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會永遠站在牆的這一邊，有一天你終究會走進牆內。」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教育講座教授兼神經內科主治醫師賴其萬曾經這麼說。他的意思是，醫師平日執行診療，看著病人生死，多半是站在牆外的角色；但總有一天，當面對家人臥床不起，醫師變成守在病床旁的家屬，才會真正走進死亡那道牆內，親身體會家屬那種混亂、徬徨、無助與悲傷。

亞東醫院急診外科主任孫仁堂就有過這樣的時刻。孫仁堂是韓國僑生，長年在台灣讀書、工作，不在母親身邊，直到母親罹患癌症，才將她接到台灣。他慶幸自己至少還有兩年時間與母親同住，陪伴她走過最後的日子。

母親臨終前7天，住進安寧病房。當母親不適，他及時幫她舒緩；他也幫母親洗澡、擦身、牽手說再見──那不只是告別，而是放下長年對母親愧疚與遺憾的過程。

這段生命體驗深深地影響孫仁堂此後的行醫。

在安寧病房陪伴母親的經驗讓孫仁堂了解，他們在急診做得有多不夠。台灣安寧床數有限，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進安寧病房，他想辦法改善急診環境，幫助年輕醫師裝備安寧療護的知識，讓病人跟家屬在急診也有機會能得到安寧療護的安撫與照護。

亞東急診團隊，不論技術或處置能力，一直走在前端，也備受肯定。但孫仁堂經常提醒團隊成員：

「對有機會的人，當然全力救治；但如果病人真的沒有機會了，就應該讓他安詳、舒適地離開。」

因為他知道，一場臨終經驗會烙印在家屬的記憶與生活裡，如果處理不好，不只是遺憾，可能造成家屬一輩子的自責與憂傷。

以下是孫仁堂身為醫師與人子的心聲。

直到我母親生病，最後住進安寧病房，我才發現，我們急診在疼痛控制跟家屬的陪伴上，跟真正的安寧療護存在很大的鴻溝。

我是韓國僑生，高中就來台灣讀書。我爸走得早，媽媽一直住在韓國，後來我才把她接來台灣。她的乳癌發現得太晚了，她的人生最後兩年在我家，我可以陪她；如果沒有那兩年，我應該會很遺憾。

我母親很傳統，早就感覺自己有問題，但是她不想麻煩我。我會發現，是因為她做健康檢查時，我看到了一些不對勁的地方。我還記得，當時她檢查麻醉後剛醒來，講的第一句話是：「爸爸叫我趕快去陪他，不要給你任何壓力跟拖累你。」聽到這，我難過得眼淚都快掉下來。

我母親整個檢查做完，我心裡就知道，可能沒有什麼藥物可以用。但一開始，我還是讓她試過標靶藥物，副作用比化療來得小，只是當腫瘤轉移到她腦部，她意識開始變差，我就知道沒有辦法了。

那時我做了一個決定，讓她住進我們醫院的安寧病房。我很慶幸我有資源可以這麼做──但我也知道，很多人沒有。

那一週，我每天都在她身邊。我幫她洗澡，跟她說話，回想起很多共同的回憶。我牽著她的手，我跟她道歉──長年不在她身邊，後來雖然一起住了，但我因為工作很忙碌，沒有辦法常常陪她；我跟她道謝──感謝她培育我，並同意我離開她身邊，來台灣讀書跟工作。我也跟她說，我好愛她。

這不是我平常在急診能做的事。急診忙、吵、擠，我們太習慣把家屬請出去，怕他們看到醫護搶救其他患者會受不了，導致創傷。但當我坐在母親床邊，我才真正理解：陪伴，才是最重要的事。

那之後，我的心態變了。我開始重新思考我們急診在做的事：當病人快走了，我會請護理師讓家屬進來陪病人。我也跟護理長討論，有沒有可能劃出一個區域，讓即將臨終的病人能夠跟家屬在一起。

我們這幾年也開始訓練年輕的醫師，裝備他們的安寧知識。其實安寧是mindset（心態），你要先知道這件事重要、想要做，才會去做，這時就需要有怎麼做的知識與技能。但是，如果你不覺得重要，有這些知識也沒有用。

我們在急診還會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就是當知道某些病人因腦傷快不行了，我們會問家屬：「他曾經說過什麼嗎？有沒有想幫助人的想法？」如果家屬提到病人樂於助人，我們就會進一步提器官捐贈。這溝通很困難，所以我們有做一份「善終意願書」，上面會問病人健康時是否曾跟家人提過器官捐贈。我們希望至少不要錯失有過這想法的病人，或曾考慮過的家屬。我們給一個可能，讓家屬知道，用器捐方式幫助人，也是另一種存活下來的方式。

我還是很高興我是醫師，當母親不舒服時，我在旁邊，會盡量幫她處理好症狀。母親最後癌細胞轉移到腦，她滿痛苦的；慶幸的是，她沒有痛苦太久就離開了。

她走的那天，我妹妹也在場。我們圍在床邊，送她走。我始終記得那個瞬間的寧靜，也記得我在心裡跟她說：「謝謝妳臨走前，還讓我學了一堂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