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梓筠站在北投櫻花大廈12樓的頂樓，2000年初期就讀國中的她，第一次有了往下跳的念頭。

充滿細節的文字，描述出具體的空間、動作、對話，像是一台不帶感情的冰冷攝影機鏡頭，記錄下地獄般的景象。

「我那時候（被謝春德性侵）是飄起來的，感覺自己有點像是攀升的攝影機，從第一人稱視角切換到第三人稱視角，從上面往下，看著這一切。」

「北投。黃銘哲畫室和我在公園旁十樓書房相距500公尺。果然繼續夜酒，水美溫泉會館和新光員工訓練所中間狹窄的巷口，以後成為『食神』的阿嬌，蝦仁羹和炒米粉是如此美味⋯⋯」

阿嬌的長女梁梓筠，下有兩名妹妹，當時就讀國小的她就要承擔起長女的義務，在假日或放學時協助父母繁忙的生意，除了洗碗、備料，還要外送食物到熟客家。鄰居與顧客每每見到她靈動的大眼與天真的笑容，總會稱讚好像廣告裡可愛又漂亮的女孩，想要認作「乾女兒」。

父母忙於營生之餘，梁梓筠也受到街坊鄰居許多照顧，到鄰居家如同在自家般自在地畫畫、看書，在彼時人情緊密的溫泉小鎮猶如「同村共養」般受到大人寵愛，包括已是熟客的林文義。「第一次送食物去給林文義的時候，他的女性友人第一次見到我，就說我長得很漂亮，」梁梓筠回憶道。

目前移居台東池上，經營預約制餐廳的莊月嬌也提到，「她（梁梓筠）常常說，『媽，我要去找阿姨』，林文義不一定會在，但是他那位朋友都住那邊，我就會說，妳去啊。」

蟄居北投的作家及其友人，就此為這個勉力求取溫飽還債的平凡家庭，帶來命運的轉折，在藝文圈緊密交織的人際網絡中，也讓當時正處於創作能量高峰的謝春德打開一扇門，日日夜夜接近剛國小畢業的梁梓筠。

謝春德從1970年代起就活躍於攝影、藝術與廣告界，莊月嬌則出身礦工家庭，成年後經歷一連串婚姻、經濟等現實磨難，兩人來自截然不同社會背景，在2000年初期於北投偶然相遇，發覺彼此對飲食美學的品味、土地上的庶民氣息，皆有著超越常人的執著與熱愛，一拍即合之下，合作開啟數家創意台菜品牌。在還不時興無菜單料理的年代，就以充滿巧思的精緻套餐掀起極大的注目。

謝春德和阿嬌夫婦一家人成了好友之後，又認識了阿嬌夫婦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儼然走進浮沉台北藝文圈30年、從未曾細看過的另一個族群面向；阿嬌的單純、樸實、堅韌、牢牢著根於生活，相對於清談觀念理想、激辯雅俗高下的飛花殘絮，更讓他發現另一種動人的能量。 （謝春德說）「阿嬌看起來土土的，是道地台灣小姐，但很奇怪，她的作品竟那麼抒情，像散文詩。」 阿嬌跟「食方」餐廳的員工都稱謝春德「謝老師」，我問阿嬌為什麼，阿嬌很自然地回答：「因為他是老師啊！」 在阿嬌眼中，謝春德有過人的洞察力，又能一直保持絕對的信心和耐心對人不厭其煩、諄諄善誘。「他看出我自己所不知的我，對我的信心比我對自己的信心還強，這大大幫助我突破自我。另外，他脾氣好好，總是那麼溫和，這是我最佩服他的。」

然而，在事業高峰的底層，42歲的莊月嬌正經歷外人無從得知的心靈風暴：「我個性很強勢，當時與（一開始經營北投小吃攤的）第二任丈夫離婚，同時背負3間餐廳──阿嬌的店、食方、嬌食──的營運壓力，幾天沒辦法睡覺，以前不知道哭是什麼，我不能倒下來，因為我是家中的生活與精神支柱，我如果哭，（女兒）會覺得她們的天塌了。每天早上7點就開始關在房間，聽到小女兒去上課──匡的關門聲，我爬起來就哭。」

2010年，食方、嬌食相繼歇業。表面原因是經營者的財務糾紛，實際上，當大女兒梁梓筠透過謝春德人脈，到台北讀明星國中，學業卻一落千丈，經追問後，女兒首度吐露在謝春德工作室被性侵，餐飲事業剛起步的莊月嬌不敢馬上撕破臉，只能「一直在想辦法要怎麼去抽身」。

「他（謝春德）的政商關係太好了，我女兒小學畢業，他都有辦法把她的戶籍遷到樊曼儂、許博允家，讓她去讀仁愛國中，所以我知道要找時機，一定要把證據拿到手。我一拿到證據，就把食方馬上結束掉，搬去宜蘭，這中間的煎熬⋯⋯。」

在兩人合作的那些年裡，表象的風光底下，莊月嬌暗自思忖要如何取得那些不堪的「證據」──謝春德拍攝梁梓筠的裸照。

「他要我給他拍照，拍我的胸部，當我衣服脫掉的時候，他會一直摸我的乳頭，摸到起小疙瘩，他覺得這樣才很棒，拍拍拍拍之後他就會勃起，他會試圖想要我幫他打手槍，但是我不要，他把褲子解開，他一邊摸摸摸摸……手一邊在那邊（下體）弄弄弄弄……之後再拿相機拍拍拍拍拍……然後再摸摸摸摸摸弄弄弄弄弄弄，『妳看，很大、很硬，妳摸摸看、妳摸摸看』，我說不要。」

梁梓筠重述到台北市中心就讀仁愛國中後，寄住在謝春德工作室樓上房間時，被其性侵及猥褻的情形，那裡是她週一到週五放學後的居所──中山北路一段33巷食方餐廳正對面，週末才返回北投的家。

如同母親，她也過著月之暗面的矛盾人生。 在被猥褻拍攝性剝削影像的房間樓下，白天的工作室如同藝文沙龍，年輕藝術家、音樂家、經紀人環繞，談論高遠的藝術哲思。梁梓筠放學後謝春德會帶她去看表演、看電影、參加藝文活動，「許多知名藝文人士的小孩都常常來謝春德工作室混在一起，那群大哥哥、姊姊們真的在各方面形塑我。因為我以前在家裡面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沒有想那麼多，只知道身為大姊、女兒、學生，該做的事情就都要去做，但沒有去想過生而為人，我可以有什麼選擇？」

經過20多年的漫長歲月，梁梓筠對於母親第一時間「妳是不是在說謊」的回應，已經釋懷，「任何人都一樣，接受這個訊息需要很多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不想要場面尷尬、也不想一片空白，一定會先問，是真的嗎、還是開玩笑的？我那個時候不懂，會覺得說謊要有個好處，說這個謊沒什麼好處欸！」

談起2023年中女兒公開此事後的衝擊，莊月嬌大笑三聲後，形容是「地獄」，「大概吃了半年的鎮定劑」，母女之間種種不足為外人道的誤解、悔恨、情緒張力，那是她20年前獨自扛下3家店的經營壓力之後，此生第二次哭出來。

「現在時代不一樣，我們真的要感謝#MeToo，她講出來之後，（網友）攻擊我、說我是共犯，什麼都沒關係，活到這個年紀，現在已經練就金剛不壞之身。我並沒有想要怎麼樣，但是應該還我的，你就應該要還我一個公正！」

從囿於傳統封建觀念而噤聲，在文化霸權下低頭隱忍，到無畏人言，訴求遲來的責任與真相，這位母親20年來的心境變化，彷彿台灣社會長久以來對於兒少性侵害態度的轉變，終於緩緩打開黑箱裡的禁忌，照進一絲微光。

「我跟當事人（梁梓筠）說，追訴權時效會像一座山一樣，把我們擋住，」律師邱顯智表示。他於2024年初卸任立委後，與過去一同打關廠工人、洪仲丘、太陽花等人權司法案件的戰友劉繼蔚，開始協助謝春德性侵案，「另一座大山是證據，因為性犯罪通常只有加害人跟被害人，很難取得堅實的證據，但不代表不能驗證真實性，包括當時聽聞的人、當事人的身心反應，都可以從調查中釐清。她所述細節與前後脈絡都經得起檢驗，我相信她！」

事實上，長期關注校園性侵案的人本教育基金會，早在2019年協助處理台南狼師張博勝案橫跨兩校十多位受害人，即意識到很多都有時效問題，倡議立法院修法「刑法關於對兒童性侵害之犯罪行為，應增訂追訴期之例外規定，自被害人成年時起算，並訂溯及既往之條款。」

從2022年開始，立法委員開始提出性侵害案件追訴期的修法問題：該年8月，范雲提出台中某國中老師權勢性侵案（黃紀生案），應將未成年性侵被害人追訴期自成年起算，並對權勢性交未滿14歲者加重其刑；2023年7月，時代力量黨團呼籲除性平三法修法，應修正《刑法》延長兒少性侵追訴時效；2022年9月、2024年3月，國民黨則分別有林奕華、洪孟楷提案有關追訴期停止計算的《刑法》第83條修正草案，考量未成年人心智未成熟「恐未能辨識自己遭受侵害，或是不知如何行使權利，亦或是迫於與加害人巨大的權力不對等，導致當下難以求助之情形」，因此對未成年人犯相關性侵害案件，追訴期應自被害人成年後才開始計算。林奕華版草案甚至參照德國《刑法》78b規定，兒少性犯罪追訴期從被害人滿30歲才開始計算。

2025年以來，則有包括新竹縣警官吳文進被指控長年性侵家族女性，因超過追訴期而繼續任職警界。被害人在制度中求助無門的相似境遇，凸顯對於幼年受性侵害者的「結構不正義（structural injustice）」──超過時效，事實的真相便不必深究，加害者也無需承擔任何罪責，也因此近年來無論所屬政黨，立法者罕見地對單一議題展現共識，認為現行法律亟待修正。

「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解，其實是因為時效消滅，案件根本沒有開啟，而不是真的司法已經還他清白了，但是他（謝春德）就會去詮釋說，是我的當事人亂講，司法形同為加害人背書，真的啞巴吃黃蓮，」邱顯智說。

在協助梁梓筠走上司法過程中，律師團一再向檢方與法院強調，應該至少要開啟調查，例如江國慶案縱使超過追訴期，檢方還是可以經過周密的實體調查做出129頁的不起訴處分，確認事實曾經發生，是因為時效限制所以（冤案發生時任國防部長）陳肇敏不起訴，「對當事人來講，這個公道很重要，當年的一個小女生成年之後長出力氣、勇敢說出來，應該要得到社會支援、得到國家的支援。」

「在《性騷擾防治法》第14條第2項，就有考量未成年人難以尋求司法的協助，規定被害人可以在成年後3年內提出申訴；除此之外，像《民法》有關拋棄繼承的規定，實務見解也認為在小孩成年之後可以自己決定，」邱顯智解釋，《刑法》卻沒有考量兒少性犯罪被害人難說出口、往往需要許多年才能對外求助的特殊性，與其他犯罪「齊頭式平等」的追訴權時效規定，使許多早年遭受性侵害、如今已成年者陷入結構性困境。

在現存法律制度窮盡一切而找不到出路時，邱顯智巧合地發現處境相似的被害人──2006年修法前的未成年性犯罪只有20年追訴期，提出的釋憲案已被憲法法庭受理，經過當事人（梁梓筠）的同意，他和劉繼蔚以及實習律師黃守鵬，毅然加入兒少性侵追訴期釋憲案行列，於2025年7月2日寄出釋憲聲請書至憲法法庭，請求就同⼀標的「112年度憲民字第384號」案件併案審理，正式以謝春德性侵案挑戰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主張《刑法》第80條有關追訴權時效的規定違憲，並建議大法官「促使⽴法機關考慮延長追訴權，或將追訴權之起算點設於受害者成年後」。

在揭露謝春德犯行的這段時間，梁梓筠已與前夫離婚，目前獨立帶著女兒在池上生活，三代女性於兩座山脈中照應著彼此。

8歲的女兒，將母親經歷的現實磨難看在眼裡，童稚的眼光中，是孩子對父母本能的崇拜：「受傷害會變強嗎？會變得很好嗎？我也想要跟妳一樣。」

梁梓筠如此跟女兒解釋：「小時候我有一個乾爸爸，我國中的時候去住這個乾爸爸家，住在他家的時候被他性侵。」女兒問她，性侵是什麼意思？「我說性侵就是他把生殖器放進我的性器官裡面，沒有經過我的同意發生了性關係，他侵害了我在性這件事情上面的權利──還有很多妳自己的權利需要保護，包括智慧、身體、自由，我就是不要妳像我一樣受傷害。我免費幫妳交學費，這堂課不用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