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以在醫院「監護處分」作為刑罰之外預防精神障礙者犯罪的手段，但成效卻不符社會期待；日本則以「復歸社會」作為處遇核心概念，這個制度如何運作？能否成為台灣改革借鑑？

經常師法日本社福經驗的台灣，從「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的教訓中，或許也該取經日本支持重度智能障礙者於社區自立生活的實例，提供台灣的智能障礙者與家屬另一個生活型態選擇的可能性。

「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這指的其實不僅是媒體，更是「我們」和「我們的社會」。當每一個人成為「願意看見並理解他人的不一樣」的人，擴展「善」的力量，社會才能真正去除疾病之惡。

精神疾病與犯罪、醫療與法律、加害人與被害人，都難以「二分法」切割。 誰才是被害人？是罹患精神病的病人、被大眾指責的病人家屬，還是受創傷的被害人或家屬？

精神鑑定不是「鑑定精神病」這麼單純，也不是給精神疾病犯罪的減責工具，當然更不該是大眾作為情緒宣洩的標靶和獵物。

「在沒做田野功課之前，聽到精神病我鐵定是閃得老遠，但做了功課之後，我才想我的閃，也許就是所謂的惡。」《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力量，不在順從，而在挑戰。不在取悅觀眾的眼睛，而在擴展觀眾的心靈。

發生隨機殺人事件後，犯案者的精神狀態常成為議論焦點，他們是否裝病脫罪的疑慮，並未隨著悲劇結束、人犯羈押就消失。今年殺害內湖女童小燈泡的王景玉，以及去年犯下北投文化國小女童割喉案的龔重安，近日分別進入一審與二審階段，《報導者》從法庭現場的觀察與記錄，探討現階段圍繞在司法與精神／心理鑑定的議題。

2015年8月25日，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發表司法改革政策全文。她承諾在當選後，要「由總統親自領導司法改革」，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推動司法改革政策，包括「不適任司法官的淘汰退場機制」、「強化對人權的保障」、「建立一個更有效率的三審制度」等等的面向。 可是，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究竟會怎麼召開？

明明這個社會在善意之外還有許多惡意，明明我們自以為正常的人也有很多時候在腦內模擬如何砍砍殺殺，然而，為何我們壓抑下來了，鄭捷卻無法？

當精神科醫生吉力根（James Gilligan）在1970年代初期走進一間犯罪精神病院時，這家病院內部的暴力幾近失控，受刑人被殺，獄吏被殺，訪客被殺，他認定那些人就是心理變態，是另一種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