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台灣，從手足間的過繼、育幼院收養孤兒到民間販嬰仲介，各種私密甚至違法管道滿足家長渴求子女或繼承香火的心願，卻讓孩子留下永恆身世之謎與心中的無解傷痕。2011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法，規定收出養只能透過政府認證的民間機構辦理，由社工進行全面的出養評估，停止生父母親權，將孩子移往安置；另一方面，申請收養者須通過評估與上課成為合格收養人，媒合後還需通過試養。過程短則年餘，長則2、3年。

「我們在幫小孩找家，不是幫大人找小孩。」勵馨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收出養督導林容道破這嚴謹程序的意義。

歷史脈絡造就台灣與瑞典、丹麥等以政府主導收出養的不同之處──在台灣，這項任務長期由民間擔負，即便2011年《兒少權法》修法，就已將公立機構納入提供收出養媒合服務的單位之一，但在同一時期，還有家暴防治、性侵害防治、高風險家庭等相關法案或服務上路，政府社工人力緊缺，收出養工作便持續由民間機構提供服務。久而久之，在公部門的認知中，通過認證的民間機構扮演了收出養媒合工作的專職角色。當社會局處接獲民眾出養孩子的需求，就會提供收出養機構的電話，請民眾自行聯絡。

這也讓出養流程中出現一種矛盾──被賦予收出養專職角色的民間機構社工，不像政府社工有查調政府資料的權限。例如民眾自稱有低收入戶等困難，社工無法進入政府系統核實，須轉請政府協助。在福利資源的媒合上，公部門更容易從社安網系統盤點兒少家庭狀況，即時增補資源，強化將孩子留在原生家庭照顧的可能，民間社工就得花費更多心力。

然而在2017年第一次兒童權利公約（CRC）國際審查後，考量兒少最佳利益，安置機構從2019年底開始不能再自行收案。也就是說，這6家收出養機構能提供收出養媒合服務，但若出養人想讓孩子一併安置在機構，就得經公部門社工評估，確認孩子有出養、安置需求，且有床位才行得通。相對地，請保母照顧出養童的兒盟、勵馨，就不受安置機構規定的限制，可自行收案照顧、做出養評估。

然而，國內安置機構床位原本就相當吃緊，加上生輔員人力不足，無法滿足照顧人力比，「空有床位卻無法收案」已是老問題。目前受虐兒安置的需求居高不下，脆弱家庭安置已不易找到床位，若出養兒沒有受虐或家庭已嚴重喪失功能，相較下就更無安置的急迫性。當公部門接獲民眾出養需求卻沒有開案量能，便會請民眾去找兒盟、勵馨。無論是民眾主動求助，或公部門給電話請民眾自己洽詢，一旦進了民間機構，公部門的介入就不多。

這讓兒盟、勵馨的社工承擔龐大工作量，在出養兒少的照顧、訪視工作上，也欠缺安置機構社工、寄養家庭社工共同照看或分擔，無疑增添了風險。

「每天都有來電諮詢出養的民眾或是單位社工，」林容說，由於合作保母人數不足安頓所有孩子，當保母滿床，社工只得回頭求助政府端，但是公部門安置床位長期吃緊，若無床位，機構只得回絕民眾需求，這常讓社工落入自我懷疑與自責，擔心孩子被漏接。

這讓不同的收出養機構，產生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與負荷。

綜合多名接受《報導者》訪問的收出養社工說法，走向出養的孩子，原生家庭往往合併許多困難，例如經濟困頓、藥癮，甚至孩子的生父母失蹤、入獄。若這名兒少已由公部門社工服務在案，完成出養必要性評估、確認安置處所後再轉入收出養媒合機構，孩子就會有一名政府的主責社工，主導孩子與原生家庭的社會福利處遇方向。這麼一來，孩子會有政府、收出養，及寄養家庭或安置機構的三方社工一起協助，收出養社工就更能專注為孩子的出養媒合做準備。孩子的安置費，也由地方政府按照各縣市不同標準予以補助。

即便如此，三方合作過程，仍會遇到公部門社工在出養程序啟動、收出養社工進場後就抽身的情況。

「他們（政府社工）會覺得我都把案子『轉』給你，我就不用做了。但其實出養程序還沒結束，還有很多需要透過政府社工跟原生家庭工作的地方，這時我們反而耗去更多精神去跟政府端溝通，」一名資深收出養工作者說，「民間多年來真的承擔太多政府該做的工作，社工對政府在收出養中的角色可能不夠清楚⋯⋯也不能說他們不認真，因為他們手上還有其他個案，用在我們這案的心力，可能就會被排擠了。」

相對地，兒盟、勵馨的案源大量來自民眾自行求助。碰到無公部門介入的自行求助案，機構得做出養必要性評估、尋找安置處所、為孩子和其原生家庭媒合各項福利、早療等資源，同時要媒合合適的收養人，可說是包辦出養流程中的所有工作。

實務上，這兩家機構的保母量能也有限，不可能對所有求助案件照單全收，因此有時也會詢問公部門是否有其他安置處所，但往往得到「床位已滿」的回覆。

安置在保母家的個案，不像安置在寄養家庭或安置機構那樣有其他社工一起照看，因此訪視的責任也落在收出養社工身上。剴剴的不幸事件，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

相對一般送托的孩童，出養童需24小時托育，找到收養家庭就會移出，機構亦無法承諾固定案源，若出養兒少要和原生家庭會面，保母還須帶孩子去機構，需配合事項比收托一般家庭的孩子多很多，在在削弱保母的意願。勵馨在全台北、中、南三個分事務所僅約10多位合作保母，兒盟前執行長白麗芳於剴剴案曝光後3月12日的記者會，表示兒盟配合的保母僅有10位左右。

且比起以往，現在的出養童合併更多困難照顧議題。資深社工王郡羚表示，剛入行時，10個孩子裡大約1個來自藥癮家庭，現在藥癮寶寶、身心障礙很常見，早產已是相對單純的個案。

衛福部統計，目前有7成出養兒少有疾病、發展遲緩或特殊家庭背景。王郡羚曾在兒盟服務12年並擔任收出養組組長，去年初離職轉往成人保護工作。她說，來自特殊家庭的健康兒少，收出養社工會盡可能納入支持資源說動台灣收養人，「7成中的4成有機會留在台灣，2成出養到國外，極少數狀況嚴重的恐得轉長期安置。但這幾年國內的收養意願不若以往，挪威、丹麥今年初暫停從台灣收養小孩，跨國出養機會也減少。」

儘管一般認為保母能給予較細膩的照顧品質，封閉式的居家照顧環境，仍有照顧情況不易被檢視的風險。「保母素質落差太大，」一名近20年資歷的兒保社工督導Ken（化名）表示。受虐的兒保個案有時會由保母進行緊急短期安置，在過往的社工生涯中，Ken的服務單位遇過安置的受虐兒少再次遭保母不當對待的案子，讓他對保母照顧品質放不下心。

收出養社工須定期訪視個案，拍照並寫下文字紀錄，甚至錄影。這是收出養社工確認孩子受照顧品質，並協助照顧者提升能力的機會。尤其對收出養兒少來說，若成年後尋親未果，這份記載成長過程的訪視紀錄，將是心靈上的慰藉。

林容表示，「訪視時要注意孩子的成長曲線、跟保母的互動，身上有沒有傷痕或怪異之處，希望透過密集的訪視讓保母知道我們對孩子的重視。有些保母會覺得負荷過大不願再合作。但很熱情的保母，就算你不去找她，她也會一直跟你分享孩子的狀況。」王郡羚說，就她以往的服務經驗，兒盟社工同樣會記錄孩子的成長曲線、社會發展、興趣、互動、行為異狀與身體傷痕。

《報導者》採訪9名收出養、兒童保護、寄養家庭、早療等與收托、安置兒少頻密接觸的社工，他們表示，若沒有明顯異狀，仍會傾向信任照顧者的說法，並同步回報督導、諮詢專業人士意見，真有不對勁就做疑似兒虐通報。執行上除了仔細觀察兒少動作，口語未成熟的幼兒可用繪圖表達，也會用上一些技巧，既不打壞關係，又能有效把關。例如採取突訪，不過會對保母婉轉表達，例如「我剛好在附近，順道過來看看」；或拉長訪視時間，在孩子吃飯、如廁、換尿布的時機觀察。

台東家扶中心督導段秀玉，在家扶服務26年，一半時間投入寄養家庭服務。她表示，寄養家庭社工面對寄家與兒少，得在支持和管理督導上取得平衡，到寄養家庭訪視時，當發現孩子身上有傷或行為情緒張力大，就會利用和孩子單獨相處的機會關懷，並與寄養家長懇談、核對、釐清兩邊說法。她一向先感謝寄養家庭願意投身公益，同時提醒他們如何留意法規，「社工絕對不是帶著批判跟責備的眼光而來，而是一起看孩子跟寄養家長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一起把孩子照顧得更好。」

在剴剴案中，輿論矛頭直指陳姓社工的訪視紀錄造假。事實上，所有社福系統都有相當綿密且架構分明的督導系統，若造假屬實，反映的不只是單純的欺上瞞下，還會是整個系統的失靈。

事件真相尚未明朗，受訪者僅能就自身經驗進行探討。王郡羚表示，以兒盟來說，每位社工每月都須將服務中的案件列表，與直屬督導逐條討論個案狀況、處理進度、何時可媒合出養。特殊個案會在團體督導時討論，還有外部專家學者不定期進行複雜個案的督導討論。「督導不是只看紀錄，還會問每個處遇的決策過程、社工的想法、交流意見。很難把故事編得毫無破綻，因為一定會有人看得懂。」

「社工訪案回來，其實就會在辦公室交流起來了，大家會一起討論孩子的變化，確認處置沒有疏漏，」林容認為，小孩成長過程的細微變化很難用想像杜撰。

不過綜合受訪社工的說法，收出養社工並不只專注個案，還包含辦理收養家長親職課程、媒合各項資源、撰寫服務方案等，占去近乎3、4成的工作時間。會不會因為工作做不完投機取巧？督導機制會不會百密一疏？沒人能給出絕對的否定答案。

「社工會不會便宜行事？這要看每個人的社工倫理。可是只要紀錄寫得不清楚，督導叫來一問，基本上能看出來。沒確實訪到的個案，沒拍到的個案照片，就回去補訪、補拍，」Ken說，現在會建議同仁從出門訪視就開始錄影，其實也是確保個案與自身權益的方式。

「社工的體系運作，很多是建立在信任關係上，包括信任我的社工、家屬、照顧者，」公部門的資深兒保督導Jean（化名）說，「除非有特殊狀況要督導或同事陪同，否則社工訪視都是一個人去，且不像警察做筆錄那樣可以現場聽打，都是回辦公室才寫訪視報告。有時事情一多，報告可能有點疏漏，但大部分的人都清楚要對這份紀錄負責。」

公部門社工的缺席、政府重度仰賴民間建置的收出養服務，是剴剴案當中未被完整討論的缺角。根據新北市社會局說法，接受脆弱家庭服務的剴剴，出生後就由社福中心社工訪視；剴剴外婆求助兒盟，讓剴剴進入兒盟安置後，依現行法規，社福中心社工持續關懷原生家庭，剴剴交由兒盟社工全責安置、出養評估與訪視。不過，衛福部在後續的檢討中提到，孩童在不同系統間轉換時，地方政府應持續協助，不宜停止相關服務。

剴剴案當中，兒盟、新北市社會局、負責管理、輔導訪視劉姓保母的台北市社會局之間，三方的聯繫協調是否出現缺漏？從出養、訪視、督導，當中環節出了什麼問題？兒盟表示，將應衛福部要求，在25日提出出養服務流程改善計畫，目前不便回應。

事實上，在剴剴案爆發前，公部門在收出養工作者長期呼籲下，已意識到自身在收出養業務中的角色過於淡薄，進行中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法，便將在出養流程中最關鍵、決定孩子往後命運的「出養必要性評估」，從媒合機構改由地方政府辦理；並由衛福部在去年9月一場聯繫會議中下達行政指導，可是沒有強制地方立刻執行。儘管新制已上路近半年，勵馨台中分事務所仍持續接到公部門要求出養評估的電話。

在本案相關的策進作為與社安網檢討機制中，衛福部將「出養必要性評估，未來應由地方政府辦理」放在重點第一項，但還未擬具細節。長期欠缺此項評估經驗的公部門社工，能否立即接上新制，決定一個個出養兒少的未來？受訪的這幾天，林容也忙著在相關網絡間奔波，說明流程、分享經驗。

出養必要性評估轉由公部門負責的期待，是讓出養家庭能更即時地獲得福利資源，兒少出養期間的安置由公部門社工安排，媒合機構能專注投入在收養媒合工作。這麼一來，兒盟、勵馨自行建置的保母系統便要慢慢退場。例如去年底，勵馨台中分事務所絕大多數保母照顧的孩子完成出養，或轉往公部門安排的寄養家庭，台北、高雄分事務所仍有零星個案在保母家。

而剴剴就剛好在這新舊制轉銜的時間點，在去年6月進入兒盟出養程序，9月起由劉姓保母照顧。若他晚幾個月進案，或許能在新北市社會局安排下接受其他保母照顧。雖無法保證能100%防範意外發生，但或許命運就此不同。

不過，當兒盟、勵馨保母系統正式退場，且因應新制不再自行收案，面對攀升中的兒少出養需求，安置床位吃緊的公部門要在哪裡安置這些孩子？原先還可向民間機構求助收案的脆弱家庭要往哪裡去？過程會不會造成更多漏接？依舊令人憂心。

剴剴案發生至今，各界的千夫所指，讓眾多社工心情震盪，在受訪時忍不住落淚，甚至已有社工醞釀出走。然而林容與Emma這兩位資深工作者，都不約而同表達了類似心情：「收出養這工作，很多人一做就是一輩子。因為倘若有一天，當年那位親手送出去的孩子回來尋親，誰比我們更清楚他們的過去？誰最熟悉他們的原生家庭？當那孩子有天踏進我們機構的大門，或許我們能幫他們找到原生的根。」

「收出養社工不是神，卻在做神的工作。」王郡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