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稿

「當我的童話故事與現實產生衝突時,我選擇改變我的童話故事。」
然而,並不是每位赴韓的台灣練習生,皆能復刻子瑜的成功之路。
一群未滿20歲的孩子們離鄉背井,擠在韓國首爾街邊昏暗的地下室裡,日復一日、不分晝夜的跳舞、唱歌、訓練,走上與台灣正埋首苦讀的同學,完全不同的道路。鏡子裡揮汗淋漓、身心能量開到極限的練習生們,都在等待有朝一日可能出現的出道舞台。
然而,當時光流逝、比自己更年輕、更頂尖的舞者與歌手一個個冒出頭時,那些訓練多年而未獲得上天及公司高層眷顧的在韓台灣練習生們,無法站上舞台之後,他們故事的後來呢?
「我認識的每一位練習生,沒有一個沒有精神疾病。」
曾經在韓國當過練習生的Duang-Duang(化名)說:「大家只知道韓國醫美整形診所很紅,沒想過精神科也很多。」
剛到韓國的前6個月,因為父母斷金援,Duang-Duang平日早上9點去語學堂上課、再到公司地下室練習直至半夜12點;凌晨1點到5點再到東大門打工補貼生活費。
每天睡不到4小時的生活,並不是她在韓國最艱苦的時光。半年後她轉到另一間公司,雖然不用再為錢的問題煩腦,卻遭受同公司的女練習生長期霸凌。這才是她「說不出」的苦。
Duang-Duang被霸凌的原因之一是──她吃不胖。韓國演藝經紀公司對於女練習生的身材要求極為嚴苛,她曾經看過不少為了減少重量而挖喉嚨催吐或不斷吐口水的人,還有父親將女兒背進公司量體重,量完馬上餵糖水。
營養攝取不足加上高強度的練習,許多練習生不堪心靈與身體的雙重壓力,罹患厭食症、暴食症、恐慌症或心理疾病,都很常見。首爾街頭,身心、精神科診所林立。
修長的Duang-Duang有著怎麼吃都吃不胖的體質,但出道預備組的團員講求視覺上的身形一致,其他練習生因為她而必須減掉更多體重,自然視她為眼中釘。即使她試著狂吃增加體重,以減輕隊友的壓力,其他人反而覺得她這樣的行為更加惹人厭,霸凌也隨之而來。
「我原本覺得吃東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有一陣子因為得了憂鬱症,我連吃都不想吃;就算吃,也快樂不起來。」Duang-Duang說。
剛到韓國之初,雖上了語言學校,Duang-Duang說話老是支支吾吾、連基本表達都有困難;如今,為了反擊流言,她的韓文卻意外進步神速。
「Duang-Duang,妳會講話了耶!」一天遇到前經紀人,不過簡單用韓語聊了幾句近況,對方便誇張地驚呼。她只能苦笑,吐出一句:「對呀,因為最近比較常用。」她跟現任經紀公司簽了保密協定,當下無法向外人說明她的難處。
個性活潑的Duang-Duang以幽默的口吻回憶往事,但這段被排擠孤立的日子,成了她心中難以弭平的創傷。即使已離開公司3年多,她仍需透過藥物跟心理諮商來緩解憂鬱症帶來的痛苦。她表示:「現在我只要走在路上,聽到當初霸凌我的人練習時唱過的歌,就會有恐慌症發作的感覺。」這兩年半來所遺留下的創傷,並沒有隨著卸下練習生身分,一同留在過去。
高三時休學赴韓,身高175公分的劉浩文,一襲黑色的時尚穿搭,語調溫潤,侃侃而談。憶起他在韓國當練習生時,後來因台灣兵役義務而短暫回台,他連聲驚嘆:「當兵真的舒服!」
在韓國高壓環境下練習3年多後,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21歲的劉浩文已過了最適合出道的時機,他選擇回來台灣,重新回到高三教室,成為教室裡年紀最大的菜鳥,堅持完成高中學業。不久後,網路節目《一起上學吧》團隊剛好來到校園拍攝,一眼相中他,邀請他加入節目主持。劉浩文也把握住這次重返演藝工作的機會,一邊學習主持技巧,一邊經營個人IG帳號,一、兩年間,他成了能夠靠演藝工作自給自足的自由工作者。
當初受邀赴韓當練習生時,劉浩文的父親強烈反對,但家中祖父、曾祖母都支持孩子跨海圓夢,父親只好讓步。他記得父親說過最重的一段話是:「你不要浪費時間做這些愛慕虛榮的事,逃避現實。你做這份工作,又能賺多少錢?」面對父親的不理解,劉浩文認為:「跟我同年紀的人,又能賺多少錢?」他覺得,既然在台灣做基礎的工作可能只獲得基本薪資,那為何不去闖闖看?
劉浩文時常以沉默迴避父親鋒利的話語;但父親不知道兒子對自己的人生與事業自有想法,赴韓、演藝之路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劉浩文18歲就明白自己不是念書的料,「赴韓當練習生」的機會對他來說,彷彿是拿著手上為數不多的籌碼,爭取更高的勝算。
劉浩文認為,韓國經紀公司「養他3年」,這3年多來公司對他的免費栽培至少破百萬台幣,包含培訓、機票、食宿;他只投資了時間,回報的卻是學會韓文、唱歌、舞蹈3項技能。劉浩文自認,他的選擇並不是愛慕虛榮:
「我賭了,可能還有機會;我不賭,就是去便利商店打工。」
那個被父親斥責「愛慕虛榮、逃避現實」的他,受訪時的IG粉絲追蹤數已達8萬人,每天他會盡量製作影片或圖文與粉絲互動,還會找尋適合的同業競爭者作為超越目標,砥礪自己更上一層樓。
為了不被台灣經紀公司抽成,劉浩文與公司解約後,一步一步學習如何自己處理商業合作,去年(2024)還曾接下時尚服飾品牌的廣告拍攝。
劉浩文的父親在台北松山區經營一家麵館,近年常因製作餐廳網路宣傳影片遇到困難,要請浩文指點一二,父親才有機會逐漸理解兒子工作的內容與辛苦。但當年那句「愛慕虛榮」仍是浩文心上的一道疤。
有天父親受親戚之託,拿著劉浩文的照片要他簽名給小輩。劉浩文似乎感受到父親對於他的肯定,不過還要嘴硬地補充:「他有求於我,給他一下,好像也是可以。」
在韓國,與經紀公司簽約的練習生,有些公司會向學校發出公文,說明學生是練習生,希望學校允許,只需要象徵性地參加學校上午的課程即可,有時甚至只在學期大考時現身。針對海外練習生,劉浩文指出,公司最多讓他們飛回台灣考試。
對於經紀公司來說,培養一個外國人的費用比培養韓國本地練習生高出許多,額外費用包含前期海外徵選、機票、住宿費、語言課程等,因此公司通常會希望海外練習生休學,專注在練習上。
當時就讀政治大學心理學系的曾子函,在韓國交換期間曾短暫接受練習生培訓,一個月後公司要求她休學、全力投入。但權衡利弊與身心狀態後,曾子函放棄了她從高中以來想成為練習生的夢想。
高中就讀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的洪暐哲,16歲時在學校餐廳吃飯時被星探相中,拍了試鏡影片隔天,韓國經紀公司就詢問他是否願意馬上休學。洪暐哲的母親非常堅持孩子必須完成高中學業,因此在與公司協商後,洪暐哲寒暑假飛往韓國練習,學期間則在台灣上高中,直到高中畢業後,才全心擔任練習生。
不過,成為練習生並不表示保證出道。對於那些沒有成功出道的練習生,韓國經紀公司並不會幫他們規劃後路,返台的練習生必須自己尋找出路。有的人回高中復學,或參加同等學力鑑定考試,重新步入校園生活;有的人申請到海外上大學,出國深造;也有人基於經濟或職業規劃,選擇放棄學業。
結束韓國練習生涯的陳涵瑜,對讀書沒有太大的興致,她選擇去商展打工和當舞者接案。一年後,在母親的要求下,就讀台北市私立泰北高中一年級。然而,19歲的她看著當初同齡的好友們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自己才上高一,心理上過不去,再次放棄高中學業,回頭繼續打工。

陳涵瑜吐露,她因沒有高中學歷無法參加代書(地政士)考試,但在家人幫忙下,2024年自費450萬元製作5首個人單曲。雖然後悔沒有完成學業,但學歷在她的斜槓職涯裡,沒有太大的影響。
大二從台藝大休學、赴韓國的Duang-Duang認為,自己比較幸運,在練習生涯中老天爺彷彿默默為她鋪路。2020年疫情爆發,外國人難以申請居留簽證或延簽,當時經紀公司便出奇招,幫她申請了位居韓國大學排名前十名的中央大學廣播電視相關科系,以此獲得較容易申請的留學生簽證。學校與科系都是公司選好的,她無權置喙。
「那天就是一個很隨便的場合,月末聚會時大家一邊吃漢堡、一邊說:『東國大學好,去東國!』、『中央比較適合Duang-Duang啦!』,」上大學的事情就這麼決定了,Duang-Duang笑說
比同齡者晚了兩年念大學的Duang-Duang,在韓國大一下那年決定結束練習生涯,專心回歸大學生活。她的想法是:一是年紀大了,要出道的可能性已經不大;二是認清自己的個性,實在不適應女團間的高壓競爭關係。
目前她上大四,即將畢業,雖然過去曾擔心「做什麼事都比同齡人晚一步」,但回首來看,她在這個過程學會了很多東西,比同齡人「更早社會化、更會看人臉色」。
「我絕對不會回台灣!」Duang-Duang很慶幸自己選擇來到韓國,比起當初一起在台灣念大學的同儕,她反而沒有那種「畢業即失業」、「什麼年紀要在什麼位置」的焦慮感;她自認會的技能很多,也很享受斜槓生活的步調。
Duang-Duang現在常接翻譯工作、擔任韓國華僑幼兒園的助教,也因廣電相關科系所學,會幫朋友拍攝剪輯商業廣告,閒暇之餘還從事模特兒與東大門批貨工作,她說這一切都是因為「好玩就去做」。雖然Duang-Duang還是要承受來自家人的不理解、經濟壓力及獨自身在異國的孤獨,但她認為,這些都讓自己比同齡人更懂得擅用興趣和技能,也對「勇敢追夢」有更深的體悟。
洪暐哲赴韓當練習生約5年,他的兩側耳垂共有4個耳洞,每一個耳洞都有一個故事。每當他沒辦消化巨大的心理壓力時,就會透過耳針刺穿透耳垂的那瞬間,把壓力全部「穿掉」。
放棄韓國練習生涯的決定,洪暐哲説,他其實不會放不下。曾因練習及疫情,錯過與父親最後道別的機會;因此當他得知外公罹癌後,毫不猶豫地選擇返台,因為他不想再錯過與生命倒數的家人相處的時光。洪暐哲耳垂上的一個耳洞,便是在決定回台灣時打的。
小學時,洪暐哲在班上總是健康操與表演活動的領舞,六年級時有一位老師告訴他母親,孩子在舞蹈方面很有天賦。洪暐哲本來很開心母親會讓他去學Popping或Breaking之類的舞蹈,沒想到母親誤會了老師的意思,帶著洪暐哲去上芭蕾課。不過他在芭蕾舞課上拉筋拉出了成就感:「別人可能要花一年才能完全劈下去(劈腿),我一天就可以劈下去了。」學不到一個月,洪暐哲便考上了台北市北安國中舞蹈班。
在洪暐哲5年的韓國練習生涯中,曾在公司的安排下赴中國參與選大型男團秀節目《以團之名》,從84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最終以冠軍隊伍之姿出道。洪暐哲本來很開心,認為出道就會有工作、然後就能夠自給自足。然而,成為藝人並不代表會接到工作,微博上網友甚至戲稱「以團之名出道即失業」。洪暐哲只好再次回韓國重拾練習生身分,他嘆道:
「我很想要交一張漂亮的成績單給我家人,可是我好像拿了個零分的成績單回來。」
兩年多後,洪暐哲的外公健康狀況亮紅燈,他毅然決定結束練習生生涯,就此返回台灣。
剛回到台灣,洪暐哲一邊照顧外公一邊休息,他內心只有一個念頭:「我不能再跟家人要錢。」即使母親詢問是否要當韓文老師,或者從既有的專長找工作,他都因為有可能還要額外花錢培訓而婉拒。最後在朋友介紹下,洪暐哲到一家健康餐盒打工,一路做到正職,平時還會從台北市驅車到新北市金山的舞蹈教室教國高中生跳舞。
洪暐哲與現任經紀人Fiona是在中國參加選秀節目時認識的,Fiona得知他回到台灣後,會時不時的寄一些試鏡的工作邀約。本已放棄演藝生涯,他沉澱了一年,最後理解自己耕耘演藝多年,早已愛上這條人生道路。後來洪暐哲成功拿到電視劇《免疫屏蔽》中「顧步夏」一角,但母親反對他再走回頭路,最後是經紀人Fiona勸洪母:「他就是天生吃這碗飯的人,不走的話,太浪費了。」洪暐哲才又踏上了這條曾經放棄的道路。
雖然台灣的演藝產業可能沒有韓國的舞台大,但在台灣,洪暐哲不用擔心出道後收入為零,也不會遭受海量的網路暴力。
「美夢不要做得太早!」洪暐哲笑著強調,很多人以為練習生出道後不僅可以站上舞台上受人崇拜、出門工作搭商務艙,還可以買豪宅;現實並不是如此。因為韓國的競爭壓力很高,只有產業金字塔頂端的藝人才有可能享有巨星般的待遇,其他人都只是沒有臉孔的襯底罷了。
如果團體沒有在市場上取得成功或是公司經營不善,藝人不僅拿不到薪水,所屬團體還會面臨解散。
不管是Duang-Duang、劉浩文、洪暐哲、曾子函、陳涵瑜,他們似乎都在離開韓國公司、卸下「練習生」身分之後,才重新找到了人生方向。但也有部分返台練習生,無法消化理想幻滅後的心理壓力,深陷在過往的回憶與失落的憧憬中,走不出來。這群由韓國歸來的「前練習生」除了要揮別過去,更要面對前路如何抉擇。
有些「前練習生」選擇進軍台灣演藝圈,或經營自媒體;更多「前練習生」選擇重回教室,試圖接續中斷的校園時光。
劉浩文在一場分享練習生經驗的TEDxTaipei演講中說道:
「當我的童話故事與現實產生衝突時,我選擇改變我的童話故事。」
沒有在舞台上成為另一個「周子瑜」,回到現實人生,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主演的故事,等著重寫人生腳本,探索不同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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