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內容策進院1月突然公布新版TICP，看似資金加碼，卻引起上百位影視工作者連署抗議，為什麼？除了專業審查委員、台灣元素如何定義的問題，國家政策還能如何為國際合製助攻？

過去幾年，文策院TICP的投資不只讓台灣在國際影展被看見，也讓國內電影人員透過不同國家的電影語彙打開視野、增長功力。除了業界幕後有許多精彩故事，台灣電影產業正浮現了「第三條路」⋯⋯

雅加達亞運首次將橋藝納入比賽，台灣摘下1金2銀1銅；今年9月杭州亞運，瞄準金牌的國手卻被迫先「計算」假期夠不夠、自身工作與出國比賽孰輕孰重？屬於冷門運動競技項目的橋藝協會，又該如何「搭橋」？

相較以往，社宅政策已經主流化，成為六都候選人「必答題」，但紛紛承諾興建量的背後，具體該如何達成？又要如何運作？怎麼才能更好地將資源留給弱勢者？更細緻的內容將是社宅政策需要著墨的。

文化圈最近有個火紅的關鍵字：行政法人。從南到北，以此為漩渦中心，蔓延開了各種討論聲浪。

在香港的官方藝術機構，像是絕大多數的博物館，都由公務員直接負責營運，除初級員工外，中高層鮮少有中途插入外部的專才，多半是內部升遷，只要累積足夠年資而沒犯大錯便可獲得升職機會，即使專業位置不符亦無所謂，這種安穩制度，鼓勵了少做少錯的辦事傳統。香港藝術館先前便有例子，一個專門研究傳統中國藝術的策展人，因為上層有空缺便升遷至負責策劃當代藝術。

目前國內採「行政法人」方式運作的藝文機構，僅有延續兩廳院體制而來的「國家表演藝術中心」；高雄文化局提出「三館一法人」：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高雄市電影館以單一行政法人管理，這是台灣地方自治史上「首例」。 當「第一名」理應美事一樁，但高雄在地藝文人士乃至市議員對此疑慮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