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把我救出來是不是放在這邊？」

站在聯排透天厝旁加建的鐵皮建物前，黎光（化名）熱切地向門口耄耋之年的婦人探問。

老婦從來沒有忘記這名小女孩，多年前被已故丈夫從農田旁的溪溝救回來時奄奄一息的模樣，聽丈夫說，當時是被綁住的，差一點淹死。

黎光扶著老婦的肩頭說，「我活得很好，現在可以做這個事情，很感謝阿公，如果阿公沒救我，我真的死在那裡，很偏僻、還有狗，很恐怖。」

29年後，黎光重返童年時被陌生男子性侵、棄置大肚溪旁的村莊，尋訪當年救命恩人──楊伸行的後代。

老婦人的媳婦剛從外頭回來，看到家門口小小的騷動，經過丈夫楊燈瑞（楊伸行的長子）解釋，馬上憶起那個終生難忘的場景：

「我記得我對阿公還滿兇的，問我什麼都沒辦法表達，大哭喊叫『不要弄我！』怕他會不會又是另外一個壞人。對阿公很不好意思⋯⋯，」黎光在楊家人面前說。

純樸的鄉村，一個不知從何而來、沒穿衣服的小女孩，驚恐的楊家人首先想到的，是趕緊為眼前哭泣不止的女童洗淨身體。楊伸行的兒媳回憶，當時親手與小嬸在門外大臉盆，用水洗去黎光滿身的髒汙，並由小女孩提供的電話號碼，聯絡上她的媽媽，得知住址後，由小叔（楊伸行的次子）與小嬸開車送回家。

「後來驗傷沒有驗到精液，可是他其實是強暴成功的，所以我需要有被（救上岸後）洗掉（性侵跡證）的證詞。」這段時間裡，黎光獨自調查蛛絲馬跡的過程中，才知道當年她的案件因為缺乏直接證據而被輕判了。

「已經那麼久了，現在是想要做什麼動作？」兒媳不解地問道。

「她說那個人很壞，後面還有欺負很多人、殺小女孩，她現在要出來，重新告那個人，」楊燈瑞向妻子解釋。他和堂弟、里長、鄰長等人才剛陪著黎光，騎車去到鄰近大肚溪畔，憑著印象尋找、定位案發地點。

大難不死的小女孩，誓言向被遺忘與縱放的邪惡宣戰。

看似微不足道日常瑣事，揭開埋藏在黎光身體內的創傷記憶。

第一個徵兆，出現在今年2、3月。

從事美容相關工作的黎光，時常嘗試各式保養的療法與器材。某次一位按摩師手拿著抗皺美容儀器靠近她脖子的部位，動作輕柔地準備淡化頸紋時，黎光突然感到非常害怕；對方也察覺到她身體不尋常的反應，不解地問：「儀器沒有很重，幫妳美容修復啊，幹嘛那麼緊張？」

黎光赫然意識到，一直以來只要有人靠近她的脖子，都感到很不舒服，卻從未找到原因為何。

第二個徵兆，出現在今年4、5月。

當時因為小感冒去耳鼻喉科診所看病，當醫師拿起簡單的工具準備檢查黎光的喉嚨時，她出現更激烈的本能反應，直接作勢打醫師，後者受到驚嚇大聲喝斥，「妳幹嘛那麼緊張！」才讓黎光回到現實的診間，而不是那個令她極度恐懼的模糊面孔。

「這兩件事情讓我覺得，我好像曾經有快被殺掉的感覺，就是在脖子這一塊，」黎光指著脖子中間一道暗沉的痕跡，「之前只是覺得這裡很醜，為什麼疤痕那麼深？好像有印象小時候有遇過不太好的事情，大概知道有去警察局被問話、去法院告一個人⋯⋯但大部分的片段是空白的，而且對警局、法院我都很排斥。」

為了將零散的記憶碎片撿拾起來、逐一拼湊，黎光在一疊印有憤怒貓卡通圖案的便條紙上，每當想起一個關鍵的片段，便馬上將這些稍縱即逝的字句寫下：

真相只有一個 我要當自己の柯南 不能過追溯（訴）期 與事實不符！！！ 脖子上の勒痕→殺人 丟棄大肚溪河畔→下午潮汐 下體出血（打圈）非未遂・漲潮（打圈）淹死→全裸 拐騙・校長の朋友 狡猾・要帶我去找爸爸 農夫來（？）救我

黑暗的記憶像打開潘朵拉的盒子，紛至沓來，受害的畫面愈來愈清晰。

9歲，小學三年級的暑假。黎光與弟、妹、表哥一起到住處附近的追分國小操場玩耍，一位大哥哥接近他們，表示自己認識校長與黎光的父親，取得這群孩子的信任後，藉要帶他們到別處玩之故，要4名孩童跟著他走，年僅3歲的妹妹沿路哭哭啼啼，最後不知何故僅有黎光一人，在無人的偏僻溪畔被該名男子侵害。

失去意識之前，她清楚記得，那名男子解下褲子的皮帶，置於死地般勒緊她的脖子。

「他掐我的時候，我還想說他不是我爸的朋友嗎？下一刻就昏了，」黎光指著脖子上的一道痕跡，「很多人會覺得我是保養不好有頸紋，這一道勒痕那麼的深，是小時候他用皮帶勒我的。」

與此同時，她也向民間團體與法律扶助基金會求助，然而因時隔久遠，相關單位對於案情都未能提供實質幫助，最後她親自跑到當年案件發生後，負責審理的台中地方法院，想要申請當年她受害案件的判決書。法院一度告知，因為時隔已久，判決書已被銷毀，「（法院的態度）就是他們很忙、司法官很忙，這麼久的事情，也不是什麼大案子吧，那麼急要幹嘛⋯⋯。」

放下手邊在台北的工作，黎光不停地與官僚冗長的層層轉接與身分查核周旋，判決書抄本終於在2025年5月20日補發下來：台中地方法院86年度訴字第110號刑事判決。

「⋯⋯林國政於85年（1996年）8月19日下午14時許，在台中縣大肚鄉追分國小後面，見到就讀該國小之張女（姓名、年籍詳卷）與張女之弟、妹、表哥等在水溝抓魚，即過去搭訕，表示要帶張女等去抓大魚，而將之帶至大肚鄉營埔村大肚溪堤岸釣魚，旋林國政認有機可乘，意圖姦淫張女，即表示要帶張女去沙洲摘香瓜，將張女獨自帶往大肚溪偏僻之沙洲地，再施以強暴而用手掐張女之脖子、毆打張女至其不能抗拒，並剝光張女身上衣服，以手指插入張女陰道來回抽動，嗣見張女陰道流血，而無興趣再姦淫張女始行離去，張女則受有兩眼結膜出血、前頸部擦破皮傷5.5×2.5公分、鼻部青腫及處女膜多處破裂傷併出血之傷害，嗣張女未及穿衣即趕緊逃跑，因見楊伸行在堤岸邊即喊救命，楊伸行見狀詢問狀況，並脫下自己之衣服給張女披上後叫人送張女回家。」

黎光閱讀完判決書上記載的內容，受害記憶愈加具體，卻有更多細節存在落差，真相是什麼？猶如籠罩在一團濃重的迷霧中愈加難辨。

最讓黎光無法接受的，是法官在量刑理由中寫道：「被告所犯強姦未遂部分，其著手實施犯罪行為而不遂，應依《刑法》第26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判決書敘述他只對我指侵，然後我自己逃走，實際不是這樣！他其實是『既遂』而且用皮帶勒到我四孔流血，沒有穿衣服被丟在溪邊一個晚上，我其實應該是快死了，隔天才被老農夫從河裡面救起來，把我清洗乾淨，送回家才去驗傷，所以沒有驗到精液。」

這份28年前的判決書中，還有更多黎光所不知道的事實「出土」。

在她的案件發生一個月前（1996年7月18日下午14時30分許），被告其實就用類似手法，在追分國小誘拐一對未成年兄妹，林國政出手毆打、恐嚇他們登上竹筏，欲流放到彰濱工業區海邊，兩人機警逃走才倖免於難。此案法院僅依「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處有期徒刑8月」，加上對於黎光「以強暴至使不能抗拒而姦淫未遂，處有期徒刑5年2月」，兩案合併起來的刑期是5年8月。

這是黎光第一次知道加害人的姓名。

「這個人應該不只這樣吧？」── 一股直覺湧上心頭，上網查詢的結果令她不寒而慄：同名同姓的林國政，竟然是犯下曾經喧騰一時的「雲林葉小妹姦殺案」的凶手。

根據法院判決資料，在殺害葉小妹前，林國政就曾因兩次性侵案入獄：1996年他因性侵未成年少女（即黎光受害案件）與妨害自由罪，被判刑5年8個月；2000年假釋出獄，又在2002年持刀在斗六工業區性侵女子，被判刑9年。林國政在台中監獄服刑9年期間由醫師和專家先後做過7次評估，屬再犯率極高的危險群，2011年2月2日刑滿出獄，在3月就犯下姦殺案。

「但上訴人自出生後，其家庭教養能力不足，學校教育功能不彰，沒有任何朋友，社會疏於救援，被孤立於群體之外，國家又未善盡教化矯治之責，猶如社會之棄嬰，國家之孤兒，其父母、學校、社會、國家豈能推諉卸責，不共同分擔一點責任，而將刑事責任完全推由上訴人承擔？」

黎光至今仍記得，在法院外面，林國政的媽媽抱著還在餵奶的小女兒，向黎光母親哭訴，「說她兒子弱智、女兒也還小，請我媽原諒他們。我那時就不解，弱智可以騙人？他騙走我們一群小孩，還狡猾地只留下我犯案，智能不足做得出來？但我也沒說出來，事情發生後，我不是哭就是不說話。」

從歷次判決中，黎光對於減刑標準感到難以理解，司法彷彿想方設法「合理化」被告的犯罪行為──第一次是思慮不周、姦殺犯行則是因為與女性相處不順與智力缺陷。 對她而言，得知葉小妹的遭遇是真實的切膚之痛，使她再次經歷小時候被性侵與瀕臨死亡的痛苦過去。

感同身受後，隨之浮現的是倖存者的罪惡感。

「我覺得是我害了葉小妹！小時候沒有把他的罪行一五一十講出來，他被判太輕了，才能接著害這個人。」

循著黑暗中的足跡往前回溯，當時在警局接受調查詢問的場景一幕幕浮現，可怕程度超過實際受侵害當下。

「那時候做筆錄的都是男性警察，問什麼我都是哭或者是不想回答，那時覺得只要男生就很恐怖，不太知道這個人會不會再加害於我。問法就只有選擇題，他有這樣嗎？他有那樣嗎？我就Yes or No，印象停留在警察問『他有沒有用手對妳怎麼樣？』我就大哭了。在場的還有幾個跟我年紀差不多的小孩，可能是判決書第一案被拐騙然後逃走的那對兄妹。」

協助未成年人進行司法警詢程序的社工、司法詢問員等專業者，在當時仍付之闕如，黎光在警方問話過程中飽受驚嚇，完全無人關照其感受與情緒，受害者在充滿壓力的環境中，僅能提供極為有限的證詞，具體而微反映出，那個時代警方辦案手法粗糙的普遍問題。

十多年過去，我們的國家可曾記起林國政案的教訓？近年幾起新聞社會版角落的案例，仍讓人看到高風險性侵犯不斷再犯，法律制度形同虛設。

從上世紀橫跨到21世紀一系列性侵與女童姦殺案暴行，突顯性侵犯治療的局限、再犯風險難以評估、受刑人出監後各單位缺乏橫向聯繫、後端社區的不設防狀態⋯⋯種種盤根錯節的結構性問題重蹈覆徹，幼小的受害者無力改變一切，卻阻擋不了倖存後的她們尋求正義的決心。

「她死了，我活下來，現在要為她報仇。」黎光彷彿將葉小妹死去的生命背負在肩上。

一開始的悲憤過後，她在無數的日夜裡冷靜研讀判決書，仔細比對與自身記憶的差異，嘗試建構出具體的時間、空間、犯行。

對法律一無所知的她，自行搜集法條，並在ChatGPT的協助下，「土法煉鋼」寫出一份刑事告訴狀，於6月中親自到台中地檢署遞狀告發林國政──上面詳列的罪名，包括殺人未遂、強制性交、對未滿14歲兒童性交等，都是28年前因缺乏事證而在判決書上所沒有的重罪。

「遞狀子的時候，就是一個儀式感，覺得要為自己做這件事情。有沒有受理，我其實抱著很悲觀的想法。」

沒想到地檢署以編號「114年度他字第5643號」收案蓋章後，隔天她就接到檢察官的電話。「請問我的案子有在偵查嗎？不是過追訴期了？」黎光充滿疑惑地問電話另一頭的檢察官，「他說有，有在進行中，我就等通知。」

記憶之外，下定決心找出真相的黎光，一步步的調查，來到當年的案發現場，尋找實際的線索。

追索的行動，源於《報導者》記者於8月中旬與黎光進行訪談前夕，她為了準備受訪資料，打電話給妹妹，詢問是否記得此事？幸運的是，妹妹完全都記得──主要的原因並非當年3歲的她有超越幼兒發展曲線的記憶能力，而是案發後，母親帶著她拜訪判決書中救了黎光一命的楊伸行，持續數年，因此對於姊姊遇害、被搭救的過程印象深刻。

黎光卻完全被蒙在鼓裡。

「把一切當作沒有發生」，是周遭家人甚至社會面對此事的態度。黎光也以此生存本能，不去觸碰絲毫的創傷記憶度過往後30年人生：

「基本上我小時候的回憶就是選擇遺忘，我爸媽也從未提那件事情，我覺得對人格影響很大，自卑感、自我否定很嚴重，那些話語是會留在身上的：媽媽會跟妳說『很丟臉，不要跟別人講』；哥哥說『怎麼那麼笨，會被騙』；爸爸覺得『女兒就這樣了』。我相信很多受害人都會有這些感覺，小時候不知道那叫『檢討受害者』，整個社會都有這種傾向。」

這一次，她拒絕遺忘。

「為了要跟你見面，我就想說把一些細節再弄得更清楚，隔了這麼久之後才第一次知道（母親與妹妹持續數年造訪救命恩人）。感謝老天爺把這一切告訴我，滿驚訝的，覺得我媽怎麼不是帶我去呢？我才要去感謝他（楊伸行），」黎光對記者表示。

這麼多年過去，老農夫應該已經不在人世了，但是他的後代是否曾經耳聞或傳述與此案相關的片段印象呢？

尤其是被救上來的時間點，是黎光念茲在茲最需要釐清的關鍵：「印象中我醒來的時候是在他們家的大廳，但是判決書寫說我（在沙洲）馬上就逃跑了。我需要有證據證明我是被遺棄在溪裡，過了很久才被撈上來，差一點死掉。只要他們的家人有印象，大概被救上來時的情形，就有機會讓殺人未遂的訴求更清楚。」

妹妹也協助黎光挖掘自身的記憶，透過Google地圖的街景影像，逐一推測方位、逐步縮小範圍，鎖定台中市大肚區巷弄，大膽標出楊伸行家可能的地址。

憑著這條線索，9月中一個晴朗無雲的週末下午，《報導者》隨著黎光來到營埔一街附近，經由村民的帶領來到鄰長家，鄰長又帶著我們到營埔里里長楊宗吉的辦公室。

「這裡有一個老歲仔（lāu-huè-á）叫楊伸行嗎？」 向眾人說明來意後，黎光在紙上寫下老農夫的姓名。

「楊伸什麼？」剛好來找里長泡茶聊天的村民戴金財問道，他從小在這裡長大，熱心地方公共事務，曾經擔任過追分國小96學年家長會長。

黎光一個一個字地緩緩說出：「楊、伸、行。」

「他人已經不在了，妳說的是我親阿叔。曾聽他說救一個人，原來是妳，」戴金財壓抑情緒，以冷靜的語調說著。

黎光卻已掩不住滿腔的激動，尖聲驚呼：「真的假的，真的還是假的啦！伊是你的誰？」

「親阿叔，」戴金財後來解釋，他的父親與楊伸行是同母異父，因此姓氏不同，但與楊家後代感情十分緊密。

「多謝！伊共（kā）我救誒啦！」黎光詳述當年林國政在此地犯案後，隔幾年又犯下女童姦殺案，雖然被判無期徒刑，但很擔心被假釋出來再害人，因此想要再告他一次，需要楊家後代人的證詞，協助未來在司法上提供證據。

戴金財趕緊用手機聯絡堂哥（楊伸行的兒子楊燈瑞），連同里長、鄰長、鄰長的兒子，一行五人分乘多台機車，前往楊伸行的稻田──如今由戴金財耕種的這片田旁，即是黎光遇害、被救起的大肚溪。

隨風搖曳的綠色稻田還未轉黃，楊燈瑞感嘆道：「那時候我30來歲，現在也白髮蒼蒼了。」

「阿公是什麼樣的人？」黎光問。

「叔叔和藹可親，很單純，去工廠上班，下班再來種田，以前這樣過日子。小時候跟我堂哥玩在一起，我們都跑到大肚溪去游泳，以前都很乾淨空曠、可以看到河床，現在變樣了，雜草、樹都長出來，」戴金財說。

「謝謝阿公，我覺得他現在應該也在這裡。」黎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