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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聞人的未竟之路

系列報導2

【在台篇】香港記者在台灣:「兩邊不到岸」的報導與另一種人生

當香港新聞媒體與公民社會的空間瞬間崩塌,失去戰場的記者們,一部分選擇來台。他們的新聞之路怎麼走下去?(攝影/陳曉威)

2021年6月到12月的半年間,香港3家自由派媒體相繼被清算和關閉,眾多以記者為職業與志業的港人被遣散或離職,他們喜歡的工作無奈被連結到外國勢力,媒體風暴讓為數不少的人拔根離開故鄉,走上來台之路。

《報導者》採訪10位離港來台的香港記者。這些人中,最資深的早在1997年就入行,經歷大時代,記者經歷影響和塑造了他們的人生;也有初出道就碰上反送中運動,在時代最激烈浪潮中掙扎成長的年輕網路記者。

離港後的他們,新聞專業與熱情還能在台灣延續嗎?他們與這份職業、與這座城市之間的痛苦與羈絆,會讓他們怎樣選擇未來的路?在這些香港記者的眼中,如今腳下這個尚有新聞自由的台灣,又意味著什麼?

此系列文章分「在港篇」「在台篇」,深入記錄這群香港媒體人未境之志業、向死而生的心境,以及赴台後,那些跨過與跨不過的台港鴻溝。

「這一道是烏克蘭甜菜羹湯,叫做烏克蘭英雄湯。」

3月15日晚,在台北一家餐廳,老闆娘特地為24歲的香港記者胡戩送行,他第二天晚上就要獨自飛去波蘭,幫總部位於台北的海外香港媒體《同文 Commons》做烏克蘭戰爭的難民報導。他2021年3月來台,初來時經濟拮据,在餐廳打工賺生活費。

同樣在2021年來到台灣的前香港《蘋果日報》記者Elly,也在3月13日的台北街頭採訪「台灣支持烏克蘭和平大遊行」。報導以即時新聞形式供給另一家總部不在台灣的海外港人媒體,報酬很少,來回車費也要自己負擔。但她仍然想做。

「在台灣見到這些集會,就覺得香港沒可能見到了,可能兩、三個人在街上聚集,喊幾句口號就被抓。」這是她見到台灣有集會遊行的感受,也是對記者在台灣仍能自由報導的感受。「所以當一個地方還可以發聲,是很難得的。」

但在自由的台灣,香港記者也跟其他香港移民一樣,有「尷尬」的地方。來台一年的香港攝影師高仲明就形容自己「各方面都好尷尬」。這種移居到自由之地的尷尬,也是他來台後第一個攝影展「後時代革命」背後的主題。攝影展拍攝14個來台港人,4月在大稻埕展出,用強光在受訪者臉上打燈到過度曝光的程度,讓人臉變成一片白。「這麼光,是因為台灣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但來到這麼光的地方,他也沒融入到這個社會,對自己身分認同有問題,對很多事情有詫異,所以你看不到他的臉。」

回到記者的身分,他的尷尬是:「我很喜歡做記者,但是我又要快點維持到自己的生計。另一方面,我又好想快點融入這個社會,因為我想理解台灣,才能拍攝自己的主題,可是我還做不到。」

即使獲獎經歷繁多,資深如高仲明,都因為不熟悉台灣語言與文化,很難找到全職工作,只能以接案形式繼續攝影,收入並不足以給他與太太帶來很好的生活。包括他在內,受訪的10位香港記者中,沒有一人在台灣媒體業找到全職工作,更有人面臨簽證可能到期,不能在台久居的問題。而想繼續報導的人,又要面臨「香港不在場」、「台灣不在地」的雙重困境。不在香港如何繼續報導他們關心的香港?想報導台灣卻又不了解台灣,該從何處入手?

種種困難當前,有人轉往學院進修,有人的筆依然沒有停下,報導仍在繼續。

Ⅰ.帶著傷,繼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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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知道一個時代真的完了,不要對這個世界有幻想,」入行3年後離港來台的網路記者Kathy說。

《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接連關停,媒體高層被捕,記者成為新聞甚至法庭的當事人,她沒有給自己時間去處理情緒,而是逼自己開始理性思考:「如果不能做記者了,在這個環境,我還能做什麼?就好像打仗的時候,立刻很戰略性的去思考。」

2019年夏天,反送中運動剛剛開始,「如果身邊有記者轉行,會覺得很可惜,會問,為什麼不繼續做?」但是從2020年底、2021年初開始,她發現大家已經不再這樣問。

「現在聽到誰轉行,覺得很正常。遇到一些資深記者朋友,大家會問,之後是自己開page (臉書粉專)寫呀,還是轉行呀?」Kathy說,這就是變化。

她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報導時因催淚彈而恐慌發作,到要離開香港前一、兩個月,狀態更是跌入谷底,「我一直在想自己要怎麼處理香港的事,我對香港的熱情,是否放得下香港。」她也無法對採訪過的入獄者開口說自己要走。

這樣的狀態讓她什麼也做不了,她害怕自己再這樣下去會失去對世界的好奇。「如果這樣,就不用做記者了。如果這是我的專業,成為我的志業,我這麼年輕剛剛開始,就被這樣打敗嗎?那就不用玩了。」她決定面對自己的創傷,拿回主動權,找到還可以做的事。「這個行業有創傷,就更加要做下去,如果停下來不做,創傷是不會停的。」

Kathy想起大學時在中國人權新聞中學到的道理:愈不好的環境愈要去做。「他們的韌性是一種很大的啟發,當然你也會知道他們晚上也是睡不著,但你見到他們就會覺得,OK!好!既然大家都還在做,那就做。」

來到台灣讀書,她研究中國政治,看許多關於中國政經改革的文獻。「我對習近平好狂熱,見到"xi"這個字就很想看,對政權很有興趣,覺得熱血沸騰。」她計畫給自己一、兩年時間學習,同時以接案形式在台灣繼續報導和香港、中國相關的議題,最近剛剛找到願意刊登報導的媒體。

「多兩年的時間做記者,是一種bo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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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Kathy不同,33歲的Elly與Alex入行9年,都是《蘋果》突發組出身,報導突發事件,如火災、車禍、墜樓、溺水等等,報導講求速度與現場,十分依賴本地消息來源的報料。

去年12月,台灣舉行公投,Alex去現場拍攝,寫一篇短打的即時新聞,供稿給當時仍存在的《立場新聞》,編輯勸他不要用中文名。一個月後,《立場》高層被捕,網站關停,那位編輯也失業了。此後,他只能找到海外港媒供稿,但報酬十分微薄,有的即時新聞更是完全沒有錢,不可能支持到生計。但遇到台灣有什麼遊行集會、選舉投票、在台港人的市集活動,他仍然會去現場拍攝。

繼續報導,也因為他不知道兩年學生簽證到期後可以去哪裡。「當我以為所有事在2021年9月30日辭職的那天已經完的時候,原來我來到台灣,還可以拍公投、集會,做採訪,就好像多出來的時間,給自己多兩年的時間做記者,是一個bonus(額外的好處)。」未來如何他不知道,「也許一世都不能再做記者。這個世界會發生什麼事你不會知道,我有一些執著,但很難由得我。」所以他要抓住在台灣的每一天,繼續報導。

Elly認識一些同業去英國,「人家是去退休,全家人去的,可能他們已經經歷了香港媒體最風光的年代,聽機追車
香港突發記者早年曾盛行以收聽警方999通訊系統獲取最新資訊,俗稱「聽機」,後因政府將警方通訊加密而不再通行。突發記者也常常飛車快速抵達新聞現場。
,比警察更快去到事故現場。」

「但我們又沒到那個年紀,」30歲出頭,Elly覺得在台灣難得還可以做一些事,就要去做,「就算最後我做不回記者,試過,那條氣也順一點。」

「我的手可以拿相機,也可以去搬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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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仲明也想繼續做記者,但卻不得不面對自己來台一整年都沒有穩定收入的狀況。他的攝影展和書籍出版都是關於反送中運動,前者找到台灣NGO資助,免費入場,不盈不虧,後者因為想讓更多人看到,書價壓得極低,也不會賺錢。來台灣之前,他已經預備好可能無法再做記者。「我會很現實的想,為什麼人家台灣媒體不去聘請一個本地人,要請我呢?」

他需要其他收入,所以接案拍攝了兩個汽車廣告,也做其他與攝影完全無關的散工,「什麼都做。」就算要去做體力勞動,他也不介意,「我還是可以繼續拿相機,我的手可以拿相機,同時也可以去搬貨。」他覺得生活歸生活,自己必須去面對,「我可以拍廣告,甚至拍婚紗照,其他不是這行的我也不介意,生活到就可以了。」支持到生計後,他就可以繼續在工作之餘做新聞攝影。「為了可以繼續讓自己拍攝下去,我什麼都肯做。」

Ⅱ.香港不在場:在台灣如何報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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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想繼續報導,但新聞很依賴現場,離開香港的香港記者要繼續記錄香港,面臨諸多限制。

前《壹週刊》記者阿葉在2019年後來台,去年開始用自由接案形式幫港媒做編輯,一日坐在電腦前16到18個小時,跟記者討論、看稿、改稿。雖然已不在香港生活,但她每日看的仍是香港新聞,做的也是香港新聞。但她坦誠自己在台灣做香港新聞有距離,「要靠在香港的記者補位。」資訊發達的年代,她不會不知道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但不在香港生活,感受沒那麼深,有距離感」。

報導還是能寫出來。Kathy在來台隔離期間就寫了一篇數據報導,分析香港政府新一年的施政報告。她還有一個被捕者家屬的專題在做,臨離開香港前瘋狂做訪問,留到台灣再寫;來台之後,就只能透過電話訪問一些本來就不想見面做訪問的家屬和少年犯。她所在的網媒也涉足烏克蘭報導,她一樣用電話做訪問。

「可以電話訪問,寫一定寫到,但是文字是很誠實的,會流露你的角度,」她說,「雖然好像說不出具體有什麼分別,但本身是寫字、拍攝的人都知道,那是會有分別的。」

「這就是為什麼在場、在現場是那麼重要。而我就是不在現場。」

「出口轉內銷」的「翻牆式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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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轉型為YouTuber的《頭條新聞》前主持曾志豪在2021年被「香港電台」解僱後來台,他擅長諷刺時評,雖不像記者採訪一樣非常依賴現場,但也需要當地的新聞原材料。在重要媒體相繼關停後,他和許多香港市民一樣面臨「無新聞可看」的危機。過往做時評,他會根據官方的發言,「找那些無腦的東西去諷刺」;今年1月起,他開始追蹤《獨立媒體》,也發掘了一些新出現的小網媒,例如每天整理《大公報》、《文匯報》等親中媒體重點報導的《追蹤黨媒》。外媒、Facebook爆料群組和讀者的私訊爆料,也成為他的消息來源。但時事評論和新聞報導終究還是不一樣。

「當你找不到一個新聞事實,沒有就沒有了。我做評論,可以質疑,但記者真的需要找到答案和真相。」

曾志豪也猜想,香港新聞有朝一日要找在香港的線人報料給海外的記者,「寫的那個人就不是在香港的人」,但也許沒有那麼快到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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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出口轉內銷」的「翻牆式採訪」,正是區翠恩過去在香港做中國新聞的方法。來台半年多的她,曾是「香港有線電視」王牌節目《有線中國組》記者。

2020年12月1日,《有線中國組》編採高層黃麗萍突然被無理由地裁員,區翠恩跟隨全組集體辭職。她是團隊裡最年輕的成員之一,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就在廣州和北京駐點,曾報導12名偷渡來台失敗的港人被關押在深圳鹽田的故事。後來團隊全員加入《眾新聞》,從零開始,連攝影棚的地毯、燈光都要從頭做起,仿佛創業團隊。她在去年9月來台就讀,帶了公司的相機和腳架,兼職為《眾》做台灣報導,到1月《眾》解散,她再度失業。

來自電視台和影像報導的新聞訓練更依賴新聞現場,但做中國組的經驗也讓她思考:或許未來的香港新聞,也有在海外報導的方式。

她回憶在《眾》時期無法再駐京,要在香港做中國新聞。所幸,團隊保留了許多中國專家學者、民運人士的聯絡方式,一些人仍可以繼續遠距受訪。2021年7月鄭州水災,她也曾在微博找線索,更有中國記者私底下幫忙聯絡遇難者家屬,「他們沒辦法報,就會給我們。」

除了採訪之外,查看官方數據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資料新聞,不一定要找到現場的受訪者。而官方記者會也是一個來源,她手機仍有「香港電台」和「香港Now TV」的 App,如今幾乎只有官方記者會的推播通知(push),「好像以前我們做中國新聞,裝十幾個App看push,看習近平有什麼重要講話。」雖是官方說辭,記者也可以從中分析,找出可切入的角度。

隨著本地新聞自由大幅限縮,更多香港記者到海外,「可能以後做香港新聞也愈來愈像這樣,」她說。

Ⅲ.台灣不在地:故事、生計、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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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胡戩大學三年級創辦網媒《加山傳播》,拿過3次香港人權新聞獎,但在台灣媒體完全找不到工作。

他投過履歷給傳統媒體,不論藍綠,也找過新興的網路媒體,都沒有回音。「我在網上申請,問認識的朋友介紹,連臉書小編都申請過。」這麼急著找工作,是因為沒錢。來台灣頭兩個月,他一直借宿在港人朋友家,直到找到餐廳的工作,賺到第一份薪水,才有錢租房子搬出去。

去年10月海外港媒《同文 Commons》成立,他成為全職員工,才算有了比較穩定的收入。

Alex也試過找台灣媒體的工作,年過30的他在台灣以學生身分停留,想找兼職,但都沒有回音。「其實台灣自己也很多畢業生,台灣做傳媒也很慘的,我們憑什麼要人家的行業來遷就我們呢?」為了生計,他開始打零工,做些跟新聞工作完全沒關係的兼職,比如學校辦活動需要學生助理,他就去做。鄰居介紹他一起做新產品的品質檢驗,他也去做。

「如果肯做,不會餓死的,」Elly說,「打零工我們也OK的,我覺得要開放一點。除非叫我做廚師就沒辦法,我真的不會煮飯。」

媒體業之難

阿葉有12年從業資歷,但一樣找不到台灣媒體的工作。她從去年11月開始全力找工作,有朋友介紹了一兩個媒體的高層,但對方開宗明義就說,「你是XX的朋友,所以可以見一下你,但我們不會聘請香港記者,還是會請本地人」。

她理解媒體需要報導本地議題,記者編輯要足夠熟悉台灣,就算是要做國際新聞,本地媒體也會聘請在外國讀過書的台灣人。記者工作也相當依賴人脈,不同機構的編輯記者常互相介紹。「但平常一個香港記者,來到台灣,就算你拿了就業金卡、得過什麼大獎,來到這裡,誰認識你呢?」

就業金卡(身分代碼HF198)是台灣延攬外國專業人才的一種簽證,較適合記者申請的就業金卡分類是「出版事業類」,要求申請人有國際重要媒體高階主管的任職經歷,並要入行10年以上,或擁有相關博士學位和教授職位,獲得出版相關領域最高獎項等要求,對大多數香港記者來說並不適用。而一般的工作簽證,則要求台灣媒體在聘用香港人時,公司營業額要達到新台幣1,000萬元以上,用人月薪必須達到47,971元,即基本工資兩倍,才能向勞動部申請聘用。「人家又不知道你是誰,還要幫你去勞動部搞一大輪,為什麼要幫你?聘一個本地記者方便很多,」阿葉說。

高仲明就是以就業金卡來台的香港攝影師,但即便如此,仍覺得自己找不到台灣媒體的工作。他有想拍攝的香港題材,但也知道這不是台灣記者工作的主軸。「都在台灣了,講真,有多少香港的新聞可以做?除非那是很值得報導的新聞。」

他覺得要在台灣繼續做記者,就要關注台灣本地議題,嘗試報導台灣。「你不可能大部分時間關注香港人在台灣的生活。這可能是其中一個關注點,但不可能是全部。台灣有這麼多事發生啊。」

在地化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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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2年媒體資歷的香港攝影師高仲明,來台一年,仍難熟悉台灣本地議題。(攝影/陳曉威)
有22年媒體資歷的香港攝影師高仲明,來台一年,仍難熟悉台灣本地議題。(攝影/陳曉威)

他初來台灣時,以為自己會很快適應台灣的生活節奏,但沒想到來了一年多,要在台灣本地發掘攝影專題,仍然有很大障礙。

「台灣人講笑話的時候會講些什麼呢?」他很想知道。過往拍攝專題,他都從和受訪者聊天開始,但語言問題讓他陷入尷尬。台北龍山寺外的艋胛公園是街友聚集的地方,他拍攝香港街友議題多年,對怎麼和街友搭訕已經熟門熟路。「我在香港就常去深水埗通州街,坐在路邊開一罐啤酒,不停抽菸,就會有人過來問你要一口啤酒喝,或者要一支菸來抽,就可以閒聊了。」

他把同樣方法用在艋舺公園,確實也有街友走來跟他要一支菸,但對方講台語,發現他聽不懂,國語又講得不好,就轉身走了。

住在淡水,他每天拍攝淡水河的清晨和黃昏,逛淡水老街觀察,發現許多空置的房屋。「為什麼沒有人住呢?」他也很想知道。台灣攝影界前輩謝三泰曾帶他去拍土地公,也引起他對台灣拜拜文化的興趣。「好多很大的佛像,很多誇張的儀式,但我現在只是覺得有趣和好奇,如果要拍攝,就要去理解這件事,我想到那個階段,但還去不到。」

曾志豪是專業移民(身分代碼HF160
具有專業技術能力,並已取得香港或澳門政府之執業證書 或 在學術、科學、文化、新聞、金融、保險、證券、期貨、運輸、郵政、電信、氣象或觀光專業領域有特殊成就者。
)的簽證身分來台,比就業金卡更優,有申請定居的可能。他的YouTube有超過22萬訂閱者,收入足以生活。但即便專業資格受移民署肯定,他也明白自己在台灣媒體很難找到全職,「個別有些機構可能想有中文評論部,有廣東話時段,但不會有很大市場。」廣東話評論是他的專長,「如果不做這部分,真的像本地台灣記者,其實是沒可能的。你跟他的新聞,跑他的進程,怎麼會夠他熟?」

他舉例,「比如接下來有台北市長選舉,你怎麼會比台灣記者更熟?」

不用「連根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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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香港電台主持人曾志豪來台後轉型做YouTuber,但觀眾仍以港人為主。(攝影/楊子磊)
前香港電台主持人曾志豪來台後轉型做YouTuber,但觀眾仍以港人為主。(攝影/楊子磊)

曾志豪的YouTube每星期更新3~4集,有自己的新聞評論直播,也有和老搭檔吳志森等人的連線互動,每集觀看人數常常在5萬以上。但他從系統後台看到,「來自台灣的觀眾是很少的。」他節目主要講廣東話,沒有字幕,基本上只有聽得懂廣東話的人會看。「這就很看香港觀眾主要分布在什麼地方,有近7成其實仍然是在香港,但有3成多已經在海外,英美澳加是最多。」

「我還是很關注香港,在心態上對香港的情緒還是很強,所以很想做香港的主題。」但曾志豪也渴望與台灣對話,最近成為了台灣媒體人范琪斐的YouTube節目固定嘉賓,還入股了媒體人張潔平在西門町的「飛地」書店,希望利用書店的文化空間,辦些台港交流的直播活動。至於年輕記者是否能報導台灣的議題,「我不悲觀。」

「如果他們想理解當地的政策,要跟當地的機構打交道,學習當地的語言,這些人比較高學歷和年輕,不是1980年代那種真的(到了國外)去唐人街洗碗的,他們是有學習能力的。」曾志豪認為一個記者的關注點可以不只是一個地方:「來這邊的香港記者關心香港新聞,不代表他會跟台灣當地脫節,也可以兩邊都留意。」

「反而你叫他連根拔起是很難的,你要他現在從零開始全心做台灣的新聞,可能挫折感更大,可能分分鐘想不到怎麼辦,就真的轉行了。」

24歲的Kathy就是這種年輕記者。剛來台灣的4、5個月,她人生地不熟,又急著要賺錢,就找了一份幼兒家教的零工,後來申請到獎學金和研究助理的兼職,就開始積極找台港兩邊的媒體合作撰稿。

香港的專題她沒有放下,而對台灣本地議題,她也開始有興趣。「我不想做記者永遠都社運、社運、社運,這個世界很大,時機令我還沒有接觸到很多。」她對台灣選舉新聞有興趣,「在自由世界看到民主選舉原來是這樣的,可以這樣做選舉報導」。逛全聯,她發現有的全聯只有樓梯,沒有斜坡,就想做無障礙城市的故事,「這裡的城市規畫對坐輪椅的人友善嗎?」還有台灣通緝犯的議題,長照議題,九合一選舉⋯⋯「這些全部都可以做,只是我要慢慢來,我還沒有很瞭解這個地方。」

「一個記者的天性就是這樣,見到議題就覺得可以做,可以research,可以去找case,在臉書收藏一個post,看有沒有機會做訪問,」Kathy說。

Ⅳ.海外港媒,或是不限於記者的另一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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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戬在波蘭採訪烏克蘭難民期間得知,自己創立的網媒《加山傳播》被香港法院指為煽動。(攝影/陳曉威)
胡戬在波蘭採訪烏克蘭難民期間得知,自己創立的網媒《加山傳播》被香港法院指為煽動。(攝影/陳曉威)

去年金馬影展期間,胡戩曾專訪香港電影《少年》導演任俠與兩名演員,引用「47人案」被告鄒家成在法院外說過的一句「壞時代是好作品的溫床」,寫出任俠對困境下香港電影的希望。

剛來台時,他仍在自己創辦的《加山》刊文,也做過台灣公投的報導。但去年11月,《加山》共同創辦人、「47人案」被告馮達浚申請保釋被拒,讓他決定要解散《加山》。今年4月6日,他正在波蘭採訪烏克蘭難民,卻接到香港傳來的消息,高等法院指《加山》是一個傳播煽動思想、呼籲制裁,並在國際間匯集支持的平台。他確信自己再不能回香港,出聲明澄清所有涉事報導都由他撰寫,與他人無關。

失去報導平台的是來到台灣的每一位香港記者。壞時代可以孕育好作品,但好作品也需要地方發表,記者需要謀生立足。在這樣的背景下,海外港媒《同文 Commons》在2021年10月誕生,辦公室位於台北市松山區,Facebook追蹤數剛剛超過3萬。總編阿木說,他們在英國和台灣各有一個全職員工,其餘8個人手,包括他在內,都是兼職或接案工作。

《同文》的一種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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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在廣東話裡與「同盟」諧音。在海外創立的網媒《同文 Commons》,logo形似一個討論空間,也像一個引述受訪者的引號。(攝影/楊子磊)
「同文」在廣東話裡與「同盟」諧音。在海外創立的網媒《同文 Commons》,logo形似一個討論空間,也像一個引述受訪者的引號。(攝影/楊子磊)

阿木說,《同文》在廣東話裡與「同盟」諧音,是一夥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也代表大家使用同一種文字。去年6月,他見到《蘋果》結束,覺得香港空間愈來愈小,也陸續聽到在台港人的故事,覺得值得書寫。隨著《立場》與《眾》的結束,「那兩天Facebook和IG的追蹤者立刻上升,」他意識到,「香港讀者每天對著的媒體突然就沒有了,就好像沒有了耳朵和眼睛一樣,突然間不知道香港自己發生什麼事,需要追蹤一些別的媒體。」自今年1月之後,《同文》的讀者三分之二IP都在香港。看到這個變化,他們決定多做一些香港本地的新聞。

他們目前每天有一人輪班,從各大國際通訊社發掘與香港有關的消息,整理即時新聞,每週有記者供稿人物專訪和短專題,在英國的主筆則撰寫評論。他不願透露《同文》的出資人,因對方想保持低調。他本人則畢業於香港大學新聞學研究所,沒有全職做過記者,本在香港從事創意產業,現在負責《同文》的統籌和內容把關。

而為《同文》撰稿的前香港記者們,主要來自香港《蘋果》、《壹週刊》、《AM730》等,雖然除了胡戩之外,全部用筆名,但記者都靠著個人過去的公信力獲得受訪者信任。海外記者用筆名的考量,阿木說,是「可能有些還想回香港。」出於安全考量,他們也沒有公開台北辦公室的具體地址。不過,作為海外港媒,有一個角色是「在海外要寫在香港不能寫的東西」,所以不會避開什麼紅線。

選擇台灣,除了因為與香港沒有時差之外,也因為台灣的新聞自由。阿木說:「台灣給香港人提供了自由的空間去做媒體,因為香港已經不自由,所以我們就要在一個自由的地方繼續報導。」

低調運作,記者全部使用筆名,在海外報導香港與海外港人故事的海外港媒,會為找不到去路的香港記者們,提供繼續報導的新平台嗎?對於Elly、Alex與胡戩來說,這似乎就是現階段的解答。但《同文》並沒有能力為香港記者解決台灣簽證和生計的問題,即使是全職的薪水,也要省一點才能支持在台灣的生活。

等待時機,不會只有一條路

去路仍然不明,香港則已成為回不去的地方。這並不是因為每個人都危險,而是Elly覺得,這年代的香港記者,必須在回香港和做記者之間二選一。在如今的政治環境下,「我如果回香港,一定做不回記者。」一年之後,她也許就會碩士畢業,不知未來會如何。

Alex本打算畢業後回香港工作兩年再回台灣找工作,若順利,依據台灣現行法規,就可以在台灣申請居留身分代碼HF169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來台就學其畢業回香港或澳門服務滿2年者。
)。但他離開香港,才把自己和香港看得更清楚。「不知道香港會變成什麼,還可不可以是我能生活的香港?」

2019年,他在運動現場報導,每天最在意是否拍到足夠的畫面,「好像過濾了我的情感。」直到他在台北看到《時代革命》,這種情感才突然爆發出來。「我拍過一張照片,一個人被警察制服壓在地上,然後防暴警繼續噴胡椒噴霧在那個人臉上。我看著自己拍的照片,感覺最多就是一句髒話,就完了。」但壓抑的情感直到來台之後才爆發,「我再看《理大圍城》,才慢慢重新吸收那件事,跳出一個『人』的情感和感覺。」

當然,「如果世界沒有那麼糟的話,我還是想回香港。就算回去做商業攝影,拍pizza、小動物、美女模特、婚紗,」Alex說。

Kathy也總是很想回香港,沒想過長留台灣。初來台時她既不適應台灣生活,又對香港心存愧疚。「既然如此,為什麼我還在這裡?為什麼我不回去?」後來她想明白自己要什麼,提醒自己來台灣是為了看到社運報導之外的世界。但她不再想著改變世界了。「進大學的時候是2014年,很多人覺得可以改變世界。」但她現在不想了。

她轉而去想:「我要準備好自己,等待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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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3年就2度失業的區翠恩,覺得自己不一定要繼續做記者,重要是「對世界有output,為香港做點事」。(攝影/楊子磊)
入行3年就2度失業的區翠恩,覺得自己不一定要繼續做記者,重要是「對世界有output,為香港做點事」。(攝影/楊子磊)

入行3年就2度失業的區翠恩,則覺得自己不一定要繼續做記者,重要是「對世界有output,為香港做點事」。她覺得自己在記者經歷中學到的採訪技巧和思維模式,就算做學術或轉行也用得到。「我不一定要寫報導,而是可以讀書,認識多一點台灣朋友,跟他們講香港的事,做跟香港有關的學術研究,或是做一些關於在台港人的口述歷史,都是我自己的探索。」

「生活不限於記者。記者的經歷令我接觸了很多事,但這些事帶給我的東西,多過記者這個身分,」區翠恩說。

好好生活,好好啟程

阿葉也同意這樣的看法。她在剛來台灣時受反送中影響,情緒太差,曾經休息半年以上,才慢慢回到媒體業做接案工作。「有一段時間我還沒有很找到自己,但我不覺得那是浪費。會不會在離開這一行的時間裡,我們可以令自己變成更立體、更豐富的人呢?如果你出去,成為一個更好的人,無論何時,你想回來,你就會成為一個更好的記者。」

生計問題還是要解決。「如果你搞得定生活的部分,還覺得自己很想寫字、攝影,那就到時候再用自己時間去做,」阿葉說。

高仲明仍在繼續拍攝「後時代革命」系列照片,還想去其他國家拍攝當地的港人,有機會再和攝影展的照片一起集結出書,而上一本書《港傷》的照片則會在下半年於台中展出。胡戩則剛剛把《加山》的17篇專訪集結出版,接下來要繼續書寫從波蘭帶回來的30個烏克蘭難民訪問。

《報導者》為區翠恩拍攝照片的時候,她在草坪上走過,告訴我們,她在台灣領養了一隻小狗。很多人問她,這樣以後是不是要留在台灣了?「我說不是呀,如果我去英國,就帶狗狗去。」她把台灣的經歷看作一段探險,「我不一定永遠在台灣的,以後可能去其他地方或是回香港,不會限制自己。」

對年輕記者來說,這條路雖然曲折,但畢竟剛剛啟程。「都不可以這麼灰心的。好好生活。」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阿葉、阿木、Kathy、Elly、Alex均為化名。

索引
Ⅰ.帶著傷,繼續報導
Ⅱ.香港不在場:在台灣如何報導香港?
Ⅲ.台灣不在地:故事、生計、簽證
Ⅳ.海外港媒,或是不限於記者的另一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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