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底的某個下午，居住在法國西部小鎮容札克（Jonzac）的6歲小女孩麗莎，正和媽媽一起出門散步。她們在家門前遇到了鄰居老伯──喬艾・拉史考奈克，那名獨居且不太與鄰里往來的外科醫師。

拉史考奈克是鎮上公立醫院的消化外科醫師，執業經驗據稱已超過40年。儘管在鎮民眼中，這名老醫師行事風格有些孤僻，但行醫風評相當穩健，也未曾聽聞與人發生糾紛。因此，麗莎的父母雖然對醫師家門不時傳出的髒亂異味頗有微詞，也對他常衣衫不整、在院子裡發呆的模樣感到訝異，但從未對這位「有點古怪」的資深醫師抱有什麼具體的厭惡感。

然而那天下午，麗莎見到鄰居的態度卻有些畏縮，與平常有禮貌的打招呼方式截然不同。感到訝異的媽媽，回家後正準備提醒6歲的女兒要注意禮節，不料卻從她的口中聽到了為人父母所能聽見最為絕望和駭人的犯罪控訴。

然而，這只是拉史考奈克案的冰山一角。在調查過程中，法國檢警不僅從拉史考奈克的住所和醫院辦公室，查獲超過30萬張兒童色情照片，更發現大量的「犯罪筆記本」──這些筆記鉅細靡遺，載明了拉史考奈克從1989年至2014年間犯下的數百件性侵案經過，甚至被害人的姓名、戶籍地址、病歷紀錄等個資。

「這無疑是法國史上最大規模、單一加害者傷害人數最多的兒童性犯罪案件，」一名參與拉史考奈克案的法界人士私下向法國保守派大報《費加羅報》（Le Figaro）感嘆表示，這些罪行之所以能被曝光，讓重罪犯人繩之以法，「我們全都得感謝麗莎，幸好她勇於說出了實話。」

拉史考奈克的「犯罪筆記本」其實由一系列USB、硬碟與手寫筆記本組成。他不僅極為仔細地將這些資料加密、歸檔，甚至特別整理在一起，並貼上「請全部直接銷毀，不要閱讀」的預留遺囑，似乎早已預期要把這些犯罪檔案一同埋進墳墓裡。

「這些筆記記錄了這些犯罪最黑暗、最邪惡的細節。我的一名調查同事因此罹患嚴重身心症，無法繼續執法工作，就連我這樣有著豐富調查經驗的刑警，也花了很長時間才恢復過來，」在法庭上，一名參與調查的警官表示，「沒有任何調查員能從這場直視黑暗的駭人經驗中全身而退。」

根據檢方在2024年9月提出的正式起訴書，拉史考奈克在1989年1月至2014年1月之間侵犯的被害人，已確認身分並仍在追訴期者共299人，其中包括158名男性與141名女性；85%的受害者當時未滿15歲，平均受害年齡為11歲。

若按犯罪情節區分，拉史考奈克的筆記本中至少記錄300起性犯罪事件，其中189起涉及加重強制猥褻罪、111起為加重強制性交罪。絕大多數案發地點集中在拉史考奈克任職的幾家醫院──包括診間、兒童住院病房，甚至是有其他醫師與護理人員在場的外科手術台上。

「被告的筆記詳實記錄了大量猥褻與強制性交行為──嚴重時幾乎每日發生，地點包括病房與手術室，常以『醫療檢查』為名進行。」檢方起訴書指出，拉史考奈克身為外科醫師，經常以虛構醫療理由掩飾行為，以避免孩童、甚至家長與其他成年人起疑。

拉史考奈克在醫院內的犯罪行為，主要分成兩大途徑。針對幼兒與10歲以下兒童的犯罪，他多以單獨查房為由行動。若房內有父母或其他成年人在場，拉史考奈克便會轉身離開，以避免引起注意；若只有兒童患者單獨在場，則以檢查身體與例行看診為名，命令被害人配合侵犯。

「於是，白袍象徵的專業符號、成年人的權威，以及被害者所面臨的疾病痛苦，都讓孩子們不疑有他地服從於拉史考奈克的犯罪行為。」負責起訴拉史考奈克的主任檢察官凱倫伯格（Stéphane Kellenberger）在法庭辯論終結中如此控訴：「（拉史考奈克）你就是魔鬼，而魔鬼有時穿著白袍。」

至於年紀較大、特別是接近青春期的受害者，拉史考奈克實施犯罪的地點則多在手術室。他通常等到被害人被麻醉、失去意識後才進行侵犯。「手術室是一個非常封閉且節奏快速的工作環境，但被告卻總能在5名專業人員的監督下犯罪得逞，」檢方指出，拉史考奈克在筆記中反覆為自己「偷襲式的手法」和「逍遙法外」沾沾自喜，但更讓調查團隊感到吃驚與憤怒的是：法國醫界老早就知道拉史考奈克具有針對兒童性犯罪的高風險，卻因為行政苟且與制度怠惰而「刻意選擇不作為」。

事實上，早在2004年，拉史考奈克就因涉入網路兒少性剝削而有「案底」在身。2004年12月底，美國財政部與聯邦調查局（FBI）聯手的跨國反洗錢行動，破獲了一個位於白羅斯、販售兒童色情影像的非法網站，並掌握了來自世界各地上萬筆購買金流──其中3筆資料，就來自拉史考奈克的信用卡。

當時，FBI依國際合作慣例，將購買性剝削影像的犯罪名單轉交法國警方處理。但負責的法國國家憲兵隊未第一時間發起搜索，反而打草驚蛇式地通知拉史考奈克「主動到案說明」。

儘管拉史考奈克到案後隨即被捕，並接受對其住所與個人電腦的搜索，但警方並未查獲其他犯罪資料，審訊更只持續25分鐘便草率結束。於是，拉史考奈克雖然坦承下載兒少性剝削影像的罪行，但檢警和法官卻都接受他「一時好奇犯錯」、「生活壓力過大才會尋求刺激」的自辯理由，最終僅判處緩刑4個月及罰款90歐元（約新台幣3,100元）。

事實上，在警方通知到案的同一時間，有所警覺的拉史考奈克就已先一步將犯罪日記與性剝削圖像轉移藏匿於任職醫院──儘管在FBI轉交的犯罪證據中，拉史考奈克購買兒童性剝削影片的IP位置正是他在醫院的個人辦公室，當時檢警卻從未考慮搜索醫院，而錯過逮捕這名重大性侵犯的關鍵機會。

除了搜索疏漏，法國的司法系統和醫界的犯罪風險通報機制也明顯出了問題。儘管清楚拉史考奈克的醫師工作經常會接觸到未成年者，法院、國家衛生部、醫院和醫師公會之間卻不存在任何有效的風險通報機制。

凱倫伯格在起訴書中指出，在被FBI跨國通報並遭法國警方逮捕的同時，拉史考奈克正在申請調職。但他的新東家──坎佩萊公立醫院（Hospital Quimperlé）──卻未接獲任何檢警通知。直到同院精神科醫師邦瓦洛（Thierry Bonvalot）因緣際會從一名曾協助法院鑑定拉史考奈克精神狀況的同業醫師口中得知本案，拉史考奈克涉及兒少性剝削的潛在風險才終於為醫界所知。

在2025年4月的庭審上，邦瓦洛以證人身分回憶：當時這名同業之所以特別提到拉史考奈克案，是因為他在鑑定報告中，曾明確指出「拉史考奈克有高度再犯風險」，並建議法院應判決被告接受強制治療，但法院最終不僅予以輕判，也未附帶任何定期治療及職業限制。對此感到震驚與憤怒的邦瓦洛，立刻寫信給坎佩萊醫院院長和省級醫師公會，質疑「聘用一名觸犯兒少性剝削罪的外科醫師，是否會對院內兒童患者的安全與醫療倫理帶來風險」。

官僚主義的諉過淵藪自此現形──在收到邦瓦洛醫師的檢舉信後，省立醫師公會隨即向判決拉史考奈克有罪的瓦訥地方法院（Vannes Courthouse）申請調閱前科資料，卻收到法院回覆「查無紀錄」。

原來，雖然拉史考奈克涉及兒少性剝削罪，但因僅被判處緩刑4個月，不符合刑期5年以上自動登入性犯罪者司法資料庫的條件；加上地方法院待歸檔案件過多，導致直到拉史考奈克被定罪7個月後，法院書記官仍未完成補登錄。等到法院終於手動歸檔資料，並回函通知坎佩萊醫院和醫師公會時，拉史考奈克早已被坎佩萊醫院正式聘用為外科部主任。

終於收到前科紀錄的醫師公會與坎佩萊醫院管理高層，此時卻認為：雖然拉史考奈克涉及兒少性剝削犯罪行為是事實，但「購買並持有兒童色情影像」與「實際侵犯行為」仍有區別，況且當時法國醫療體系對於兒少性剝削影像的處理並無明確規定。因此，考量到「地方醫療需求」與「當事人已具悔意」，全案自此被冷凍擱置，不再有任何人提起。

但根據起訴書的統計，在已確定身分且仍在追訴期內的299名被害者中，至少有70人是在2004年以後──也就是拉史考奈克被判緩刑、前科風波爆發之後──才在醫院遭這名外科醫師性侵。因此當時司法系統、醫院管理層與法國醫師公會的處置失當，也成為2025年拉史考奈克審判的庭外焦點：所有知道他前科卻消極作為的人，是否也應該為犯罪結果承擔責任？

「醫界一直有一種的互不干涉『黃金默契』，即便同事有狀況也絕不主動插手。」

法國自由派大報《世界報》（Le Monde）指出，法國醫界對待拉史考奈克案的態度，明顯陷入了菁英專業主義的偏誤──因為，不只是坎佩萊醫院，拉史考奈克後來申請的其他醫療單位，也都曾聽聞這名外科醫生的犯罪前科與日漸偏離常理的「外顯行為」，但所有醫事同業卻不約而同地以「醫療專業更重要」為由，選擇對連串警訊視而不見。

例如，在2005年以後，拉史考奈克的生活習慣明顯惡化。他經常數星期不洗澡，每天飲用超過1公升烈酒，就連看診時身上也散發著令人難以忍受的惡臭。同時，許多同事發現，在問診或院內社交場合接近兒童時，拉史考奈克經常出現呆滯緊盯、無法與人溝通的不尋常反應，同院醫師們甚至因此避免將自家小孩帶到拉史考奈克面前。但即便如此，眾人也只是「保持個人層面的警覺」，卻再也沒有出現針對其醫師適任性的公開質疑與投訴。

這是因為從1990年代開始，法國醫療體系長期面臨健保資源不足與城鄉醫療失衡的結構困境，許多中小型醫院陷入長期虧損、無法招聘醫師的惡性循環。像拉史考奈克這類資歷完整、手術執刀經驗豐富的資深外科醫師，對於非都會區的綜合醫院來說，根本是可遇不可求的「天外救星」，所以院方即便知悉拉史考奈克有兒少性剝削前科，才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限制他接觸兒童病患，甚至讓他主導小兒外科。

「當時我們以為，下載兒童色情影像和實際出現性侵行為，是沒有關係的兩回事。」在法庭上，一名曾與拉史考奈克共事，且知悉他因持有兒少性影像被捕的資深醫師，語氣淡定地向法庭作證：

「（作為同事醫師）我們更在意他的開刀手法俐不俐落，如果由他手術的病人在術後出現很多併發症，對我們才是嚴重的負面宣傳。至於他有沒有下載性剝削影片，當時我們反而沒那麼在意。」

該名醫師表示，自己既不在意同事的「私生活」，因此從未考慮通知院方深入調查，「更別提他後來轉換醫院──既然不是同一單位，那他是不是有犯罪風險，也就與我何干。」

檢察官在起訴書裡寫下，在本案調查期間，檢方曾個別訊問和拉史考奈克在不同時期共事過的100多名醫師，但他們所有人都不約而同給出了一致的答案：「我不知道。我為所有受害者感到難過，但我與本案毫無關聯。」

諷刺地是，拉史考奈克本人似乎早就料到了醫師同僚們的反應。因為在日後被檢方查獲的犯罪筆記中，他就曾對於這起「緩刑風波」留下「很得意自己能逍遙法外」的自評：

「沒有人看到任何事。我認為如果曾有哪怕一點警訊，他們都應該用某種方式封殺我，或至少向更高層通報──但現在我確信，沒有人真的看見我做的事。」

雖然拉史考奈克的犯罪筆記本留下了極為仔細的作案紀錄，但檢方團隊的調查仍面臨另一個難以迴避且矛盾的考驗：我們該如何判斷，拉史考奈克的犯罪日誌究竟是真實發生的犯罪事實？還是僅存在他腦內的邪惡幻想？

因為絕大多數受害者在被侵犯當下都只是年幼的孩子，他們最初無法辨識這些行為是性侵，甚至以為那只是醫療檢查。尤其是那些在麻醉、恢復或鎮靜狀態下的兒童，他們更不「記得」自己當年曾遭受侵害──這種記憶斷層，不僅是拉史考奈克的院內犯罪長期未被發現的原因之一，也成為調查過程中，法國檢警所面臨的最大倫理困境。

以證人身分出庭說明的國家憲兵調查負責人馬丁上校（Cyrille Martin）表示，由於拉史考奈克案的「犯罪性質惡劣且極度特殊」，因此檢警不得不採取與常規相反的調查策略，意即透過分析拉史考奈克的筆記內容，主動聯繫那些「大多並不知自己曾遭性侵」的潛在受害者。

然而，由於受害者人數眾多，且在成年後多有地址、甚至姓名變更，因此搜索被害者的任務也被打散，交由各地國家憲兵隊分頭進行。

其通常程序如下：確認當事人位置後，憲兵隊首先會在不透露原因的前提下，要求對方「到案說明」，接著在單獨訊問中提出13個固定模板問題，從出生年月日和兒時戶籍地址，到「你小時候生病住院過嗎？」、甚至是敏感的「你的性生活曾經遇到任何困難嗎？」。最後，在確認基礎資料與「犯罪筆記」相符後，負責訊問的警官才會告知當事人「你其實是兒童性侵案的害者」，並讓他們在毫無心理準備的狀況下，閱讀作案筆記裡，關於拉史考奈克侵犯自己的那一段文字。

然而調查規模過於龐大複雜，檢調又未取得足夠的支持預算，而無力聘請專業心理師到場支援，於是警方的通知訊問，反而成為眾多受害者身心崩潰的痛苦起點──其中一名受害者在開庭前夕選擇輕生，另一名則用藥過量身亡。

馬丁上校表示，在299名當事人中，只有不到30人還依稀保有當年被侵犯的記憶。有一部分受害者拒絕接受自己曾被性侵的事實，也有人因閱讀犯罪筆記，出現極為嚴重的身心症反應，必須緊急送醫⋯⋯但在受害者陷入情緒衝擊時，專注於辦案的檢警單位卻未準備足夠且即時的心理醫療與諮商後援。因此，絕大多數受害者在接受真相的第一時間，只能孤立無援地自行承擔排山倒海而來的憤怒、悲傷與受辱情緒。

更糟的是，雖然法國刑法針對未成年者的強制性交罪，追訴期從被害者18歲成年之時起算，時效為30年──也就是說，當年還未成年的性侵受害者，直到48歲之前都能提出刑事告訴──但由於本案案情複雜，且犯罪總歷程超過30年的特殊性，至少有15名受害者是在被憲兵隊通知「自己曾遭性侵」後，才又被複雜的法庭程序確認「個案已過追訴期」，而被排除在刑事起訴的被害者名單之外。一來一往的連續衝擊，不但帶來難以想像的創傷壓力，更讓被害者感到「被司法正義二度背叛」。

「讓受害者因我們處理方式不當而受到二度傷害，我們真的感到很遺憾，」馬丁上校表示，「但那絕非調查團隊的本意。」

出庭作證的法國心理學家庫德萊（Jean Coudray）指出，讓被害者閱讀犯罪日記的過程，造成了一種「揭露的創傷」──其不僅讓檢調單位在確認被害者認知時陷入兩難，對於受害者來說也有差異極大的不同意義。

一名代表受害者參與訴訟的律師向《世界報》（Le Monde）表示：拉史考奈克的犯罪筆記，原本就因為淫穢、甚至邪惡殘虐的敘事文字而令人不忍卒睹，「被害者就像被丟進瘋子的腦袋裡，被迫看見在他的眼中受虐、如物品般任他摧殘的自己。」於是，有些人兒時的噩夢記憶被喚醒，但卻不敢想信自己的記憶究竟是真實發生的犯罪經過？還是被拉史考奈克惡魔筆記所植入的瘋狂幻想？

這種記憶模糊性所帶來的爭議，也在開庭審理中多次重現。在無法確定是良心發現、爭取減刑、為了保護可能涉及包庇犯罪的前妻，抑或只是加害人為了滿足心理控制效果的最後慾望，拉史考奈克在審判開始的一個月後，突然全面坦承對299名被害者犯下所有罪行。然而，認罪後的拉史考奈克，並未對被害者們展現任何「堪具人性的反省態度」，而是對每一個被害案件重複著一模一樣的機械式應答：「這是強暴，我承認。但我什麼都不記得了，很抱歉。我請求你的原諒。」

許多被害者因為這種「道歉機器」式的回應而更感痛苦，因為拉史考奈克的道歉並沒有伴隨著對於犯罪真相的全面坦白，他仍舊拒絕回應對他童年回憶和家人包庇犯罪嫌疑的任何提問。但在某些場合，他卻毫無預警地丟出讓全法庭震驚的全新犯罪細節──其中，就包括突然在自己毫無準備的大兒子面前，坦承對長孫女的強暴過程，這不僅讓他的兒子當庭崩潰緊急送醫，更引發外界批評，被告是否仍利用庭審機會繼續傷害被害者？

但創傷揭露的衝突過程，對於另一部分受害者──特別是對那30位仍保有模糊記憶的受害人而言──反而帶來另一種出乎預期的結果，因為這讓那些長年折磨他們的無名痛苦，帶來了一個難受但等待已久的解釋。

例如40歲的受害者Ｏ女士在法庭上自述，10歲那年因為闌尾炎手術，在住院期間被拉史考奈克強暴，但當時沒有人相信她的懷疑，自己甚至被家人當成精神異常而強制送醫。因此當接到憲兵通知時，Ｏ女士反而如釋重負地表示：「這通電話，我已經等了30年。」

被害者證詞中，許多人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同樣的一句話──「腦袋記不住的，身體卻還是記得。」有些人在兒時住院後，一直不自覺地慣性憋尿、找不到理由地反覆尿道發炎，每當靠近醫院時，身體就會不受控地發抖，最終因此罹患腎臟病，甚至被認為精神異常而無法繼續升學、工作、享受正常生活。

「我一直覺得自己被誰強暴了，但卻說不上來這種感受從何而來，或是誰傷害我。我很痛苦卻找不到答案，因此一直想要結束生命，」另一名受害者表示，「直到憲兵隊通知、告訴我當年發生了什麼事以後，我才終於感到巨大的解脫──我終於能確認這一切不是幻覺，這一切不是我的錯。」

拉史考奈克案受審的3個月裡，來自法庭的各種故事引發了法國社會的高度討論與爭議，許多報導震驚於他犯罪筆記本裡的瘋狂內容，又或者好奇於這名外科醫師為何會犯下滔天大罪的原因。更甚者，關於拉史考奈克一族極為駭人的家庭亂倫，更成為法國輿論震驚且熱議的焦點。

像是拉史考奈克坦承的第一起性侵案件，受害者就是自己姊姊的女兒；兩名受害姪女，曾向母親控訴拉史考奈克的犯行，但兒時也曾被熟人侵犯的姊姊雖然憤怒，卻接受了弟弟「不會再犯」的說法而選擇隱忍「家醜」。在犯罪日記裡，拉史考奈克的前妻明明早已知道丈夫的犯罪行為，但在法庭上她卻矢口否認知情，甚至還當庭嘲諷受害者「意圖誘惑大人才會自招犯罪」而引發社會批評。在法庭的證言上，拉史考奈克的次子，第一次向家人坦白自己兒時曾遭祖父性侵，但在同一個法庭裡，拉史考奈克卻又向長子認罪，承認曾動手強暴自己的孫女。

「知道父親犯下的罪行之後，我們的世界就此徹底崩潰，也讓我變得極為偏執。」拉史考奈克的三子對法庭表示，自從父親被逮捕以來，他無時無刻不處於戒備狀態，也從不讓自己的小孩與他人獨處：「我再也不知道能相信誰，對我來講，每一個認識的人都有風險──下一個傷害孩子的人，可能是我的家人、鄰居、朋友，甚至我的伴侶。」

「如果拉史考奈克案在美國受審，一罪一罰、超過299名受害者的罪責，將讓被告被判處4,111年的監禁──這一誇張的數字，也反映了被告的犯行嚴重，在任何地方都天理難容。」5月23日，負責起訴拉史考奈克的檢察官凱倫伯格，在法庭上提出檢方的結論：「但我們在法國，現行法律採數罪併罰，加重強制性交罪的刑度上限就是20年──我們不是立法者，所以只能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要求司法系統給於被告最重的可能懲罰。」

凱倫伯格認為，74歲的拉史考奈克犯行惡劣，求處最高20年徒刑是必然的結果。但本案受害規模龐大，因此檢方除了承諾繼續清查潛在受害者、不排除發起第三次拉史考奈克案調查以外，也向法院請求對被告施以「最重的附加限制」，例如將假釋門檻提高到刑期三分之二，刑滿出獄後也必須接受「安全拘留」（Rétention de sûreté）──也就是在特定的隔離設施內，無設限期地與社會隔離，直到各方確認「當事人已不具備傷害社會的安全風險」為止。

「安全拘留」是法國《刑法》在2008年增訂的特殊條款，主要針對高再犯風險的重刑犯。當他們刑滿出獄後，如果經評估仍被認定存在重大再犯風險，法院可以在「預防社會免受極端犯罪危害之可見風險」且沒有其他替代手段的前提下，將之繼續拘留於特別設施，無限期限制其人身自由。

對於檢方與眾多受害者而言，安全拘留是法國法律目前對拉史考奈克案所能做出最嚴厲的懲罰。但對於法界主流意見來說，判決安全拘留的前提是「別無替代方法」且「明顯具有再犯風險且將傷害社會」，因此辯護律師團也主張：「考慮到拉史考奈克確實當庭認罪，坦承所有犯行的前提，法院有必要認可被告的改過意圖與認錯誠意。」

最終，法院在2025年5月28日作出判決，拉史考奈克對299名患者的醫院性侵案全數有罪，但他「只」被判刑20年，檢方求處的安全拘留條件則被駁回。此一宣判不僅讓法院一片譁然，許多被害人更再次崩潰，不理解地質問：為什麼搶劫罪判30年，強暴幾百個孩子卻判這麼輕？

「法院完全聽見了受害者希望被告永不出獄的訴求，但要讓他終生監禁是不現實且不負責任的，因為現行法律不允許，」法官強調，考量到拉史考奈克的年紀、健康狀況與認罪事實，無論他是服滿刑期還是提前假釋，離開監獄時都將超過80歲，就現實層面而言「很難認定其有傷害社會的再犯風險」。

在此現實下，檢方請求的安全拘留並不具備客觀合理性，反而更像是一種「替代性無期徒刑」的繞道懲罰；但這不僅不符合法治原則，也將不負責任地給予社會一種錯誤的正義幻象。

法官在判決書中再三強調，拉史考奈克案的犯行並不是由「怪物般的罪犯單獨構成」，而是在過去40年裡，圍繞在拉史考奈克身邊所有人的「堆疊沉默」才累積出這一法國史上犯行最嚴重的兒少性暴力悲劇：

「醫療界仍對他的行為視而不見，同行、醫護人員、診所及醫院管理層、行政及醫事組織無法阻止他的犯罪，即使是那些看到或聽到自己孩子談起此事的人，也沒有人真的相信兒童受害者的證言。」

由於拉史考奈克已經放棄上訴，全案的刑事審判也自此宣告終結。目前，以凱倫伯格為首的檢方團隊，仍在考慮是否為其他尚未被確認身分的受害者，發動第三場拉史考奈克案調查；本案299名受害者對拉史考奈克的民事求償官司，也仍將於同年年底開庭。

《世界報》指出，由於拉史考奈克犯案的醫院，都位於中小型的城鎮，許多受害者至今仍焦慮於身分曝光的恥辱感，而拒絕再討論此事。但另一小群當事人，反而透過庭審的機會，認識了其他同案受害者，進而凝聚出一股低調但極為強韌的共同情感。

「我只是想跟大家坐在一起，聽他們的故事，」一名受害者在判決後對《世界報》表示，「至少這能讓我們知道，自己從不必再孤軍奮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