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差別殺人事件後的日本之1

日本二戰後最慘重殺傷事件的啟示:看見障礙者機構極限,與社區生活的可能

2016年7月26日,神奈川縣的智能障礙全日型住宿機構「津久井山百合園」發生針對病患者的大規模殺傷事件,造成46名智能障礙者及工作人員死傷,震驚日本社會。圖為事後民眾在該園區大門外祭拜致意。(攝影/AP Photo/Yomiuri Shimbun/達志影像)

因為地理位置與文化相近,日本長年以來都是台灣從政府與民間在各方面取經的對象,連帶地,其社會所發生的現象對於台灣也有著切身相關的啟示。20世紀末以來日本一再發生的無差別殺人事件,近10年來在台灣也愈趨頻繁,使整體社會面臨極大恐懼與焦慮,各界紛紛從精神醫療到司法處遇尋思解決之道。

日本過往在遭遇此等事件時,也曾經歷過漫長的社會議論與政治角力,方才應運而生獨有的精神障礙犯罪者處遇制度;一直到2016年神奈川縣發生日本二戰後死傷最慘重殺傷事件,後續對於心智障礙者生活方式可能性的想像,仍是日本從民間到政府持續進行的討論與實踐。《報導者》特邀兩位在日學有專精的作者,從機構改革到法律制度的面向進行深度評析,期待讓處在十字路口的台灣能有進一步參照的指標。(本文為機構改革篇)

2016年7月26日凌晨時分,曾任職於神奈川縣相模原市綠區的智能障礙全日型住宿機構「津久井山百合園」4年之久的植松聖(案發當時26歲)趁著夜深、所有人都進入夢鄉之際,破窗潛入其所熟悉的機構內,展開他所宣稱的「為了人類好」的大屠殺行動,短時間內造成46名智能障礙者及工作人員死傷,其中19名重度智能障礙者因傷及要害而死亡。

此案在日本被稱為「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是日本國內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生最慘重之殺傷事件。犯行者植松聖於今年(2020)3月16日經由橫濱地方法院判處死刑,經當事人表示不再上訴,此判決於3月底就此定讞

有遺屬表示,希望這件事就此結束。然而,死刑定讞真的代表該事件已經「結束」了嗎?在該起事件中犧牲的這些生命,又帶給社會什麼樣的啟示呢?事發這些年以來,對於引起這個事件的背後真相與所泛起的漣漪,在日本社會仍持續在進行追蹤與討論。

當時各國媒體、包括台灣的媒體皆擷取日媒的報導畫面,迅速且不斷地重複向社會大眾傳遞此令人震驚的事件。當看到日媒報導經營管理該機構的單位是「社會福祉法人神奈川共同會」時,令筆者不禁更為訝異。

彷如世外桃源的全日型機構,長年是台灣參訪學習對象

在「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發生一年半之前的2015年1月下旬,筆者曾授命於當時所任職的智能障礙家長組織,透過日本社會福利的聯合性組織協助推介聯繫,組團前往日本參訪與學習其智能障礙相關服務,以作為台灣相關服務與政策發展的借鏡。

其中關於「生活支援」面向的參訪單位,乃是位於距離東京約莫一個多小時車程的神奈川縣,同樣由「社會福祉法人神奈川共同會」所經營、照顧高齡智能障礙者的「厚木精華園」,如同案發地「津久井山百合園」皆是日本為數眾多的智能障礙全日型住宿機構
入住者(即指障礙者)整天的活動範圍以機構腹地內為主,鮮少有機會與機構外的世界接觸互動,在台灣多數以「教養院」為名,許多人一旦入住,就是一輩子至終老。
之一。在後續日媒的追蹤報導之下,得知「厚木精華園」亦在植松聖的犯案計畫對象之中,讓筆者忍不住聯想,當初「津久井山百合園」是否也曾在日方單位媒介考量的參訪單位名單之中呢?又或者,植松聖若是任職於「厚木精華園」,那麼,成為犯案現場的,是否就會是我們參訪學習的對象呢?因此讓筆者更加關注此事件。
1964年由神奈川縣府設立的津久井山百合園,是在二戰後社會政策不健全、福利制度的不完善的歷史背景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解決因戰爭而失依的流浪兒童問題,於1945年9月頒布《戰災孤兒等保護對策要綱》,隨後於1948年頒布的《兒童福祉法》中,兩項法規正式將包含智能障礙兒童在內的兒童於機構集中收容法定化,看似為了解決戰後社會問題及照顧弱勢者的慈善展現,其中卻也隱含了將「不良的後代」與「異常」從社會中隔離。 障礙者家長組織在缺乏社區支持服務的情況下,向政府倡議興設收容機構,於1960年制定的《精神薄弱者福祉法》中,更明定以國家資源擴充入所施設(即指全日型住宿機構),對於障礙者採取隔離式集中收容成為國家策略,此後全日型住宿式機構、障礙者村落(コロニー、colony)大量設置。
之下應運而生,收容上百位重度智能障礙或是多重障礙者,並大量聘僱當地鄰近的居民成為具公務員身分的機構員工,後轉為「公辦民營」
2003年日本《地方自治法》修正,為減少管理經費、增加管理彈性及提升服務品質,原本由神奈川縣府直接管理的津久井山百合園,在2005年4月由縣府指定「社會福祉法人神奈川共同會」成為機構營運者。
,在評鑑制度下頗受好評。曾在縣營時代任職該機構、後於大學任教的前職員西角純志回憶當他2001年初次來到該機構的印象,彷彿進入世外桃源。

如同津久井山百合園一般,腹地廣闊、環境清幽的場所,是日本多數障礙者全日型住宿機構的景象,也依然是至今台灣大型住宿式機構的風景。

從有禮員工到屠殺障礙者兇手──不能忽視的社會結構問題

根據植松聖在初進入津久井山百合園中的介紹詞,以及曾任該機構的家長會長長達17年之久的尾野剛志的印象,植松是個「積極上進、熱情有禮、令人期待的陽光青年」;而根據植松的友人表示,植松在初進入機構任職時,對於智能障礙者的印象是「很可愛」,並於工作上充滿幹勁與動力。究竟,原本帶有正面形象的陽光青年,在任職期間發生了什麼事,以至於其計畫性地謀籌並執行該起屠殺行動?

此事件在案發初期,日媒在報導中提及植松曾於當年(2016)2月5日手持親筆信件前往位於東京的日本眾議院議長官邸,信中列舉數個全日型住宿機構為其屠殺計畫對象,並陳情希望日本國會通過對於障礙者的「安樂死」法案,植松的主張是,「障礙者不該存在於這個世界上」。隨後於就職期間在機構內透露,若是國家委託他執行該計畫,他隨時可以動手。

這番言論,在眾議院與機構的通報下引來警方關注,後續依日本《精神保健福祉法》於2月19日將植松強制送入精神醫療院所治療,隨後於3月2日因症狀緩和出院。孰料,事隔4個多月之後會發生如此震驚世人的案件。

案發初期,包括《朝日新聞》、《每日新聞》、《NHK》等日媒的報導多半皆提及植松的精神狀態,在檢討精神醫療是否有疏失之下,無形中引導加深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疾病患者易犯罪的偏見,及應強化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監禁、或是加強住宿式機構管控機制的思維。犯下此驚世駭俗的事件固然有其特異之處,然而,日本紀錄片導演兼作家森達也同時指出所有事件的「特異性」中必然有其「普遍性」存在──事件之所以發生,不單單是犯行者的個人因素,社會因素亦不容忽視。

如同兩位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障礙者木村英子
2019年透過新興政黨「令和新選組」 列為不分區議員名單當選日本國會參議院議員,挑戰長久以來日本國會健常人思維。
海老原宏美
2016年獲得東京都女性活躍推進大賞的脊髓性肌肉萎縮症患者。
所言,「終於發生這樣的事件了!」木村英子、海老原宏美、森達也三人雖都未曾入住過津久井山百合園,但其共同點出的,皆非強調植松聖的「個人異常」,而是發生該起慘案,乃是關乎更深層的社會結構問題。

本文嘗試從該起事件最被討論的「優生主義思維」,以及於台日兩國仍普遍存在的社會福利型態之一的「全日型機構式服務」角度切入,探討長久以來障礙者在社會中所面臨的課題。

優生思維裡「沒有名字」的障礙者

植松聖在今年初審判期間提到,障礙者與工作人員在機構內都過著了無生氣的生活,主張「障礙者不該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應該讓障礙者安樂死,避免為社會及家庭帶來負擔」,該主張幾乎完全再現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納粹主義者所執行的「T4計畫」
該計畫被視為是大量屠殺滅絕猶太人計畫的前身性實驗,由國家組織計畫性地經由醫療人員之手,不但以協助解脫障礙者與社會苦痛的「安樂死」之名大量屠殺障礙者,甚至將包括智能障礙者、思覺失調症患者、癲癇患者、重度酒精中毒者、憂鬱症患者、重度肢體畸形者、遺傳性盲人、亨丁頓舞蹈症患者等強制執行絕育斷種手術。而後,即使國家名義上停止T4計畫,然而,此屠殺行為機制已自動啟動,對象擴及失依兒童及非行少年。
。20世紀優生主義
1907年美國印第安那州首度立法將包括對於智能障礙者及遺傳性疾病患者施行強制絕育斷種手術合法化,美國在1920年代迎來因優生思維而施行絕育手段之高潮;加拿大於1928年、德國在1933年將強制絕育手術法制化。
盛極一時。日本在1940年迎上此風潮,制定《國民優生法》
1948年更名為《優生保護法》,為避免產下「不良的子孫」,將「不健康的胎兒」強制墮胎合法化;在該時期,有多數障礙者不論其障礙成因是否為遺傳性因素,在當事人未被告知的情況下,遭到國家強制執行絕育斷種手術,終身不孕。 雖然日本已於1996年將該法更名為《母體保護法》,對於絕育手術的對象亦有調整,但優生主義思維仍遺存在社會之中;近年來日本數名當時遭到強制絕育手術、現已年過70歲高齡的當事人相繼挺身而出,對國家提出告訴,訴求國家返還其原本可生育的身體、以及其因遭到強制絕育手術而失去的人生,各地相關訴訟仍在進行中。
,台灣亦在1984年制定《優生保健法》
於2009年修正,法規名稱即可看出以「優生」為前提的思維,其中第11條明定「醫師發現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精神疾病者,應將實情告知患者或其法定代理人,並勸其接受治療。但對無法治癒者,認為有施行結紮手術之必要時,應勸其施行結紮手術。」在醫療專業知識不對等的情況下,當醫師「勸其施行結紮手術」,鮮少有不從者;而智能障礙者未經本人同意、透過家屬同意而被施行結紮手術之例也略有所聞。意在「保護」當事人,實際上卻隱含著否定該生命存在的意義。

因為「優生思維」,偏離「正常」的人被隱藏起來,讓社會多數人眼不見為淨、而以為障礙不存在;因為障礙而遭到社會歧視與疏離,亦盡可能地不讓他人知曉。

最為人所熟知的例子,乃是連任四屆美國總統的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Jr.)出現在公眾場合時,致力於避免讓人看到他使用輪椅、身為障礙者的形象;美國第35任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的家族,則避免讓外人知曉其有位智能障礙的妹妹羅絲瑪麗(Rosemary Kennedy)。2020年8月所播出的日本NHK節目「面對優生思想:戰時的德國與現代的日本」,遠赴德國探訪T4計畫犧牲者的家屬,其中一名女士受訪時表示,受害者是她無緣謀面的姑姑,相較於姑姑因癲癇遭到納粹殘酷的對待,更令她心碎的是,家族中從未提過姑姑的存在與遭遇,形同家族中人完全否定姑姑的生命。

「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中犧牲的19條生命及大半數的傷者,據稱因在家屬的要求之下,日本媒體報導罕見地未公開犧牲者的姓名,直到今年才有一名當年19歲的犧牲者之母親公開其姓名為「美帆」。有許多家屬自始至終未曾讓親友知道,有智能障礙家屬的存在;犯行者的供訴中也提及,在機構任職期間,看到多名障礙者,家屬從未曾來會面過,障礙者如同被終身遺棄在機構中。

在現代社會中,這些沒有名字的障礙者,猶如不被承認存在的生命。

慘案後的機構改革,主體應該是誰?

在事發當時,津久井山百合園計有157位障礙者入住於該機構,其中包括8位短期托育服務的使用者;19名犧牲者中,有1名正是短期托育服務的使用者。在該機構的主要兩棟連棟的居住生活的建築中,所有入住的障礙者區分成8個生活服務區塊(unit),犯行者的屠殺行動,遍及其中的6個區塊。事發當下,幾乎所有人都在第一時間檢討犯行者的精神狀態之外,同時質疑機構安全管理措施的缺失,才導致犯人可以輕易潛入作案。

厚生勞働省為回應社會大眾的質疑,在事發數個月之後,公告防範類似事件再度發生的建議書。然而,該建議書的內容多是無具體策略的口號式空泛宣言,更甚者,變相成為強化機構隔離與監控的管理手段依據。事發地神奈川縣府在當年的9月23日,以原機構所收容的障礙者家屬及職員的期望為由,提出原地重建相同規模之大型住宿機構的「再生計畫」。

此公告一出,引起日本社會莫大嘩然,許多相關團體
包括日本智能障礙者家長聯合組織「全國手牽手育成會(全国手をつなぐ育成会連合会)」、以及障礙運動團體DPI(Disabled peoples' International)、People First Japan等。
都提出反駁,表示「原地重建大型住宿式機構」乃是大大地違背自1970年代以來「去機構化」的時代趨勢,並且違反國際《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第19條「社區自立生活」的精神(註)
日本與台灣皆於2014年簽署此公約。
。再者,以「家屬與職員的期望」為立基,那麼,智能障礙當事人的意見又是如何呢?

植松聖曾表示,他計畫屠殺的對象是無法(口語)溝通的重度智能障礙者。多數人都會認為,「就是因為無法(口語)溝通,所以不知道怎麼了解他們的意見呀!家屬跟職員的意見已經足以代表。」然而,曾任職大型住宿式機構長達12年之久的社會福利學者河東田博提醒:「機構的主體應該是誰?無法理解障礙者的意思表達,單純歸因於障礙者個人嗎?這些障礙者之中,有多少人是自己主動願意住到機構中的呢?又有多少是被迫住進去的呢?」同樣擁有重度智能障礙併自閉症的兒子、曾任職日媒《每日新聞》的野澤和弘表示,身為家長,他很清楚家長的複雜心情,以及面對未知的擔心,原地重建相同規模的住宿式機構,究竟是家長真心的期待,還是「不得不」的唯一選項?

妥協下的重建,實質上仍為變相封閉環境

前述曾任該機構家長會長的尾野剛志亦提到,津久井山百合園每個月一次的家屬面會時間,有3成左右的家屬,從來不曾前來探訪過,對於機構內的實況,根本不瞭解。由於多數該機構的障礙者,已經長年入住、缺乏與外界的互動,神奈川縣知事(縣長)黑岩祐治在一次受訪中表示,他「(終於)認知到不論是家長或是障礙者,當未曾知道有其他可能性時,只能繼續『選擇同意』大型住宿式機構,如此形式化意見徵詢程序的盲點,需要被重視。」於是,在委員會
由原機構代表、原機構家屬代表、縣府代表、市町村(鄉鎮區公所)代表、及專家與障礙者團體代表所共同組成。
中重新檢討該機構後續的進展方向。
然而,由於「原地重建派」與「地域移行派」(社區化服務)雙方意見無法交集,最終於2017年10月提出「原地分棟重建計畫」
將上百位原機構住民,分散至兩棟不相連的建築中。每棟規劃66位住民的個人單人房,每10至12位住民為一個服務單位,並以未來朝向轉型為小型社區式住宿服務的方向為專業支持服務前提,在加強機構內部安全管理下,增加與社區的互動。
的妥協版本,本質上仍是機構式的生活模式。河田東提醒,新版的再生計畫存在著基本上的矛盾。住宿式機構與社區式居住服務在本質與服務型態上皆不相同。且以其曾任職機構的經驗來看,儘管會定期辦理活動、邀請社區居民前來參加,或是在安全管理下開放機構設施提供社區居民使用,看似增加了與社區的互動,然而,鄰近的社區居民與入住的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互動,實質上幾乎微乎其微。
日本於2006年通過的《障礙者自立支援法》
於2013年修正為《障礙者總合支援法》。
,推動「地域移行」的社區式服務,意在將入住於大型機構中的障礙者,逐步透過支持服務、在社區中自然地生活。在這樣的政策方向上,其中最蓬勃發展的就屬「團體家屋」。
許多大型全日型住宿式機構,由於擁有廣大的腹地,為了解套「地域移行」的措施,因此將原本集中於同棟建築的入住者,分散至腹地內的不同建築中,成為「機構內的團體家屋」;或是日間活動與夜間住宿區塊區隔開來,但原則上主要活動範圍仍然是在機構腹地內,所接觸的人也多半僅有機構工作人員與同樣入住於該機構的障礙者,特別是重度的智能障礙者。這樣的變相形式,與立法旨意大相逕庭,但卻因為未違背法規,被各地行政機關默許。對於社區居民而言,這些障礙者依然是長期不可見的陌生鄰居。即使至今,這樣的現象仍然普遍存在於日本社會中,也成為台灣取經效法的對象
例如2015年10月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為獎勵評鑑優良身心障礙機構,安排日本參訪,前往參訪的其中一個單位是於1891年創立、為日本最早為智能障礙兒設立的機構「瀧乃川學園」,即是採取此類方式解套法律規定,於機構腹地內設立團體家屋,將原本集中於同棟建築的障礙者,分散至不同建築中。

曾長期任職全日型住宿式機構的河田東與西角兩位都提到,在機構內的日常,不只入住的障礙者缺乏與外界互動,機構內的工作人員亦少有機會看到機構外不同的服務型態。2年前當NHK節目在追蹤報導此事件時,就曾有機構員工表示,「幸好這件事不是發生在我們機構。」河田東表示,正因為是隔離封閉的環境,這樣的事件,可能發生在任何封閉式機構中。

機構模式外,社區自立生活的可能

為了讓更多人看到智能障礙者不同的生活型態,2018年起陸續在日本各地上映、由紀錄片導演宍戸大裕所拍攝的《道草》,記錄了4位成年重度智能障礙者在社區中租屋自立生活的真實日常,重度智能障礙合併自閉症的尾野一矢也是其中一位主角。

現年47歲的他,自23歲開始長年入住於津久井山百合園,在「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受到重傷、險些喪命,也是犯行者眼中「無法(口語)溝通、不值得存在」的一員。事發之後,當身體休養回復到一定的狀況、即將出院之際,其父親尾野剛志問兒子再回去津久井山百合園的意願,一矢露出了恐懼的神情。原本打算當2021年重建完成後,要再將一矢送回該機構,但這段期間尾野夫婦不斷反思,除了機構,還有什麼其他的選項能夠在老夫婦離世之後,讓一矢仍然能快樂地生活?

尾野夫婦在得知與接觸到在日本長期推動智能障礙者社區自立生活服務
1970年代,歐美各地興起障礙者自立生活運動,強調障礙者與健常人同等享有於社區中生活的權利;同時期日本的障礙者運動亦開始發展,其中反機構化運動的代表事件之一,則是1972年發生的重度障礙者模範機構之東京都立府中療育機構虐待事件,同年美國加州也正式成立全球第一個自立生活中心。 受到歐美的影響,1980年代中期,日本東京與京都分別成立自立生活中心,透過人力協助,重度障礙者也能在一般住宅中,過著如常的生活,後續於日本各地紛紛成立自立生活中心及全國自立生活中心協議會,推動障礙者社區生活、爭取障礙者人權。 2019年4月在台灣上映的電影《三更半夜居然要吃香蕉?》正是描述北海道的重度障礙者鹿野靖明在社區中生活的點滴,唯電影中描述的鹿野生存的年代當時,日本社區的人力支援制度尚不完善,鹿野透過募集志工、實踐在社區自主生活。近年來,日本各地透過各個社會福利事業所,由政府補助經費、陸續提供24小時的支援人力,提供重度障礙者得以在社區中過著具有個人特色的生活。
的組織、並實際看到透過支持者的陪同、在社區充滿活力地自立生活的重度智能障礙者時,訝異於其實踐的可能性。經過與社區生活支持員多次的討論,及社區式住宿服務的試用,一矢在這個夏天已經租下公寓房間,透過國家制度提供的24小時社區生活支持員的陪伴,一同至超市採買食物、或是上餐廳選擇喜歡的料理,重新調整生活的步調,逐步邁向在社區中自立自主的生活之路。

尾野夫婦認知到,對於長期在機構中被照顧得好好的一矢來說,這絕非是容易的過渡期,但回顧這幾年來一矢的變化,看到兒子的口語詞彙增加了,並且會主動向人打招呼,也願意主動跟他人分享食物,表情豐富了、精神狀態也相對較穩定了,「像個成年人了!」

因為經歷屠殺慘案,讓尾野夫婦與一矢接觸並實際經歷了全日型住宿機構生活之外的可能性。雖然沒有一位主角是一蹴可及就能順利接軌社區中的自立生活,但是,就如同健常人的成長過程,在邁向成年的生活之路上,誰不也都是逐步調適學習、慢慢找到自己的生活模式的呢?除了一矢之外,已經有4位曾入住津久井山百合園的受害者們轉向社區自立生活、逐步邁向奪回個人生活自主權之路了。

回到黑岩知事所體認到的,當津久井山百合園的這群家長們不知道、或是未曾體驗有其他可能性及需要做的轉換準備時,在未知的不安中,期望原地重建、讓(成年的)孩子回到機構,足以被認為是真心的選擇嗎?不可否認地,全日型住宿式機構是一個生活型態的選項,也有許多機構從業者在該體制內認真致力於照顧障礙者,然而,智能障礙者除了被照顧之外,個人的生活自主權亦是障礙運動中所強調的。

台灣新一波障礙運動的挑戰

台灣在1980年代以來的障礙運動的基礎上,自2007年開始,曾於日本經歷過自立生活研修的年輕世代的障礙者於台北市組織成立自立生活協會,致力於推動台灣版的自立生活運動,目前全台尚有高雄市、台南市、嘉義市等地亦已立案成立自立生活協會,並聯合組成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成為新一波的障礙運動;2011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亦將「自立生活」入法,在居家服務員、外籍看護工的協助人力之外,增加了提供障礙者於社區自立生活的個人助理服務。另一方面,智能障礙家長組織及相關社福團體,已開始關注智能障礙者的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然而,一來尚未能提供24小時的人力支持,以至於重度障礙者尚不足以能過上實質的自立生活,更遑論使用個人助理的智能障礙者少之又少;二來,不同支持服務之間的彈性運用與銜接機制,在台灣仍有相當的限制,對於障礙者的主體展現仍有很大的落差;再者,社會整體對於障礙者出現及生活在你我周遭的接受度,亦是障礙者能否在社區中生活的關鍵。

任誰都不希望再度發生「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然而,這並非是個別機構或是社會福利從業人員的課題,包括障礙者、家屬、政府及整體社會,當優生思維依然蔓延、依然將障礙者視為隔離客體,難保類似事件不會在台灣發生。

在已簽署CRPD、並預定於2021年11月進行第二次國家報告審查的當下,經常師法學習日本社會福利經驗的台灣,從「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的教訓中,或許也該正視CRPD第19條社區自立生活的精神,取經日本支持重度智能障礙者於社區自立生活的實例經驗,提供台灣的智能障礙者與家屬另一個生活型態選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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