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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李雪莉/「歹命」其實是一種社會結構──從《廢墟少年》到《度日》看見的新底層生命

2017年,《報導者》出版了一系列《廢墟裡的少年》的深度報導,試圖帶讀者從少年童工的視角出發,讓台灣社會意識到,台灣竟有2萬多名12~18歲的少年少女,因為家庭失能,主要照顧者因藥酒癮、貧病、入獄服刑或長期失業,而讓孩子們被迫提早走入成人世界、進入勞動市場,支撐自己甚至家人的生計。

這些高風險家庭的少年們,承接的是荒蕪的廢墟:有需要照顧的殘疾長輩,經常缺席的父母親,家裡高築的債務,以及無法抽離的情緒黑洞。我們於田野穿梭,見證了許多少年少女的「家」,牆上掛的是年輕父親的遺照,抽屜裡是母親自獄中寄來的家書,沙發與牆角厚積的蜘蛛網和塵埃,深刻感受了那種物理的廢墟狀態、心理的被拋棄感、疏離的社會境況。

這一系列報導,經過改寫與擴編,隔年出版為《廢墟少年》一書。擔任這本書攝影的是余志偉和林佑恩,之後,佑恩更繼續接起了棒子,以橫跨4年的維度,持續記錄了書中主人翁「土豆」與其友人在雲林土庫鎮的生命,完成了40分鐘的紀錄片作品《度日》,在今年(2021)9月拿下金穗獎大獎,也在10月入圍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金馬獎最佳紀錄短片。

《度日》與《廢墟少年》的不同路徑

在製作〈廢墟裡的少年〉的深度報導時,我們陪著「土豆」和他的朋友們到田裡噴農藥、上山拔菜、搬金紙,記錄了他從15歲開始養活自己的過程。我還記得當時與佑恩經常討論,「土豆」成年之後日子是否會過得好一點?少年工的身分如何得到法律保障?如何找到好「穡頭」
台灣閩南語,讀音sit-thâu,意指「工作」。
?他是否負擔得起未成年駕車的罰單?每回聊到這些,記得兩個人常是低著頭望著桌面,心頭悶悶的。因為我們沒有好答案,現實總是殘酷得令人無法直視。

雖然有著同樣的主人翁,《度日》與《廢墟少年》的方法論是截然不同的。《廢墟少年》試圖從個體生命上探巨觀的社會結構與國家政策,涵蓋了中輟中離的教育議題童工與少年工的勞動議題安置機構的輔導照顧觸法少年的司法處遇,以及台灣跨世代的家庭結構變遷

《度日》選擇的是另一條路徑,以更為人類學的方法,不帶框架、赤裸地直視微觀的個體生命。佑恩花了許多時間陪伴和進入,從「記者」的位置轉身,放下先行的問題意識與價值判斷,以一個「人」的姿態,平實地進入「土豆」的生活和工作。

這個「陪伴」的過程並不容易。佑恩說:「我就是一直覺得我很奇怪,就是我是一個很大的外人⋯⋯我會很希望說,我們不一定要變成一樣,可是至少你可以感受到⋯⋯我在旁邊靜靜的陪你、看著你這樣子。」

佑恩很努力隱身自己,偶爾提問,但影片中一開始就是土豆的視角告訴觀影者,他其實很難理解佑恩的提問:「其實你問的問題都讓我很尷尬,不然就是完全不知道怎麼回你。」但最終,隨著佑恩留下來的時間愈長,土豆也開始適應導演和機器的存在,即便土豆從來不願讓麥克風別在自己的身上(這增加了工作上收音的難度),但土豆對林佑恩的稱呼已不再是「這個記者」,而是他的名字。

不過,框架是很難放下,對彼此都是。框架是難以自我意識到的,人們往往容易困在自己「理所當然」的平行世界裡。舉例來說,當年在一場誠品的新書發表會裡,一位中年婦女看完短片後,很生氣地留下紙條離去,譴責我們:「你們怎麼沒有在當下阻止他噴農藥
〈廢墟裡的少年〉中報導,土豆15歲開始加入農藥代噴的團隊。少年們身上揹著200多公尺的長管,沒有口罩和任何防護措施,管子裡噴出的是他們親手調配的農藥水。而噴農藥伴隨著中毒、肝硬化等高風險。
!」那個婦女負氣離去的身影偶爾會出現我腦海裡,對我是很大很大的震撼,也是極大的提醒,深刻讓我意識到平行世界裡的人們要能同理,比我們想像中來得難。(我真希望她能看到這篇文章,因為我好想對她說:「土豆」在那個環境裡幾乎是難以有選擇的,廉價的「俯瞰式同情心」並無法改變什麼。)

當時報導出來時引起不小的迴響,有善心人士致電給我,說想支持「土豆」,但前提是希望他持續求學,我也基於道義,將這訊息傳達給「土豆」。我記得很清楚,他在電話那頭用台語回覆我說:「妳覺得我有可能再回去坐在教室裡好好上課嗎?」那時他打過各式零工3年多,的確難以進入一種框框條條、正襟危坐的工作和學習節奏,我試著不帶入太多主觀進入,試著了解他的生活,試著提出可能讓生活變好的方式,但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我還是不夠理解他的處境。

「無問將來」作為一種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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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攝過程中,林佑恩不斷思考紀錄片拍攝者與被攝者的關係。(攝影/余志偉)

《度日》得了金穗獎大獎,但導演佑恩內心卻充滿衝突和複雜的情緒。因為他在少年們的生命裡,看見的是不得不然地「無問將來」的生命姿態。

在記錄的那段時間,佑恩在土庫鎮租起房子,南北奔波,在台北上完課和工作之餘,就南下拍攝;偶爾「土豆」和朋友蹺班的時候,佑恩會幫他們代班,去幫忙搬金紙,從頭學怎麼扛金紙箱、怎麼施力,努力成為他們之中的一分子。因為在一起生活的時間變長,他漸漸也開始用「土豆」生命的節奏過生活。

少年們的度日,是一種以極微小的維度在過的日子;少年們的「度日哲學」,是在極小的空間,極沒有彈性的時間裡完成的。(我們經常說的「短、中、長期規劃」,不是他們的語彙和思考方式。)

日子是這樣過的:凌晨3點半起床,開著卡車在稻田阡陌間搬美生菜,彎著腰把農婦剛割下的菜一顆又一顆地堆疊在籃子裡,送上車載到定點配送;又或是搬運大西瓜,開著車從雲林、墾丁、花東再轉到台北果菜市場,全省跑透透;其他的度日包括代噴農藥、幫人搬金紙。

粗工耗體力,工時又長,為了讓日子順利「度」下去,他們一天喝好幾罐保力達B,有時一整天14個小時下來,工資多半落在1,800或2,000元。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電影裡與「土豆」從小到大一起長大的同村好友明益,明益坐在種滿美生菜的田裡跟農婦阿婆聊天,阿婆問到他的年紀,他說自己20歲。阿婆不可置信地說:「為何連鬍子都是白的?你最好只有20歲啦!」明益跟阿婆鬥嘴鼓,咧嘴大笑,露出被檳榔染紅的牙齒,襯著長時間被陽光炙烤的黝黑皮膚。那是一個揹著20歲身體的老靈魂。

生前死後,都逃不過資本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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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余志偉)

紀錄片裡有幾幕,是在一塊莫大的田地裡,熊熊火焰燒起成堆的金紙。那是「土豆」和少年們把一筐又一筐的金紙塞進一個大容器裡,載到客人指定的地方,燒給已逝死者的庫錢。我覺得那是貫穿《度日》全片的重要意象。

燒庫錢是台灣民俗重要的生死環節,人生短短幾十年的生命,不論風光或悲慘,讓死後到了彼岸的往生者,有庫錢在另一個世界重新開始。這種庫錢有時也安慰著活下來的人,也許未來身後也有下一站。

20歲的少年們搬金紙3年了,他們為死人堆庫錢,有些庫錢極奢華,要很大的容器才裝得下;搬金紙搬累了,就躺在倉庫裡的金紙床上,睡上一覺。我在那幾幕金紙堆和熊熊火焰中,看到的是悲涼,一種生前死後人們都得為錢奔波的無奈。人們在活著的時候無法擺脫資本主義,死後也得倚靠,此世要有錢過明天,而過身到冥界也要有庫錢才能走下去。

談夢想、規畫很奢侈,不論哪個世界,要有錢,才能活下去,不至被看扁。

4年前訪問他們時,少年們最常脫口而出的是:「阮是落土時遇到歹八字」
台灣閩南語,意即「我出生的時候就命不好」。
、「就衰」、「衰尾」
台灣閩南語,讀音sue-bué,意指「倒楣」。
。《度日》裡,土豆的左臂多了一個咬錢蟾蜍的刺青,片子裡他多次說著:「只要有錢賺就行了。」

為了有錢賺,為了償還各種家庭債務、照顧長輩、還有因酒駕而橫生的支出,他鋌而走險;那些在鏡頭之外的事件或角頭人事,導演並不明說,但如果懂得社會運作的,你會知道片子裡,土豆漸漸把自己投擲到灰色的世界裡。

4年過去,在《度日》裡,我看見少年們更加地被金錢催逼著上路,沒有停下來的可能,農村裡沒有好工作,打零工賺現金沒勞保,只要有人給他更多賺錢機會,只要敢給,就有人賣命。我曾以為《廢墟少年》之後,社會網絡與資源能更多地被連結給「土豆們」,但看來,更有心願意接住少年的是另一群虎視眈眈的人

導演佑恩節制的鏡頭刻意避開《廢墟少年》裡想去談的社會結構問題,他說:「我在片裡把資訊量降得很低,是因為我很希望看的人,可以多理解他們一點,他們是怎麼在迷路,怎麼在尋找,而不是把他們的背景成為人生好像唯一一個解答一樣。」

是歹運還是桎梏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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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余志偉)

透過《度日》回望土豆,佑恩的節制卻讓我情緒更為澎湃與悲傷,因為那是更真實以少年的生活節奏記錄的實情,「歹運」或「歹命」的「度日哲學」是少年們無奈的自我安慰。但我卻想再次提問:為什麼社會能輕易接受他們「歹命」的自我詮釋?為什麼讓不少家庭的不幸全由兒童或少年自行吸收?

難道我們還要繼續無視桎梏的社會結構,讓無根的人們繼續飄零?

搭過「土豆」開的車,是令人驚嚇的體驗。飛快的車穿梭在田間,不許人扣安全帶,狂飆的車不知去向。那一次我的感受很強烈,覺得那是對人世間無眷戀的人才有的開車狀態,或許只有倔強地掌握方向盤,用自己的速度行駛,才感覺到自己像一個上了岸的尊嚴人。

那出生在廢墟裡的少年有沒有可能翻身呢?

明益或許是《度日》裡的一點希望。和土豆一樣出生就拿了一手爛牌,外籍母親很早就離家,父親缺席,很小就自己學著長大,如今20歲就當起父親的明益努力工作,狀況穩定些。他說:「盡量要有一個完整的家庭,這樣對小孩比較好。不希望孩子到時候跟我一樣。」

儘管《度日》採取了與《廢墟少年》截然不同的視角與方法,但都努力把這個底層的地景拼湊起來,而我們的結論其實如此相應──年輕個體的「歹命」,其實是社會結構的產物。我們的工作,是將這廢墟狀態般的生命境況,投入大眾的公共視野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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