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那年9歲的黎光（化名），在河灘邊失去了童年。20多年後，《報導者》的追蹤報導重新喚醒了那場被遺忘的悲劇，不只是因為被害者的名字，更因為加害者林國政，成為台灣性侵害刑事司法體系的鏡像。
（※關於林國政案：〈【獨家追蹤】回到9歲那年的河灘── 一位童年性侵倖存者，29年後獨立蒐證追尋真相〉）
林國政涉有多項前科，從妨害自由、竊盜，到多起性侵案。2002年第二次因性侵案入監後，曾接受心理輔導與行為治療；2011年出獄僅40天，再度犯下震驚社會的「葉小妹姦殺案」。監察院在2011年的調查中嚴正指出：矯正系統評估失靈、資料轉銜斷裂、社區追蹤不即時，讓一名高風險加害者重返社會而無防護。
然而，更值得追問的是：假若這一切程序都「完整執行」，結果會不同嗎？或許，我們必須誠實面對：對某些性侵犯罪者而言，治療並非萬靈丹，「教化可能不可得」。
大眾常將性侵害理解為「性慾失控」，但臨床與司法精神醫學研究早已指出，性侵犯並非單一族群，而是多樣化的病理譜系。
一般，我們可以從動機與樣態簡單區分為3類：
- 機會型（opportunistic）：受情境刺激或酒精影響，一時衝動犯案，常缺乏計畫性
- 憤怒報復型（anger–retaliatory）：以性為手段，宣洩挫折或憎恨，暴力程度高
- 性偏好或施虐型（paraphilic／sadistic）：例如從他人痛苦、昏厥或死亡過程中獲得性興奮，具有高度固定性與再犯風險
從林國政的犯罪軌跡，鎖定低齡兒童、先行勒昏、再行侵犯、最後滅口。若其並非受情境刺激，而是以「支配與毀滅」為慾望核心，而非「性」，那麼，對犯罪者而言，受害者的恐懼與失控才是刺激來源，見到受害者痛苦、掙扎反而不能同理、停手。
以台灣目前性侵害防治制度預測再犯機率的「靜態風險量表（Static-99）」為例，若以林國政的「客觀紀錄」：犯罪年齡、前科數、被害者性別、是否陌生人、是否同時有暴力行為而言，已多次被治療者認為具有「再犯高風險」。
「靜態風險量表（Static-99）」是1999年由加拿大學者R. Karl Hanson及David Thornton發展出的性侵害再犯評估量表，主要依據加拿大及英國監獄之性侵犯樣本1,086人，分別追蹤5 年、10年及15年再被起訴之再犯率，結果分別為18%、22%、26%，並以之為該量表之再犯率基線。
發表以來，受歐美各國犯罪矯正部門廣為運用，台灣也在同年由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林明傑將其引介，在此影響之下，從2003年2月開始編製本土「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TSOSRAS）」，至2005年定版，迄今廣受國內矯正、社政、衛政及警政運用。
Static-99共有10項「危險成分」，依據各項評分標準加總，得分愈高再犯風險愈高。
- 以前的性侵害紀錄
- 之前任何判決確定的犯罪次數
- 曾犯「非身體接觸」之性侵害而定罪
- 本次性犯罪中是否有「非性之暴力行為」
- 之前是否有任何非性的暴力行為
- 是否曾侵犯「非近親」受害者
- 曾侵害「陌生」受害者
- 曾侵害男生受害者
- 年輕
- 單身
該量表問世以來已歷經數次翻修，台灣仍繼續使用最早期版本，造成與實務現況有可能脫鉤的問題。現任基隆地檢署主任觀護人林順昌曾於2021年撰文〈性罪犯再犯危險評估與Static-99之本土化轉置〉指出：
「茲有疑義者，乃Static-99問世20年，期間歷經數次翻修，國內各領域的使用者並未跟進調整，有關量表的使用及後續監督密度形成脫鉤現象。事實上，Hanson及Thornton在2002年就另提Static-2002版，後來發展2002R《編碼手冊》。2009年再針對Static-99提出修正，並使用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及德克薩斯州對於『性暴力掠奪者』（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 SVP）的檢定，進而為『民事監禁』（Civil Commitment）提供依據。2012年又提出Static-99R《編碼手冊》，此時已建議不再使用2003年《編碼手冊》（編按：應指2002R《編碼手冊》）中的累犯準則，同時因為發現過度高估再犯風險的情形，提示2009年版的Static-99不適合評估60歲以上的犯罪者。嗣於2013年，針對Static-99R提出修正；2016年又針對Static-99提出修正。此外，研究團隊也在2012、2015、2016及2017年陸續針對Static-99R與Static-2002R提出比較研究。至於最新版本，在最近一次的修正是2019年2月版。質言之，Static-99雖然一直在各界廣為運用，惟就國內使用該量表之情況觀察，迄今猶以1999的版本為依據，而且漠視台灣與英美國家法制差異而未加調整，此在與時俱進之立場，洵非妥當。」
另一方面，許多研究指出，施虐型加害者的「性喚起模式」在腦部掃描中，與一般的性行為迴路顯著不同，常呈現杏仁核過度反應與前額葉抑制功能不足的現象。這樣的神經機制異常，反映出其深層情緒調節與衝動控制的失衡，也暗示人格結構的根本偏差。當性慾、攻擊與支配衝動交纏時，理性教化往往無法觸及這些原始的神經與心理根源。
因此，面對此類加害者，若深層神經迴路與人格結構的偏差難以改變，則「治療」的可能性也就受限，社會必須承認其復元與再犯風險的結構性困難。這也是英國在2017年針對監獄版性犯罪治療計畫（prison-based Core Sex Offender Treatment Programme, SOTP）在長期追蹤中發現並未降低再犯率，反而使高風險者的性犯罪再犯率由8%上升至約10%，隨即中止SOTP計畫，對於性侵害的高風險犯罪者治療日趨保留的原因。
在台灣司法體系裡，「治療」常被賦予一種近乎宗教的信仰。
英國、加拿大及澳洲的長期實證都顯示，治療的效果高度依賴個案動機與自我反省能力；而對「無動機、高操弄性、具暴力傾向」的個案，效果微乎其微，甚至反向。
治療若被誤解為「確保安全」的保證與「代替監控」的手段，就等同把社會安全寄託於理想化的人性。當制度把悔意當成風險評估，把心理治療當成免責依據，無異於將公眾放在處刑台上。
真正有效的社會防治，必須建立在4個層次：治療、監控、更生與法律責任上。當這4層網絡能協同運作，治療才有其意義；否則，強制治療只會淪為制度的幻術，在紙上延長「安全的假象」。應承認有一部分人，受限於人格結構、神經迴路與早期創傷，無法透過現行治療達到安全標準，這類人需要的不是更多輔導，而是更穩固的刑事司法制度，才是務實、負責任的做法。
在10月初的苗栗男子隨機傷人案，嫌犯即是剛出獄半年多。一名基層警察無奈地說「矯正無效」，這句話聽來殘酷，但卻是長期在第一線面對「制度漏網者」的工作者真實心聲。因此，我們必須勇於面對「治療也可能無效」的現實，重新設計風險治理架構，為了讓每一個黎光、每一個葉小妹，都不再成為制度缺口的代價。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