母在經年累月的衝突後，則盼透過報警與少年司法介入，讓孩子收斂。雙方的期待落差大，矛盾也隨之加深。

「玉井案讓我們思考，若跳脫加害、被害框架，以家庭為中心，檢視家庭結構與成員相處的問題與困境，盡早投入資源，結果會不會不一樣？」邱琇琳說。

194案當中，「情感型」衝突就占了一半。劉淑瓊說，這類APV來自青少年難以自控的強烈情緒失調，行為人常合併亞斯伯格症、高功能自閉症等，特徵包括行為不可預測、單向暴力；部分案例與童年創傷及身心議題有關，或涉及物質濫用。

劉淑瓊解釋：「簡單來說是一言不合。大都是輕微偶發，但暴力可能在一來一往間升級。」這類衝突多與日常相處或管教相關，最常見的是父母斷網。情境與情感型，是最容易被反覆通報的類型。

防衛型則多半是童年受虐的孩子，長大後被家暴、激怒時的自衛回擊，劉淑瓊感嘆，就是所謂的「你會老，我會大」。另還有家暴目睹兒為保護家人採取的暴力抵抗。

劉淑瓊表示，這4類暴力成因不同、行為相仿，都包括肢體、精神暴力與打砸物品。肢體暴力最常見，精神暴力案例包括持續尖叫，「看似沒殺傷力，卻會讓父母極度焦慮，也怕被鄰居聽到。」以及拿刀抵著自己，或衝到頂樓跨坐女兒牆上。

劉淑瓊還發現，受暴家長中，女性占76.8%，單親母親則占31.4%。且除了「防衛型」，其餘APV都以兒子對母親施暴為大宗，「因此APV也是性別議題。」

這現象不是台灣獨有，西班牙、英國、美國、澳洲的研究都顯示，APV行為人絕大多數是兒子，暴力行為指向母親或祖母，少部分針對父親或繼父。

劉淑瓊推測，男性離婚後，其父母、姊妹常會主動幫忙顧孩子，也相對有機會開展第二春，實質上有較充足的育兒支持；單親媽媽則相對較難獲得上述資源，經濟往往不寬裕，生計、育兒壓力多頭燒，易燒出親子衝突。

長期服務親密關係受暴婦女的現代婦女基金會，2020年開始擴大服務四等親家暴被害人，包括APV案件。受暴者性別比例之懸殊，很快就讓APV成為繼數位性暴力之後，另一項引起基金會關注的性別暴力樣態。

現代婦女基金會社工張秀卿分析，華人文化裡，女性被預設為孩子的主要照顧者，「比如孩子小孩功課不好，就是媽媽的責任；孩子拒學，校方直覺聯絡媽媽，」而社會對母職的期待疊加少子女化，加強母親對孩子的保護心理，管教時過猶不及，易引發孩子激烈反彈。

況且比起爸爸，媽媽還是更「安全」的施暴目標。現代婦女基金會家暴防治組督導黃琮雯說，「一來孩子可能打不贏父親，二來母親通常是依附關係更緊密、更容易宣洩情緒的對象。」而且母親無論多害怕、被傷得多深，大都願與孩子修復關係，孩子覺得自己不會被拋棄。

黃琮雯與張秀卿發現，部分APV案家有「父親缺位」情況，甚至與母親談了好幾次，盤點完所有支持系統，才發現家裡其實還有個存在感薄弱的爸爸，「這或也反映媽媽完全把自己帶入社會性別角色賦予的母職框架，認為媽媽就是要hold住孩子的一切。」

更糟的狀況是，「在夫妻關係、親子關係裡，爸爸不是神隊友，也不是豬隊友，是破壞性的角色。」張秀卿說，例如爸爸批評媽媽的學歷不高，要孩子別聽她的；或媽媽建立3C使用規範，爸爸卻插手縱容孩子繼續玩，直接引爆母子衝突。上述案例，都凸顯助人者介入APV案件時需具備性別觀點。

不過，兩人也補充，雖統計上APV行為人以兒子、孫子居多，但女性的APV較常見以言語或精神暴力的型態展現，甚至威脅自殺，這就會被歸到自殺通報，而非家暴通報。若沒有造成體傷，則通常不會通報，因而成為APV的黑數。

APV牽動的家庭問題千絲萬縷，但對第一線助人者來說，最大的難點，是從一開始就不得其門而入。

「只是APV的家長跟婚暴、老人保護的被害人不一樣，他們常覺得不需要我們，」高市家防中心APV專案社工督導吳汶芳苦笑著說。

失敗父母的汙名太沉重，家長怕被罵教子無方，又怕孩子形象與前途不保，不乏家長撐了好幾年，自覺快被打死才求助。吳汶芳表示，高雄市APV通報有65%來自受暴者或同住家人報警，有2成案件已來到親子互毆，「可是報警是為了制止暴力，不是要找原因，」當社工試著理清衝突根源，家長就會說不必了。

即便有機會走進家門，社工還常得面對充滿敵意的孩子，因為孩子會認為社工與父母站在同一陣線，要來一起教訓他。因此高雄APV專組成立初期的教育訓練，特別著重會談技巧，讓孩子理解：社工的角色是來幫忙的，聽完父母的想法後，也希望聽聽孩子的聲音。在過程中，社工只聆聽，不評論，也不會提出意見。

另一挑戰，是許多針對成年家暴相對人的處遇，不能直接套用在APV上。例如當親子衝突激烈，無法聲請保護令要求兒少離家，頂多讓情緒高張的孩子短暫住進精神科病房，或在孩子年齡夠大的前提下庇護家長，讓雙方暫時冷靜。但多數家長因掛念孩子、又需照顧其他家庭成員，很快便要求返家。

目前高市家防多管齊下，媒合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團隊，為家長安排教養諮詢；若牽涉創傷或家族治療，再連結醫療資源。當家長堅持不讓有身心狀況的孩子就醫，社工便透過為家長聲請保護令，強制兒少接受治療，「目的是要幫忙，而非懲罰孩子，」吳汶芳說。

此外，家防中心開辦APV家長支持團體，還提供托幼服務，讓家長好好吐苦水兼增能。雖考慮開辦APV行為人團體，不過當事兒少普遍有人際互動困難的議題，無論是辦理團體或引介到民間的兒少支持據點，都不容易。

教育、醫療與少年司法端，都是處理APV問題的重要協力者，卻也各有局限。

高師大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所長刑志彬表示，APV行為人的核心問題多為情緒管理，學校可著眼培養孩子的情緒覺察與調控能力，教育部推動的社會情緒學習（SEL）正有助於此。其實各縣市的家庭教育中心也有資源支持家長，只是訊息未必能精準傳遞。

在精神醫療端，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兒童心智科主任陳力源指出，家長擔心被貼上「基因有問題」、「教養失當」標籤，很抗拒就醫。更別說把複雜的APV個案，塞進時間有限的一般門診。

在少年司法端，司法介入易讓孩子被貼上「加害人」標籤，使家庭關係更緊繃，卻因具強制力，常成為最後一道安全網。

但台北地院主任調查保護官王以凡指出，各縣市APV處遇量能差距很大，影響能否及早、有效地介入，避免暴力惡化。像是高雄家防量能充足，進入司法體系的個案相對較少；但在資源不足的縣市，案件往往大量湧入法院。隨著APV行為人年齡下探至國小中高年級，若教育與社政系統撐不住，一旦孩子年滿12歲進入少年司法，情況往往已相當棘手。

此外，各地少年司法資源分布不均。台北網絡綿密，APV行為人甚至能被十幾個單位協助；反觀案量龐大的新北，資源卻顯得僧多粥少，更遑論偏鄉地區。

想終止暴力循環，不能只期待孩子改變，父母與助人工作者都需要調整思維。

孩子能怎麼做？劉淑瓊建議，兒少可練習自我覺察，辨識引發暴力的情境與「關鍵字」，將內心的負面聲音轉化為讓自己冷靜的自我對話。她也鼓勵擬定「安全計畫」──當情緒失控、可能傷害家人時，主動喊「暫停」，表達「我需要冷靜一下」，先暫離現場、安頓情緒，再回頭與家人討論彼此可接受的衝突解方。

她提醒，家長得先照顧好自己，告訴自己「這不是你的錯」，維護自身安全，尋求外部支援，必要時報警：「記住，沒有任何理由能將暴力合理化。」

社工則需跳脫過往成人保護服務的思考框架。劉淑瓊表示，社工應了解APV不是單純的加害／被害二分法，也不是親密關係暴力，父母或孩子都可能脆弱、挫敗或憤怒，而且親子無法用「結束關係」作結，而是得在同一屋簷下重新建立尊重與健康互動。

她強調，不能把問題簡化為父母管教失職，也不應命令家長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因為會加深父母的羞愧與自責，行為人則易藉機情勒、控制父母。

她也提醒，國外以「孩子」、「青少年」中性語彙稱呼APV行為人，台灣則常以「小相對人」稱之，「『卑親屬對尊親屬的暴力』確實冗長，要簡化無妨，但語言使用反映深層意識形態，當我們使用『小相對人』，是否已在心裡區分相對人與被害者？把事件做了定調？這將影響工作者後續的服務方式。」

今年9月，現代婦女基金會以性別與創傷知情的視角，結合NVR原則，為APV受暴婦女舉辦為期兩天的工作坊。早在去年，基金會已辦過8場APV家長韌性支持團體，目的都是協助這群精疲力竭的母親減輕焦慮與自責，強化內在力量。

工作坊首先聚焦自我安頓。張秀卿形容：「老師音樂一放，這些長期失眠的媽媽們立刻睡到打呼，可見她們有多疲憊。」

第二階段由武術教練指導防身操，目的不是讓媽媽們學習反擊，是藉由暖身、律動、疼痛覺察，讓僵硬又防衛的身體軟化，回歸自我照顧，將恐懼化為力量。

團體中也使用「空椅法」，讓母親對著空椅，傾訴想對孩子表達的心聲，以及對親子衝突的感受。並繪製家庭樹，探索原生家庭的影響。另設計一項NVR練習，由老師與社工演繹APV情境，讓媽媽們以旁觀者角度集思廣益「改編劇本」，思考能用哪些方法降溫衝突。這項練習，是為了中斷暴力循環，避免孩子將暴力延續到成年。

張秀卿說，「這讓媽媽們感到很有力量。即便大家都還在摸索方法，但一次次嘗試，總有機會改寫親子的互動劇本。這幕讓我很動容，讓我能告訴我的服務個案：我們現在的努力，都在改寫一套不讓暴力繼續循環的人生劇本，都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