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場館定位

公務員體系僵化 香港博物館難「公司化」

編按:藝文場館定位專題與《art plus》雜誌共同策劃

由於缺乏私人資助藝術的傳統,亞洲的主要藝術機構,如藝術館,往往是由政府撥款興建,然後交由公務員直接營運,這也解釋了為何文化藝術在亞洲發展得如此遲緩。

由公務員營運文化相關事業,本質上與創意文化相矛盾。公務員講求規舉、法則和程序,靈活性低,強調集體負責而不想凸顯個人;但創意工作重視實驗創新,個人演繹、冒險新嘗試,往往追求靈活運作,有需要時甚至會違反規則以求最佳藝術效果。兩種運作文化本質上相互矛盾,公務員文化根本上不適合搞創意活動,遇上思維保守、重視身份尊卑的家長式管理傳統,其殺傷力之大更難以評估。

在香港的官方藝術機構,像是絕大多數的博物館,都由公務員直接負責營運,除初級員工外,中高層鮮少有中途插入外部的專才,多半是內部升遷,只要累積足夠年資而沒犯大錯便可獲得升職機會,即使專業位置不符亦無所謂,這種安穩制度,鼓勵了少做少錯的辦事傳統。香港藝術館先前便有例子,一個專門研究傳統中國藝術的策展人,因為上層有空缺便升遷至負責策劃當代藝術。

在藝術發展越趨精準專業的年代,這種運作模式並不適合處理複雜多元、創新的當代藝術。當然藝術館也可外聘專家負責特定專案,但缺乏靈活專業的支援架構和團隊,往往令外來人的工作變得困難,過程中出現大大小小的衝突,實司空見慣。即使專案成功完成,人去後一切依舊,並未能帶來實質轉變。

自上世紀90年代香港藝術界已要求把耗用龐大資源、由公務員營運的香港博物館組群「公司化」(corporatization),就是一種arm’s length(編按:政府與藝術文化團體之間保持適當的距離,政府有責任補助藝術文化團體,卻不應該以政治干預)的營運模式,近似台灣的「獨立行政法人」。政府仍提供主要資助,但擺脫公務員運作模式,類似非營利機構一樣的獨立運作,自由度更高,員工晉升視乎表現,也不保證是終身聘用。

兩次博物館公司化建議

經過多年爭取,香港政府在2003年的首份文化政策書內,建議將博物館公司化,這打破「鐵飯碗」的建議引起博物館員工強烈反彈,政府於是投降,不惜把這份具權威性的報告擱置,引來當時政策委員會強烈不滿。

2005年成立新的「博物館委員會」,期望新委任成立的專家小組可以提出不一樣的建議。怎知2年後另行成立的博物館委員會,仍作出公司化的建議。負責文化活動的民政局,唯有不了了之,拖延至2010,宣布不會落實前後兩次的公司化建議。

事實上,從事藝術工作的人,不可能不希望有更大空間和靈活性,以求更多的創意發揮,當然也需要為自己的專業行為負責,但這也是創意工作的本質。不過,對於只求安穩、無災無難即可逐步升官的公務員來說,他們要的不是專業發揮的空間,而是安穩不求變動的空間。

公務員操控文化機構的勢力強大,既有機制動不得,唯有調整新機制。西九文化區成立,美其名為採用公司化獨立運作形式,無需依循公務員模式,文化區的營運主要由政府委任成立的董事局負責。惟成立多年仍方向含糊,除一些公關上的小藝術玩意外,未能展現具遠景且配合本土文化特色的視野,遑論具體落實理念複雜的項目如M+(西九文化區內一所興建中的視覺藝術博物館,預計2019年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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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文化區成立,未能展現具遠景且配合本土文化特色的視野,遑論具體落實理念複雜的項目如M+。(照片/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西九文化區的公司化困境

問題在於即使採用公司化模式,政府仍未放手讓民間獨立運作,董事局成員由政府委任,大都不是文化藝術方面的專家,充其量只是喜愛藝術、有些收藏的商人或專業人士,首要條件是與政府關係良好、不會有太多足以令政府為難的獨立思維。

正因為公司化強調獨立運作,政府不能像前述博物館公司化般輕易拒絕建議,只有人員委任上極其謹慎、保證至高權力的董事局,是可控制的組織。而西九董事局的主席仍是由政府高官把持(現任主席是管治層第二位的政務司司長)。另外,基於殖民崇洋心態大量僱用海外「專家」,這些專家不論在語言以至運作文化上通常需要一段適應期,必須有本地行政團隊馬上提供支援,這些支援工作最後還是得由公務員提供協助。

公共文化機構使用大筆公帑,政府建立監察機制,這是負責任的態度,但也得要體認,文化藝術若要健全發展,便要有勇氣和決心從官僚文化中解放出來,將權力下放,經過嚴謹審核後,便得尊重機構的獨立營運和決定。問題是如果被委任的高層決策人,如董事局成員,對文化藝術缺乏深入了解,卻又要為藝術作出重要決定,最後呈現的結果便是符合官僚的保守主義路線。

香港在落實「公司化」過程中舉步維艱,正反映出強大公務員利益集團對任何改變的抗拒,以及高層對文化界的獨立運作欠缺信心,即使因為基於社會壓力而要落實公司化,卻在不同層面想盡辦法圍堵,特別是透過委任制度,以保證萬事都在操控之內,確保藝術不會任意地自由發展。

(作者簡介: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課程主任,曾任香港藝術中心展覽總監、香港民政局高級研究主任、上海當代藝術館創館總監,於香港和海外策劃過百展覽,文件13國際委員會成員,負責甄選其總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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