佇立在台北車站大廳的黑白格，玉芳（李沐飾）正等著男友小張（林哲熹飾），剛結束前一段無疾而終的感情，玉芳想著，這回幸福終於真正到來。耳機裡放著蕭邦的降E大調夜曲，但四起的尖叫聲劃破祥和，全身黑的「武士」持長刀向她奔來，數個路人已被砍傷倒下，玉芳定睛一看，兇手竟是借住家中的室友明亮（林柏宏飾），自己在陰錯陽差下成了被復仇的目標。
這不是犯罪電影，而是非典型愛情故事。電影預告還刻意給觀眾一套腳本，為的是讓觀眾進戲院後自己逐步翻案。
入圍第58屆金馬獎項：導演（何蔚庭、胡至欣）、女配角（陳庭妮）、新演員（李沐）、音效（杜篤之、江宜真、陳冠廷）、剪輯（李蕙、何蔚庭）共5項
6位看似毫無關聯的個人，卻在無形之中相互影響彼此，最後捲入一起台北車站隨機砍人案件。透過愛情、慾望、犯罪包裝角色背後肩負的任務與概念，探討Z世代的生活環境，環繞著虛擬、線上遊戲、網紅、社會輿論、家庭問題⋯⋯承載這些來自虛擬卻又真實的視線，一場青春無懼、戀愛無罪的遊戲即將發生。
何蔚庭
1971年生於馬來西亞柔佛州麻坡，畢業於美國紐約大學電影製作系，至台灣後陸續從事廣告、紀錄片和電影編導工作。早期短片《呼吸》、《夏午》皆受到國際影展矚目；2010年執導首部劇情長片《台北星期天》獲第47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2018年《幸福城市》亦入圍第55屆金馬獎4項大獎，並奪得最佳女配角。
令人不適才是真實世界，誰說愛情和青春只有一個模樣？
《青春弒戀》上映後評價兩極，有觀眾直呼時間不斷跳躍、人物多線分散，根本看不懂；也有人喜歡一再迴返的觀點刺激，享受探索角色心境的解謎過程。批評對何蔚庭早已不痛不癢，從家人、影評到市場反應，他練成了一顆強心臟。
從短片踏入電影圈，何蔚庭暗黑的劇本和氛圍深受評審喜愛，希望他延續風格嘗試長片，「我就搞怪拍一個《台北星期天》，影評真的很氣，覺得我背叛，說導演你長片不應該這樣拍，我對他們好失望。」由兩個菲籍移工搬沙發的事件貫穿，喜劇為皮、諷刺為骨，透過外來的眼睛凝視都市人，同時翻轉外勞只有被剝削的可憐形象，《台北星期天》讓何蔚庭戴上金馬最佳新導演的桂冠。他說不想只拍一種電影，「如果演員可以挑戰各式各樣的角色，為什麼導演得被定型？」
《幸福城市》回歸黑暗本色，何蔚庭又不甘於順敘，把主角小張的人生倒著過，看一個好人如何因為幾個關鍵夜晚和人生跌宕，走向殺人一途。入圍金馬4項提名，卻是叫好不叫座，以「幸福」為名，觀眾看完反倒無敵抑鬱，還因畫面太露骨被分為限制級。票房結算時，行政人員直指是當初取錯了名字，「還有人跟我說，導演我看過你的電影，是《幸福路上》對吧！」何蔚庭只能苦笑自嘲。
難道幸福只有一種定義？愛戳破粉紅泡泡、露出人性黑暗面的何蔚庭，這次轉向叩問什麼是青春、什麼又是愛情？「愛情不能只有一種，瓊瑤式愛情沒問題，但愛情也有很畸形的，有單戀、苦戀、迷戀，有女女、男男、男女，也可以年紀不一樣。」片中玉芳和Monica（陳庭妮飾）同在劇團演戲萌發情愫，亦有親密戲呈現，何蔚庭說，「我沒有想拍女同的東西，可是我也不覺得要避開它，這就是慾望來了，而且玉芳就是這樣的人。」
出身馬來西亞民風保守的小鎮，家人雖想支持何蔚庭的作品，看完電影又常五味雜陳，不知如何向親朋好友解釋，「很尷尬，他們想說你家這個人怎麼了，怎麼拍這種東西，覺得你在哪裡學壞了。」但他表示，令人不適才是真實世界，不會因為不拍就不存在。
「這幾年不只在台灣，國外很多年輕人莫名其妙就做這件事情（隨機殺人），可是他還真不是恐怖分子，」何蔚庭說，靈感來自西方近年熱議的「非自願單身」（involuntary celibate，簡稱incel），指因社經條件或其他原因而無法找到伴侶的人，且大多為男性，有人甚而對女性仇恨犯罪。
假如明亮不是恐怖分子，為何要跟蹤騷擾Monica，還在公共場合意圖砍殺玉芳？當虛實的邊界被模糊，明亮把虛擬世界的規則錯置到現實生活，何蔚庭解釋，「不是所有人玩遊戲都會變明亮，可是如果沒辦法控制自己，你會覺得女生就是這樣，我拿鑰匙就能進去她家，我直接跟她說我愛你、我娶你就可以了。」
飾演明亮的林柏宏說，電影前20分鐘，觀眾會以為要看一個殺人犯的故事，「其實我和導演想用這個角色表達，為什麼生長在富裕的家庭，想要什麼東西都有，甚至有滿多人疼愛，一個所謂正常的年輕人，會在受到傷害或是痛苦的時候，去選擇傷害別人。」林柏宏解讀，明亮把自己當成英雄，而所有暴力都出自於愛，當有人傷害他的愛人，就用更大的暴力來證明自己。
在戀愛和性經驗上的缺乏，讓明亮想愛卻不得其門而入，「明亮不是把自己關起來，他很想要跟這個社會接觸，可是不知道如何達成，當他一次又一次去靠近，又用一些別人認為不舒服的方式，他不是故意的，但導致他得到的是一種拒絕，甚至人家覺得他很變態。」於是玉芳不想跟他接觸，Monica請警察把他帶走，唯一給他安慰的，只有既像媽媽又是性啟蒙對象的按摩女郎蕭姐。關係受挫的骨牌一片片推倒，明亮走向偶然也是必然的結局。
「這世界很無奈，可是從創作的觀點來看，它又很可愛。這個電影裡面沒有壞人，可是我們真的會不知不覺傷害到別人。」
林柏宏和飾演玉芳的李沐都有同感。何蔚庭則認為，這是一個善惡難以二分的時代，「你很容易變加害者，也很容易變受害者，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他舉例，就算把刀槍武器都沒收，社群網路和媒體也無法控制，這些滲入年輕世代生活的媒介，推波助瀾惡與傷害。
被害的加害者、加害的被害者──何蔚庭能做的，就是不給標準答案、不去審判，「《幸福城市》的小張也是罪犯，最後殺人啊，可是我的好處是，不管我寫什麼，我都沒有去判定他是誰。」
明亮缺愛，玉芳也是。李沐說她身上有種奇怪的推力，太害怕關係消逝，反而讓所有人都想逃跑，「明明好像不會搞砸的人生，變成這個樣子。如果我是玉芳，我可以改寫她的人生的話，我可以讓她變得不一樣，剛開始我真的很難理解她。」坦言接到劇本之初，甚至對玉芳生起悶氣，後來才明白她的糾結，「玉芳覺得自己要夠好才可以被愛，會因為父母離異，覺得自己是不是做錯事情，或者是誰的負擔。」
玉芳和Monica以為相知相伴，最後淪為情感勒索；小張給予滿滿純愛，只是玉芳用來療傷填補空缺的慰藉。這似乎是這個世代的特徵，作家莎莉．魯尼（Sally Rooney）在小說《正常人》（Normal People）中也剖析千禧世代對於自我和親密關係的不安：
他們想互相依賴，卻又因彼此間的權力關係而抓不住對方，害怕面對未來和自己。
自我價值的不確定和對愛的追求，無意間捲成一場風暴，正是因為這些角色都還「青春」。擔任本片剪接師的李蕙今年28歲，離青春還沒那樣遙遠，反覆閱讀逼近劇本，她將之理解為義無反顧，即便結局徒勞無功──明亮和玉芳為了愛用盡力氣，給予最大的包容，可還是失去，「這是這個階段的感情很常有的結果，但這個結果又迫使一個人改變很多，他使一個人很快進入下個階段，不管那個改變是更好還是更壞。」
林柏宏說，「青春其實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對這個世界的未知感到好奇，也可以是恐懼，每個人對於沒有經歷過的事情，對於情感上的受傷，都會有不一樣的反應，這就是這個電影的魅力，每個人很努力的想去愛，不管是愛或是背叛，但是每個人也都受傷了。」如果觀眾能懂得明亮的不成熟，也許自己便能成長。
本屆金馬入圍5項，何蔚庭說對導演獎項沒執著，更希望演員被肯定。《幸福城市》中，丁寧以黑道大姊的多層次表演拿下最佳女配角，何蔚庭也感覺摸索到跟演員的工作方式。在《青春弒戀》的前置期，他用近3個月時間，與劇組一同建構角色的生活細節，也隨著演員給出的表演調整劇本。
例如林柏宏試戲時，被指派在警局偵訊室自白，坐定後沉默長達2分鐘，盯著對面的表演老師看。他幫角色設定故事，想像自己用化學毒氣在電影院殺人，但心中毫無悔意，只是理直氣壯等著警方訊問。何蔚庭大感驚豔，把這段空白加進劇本裡，成了片中一個極具壓迫感的楔子。
不過戲分吃重的林柏宏和李沐都坦言，片中角色跟自己的個性相差甚遠。身為演員，每天要跟許多人接觸、快速敞開自我，明亮卻是個完全封閉的人，「我得往內在的自己探索，去找到我因為沒有跟人交流而產生的焦慮，或者是孤獨，」林柏宏說，那段時間他常一個人在西門町的暗巷閒晃，觀察年輕人都在幹嘛，用土法煉鋼的方式貼近明亮，角色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至於入圍最佳女配角的陳庭妮，何蔚庭無意中發現，她和想要擺脫過去形象的Monica不謀而合，「時間到了，她要挑戰演技的話，遲早要碰到很奇怪的角色，所以她很有勇氣地接了，可是在演戲過程，她也疑惑自己到底會不會演戲，這跟Monica不是一樣嗎？」何蔚庭說，演員演自己遠比演別人困難，「他們習慣身上加很多東西，要把自己蓋起來，那我就直接把外面東西一直拿走，她就是得赤裸裸的。」
「他對演員好的方式就是讓你有最好的表演，可是在那個過程當中，你可能會感受到痛苦。」林柏宏為了角色說服力，必須把病態的一面也挖掘出來，去揣摩明亮身為瘋狂追求者的肢體語言。這是何蔚庭對「戲」的執著，無論什麼類型的電影，他最享受的就是和演員一起工作，「如果問我唯一維持的風格是什麼，我可以什麼都拍，我就是要確定我的演員戲好。」
戲的好壞，剪接師李蕙有不同體悟，「沒有所謂真正好或不好的表演，只要放到對的位置，它就會是對的表演。」有時以為不需要的場次，會以想像不到的方式回到某個位置產生功用。例如陳庭妮和李沐的幾場對手戲，拆開來看力度都不強，但隨著角色的進展，正是看似無關緊要的情節把情感推足。
「用審視成品的眼光去看待演員的表演，常常會挑剔為什麼這樣演，那是站在觀眾的角色去看很rough（粗糙）的素材，可是我們所看到那個水準，是透過聲音、調光很多部門的人去成就的。」李蕙在《青春弒戀》是第二度跟何蔚庭合作，上回《幸福城市》她大學剛畢業，還是剪接助理，這次正式以剪接師身分參與，也逐漸摸索出一套心法。
為期約4個月的剪接，何蔚庭人在泰國，李蕙因疫情留在台灣，「我們都是下午2、3點通電話，討論他想要怎麼做，我就會開始剪，剪到大概凌晨3、4點出檔傳給他，他早上看，記錄一下想法再跟我通話。」兩人彷彿循美國─印度的時差工作模式，完整利用24小時。
倒是劇本裡的時間跳躍，讓李蕙一開始很傷腦筋，「第一次看的時候，就是有點想說時間在哪裡？」她指著牆上貼的筆記，為了弄懂故事順序，還自繪時間軸輔助。《青春弒戀》一方面角色多，另一方面反覆讓時間倒流，觀眾難免迷路，「後來我們找到一個方式，主要在講那個人的困境的時候，就下他名字的字卡。」李蕙和何蔚庭討論，透過類似小說章節的區分，讓觀眾在觀影當下知道要跟著哪個角色走，這也成了《青春弒戀》的敘事特色。
何蔚庭認為，這和接收新聞事件相似，從來沒有上帝全知視角，而是隨著時間拉長，不斷得到新線索，用不同人物的觀點建立更完整的詮釋版本。這種手法讓《青春弒戀》多了一層懸疑的樂趣，卻也讓習於把電影歸納分類的人有些焦慮：那這究竟該算是什麼類型的電影？
何蔚庭露出一貫有點惡趣味的笑容：
「這種不安、徘徊，一直不曉得要幹嘛的狀態，我覺得是最好玩的，因為電影如果都已經知道要幹嘛，那就不是人生了。有些商業片就是大家都已經知道要去哪裡，已經知道結局是什麼，很有目的性一直往前走，好像人生就是那麼乾脆，沒有啊。」
游移和迷惘，這樣青春的形容詞屬於片中角色、演員、觀眾，也屬於導演。
走到第四部劇情長片，何蔚庭也在不斷試錯中滾動檢討。
《青春弒戀》從故事大綱階段就找行銷團隊介入，規劃宣傳和製作資金。蒐集演員的評價，小範圍前測市場水溫，「以前大家都覺得拍藝術片不要找卡司，其實找明星來拍自己想要的主題，是最高招的。」身為創作型導演，他也試著收斂猛爆大膽的畫面呈現，「在分級上有考量，那時候《幸福城市》限制級，我真的覺得很冤枉，被弄得很慘，所以我這次就說不能限制級，拍庭妮我就收歛啦，不然我可以要怎樣就怎樣。」
是向商業靠攏嗎？何蔚庭的劇本和敘事依然反骨得很，只是要「長大」，滿足想繼續創作的飢餓胃口，得找到拍下去的路。片子雖才正式上映不久，何蔚庭說，下一部片已經有3個完全不同的劇本。
「導演最可怕的是沒辦法停下來，不是上班到65歲就可以退休。你好不容易今天拍出這個成績，不可能說我不要拍了，我要回家，就是沒完沒了。夢是很可怕的、無限大的，拿到金馬，要去坎城、去奧斯卡，這東西就是無止盡地做，可是就是這樣我們才會年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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