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內心很孤獨。」

現年98歲的前台籍日本兵吳正男對著紀錄片導演許明淳道出心聲。他的故事並非第一次被拍攝，過去卻從未吐露過脆弱。

吳正男1927年在日治時期的台南州斗六郡出生，14歲赴日留學、17歲加入日本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遭俄軍送進蘇聯戰俘營，是現存紀錄中曾被蘇聯俘虜的19名台灣人中，唯一的在世者。

用紀錄而非「經驗」，因為史學家至今仍然不清楚，當年到底有多少台灣人遭蘇聯俘虜？

蘇日戰爭僅為期一週，8月15日，昭和天皇以廣播宣讀《終戰詔書》向日本國民公布投降，總計約7,000萬人死亡的二戰告終。

這一天，隸屬維修部隊的吳正男駐紮在朝鮮半島北部的定平郡宣德機場，由於廣播訊號太差，他聽不清楚內容，他說，原以為「天皇只是要激勵人心」，並未理解戰爭落幕。但隨蘇聯軍步步進逼，他的長官下令放棄武裝，士兵才各自逃亡。

吳正男打算往南方移動，要從釜山搭船離開朝鮮半島，結果連半島中央的38度線都尚未抵達，他搭乘的火車就遭蘇聯軍隊攔截。

當時一名已被蘇聯俘虜的日本軍官對著車廂喝斥「男人先站出來」，吳正男乖乖起身，接著軍官又下令「軍人再站出來」，吳正男仍照做，年僅18歲的他尚未意識到，這是返鄉的最後機會，一些老兵早已偷躲進難民群。

於是聽令的吳正男被逮捕，編入前往北方的戰俘隊伍，和他一起逃亡的同袍們被打散，「就算自己死掉，也沒有人會知道，沒有人能幫忙，把我的死訊告訴家人。」

歷經近兩年的艱苦戰俘生活後，吳正男生還返回日本定居至今，目前已是「阿祖（a-tsóo）」，他雖未被戰爭摧毀心智，還有了安穩的退休生活，在人前總是硬朗，直到許明淳的鏡頭出現，這位老先生才第一次吐露，無處訴說的台籍戰俘經歷，讓他總覺孤獨。

戰爭結束80年之間，吳正男持續和日裔同袍保持聯繫，但和他一樣出身台灣、又曾被蘇聯俘虜者，他只見過三人。第四位來不及見到面的「戰友」，甚至是許明淳拍攝期間引薦遺族後，吳正男才知悉對方存在；如今夥伴全數辭世，可能只剩他一人能記得那段歷史。

許明淳自2022年起多次前往日本拍攝吳正男。剛開始，他們用傳真機聯繫，不懂智慧型手機的吳正男會把文獻與手寫信跨海傳來，許明淳得坐在機器前等待列印，先回信向吳正男傳達「收到了」，再把內容交給翻譯處理，用上個世紀的方法保持聯繫。

已在日本定居80年的吳正男不懂華語，也快忘了台語怎麼說，直到許明淳不斷拍攝，吳正男的記憶被喚醒，兩人逐漸能用簡單台語溝通。許多鏡頭中都能看到許明淳攙扶吳正男，攀上階梯前輕喚一聲「細膩（sè-jī）」，翻閱文獻時請教老先生對某件事還有記憶（kì-ik）嗎？

「我在你面前就像裸體，光溜溜的，都被你拍光了，你還有什麼可以問？」吳正男經常黜臭（thuh-tshàu）許明淳，那是老先生難得的幽默。

不過許明淳的確有問題沒問完——這場戰爭是當事人的創傷，那時代又如何註解？為了解開疑惑，他在2024年前往俄羅斯，花上兩週時間，沿著當年戰俘鋪設的鐵路進行公路旅行。

因為題材敏感、俄侵烏戰爭仍在進行，許明淳事前申請拍攝與查閱資料的許可證都被俄方拒絕，他只能冒險改以觀光簽證入境拍攝，出發前非常擔心遭警察逮捕，還向紀錄片的歷史顧問陳力航吩咐：「如果我回不來，這部片就交給你了。」

這趟旅途中，許明淳發現一段實際上由戰俘打造的鐵路在當地的記載寫著：「1974年正式興建」，以及戰俘返回日本前的最後一站、俄羅斯納霍德卡港（Nakhodka）邊有一座日本人墓地，卻未說明日本人為何在此死亡。

至於遭蘇聯俘虜者返回日本的第一站舞鶴港旁雖設立「引揚紀念館」，東京也有一間「和平祈求展示資料館」，它們收藏的文獻卻無法直接查明台灣人的數量、姓名。

「誰值得被紀念，誰不值得被關心，要給下一代什麼樣的戰爭記憶，由大國決定。」

19名台灣兵在戰爭結束當下，都身在蘇聯占領區內。他們是依蘇聯最高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發布的國防國家委員會《第9898號命令》而俘虜，即使該命令字面上僅要求日本人強迫勞動，蘇聯和日本軍官並未依規定處理，導致台灣人、朝鮮人都被送入戰俘營。

許明淳拍攝歷史紀錄片逾20年，作品主題橫跨台灣百年來的殖民、戰爭、戒嚴經驗，這些故事都在回答：

近年許明淳攻讀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學位，這部拍攝西伯利亞戰俘的紀錄片《冰封的記憶》便是由其畢業論文、同名學術專書衍生。因為在追查真相的過程中，他發現，對吳正男等人而言，「戰爭像是一直沒有結束。」

病死、餓死、凍死、工殤、試圖逃跑遭槍決，逃跑成功也得面臨大自然考驗，在一年有7個月均溫低於攝氏零度，人口密度極低的殘酷冰原上，活著就彷彿監禁。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當年共57萬人遭蘇聯俘虜，俄方資料則是76萬人，雙方都推估死者約有4萬至6萬，死亡率為十分之一。這批戰俘的足跡遍布西伯利亞、中亞，最遠直達東歐。

蘇聯在戰後缺乏男性勞動力，國土百廢待舉，需要迅速重建和開墾，戰俘就成了政權眼中的最佳工具；其中，更有千名日本人被送往現今烏克蘭境內的札波羅熱州進行勞動──豈料80年後，此地再次成為戰場。

吳正男被拘禁之處，是現今哈薩克的克孜勒奧爾達州，即使在交通開發後的21世紀，從北韓平壤出發、抵達此地的路程仍超過5,000公里。由於蘇聯嚴格禁止俘虜留下文字，還會突襲檢查營房，大部分當事人的遭遇都是透過回憶流傳，或由學者、倖存者協會、人權組織留下口述歷史。

其中第一手文獻包含詩人石原吉郎《望鄉與海》、小說家高杉一郎《極光的陰影》、畫家山下靜夫《西伯利亞拘留1450日》、漫畫家齋藤邦雄的《漫畫西伯利亞拘留物語》等等。改編作品則有日本社會學者小熊英二集結父親經驗所著《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社會寫實派作家山崎豐子《不毛之地》和邊見純《來自雪國的遺書》等等，後者更由知名影星二宮和也主演，於2022年推出電影版。

透過各種當事人抱憾留下的資料，世人得知戰俘每天伙食只有名為「卡莎」（俄文：каша）的雜糧粥、搭配350克黑麵包，這塊麵包得和7名室友平分。他們的工作採輪班制，日夜追趕蘇聯政府規定的目標，甚至達零下40度才能停止勞動。

從眾多文獻中還可見，當年蘇聯希望訓練戰俘回國後加入共產黨，為此發行由日文編撰的左翼政治刊物《日本新聞》，並鼓勵戰俘互相批鬥、檢舉，甚至有戰俘營流傳：思想愈忠誠者，愈可能遭釋放。

如此複雜的「シベリア抑留」（西伯利亞拘留）議題在日本占有一席之地，但超過半個世紀以來，相關學術研究、藝文作品幾乎都以日本人為主角。

所幸，南韓曾經傾政府之力研究，2010年一份調查結果揭露，當時約有1萬名「朝鮮裔」被蘇聯俘虜，約2,000人被拘留至1948年後，至少60人魂斷異鄉。相比南韓，我國對台籍日本兵的研究卻落後近半世紀，直到1987年解嚴，民眾才能勉強公開談論此事。

許明淳認為，蔣家專制政權先是刻意抹滅日本與台灣的連結，後因冷戰時期「民主陣營」必須交好，學界錯過要求日本承認歷史錯誤、台籍日本兵們尚未老去的黃金時期。因此，無論能返國或甚至無法離開的人，其遺族都不一定知曉自己的祖先曾踏上西伯利亞大地。

若不含吳正男等4名戰後留在日本定居者，台灣本土故事首次被記錄，是1995年日本作家林榮代在追查「高砂義勇隊」歷史時，意外發現3名曾被送往西伯利亞、爾後返回台灣的前戰俘；至於本議題載入學術殿堂，則是學者蔡慧玉在1997年採訪另一名當事人賴興煬。

根據陳力航和許明淳的考證，吳正男在哈薩克從事農業生產，其他台籍俘虜則從事採礦、伐木、鐵路等工作，這19人因為軍階較低，都在1947至1949年之間陸續釋放。

釋放就等於回歸社會嗎？戰爭、戰俘經驗對這群人造成何種影響？許明淳印象深刻，有次吳正男的台灣親人前往日本探望他，同樣高齡的妹妹吳照抱著吳正男，用台語喊出「阿兄」，兩人相視對笑，卻因為語言隔閡，說不出下一句話。

這成了許明淳藏在戰俘故事後的另一重點：冰封的不只大地、不只歷史，更有從戰爭中倖存的家族。

陳力航身為本片歷史顧問、牽線許明淳開始記錄吳正男的幕後推手，其實他也是另一名台籍戰俘陳以文的孫子。當年西伯利亞最冷氣溫曾達零下68度，陳力航便將2021年出版的陳以文回憶錄取名《零下六十八度：二戰後臺灣人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

揭露陳以文故事的起點來自陳力航兒時記憶：「以前他晚上喝了酒，有點醉意，就會向我說一些現在聽起來兒童不宜、很可怕的故事。」例如，陳以文曾目睹軍中同袍的耳朵被凍壞後「掉」了下來。

兒時的陳力航雖知道阿公有極驚人的人生經歷，但要到陳力航考上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開始接觸台籍日本兵史料時，他才驚覺陳以文的故事對台灣何其珍貴，並成為他一門課的報告主題。

從期末報告到投稿期刊，最後擴寫成書，這條路花了10年，陳力航身為歷史研究者，深知僅有陳以文口述不夠，他得持續尋找其他文獻，確認阿公留下的故事、日記、書信都有史料佐證，連「零下68度」書名也是挖掘俄羅斯氣象局的資料而來。

成大畢業後，陳力航在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接著赴日本東京大學留學，10年來每逢機會，他便會造訪各地圖書館、二手書店、雜貨攤，蒐集與西伯利亞戰俘相關的文獻，從中拼湊台籍俘虜真相，這項工程至今仍在進行。

紀錄片中一句極具詩意的敘述，是陳以文和許多戰俘的共同經驗：當戰俘列車在看似海岸的地方停了下來，陳以文跑到岸邊眺望，以為遠方就是故鄉，忍不住用手捧起喝了一口，「才知道這裡是淡水。」

把西伯利亞地標、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貝加爾湖」看成海洋，是因為戰俘們在當下根本不知道自己會被送往何處。

陳力航扛著上百份資料走遍各地，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冊子則來自「久凜會」，這是陳以文和戰俘營同伴組成的互助團體，他們都曾在名為「クリコン」（音譯為庫里空）的集體農場被迫勞動。

陳以文長期和戰友保持聯繫，其中多名成員更於1991年蘇聯解體後重回西伯利亞，尋找當年的戰俘營遺址。即使這批當事人們踏上旅途時都超過70歲，仍舊堅持親腳走訪故土，他們當時繪製的地圖，成為陳力航追尋阿公足跡的重要證據。

2009年，陳以文82歲時，日本即將訂立《西伯利亞特別措施法》彌補當年倖存者，在日本經營人權團體「西伯利亞拘留者支援．記錄中心」的NGO工作者有光健聯繫上陳以文，試著幫助他爭取賠償，並引薦陳以文和吳正男認識，讓他們彼此發現「原來世上還有一人能理解我」。

2010年，日本成功立法，每位從西伯利亞戰俘營生還的倖存者可依歸國年分申請25萬至150萬日圓的賠償金，沒有日本國籍的陳以文卻不在此列。

2012年，陳以文過世之後，陳力航曾赴日拜訪吳正男。在紀錄片中，可見到陳力航抱著那箱文件，其中包含陳以文生前和吳正男的信件，他問吳正男：「您為什麼想尋找戰友？」

答案很簡單：只是想「見見大家」。吳正男說，光存活下來就不容易，自家子孫卻對他的經驗毫無興趣，看了相關報導也沒有反應，讓他十分寂寞。

另一次則是2024年8月，在持續舉辦23年的西伯利亞戰俘悼念會上，陳力航代表陳以文，也陪著吳正男出席，兩名前輩同年出生，從軍前在日本旅居的地點甚至距離不遠，「他們的經驗在世界上真的太罕見了，和吳先生說話時，就像我阿公又活過來一次。」

陳力航身為寫史者的熱忱不只影響許明淳，現任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前歷史系系主任陳文松，也是經由陳力航求證：陳文松的二伯父，正是和陳以文一起搭船回台的「陳忠華」。

日本留下的乘客名單，還有一張陳以文收藏的合照成為證據。陳文松從事史學工作20餘年，過去依稀知道親人曾被蘇聯俘虜，近年偶然得知陳力航祖父經歷，才終於確認此事。不過他坦承，要將其延伸成學術研究仍有困難，冰封的記憶並非那麼容易被揭開。

「吳先生這輩子心裡都在想著，『如果我一直分享經驗，認識更多朋友，說不定就能找到其他和我一樣的台灣人。』」這是許明淳眼中，吳正男積極訴說歷史的動力之一。

其實吳正男經常接受日本媒體採訪，如《日本放送協會》（NHK）、《每日新聞社》、《東京電視台》都曾上門，他還積極出席追思活動、讀書會、同鄉會，在橫濱台僑界是位知名人物。 可惜那19名台灣戰俘裡，吳正男只直接認識其中3人：鄭慕鐘、陳旺、陳以文，但還等不到許明淳拍攝，他們都已過世。

相較態度最積極的吳正男，其他台籍戰俘普遍對這段歷史保持低調。當時中國已開始「第二次國共內戰」，台灣「二二八事件」又剛落幕，這群人曾在蘇聯戰俘營裡受過共產主義影響，因此成為當權者眼中的「可疑分子」。

甚至有倖存者千辛萬苦返回台灣後，一從基隆港上岸立刻被警察逮捕調查。根據許明淳考證，19人中至少9人有此經驗，至今仍可在國家檔案管理局收藏的政治檔案中找到他們的姓名。

從蘇聯戰俘營生還、又被民主陣營拘留過的陳以文直到中年，仍得定期向警備總部報告日常行蹤。陳力航推測，他的父親對陳以文的過往毫無興趣，或許是因為接受不同價值觀的教育，因此對祖父的經歷與認同產生反感。

留日的吳正男、陳旺也有「檔案」在身。由於吳正男積極參與僑界組織，認識眾多華僑、台僑，因此被情報單位盯上。某次吳正男返台探親，一入境就有調查局人員接機，護送他回家，沿途中噓寒問暖，確認他在日本是否遭中共收買。

另外3名戰俘賴興煬、唐中山、蕭冬是從嘉義布袋港回台，他們抵岸後同樣被警察上銬拘留了數十天，被迫簽署「不得談論任何社會問題」誓約書。賴興煬留下的口述紀錄記載：

「有人問起我以前當兵的事，我都避而不談，即使家人問我，我也不說。」

在許瑛子等後代的記憶中，只有許敏信經常讀著報紙，蒐集政治類書籍的身影，許敏信曾為蘇聯戰俘的經驗對他們來說，「有種在看戲劇的感覺，有點距離感。」

許敏信是日治時期的台灣仕紳許丙三子，許丙更曾於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因至今真相未明的「謀議台灣獨立案」遭逮捕入獄。許明淳認為，許丙名義上雖是不滿許敏信「為敵國（日本）當兵」，才將從西伯利亞生還的他趕出家門，實際上更可能是為了保護許敏信；但所有當事人都已過世，許瑛子也尚未查出真相。

為此，許明淳向國家檔案局調閱資料後驚覺，竟然連旅居日本的許敏信住址、許瑛子等4名兒女的姓名，都被記載在戒嚴時期的監控檔案中。

台灣人加入日本軍隊，遭蘇聯俘虜，好不容易倖存，卻發現國家、語言、統治階級全都換了一個樣，這群人背負三種認同矛盾，再加上民主與共產陣營的衝突。陳力航感嘆：

「他們從戰敗國的殖民地士兵變成戰勝國的一分子，但體制始終不允許這群人存在。」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看完《冰封的記憶》後指出，這群戰俘多少背負著戰爭與政治的雙重創傷，即使一些當事人可能曾試著對親友開口，最後逐漸難以表達，是因為「沒有人能理解」，進而選擇「把創傷留在我身上就好，不要帶給下一代」。

「當我講出口的東西，對我本人也是很複雜的經驗時，我很難釐清自己到底經歷了什麼？你能夠懂我嗎？會不會誤解我？」彭仁郁出身心理學界，長期研究政治受難者檔案，她發現，無論選擇說或不說，當事人心中都有一個共同的渴望──被社會重新接納。

但在戰俘後代身上，子女通常受到和父親截然不同的教育，他們既無法理解戰爭，對國家的想像歧異，甚至在戒嚴時期還得擔心安全風險。彭仁郁說，台籍日本兵和白色恐怖受難者，都經常成為「家族中不知該如何被安放」的存在，這對當事人與後人來說，都是痛苦。

「生命史乍看只是很個體的事情，但它也是時代的一部分。」對身兼後人、學者兩身分的陳文松而言，當年台灣青年選擇入伍通常有多重動機，可能受皇民化教育影響，或者軍國主義社會下的集體壓力，甚至為了求翻身、賺錢的機會。

透過研究，陳文松發現台籍青年其實不了解戰爭的真實面貌，甚至會被政府宣傳欺騙，此時史學家必須「站在他們（前人）的角度思考事情」，彷彿成為一名時空穿越者，把前人無法親自述說的事，透過歷史研究告訴下一代人。

追查台籍日本兵史料20餘年，為此寫下多本著作的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所長鍾淑敏也說，個人經歷通常在大時代下顯得零碎，時代敘事又缺乏細節，那麼史學家就得找出「每個人的生命故事，該安放在哪一個位子？」讓兩者互相呼應。

台灣人可能只是一串數字，或日本人記錄下簡單帶過的一句話，在他們眼中，都是連結當代懸問的珍貴線索。

「認知自己身上，來自過去的複雜性，其實能幫助我們面對同樣複雜的當代，」彭仁郁說，接觸歷史，可以是療傷的起點。

如果陳力航未走上歷史書寫之路，求學期間沒選中那堂課，陳以文的故事會持續冰封，連帶吳正男與其他人的經驗，都無法透過許明淳留下證明。目前許敏信的女兒許瑛子、孫女林瑛理加也決定拿起攝影機，開始記錄追尋家族記憶的過程，還打算為此出書。

「我相信世界上一定還有其他台灣人有過類似經驗，」許明淳笑說，他和陳力航大概是全台灣最會追查西伯利亞戰俘資料、手頭又有最多文獻的兩人，只要任何人聽聞家族有類似故事，他們願意協助找出答案。

這是吳正男難以親自完成的遺憾。許明淳仍期待著，當愈來愈多台灣人關注此事，就能透過日本人權團體訴諸壓力，總有一天，要讓日本政府願意對台灣學界開放當年的「拘留者資料」，正式統計受害者總人數。

許明淳強調，即使日本厚生勞動署曾回覆他「具體人數尚無法掌握」，原因包含文獻過多，台灣兵的兵籍簿、乘客名單上可能登記為日本名；但他和陳力航看過的資料都詳實計載了戰俘的「出生地」，都可看出來自台灣。

目前陳力航繼陳以文的故事後，近期新著《慢船向西：日本時代臺灣人醫師在中國》一書，記載日治時期台灣醫生前往中國行醫的足跡，同樣是人生如戲。他認為，當第一代人活在時代大霧中，第二代人又因差異產生衝突，讓時代往前轉動，撥開迷霧，「就是我們（第三代人）的責任。」

至於《冰封的記憶》，最近片子完成日文字幕翻譯，許明淳即將帶著它前往日本放映，邀請吳正男和家屬、其他日裔倖存者到場，讓他們知道，大海另一端還有人記得此事。

下一次見面，許明淳想對吳正男說：

「吳桑，不要寂寞了，我們把你的故事拍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