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了，社工督導亭雯陪伴曉娟、小凡母子（三人皆為化名）的時間，與她在六都某社福中心的服務資歷一樣長。

亭雯初見曉娟時，曉娟剛生產，孩子的爸不見蹤影。曉娟與家人斷聯，因毒品案即將入監，她向社福中心求助，盼有人照顧孩子。

兩年過去，小凡幸運未因曉娟的藥癮留下後遺症，在寄養家庭健康長大。亭雯與曉娟談起出獄後的安排，曉娟想接回孩子，卻對求職與租屋沒頭緒，一度希望讓小凡寄養至成年。

亭雯解釋，寄養家庭不是長久之計；孩子年紀愈小，被收養的機會愈高，曉娟是否考慮出養？

曉娟明白出養能給小凡更穩定的家，但她將失去親權，母子也可能無法常常見面，猶豫再三後，她拒絕了。

但曉娟的生活與親職能力遲未改善，除了住處交通不便、不利親子共居；對社工媒合的就業機會與友善房源態度消極；後來甚至缺席與小凡的慶生之約。眼看小凡就要上小學，再拖下去，孩子不僅回不了家，也可能錯過出養時機，待寄養家庭退休，小凡就會轉往安置機構。

亭雯很困惑，若小凡被拋棄或遭嚴重虐待，出養反而沒有太大懸念；但曉娟對小凡有愛，也想共同生活，只是一直無法達到接孩子回家的條件；但是，單是母親經濟困窘，並不構成出養理由。「最難的是，當家長（出養）意願不明確，我們什麼也做不了」。

她不知道還要等曉娟多久、會不會耽誤小凡的人生？即便亭雯已累積近20年社工資歷，但沒有收出養工作經驗，她依舊很難斷定如何才是對小凡最好的安排。

什麼情況才符合出養標準？家長意願反覆怎麼辦？長期以來，這是民間收出養媒合機構的煩惱。

隨著《兒童權利公約》（CRC）內國法化，政策進一步以「兒童最佳利益」為核心，優先確保孩子在原生家庭成長，將家外安置視為最後手段。在收出養服務中，國家角色逐漸增強。

2023年，衛福部將收、出養業務分家，由地方政府主責「出養必要性評估」；媒合機構續辦收養人的召募、培訓與媒合，但執行細節未定。未料在新制過渡期，剴剴案曝光，由公部門進行出養評估，成了衛福部的重點策進作為，在2024年5月，以一紙行政命令即刻上路。

「方向是對的，可是它加速太快，快到國人、收出養家庭、專業人士都跟不上！」勵馨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收出養督導林容說。

據新制，當地方政府接獲出養需求，須在30日內完成家庭評估、3個月內召開團體決策會議，確認有必要後，將個案上傳至全國媒合系統，由媒合機構回覆是否受理。媒合時，由主管機關召開審查會，與媒合機構、專家學者，共同從合格收養人名單中選任，通過試養期後，由法院裁定收養，爾後由媒合機構追蹤3年。

改善後的流程，看似大幅加速出養評估的效率，事實卻是收出養大塞車──目前有近150名兒少在系統中排隊等待。

「以前我們一個孩子，即便出養到國外，8個月內可以完成。現在2年跑不掉，還可能到3年。」從事社會工作逾30年的天主教福利會執行長丁雁琪說：

「新制固然更嚴謹，可是一樣的人力，流程增加3倍，怎可能不塞車？」

《報導者》採訪發現，收出養塞車，是人力、判斷標準與供需落差交織的結果。

新制上路後，實務經驗迥異的兒少保與脆家社工，確實感受到截然不同的工作負荷。

受訪的脆家社工不約而同提出困惑：

處遇有停損點嗎？ 若家長遲遲無法提升親職功能，應否出養？ 婚外情或非預期懷孕的孩子，家長養得起，只是不想養，又該如何？

即使是協助社工決策的督導，也因經驗限制，未必有篤定答案。此外，許多家庭對出養孩子懷抱歉疚不捨；尤其當家人意見不一致、生父母失聯或不配合，流程就會卡關。

更棘手的，是實務經驗難以累積。公部門社工的流動率高，年資3年已算資深。而每年上百件出養需求分散在22縣市，偏鄉更是難得遇上一案。曾任非六都社福中心督導的亮亭（化名）直言，「媒合機構之前天天在評（出養必要），我們可能一、兩年才遇到一次，評估品質簡直是拿業餘跟專業的比，」新進社工更不知如何判斷。

制度分工亦帶來新挑戰。台南市社會局社會工作及家庭福利科社工師蘇育賢指出，業務分家後，即使強化資訊整合，仍不易像從前機構一條龍服務時期，能全面掌握收出養雙方條件。媒合結果是否貼合孩子需求，成為新制下難以兩全的課題。

何謂「出養必要」？這看似抽象的概念，連實務工作者都歷時多年才參透。

林容指出，民間早期承接收出養業務時，角色近似「協商者」，某種程度也像許願池，雖說是代表孩子居間協調，其實更偏向回應原生家庭出養孩子的需求、收養人渴求子嗣的期待。

隨著「兒少最佳利益」觀念進入收出養實務，工作者形成共識：收出養是「替孩子找家，而非幫大人找小孩」。評估焦點轉向以孩子為主體，判斷其是否有被永久帶離原生家庭的必要，並盡量納入孩子的意見，而非單純回應大人的期待。以勵馨的青少女懷孕服務為例，20年前約8成因社會壓力出養；如今在提供經濟、生活與育兒支持後，已有8成選擇留養。顯示部分「需要出養」的情境，介入資源後，未必構成「必要出養」。

林容觀察，新制上路後，部分進入系統的個案其實仍具留養可能。例如智能受限的家長，未必不適合撫養孩子，但更需要制度給予相應支持，協助家長承擔親職，而非期待個案長出主動性。唯有在提供支持、實際嘗試後仍無法改善，才能判斷是否達到出養必要；若未經資源介入，僅憑表面需求就下結論，容易過早將出養視為答案。

「當系統擠進太多基於需求出養的個案，會排擠真正需要被收養的孩子，讓已無法返家的個案更出不去。」

另一方面，近年出養兒身心與家庭背景愈趨複雜，不符收養人期待，提高媒合難度。

社家署統計，近5年進入收出養服務的兒少，具特殊家庭背景、身心障礙、發展遲緩或疾病者與日俱增。原生家庭則常伴隨藥癮、父母入監、身心障礙等多重困境。還在等家的孩子，僅15%來自一般家庭。

第一線社工觀察，現行收養人為均齡40歲以上中產階級，以「生育困難」為主要動機，普遍想收養「家世清白、3歲以下的健康嬰幼兒」。如今，出養童樣貌，離收養人的期待愈來愈遠。

兒福聯盟北區社工處主任楊雯伃表示，目前全台收養人增加的速度，確實追不上出養童的人數成長。且需求與期待配搭不上，「變成兩邊都在等。」

等不到國內出養的孩子，便得尋覓國外收養人。但熟悉國際收養的丁雁琪指出，隨著人工生殖技術普及，求子家庭有更多選擇；加上《海牙收養公約》對跨國收養規範更為嚴謹與落實、歐洲反國際收養聲浪⋯⋯多重因素交織，漸漸關上跨國收出養的機會之門。若孩子媒合不出去，恐得在安置機構或護理之家待到成年。

由於多數出養童已不適合留在原生家庭，收出養塞車最直接的影響，是拉長安置期、加重安置系統的照顧壓力。

「在我10多年的臨床工作中，氣質穩定的出養童不常見。」禾心諮商所副所長李松霖有社工師與心理師雙執照，長期擔任南部收養人審查會委員，參與收出養媒合會議。他指出，多數進入安置、等待出養的孩子伴隨創傷經驗，有些因多次更換照顧者，安全感薄弱，連更換主責社工，都可能造成孩子行為失序，因此對照顧者挑戰更大。

常為安置兒找床位的非六都兒保社工督導苓安（化名）感嘆，每逢兒虐事件，總有熱心民眾想加入寄養家庭，「聽完說明會後，實際報名的去掉三分之二，培訓完願意繼續接受審查的又少一半，通過審查的往往只有個位數。」部分創傷兒少可能出現到處大小便、衝動控制困難等行為，寄養家庭需具備高度照顧能力與耐心，必要時陪伴復健與就醫。

苓安說：「有時安置到一半，寄養家長就說『不好意思，『我真的沒辦法』，或家人不支持，然後這個安置資源就夭折，我們就要設法找其他安置床位。」

寄養家庭逐漸高齡化又缺新血，但嬰幼兒以家庭式照顧為宜，受過專門訓練的保母遂成為短期安置「友軍」。剴剴案後，安置保母成為目光焦點，政府則提升訪視頻率，居托中心社工兩個月訪視一次，社會局處主責社工每月突襲訪視兩次。

3月中旬，台中市托育人員發展協會一行7人到台南小旅行兼受訪，順道作為工作喘息。她們多曾收托安置兒，理事長黃淨文更有超過15年的安置兒少收托經驗。她遇過家長嚴重疏忽的孩子，收托後第一次洗澡時搓下一盆汙垢，皮膚從麥芽色洗回白嫩；也有孩子跟著從事性產業的母親上班，一坐到黃淨文身邊，小手直接摸上她大腿。照顧者不僅要回應孩子的高需求，也得重建生活規範與身體界線。

「要做安置（保母），第一得沒有經濟壓力，因為安置費總是過了很久才入帳；第二要有（作息）跟孩子同進退的準備，因為24小時全年無休；第三，是同住家人是否能支持你照顧這些不容易的孩子。」

談起剴剴案，她強調，保母劉彩萱的行為絕對不應該，「不過基於人性本善，我會想，是不是這個人本身有很多脆弱因子，這些因子在沒有休息又封閉的照顧環境下被引發，然後不可收拾？」

剴剴案審理過程，精神科醫師的鑑定報告，證實劉彩萱虐童的原因複雜。在保母姊妹被論罪後，黃淨文還想追問：如何避免悲劇重演？怎麼提升孩子等待出養期間的照顧品質？

經協會爭取，台中市今年（2026）新增「托育人員喘息服務」，每年提供有薪喘息假8天（192小時）並給予代班補助。「至少我累到不行的時候可以去按摩，」說起這項福利，受訪的保母們頓時精神一振。

李松霖則指出，提高訪視頻率同時，也得培養社工真正看見問題的能力，訪視才有意義。他舉例，兒虐辨識訓練多為短時數課程，看照片學習辨識兒虐傷口，講者還得基於保護性個案保密原則，無法把案情談得太細，制度卻期待受訓後就能上手的全能工作者。

他也觀察到，剴剴案影響社工與合作網絡間的信任關係：

「以安置來說，面對反覆檢核，照顧者肯定有『不信任我，就別找我』的心情。如果民眾又說『不想做就不要做』，那真的沒人要做了。」

丁雁琪表示，不只保母，寄養家庭、安置機構都承擔不小壓力。這群無法在原生家庭長大的孩子，應該由政府接手提供穩定的照顧，她支持「替代性照顧國家化」方向，無論提高工作者的報酬或其他條件，國家要注入更多資源。

4月10日，7間收出養媒合機構發表聯合聲明指出，剴剴案推動收出養朝更完善的法制邁進，但僅靠強化監督，不足以保障收出養家庭與兒少。當政策過度傾向通報與監控，KPI指標與實務脫節，系統著重避免在行政上出錯，便已偏離改善問題的方向。

聲明呼籲，應建立國家層級的安置資源，全面提升替代性照顧量能、提升社工出養評估的知能與經驗、加強支持收養家庭與收養後服務。同時應檢討收出養流程，縮短出養童的漫長等待。面對重大事件引發的社會效應，政府應主動說明制度現況與限制，並正視社工在權責不對等下承擔的風險。

孩子在制度困境中一天天長大，能如何與時間賽跑，及早解開收出養塞車的結？

李松霖認為，當前出養評估流程、評估工具與報告撰寫，仍須改善，「比方出養評估報告，不是公布格式大家就會寫，而是需要學習如何評估與書寫，才能讓參與決策的人接收到一致的資訊。」

他舉例，實務上的常見評估盲點，是過度聚焦原生家庭「當下」的照顧能力，「家庭是動態的，當下的失功能，不代表永遠無力照顧。」

他建議，出養、安置與返家評估應同步進行，評估出養之際，還得持續提供支持，為兒少尋求返家可能，確保出養是最後手段。

他認為評估工具可再精進，例如評估報告中的「家長親職能力」，若能進一步細分為基本生活照顧能力、健康照護知能、求助能力等指標，不僅有助社工聚焦觀察，也能讓一起做收出養決策的單位更清楚孩子的需要。

正因出養評估高度仰賴經驗，實務界亦討論將出養業務專責化，例如在案量較大的六都設置專組或專責社工，提高評估品質。

社工出身的北市社會局長姚淑文，對此持保留態度。她指出，出養需求不見得是在進案當下立刻提出，是給予家庭各種資源與支持、仍無法留養孩子之後的選項；若由專責單位評估，缺乏過往個案服務脈絡下，反而可能影響判斷品質。再加上出養案量有限與人力流動，專責制度未必穩定。她主張由主責社工撰寫評估，在督導帶領、個案研討與外部專家會議下共同決策。

李松霖則建議，或許可建立分區督導制度，由具備收出養經驗的督導，定期帶領社工進行個案研討與知能學習。

最釜底抽薪也最不易的，是增進收養人對出養童現況的理解、接受度，並予以相應支持。

出養童可能對醫療與早療支持有較高需求，但台灣並未給予收養家庭額外補助，多由社工連結既有醫療與福利等資源。另一方面，新制上路後，通過資格審查的收養人不再由機構直接媒配，而是得進入媒合審查會議，與其他機構的收養人一起遴選。

對「健康寶寶」的期待，在新制下，疊加媒合結果的不確定性，使不少有意收養者轉為觀望。

媒合機構正努力協助收養人轉念。林容說：「從諮詢開始，我們就會說明新制的用意，是替孩子找到最適合的家，不是抹煞你想成為父母的心願。再說，人可以選擇要不要有孩子，卻無法選擇想要什麼樣的小孩。」即便找到心目中的「完美寶寶」，孩子成長過程，仍可能有其他議題需要陪伴共度。

在台灣，較大的孩子難出養，林容觀察，收養人偏好嬰兒，除了盼參與孩子完整的成長歷程，彌補自身不孕的遺憾，部分原因是不知如何面對身世告知，以及告知後的不確定性。「我們會跟收養人說，現在戶籍謄本就看得出收養事實，收養大一點的孩子，不用煩惱怎麼開口，只要能回應他問的問題就好。」再者，「比起收養嬰兒，更容易從幼童的症狀、反應與互動中，察覺健康相關線索，及早因應。」

她認為，當收養人理解收養不是為了填補大人的缺憾，而是回應孩子的需要，對孩子的健康與年齡，就有較大包容性。

當然，不乏民眾在聽完說明後打退堂鼓。「很多人退卻的原因，是他們無法想像孩子有多難照顧。我會建議他們加入寄養家庭，實際陪伴安置的孩子走一段，若覺得一切沒有想像中可怕，那麼，歡迎回來成為我們的收養人。」

林容也認為，政府應端出利多，提升收養意願，例如稅賦減免、延長育嬰假等等，「很多家庭完成收養時，孩子已超過3歲，無法請育嬰假。」

社家署副署長張美美表示，社工在出養評估中難免承受壓力與兩難，但透過評估表、同儕討論、督導與團體決策，可形成多重把關；督導派案時，也應優先由具經驗的社工承接。至於是否設置出養專組，仍待討論。

彷若呼應收出養工作「終生服務」的本質，《報導者》在採訪中發現，媒合機構收出養社工普遍資深，動輒10年，甚至20、30年的年資，長到足以看見當年親手出養的孩子長大成人，帶著下一代回到機構探視，成為社工最深的成就感與回饋。

然而，順利出養並非幸福的保證，也有孩子無法適應收養家庭，關係失和，甚至終止收養，長大後回到機構追問：「為何當初要讓我被收養？」

如今國家介入「神的工作」，儘管公私部門的協作節奏待磨合，方向其實一致──在更多雙眼睛照看下，為孩子尋找能安頓一生的新家；期待讓「為何當初要讓我被收養」這疑問被提起時，是出自好奇，而非苦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