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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莉/看見被拋入廢墟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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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那一夜,搭上少年土豆的改裝車,轟隆的引擎,刺耳的音樂,車屁股放了一盞很炫的七彩霓紅燈,車子在漆黑的鄉間馬路上狂奔,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這群活在邊緣少年的心情。
我那時與土豆認識一年,曾到過他那家徒四壁的宅院,牆上掛著他父親和阿嬤的遺照;我們陪著他在烈日下噴農藥、下了工去看清涼秀,在他窄仄的單人房裡數著一堆帳單,陪他討論怎麼處理債務整合公司在父親身後、對他寄出的催討信。當時,我以為自己已走進他生命的軌跡了。
直到那夜,意外搭上他飛快開著的車,駕駛座上的他與身旁友人邊打手機邊說著我不太理解的代號,我承認,那一刻,我感到害怕。我緊抓著車上的手把,腦袋裡幻燈片似地冒出了女兒和所愛的人的影像,我突然想著,自己怎麼不負責任地坐上了這台狂飆且不知去向的車,出事怎麼辦?
從後照鏡裡他似乎看出我的緊張,於是問了我這麼一句:「恁是毋是足驚?
閩南語,「你是不是很害怕?」
至今我仍可清晰回憶起土豆問我是不是「足驚」時,心底冒出了的一絲羞愧。因為經過長時間的互動,我常向朋友提起土豆和這群家庭失能「土豆們」的故事,我總描述這群少年仔雖有「豐富的」社會化經驗,但他們年紀輕,可塑性高,如果能提供就業和訓練機會,以及適當的指引,就能給他們更好的未來。當時,有些熱心的小老闆會答覆我:「太社會化的很難帶」、「只要品性好的,沒問題」,這些朋友的回覆,經常讓我感到社會太世故,人們太自我保護。
但那句「恁是毋是足驚」卻把我敲醒。我發現,其實我也跟那些回我話的朋友一般,再怎麼與少年們相處,仍不免論斷,去除不了所有的刻板印象。
兩年前,有機會住在中部一所收容少年的學校,與「回不了家」的少年們一同生活、上課。
來過這裡,才知道政府鼓吹大家生育解決少子困境的話語,有多諷刺。他們從小或被家庭遺棄、或被家人傷害/家暴、家庭裡沒有照顧者,台灣有一大群兒少,不曾被好好照料。
一個又一個悲傷的故事,敲打著我們,逼著我們去揭開這個被忽略的真相。為了對現象做更深刻全面的認識、挖掘個別故事背後共通的結構性問題,《報導者》記者們試圖拼湊底層少年的面貌。我以雲林為核心,輻射到雲嘉南訪談,記者簡永達則集中在台中和花東、特約記者楊智強和張瀞文在台灣最北與最南端,攝影記者余志偉和林佑恩則上山下海。那時團隊的共識,就是努力從少年的視角看世界,讓沒有發言權的底層少年說自己的故事。
深入台灣的肌理,走到偏鄉、都市邊緣,或是既不是偏鄉也不屬於城市的中間地帶,與少年少女們對話,他們的生命史一一向我們開展。
夜晚暫住在豬肉攤上的少女;小四就能辨別毒品,為吸毒的家人清洗血漬的男孩;為了生活而去做童工苦力;被詐騙集團吸收到多明尼加犯罪的少年⋯⋯。
我們大量接觸少年們的老師、社工、保護官,他們普遍的感受是社會裡「有愈來愈多痛苦的孩子」,而讓這些大人們傷痛也難解的是:「這些孩子到底是怎麼自己長大的?」

他們共通的相似性

一般人是否意識到底層有這麼多痛苦的孩子?貧富落差惡化的統計頻頻出現,是數字讓人無感,還是覺得躍上社會新聞的故事,只是極端個案?
在近2年的田野經驗裡,愈是縱向深入少年複雜的生命史,愈能發現在這一個個家庭故事裡,有著「共通的相似性」。
過去20年來,在全球化以及台灣社會變遷過程中,這些家庭是被劇烈影響及輾壓的一群。這裡頭我們看見全球化如何與我們的國家發展政策,彼此交互作用,形成我們並不陌生的現象:經濟的劇烈轉型、學歷主義至上與學徒制瓦解、大量引進國際勞動力、東南亞婚配市場的浮現。
少年們家庭裡的父執輩,幾乎清一色是底層藍領的失業或就業不穩的男性,當台灣工廠外移,同時以低價的外籍移工填補勞動力時,這些為數不少的男性落入了薪資微薄的就業大軍,經濟的不穩定,侷限了婚配的選擇,也加速了他們家庭的脆弱化。
從政府統計發現,2011~2017年,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總戶數和人數都不斷升高。戶數從16萬3千戶增為26萬戶,人數則從43萬增為67萬。
政府最新一次對低收和中低收進行全面調查是在2013年(上一回的調查是2008年),當時的調查就發現,落入低收與中低收家庭的父母,通常伴隨低教育水平(47.9%為國中學歷以下);離婚和分居比例是一般家庭的一倍以上;他們喪偶的比例較高,也更容易貧病。
如果家貧卻能提供穩定的愛,家庭對下一代不見得是負債,反而能淬鍊出家庭成員堅毅的人格。但我們大量的田野也發現,台灣底層家庭目前失能狀況嚴重,「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這句話並不適用。這讓在成長中的未成年們,身心難以安頓。
聽少年們斷續地描繪原生家庭,總要拼湊多時,才能窺知全貌。例如被孩子稱為叔叔的這個人,是母親第幾任的男友;那個與孩子住在一起的情侶,是阿公女友的女兒和其男友。有位17歲的少年告訴我,他中學時,有個男人開著車停在家門口,放下一個孩子,男人一溜煙把車開走了,「那個是我媽媽跟別人生下的弟弟。」而這位男孩曾在夜裡莫名用磚頭砸外籍移工,老師當時判斷是男孩認為母親交了移工男友而心生憤恨。但當我認識男孩一年後,他悄悄告訴我:「我猜想我的爸爸應該是個外勞。」
這些複雜又難以理清的情緒,家庭多次重組的混亂,在各種「父親們」、「親戚們」之間求生,孩子經常不清楚誰是他們的法定代理人,誰能成為他們的照顧者;有時老師和社工為了幫孩子找到寄養家庭或親屬寄養,會提醒失家的孩子,「記得去人家家吃飯,要幫忙打掃洗碗,去做討人喜歡的小孩。」
一個收留中輟少年的老師幾乎是噙著淚水說:「在我這養得高高的,有體力,可以賺錢,(以後)別人會搶著要(收留)的。」

繼承貧窮、遠離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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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墟少年》專書已完成印製上市。(攝影/余志偉)
《廢墟少年》專書已完成印製上市。(攝影/余志偉)
這些少年們生下來就彷彿拿了一手爛牌,但原生家庭的「貧」與「亂」,只勾勒出少年一部分的處境,更大的結構問題是,他們被有限的機會給「困」住了。
他們難以從社會金字塔的底層向上流動,只能在邊緣遊蕩。
20年前,台灣尚有豐富的技職體系,能讓需提早步入社會的少年有個活路;但文憑至上的價值觀及大量中產白領工作出現,過去的技職生態消失,這對少年極為不利,因為一般企業主要求高中以上的學歷。但家庭狀況使他們無法專心求學,進入社會也未能積累正向的工作經驗,結果少年跟他們的父輩一樣在各種體力活裡,丟失了健康。
一般家庭因為少子化,幾乎是父母與祖父母多人關注1、2個孩子;但底層家庭的孩子,手足普遍較多,孩子得到的資源更單薄;我們遇到的少年,比起一般中產小孩承擔了更多家庭照顧的責任,他們被迫提早長大,很早就意識到金錢的重要。
當同齡者有餘裕和條件臚列出自己人生的夢想清單,他們卻不是。同齡者在談課外的才藝學習,他們想的是:怎麼不被酗酒的父親毆打、下一頓飯在哪裡、哪份工作的日領工資高。
對擁有「強連結」的中產家庭,更難以想像底層家庭與社會的「弱連結」。
我在中部訪談到一位與阿嬤同住、父親毒癮身亡而母親不知去向的少女,當時阿嬤隨手拿了一張廢紙,指著我對孫女說:「妳快把阿姨的電話寫下來,有什麼問題可以問阿姨,請教英文也可以。」另一位受訪女孩則是透過LINE請教我們各種法律問題,原因是舅舅為了爭奪外婆的撫養費,向女孩的母親提告,即便她母親在她16歲時才現身,她依舊擔心母親處境。我能做的是請律師朋友義務幫女孩看起訴書。「阿姨,真的很不好意思,這樣麻煩妳。」是她每回傳訊息給我時的開場白。我完全可以想像她的掙扎和無助。而這些家庭常常連一張家庭合照都沒有。
「沒有夢想的清單」、「欠缺與社會資源的連結」,讓他們感到被孤立,普遍學習低、自信低、互動低、經常心情受困或有創傷。

我們看重的是平等還是公平?

既然原生家庭是龐大的負債,那走出家庭外,社會裡其他的網絡,是否能為他們開闢出其他選項?
此書花了很大的氣力檢視與底層少年相關的教育、社福、社區、司法等體系,盤點目前的政策、制度。究竟這些制度對他們是背叛亦或救贖?我們也從香港、南韓、英國的經驗,說明他們如何培力底層少年?
然而,做為作者,我們的確強烈感受這個社會很少直視弱勢者的多舛;目前的政策,也與少年們和第一線社工、老師、法官的需求有明顯距離。為什麼?
邊緣的孩子不哭不鬧,太習慣在角落,難以被看到。但邊緣的困境之所以持續被漠視,持續被「固化」,與台灣社會兩種根深柢固的慣性思考,密不可分。
台灣是個在乎「公平」價值,更甚於「平等」價值的社會,人們在乎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嚮往實力主義,因而對那些無法自己脫困的弱勢階層,欠缺足夠的同理心。由於對「平等」意識的匱乏,我們很少用心思索為少年們「增能」的方法,提供家庭金錢的補助是最大的善意和手段,但至於如何持續協助少年們想像一個可以盼望的人生,似乎不是社會集體的責任。
另一種文化慣性,則是東方社會文化下的「親族式的關照」,對於他者的關心有明顯的「等級」,關注度會因為親疏距離而稀薄,不免直覺地認為,那些遙遠的「他者困境」,與我何涉?
這種以家庭為倫理單位的親族式關照,以及重公平甚於平等的思考慣性,讓我們把問題掃進了個別的家庭、推回了個人的層次,也讓我們習於用金錢和物質補貼的思路快速解決底層問題,而我看到這些老舊的想法正慢慢侵蝕台灣的底層家庭,尤其是還青春、正發展的下一代。
當我們無法提早為底層少年提供機會,這些「不平等」的遭遇,會讓我們失去每個有潛力的少年,這是社會巨大的消耗和損失。
在採訪的過程中,我幾次感到羞愧。其中一次,是在斗六的雲彩全人關係協會,遇到照顧中輟生的香港社工黃漢滿。
阿滿37歲,戴著黑框眼鏡,總是笑容滿滿,很敦厚的人。他因著教會的關係,以服事的心情來到雲彩,擔任夜晚的生輔員。他在這裡教男孩們英文、有時還會跟他們交換日記。
他長住雲林後,認識了這裡,「我想過台灣有失能家庭的孩子,但不知道這麼多,因為現在接觸到的每個孩子,幾乎都有一個破碎家庭的故事,所以很心疼。有些家長送來後,是完全不會探望他們的。」
他從教會少年們正確的盥洗、開口說簡單英文,到一起攀登高山,像個父親一樣在教自己的孩子。當困難的孩子沒人願意接,當第一線生輔人員幾乎難找時,阿滿在雲林一待就是五年。
他總不厭其煩地對早已被學校和社會貼上重重標籤的少年說,我們彼此不認識,你可以有個新的開始。「這個訊息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在學校被看不起,被嫌棄了很多,但在這邊是可以得到一個重新的接納,這是很重要的訊息,所以我們會跟他們說,以前是什麼樣子沒關係,但你來這裡,我希望你用你的行為來告訴我,你是怎麼樣的人。」
和阿滿相比,我們做的還太少。
那一夜坐在土豆的車上,我重新梳理自己。即便我們再努力認識、同理、盡可能不帶偏見地反省,我們的視野仍不免受到障蔽;我們在理解和閱讀他們的故事後,還能轉身回到自己的世界裡生活,但他們卻是每天要絞盡腦汁氣力才能好好活著,那是沒有一分鐘能脫身的命運。
「阮是落土時遇到歹八字」,這是少年們對感嘆八字不好,諷刺人生是命定的話,這是他們對生命的自嘲。那種逐步認知到的無助感,不論再怎麼努力也不會變好,其實是對台灣社會的諷刺,是因為我們對於兒少權益的照顧和意識不足,給予的機會太過有限,讓他們甚至連吶喊的力氣都失去了。

幫他們戰勝困難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說過,人是被拋擲於世上,無能決定自己出生的家庭與社會位階,但卻可以自由地創造自己。這是我們寫下此書的目的,想帶讀者走入這群被拋入廢墟般狀態少年們的生命處境,讓他們走進公共的視野裡。
少年們能否自由地創造自身的生命,不只是他們的責任,也應該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承擔。期待社會的網絡與資源能真正傳遞到底層少年,幫助他們戰勝困難。
謝謝在採訪和書寫過程中與我們相遇的少年少女們,你們訴說的故事十分珍貴。尤其是土豆,謝謝你對我們的信任。
謝謝在第一線接住最困難少年與家庭的社工、志工、教育工作者、調查官。希望這本書能刺激公眾的思考與理解,提供更有活力和培力底層少年的策略。
過去3年,《報導者》專注報導不少社會上無聲的群體、以及這個土地默默遭遇的事,我們都相信這個社會沒有人該是工具人,沒有一片土地比另一片土地更沒有價值,都該被好好凝視與重視。這份動心起念與出版此書的衛城出版不謀而合,謝謝編輯們對此書的悉心照料,衛城在出版上,對轉型台灣所投注的努力,大家也有目共睹。
《報導者》3歲了,我們仍努力用深度的新聞,守候這塊土地。有你們的支持,才有《報導者》;在你們的鞭策下,我們會持續努力地書寫、拍攝出有人味,有證據力,有公共價值的報導。
也期待有更多寫手們,和我們一起燃燒記者魂,向一個更為平等人文、包容多元、跨代正義、美好環境的台灣邁進。
(編按:本文為《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部分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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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墟裡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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