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紀錄片《由島至島》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首次放映前，導演廖克發接受我的採訪，並發出提問：「台籍日本兵，除了（書寫《獵女犯》的）陳千武之外，為什麼可以沉默70年？」

《由島至島》這部5個小時的紀錄片，從日軍在馬來半島的殺戮展開，探討台灣人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的角色，而後扣問日軍（及台灣人）的作為和責任，並質疑台灣兵的沉默。

他在受訪時提到，某個時期，有一波日本兵回憶錄的浪潮，大批參戰的日本人透過書寫或影像留下自己的記憶敘事；相對於此，台灣因為長期戒嚴，就算台籍日本兵想要訴說自己的經驗，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說不出口的，最後，只能帶著沒有辦法公開討論、甚至帶點有些扭曲的記憶，離開人世。

廖克發的觀察並非偏誤。與日本大量的二戰圖書出版（光是自行出版的戰爭回憶錄就有3萬本），和諸多的影像紀錄相比，台灣對於自身戰爭記憶與角色的敘事甚是稀少，幾乎不成系統，加上隨著當事人凋零、記憶經歷的「風化」，要補足戰爭歷史的敘事，難度並不算小。

雖說如此，抱持著與時間賽跑的態度，仍有許多創作者與文史團體盡可能記錄並創作關於台灣戰爭經驗與記憶的故事與影像，以紀實作品填補這段歷史中個人經驗的空白，甚至嘗試拓開觀看的多元視角。

即將於12月11日公視《紀錄觀點》節目播出的紀錄片《冰封的記憶》，便是其中之一。導演許明淳在有限資源下，嘗試突破過往談及台籍日本兵的歷史觀點，將視角落在那些遭囚在西伯利亞戰俘營的當事人與家屬身上，在探索當事人的過往之餘，這部紀錄片進一步呈現：「為何這些戰爭記憶沒有辦法傳承下去？」同時觸及台灣人的認同和當代戰爭的議題。

在冷戰年代，這些西伯利亞戰俘因在營中被迫受共產思想教育，歸國之路遠比其他日軍（台灣兵）坎坷，就算回到故土，也招致特殊的眼光和對待──尤其在戒嚴時期的台灣，甚至被視為敵對分子。許明淳嘗試在台籍日本兵的故事上，找出不同視角的意圖由此可見。

在日本，關於西伯利亞戰俘營的記述並不少，最為台灣人所知的，是日本學者小熊英二採訪自己那曾至滿州作戰、後被俘至西伯利亞的父親小熊謙二的著作《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書中提到，儘管蘇聯一方面在雅爾達會議承諾對德戰爭結束後，會對日宣戰，但實則拖延到德國投降3個月後，才與日本作戰。日本投降後，史達林（Josef Stalin）發布一份日期為8月23日的極密指令，要求依照原有計畫移送日軍俘虜。小熊英二的父親小熊謙二在得知日本戰敗後，還以為自己將能返回日本，卻不知道，列車並未往南走，而是一路向北，前往西伯利亞。

這樣的誤解，也發生在台灣歷史研究者陳力航的祖父陳以文身上。出生醫學世家的陳以文，在東京讀書時棄筆從戎，並至滿州作戰，日本戰敗後，他以為自己能夠返家，因此在車至貝加爾湖時，還錯以為看到日本海。如同小熊英二採訪自己的父親那般，陳以文的經歷也是因陳力航有意識地採訪保留，而被記錄下來，並出版成書。

相較於前進南洋的台籍日本兵的口述歷史，這本《零下六十八度：二戰後臺灣人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也曾是台灣書市唯一可見的北國記述。

然而，像陳以文、小熊謙二這樣遭俘到西伯利亞乃至中亞與蘇聯歐陸部分的日本關係者人數有多少呢？根據《活著回來的男人》所述，日本戰敗後遭到蘇聯帶走的人員（含日軍、軍屬、滿鐵職員、滿州國官員等）約有64萬人，死亡有6萬人，「其中有1萬人是朝鮮人，他們回到韓國後，除了曾擔任日本軍的身分遭到歧視，也因為待過西伯利亞戰俘營而帶有匪諜嫌疑，不僅受公安警察訊問、警察監視，還面臨到就業上的歧視，處境比日本人更甚。」

「台灣人的原日本兵中，也有遭拘留西伯利亞者。根據其中一人的回憶，因為國民黨的持續壓迫而無法返回台灣，最終只能留在日本。即便他回到台灣，恐怕處境也不會好過上述韓國人拘留者。」

小熊英二未在書裡言明身分的這位台灣人，實是戰後定居在橫濱的吳正男，而他也是紀錄片《冰封的記憶》中，唯一一位還活在世上，能夠面對鏡頭講述記憶的台籍日本兵。

吳正男成為台籍日本兵的背景與其他人沒有太大差別，卻因遭俘到西伯利亞而有別於他人的境遇。許明淳在與紀錄片同名的著作《冰封的記憶：尋找西伯利亞戰俘營的臺籍日本兵》中就提到：

「台灣人成為日軍後，會被灌輸為天皇盡忠盡節、報國等價值觀，加上1930年代，日本政府鎮壓社會運動，社會主義思想在台籍日本兵心中的形象應屬負面，不料成為俘虜後，蘇聯灌輸他們打倒『天皇制』，更加強他們原先負面的社會主義，他們被拘留期間，害怕自己如果沒有積極參與思想教育，可能無法遣返。」

「不管是皇民化或是社會主義，都是戰後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所不容，這些台籍日本兵在思想上，等於是被日本與蘇聯強加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尤其是後者，造成他們遣返過程艱辛，甚至被警察要求簽署『今後不再提及社會問題承諾書』，並受到追蹤。」

許明淳寫道，上述經歷，可能讓他們事後接受口訪時不願多談相關情節的原因，所以，留下的資料記述非常破碎。

比起《活著回來的男人》和《零下六十八度》大篇幅描述小熊謙二與陳以文參戰及在西伯利亞戰俘營的勞動經歷與生活，許明淳在與紀錄片同名的著作中，更著重在日本（台灣）戰俘所受的思想教育（民主運動）及他們在返台過程與歸國後，受到駐日美軍和國民黨政府的思想審查與政治監控──有別於前往東南亞作戰的台籍日本兵，這些西伯利亞的戰俘，因為受到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在啟程返國前，就受到國民黨的注意，懷疑他們受到赤化。

因此，有部分西伯利亞台籍戰俘被列為「可疑分子」。吳正男就是其中一位，甚至在返台後遭到調查局調查。

不過，在紀錄片《冰封的記憶》當中，許明淳並未將吳正男（或其他西伯利亞戰俘）受到監控調查這部分呈現出來，僅是透過吳正男的口述緩緩鋪陳像他這樣的台籍日本兵，是如何經歷戰爭的「非常時期」，又如何接受動員「從軍救國」，而當他從西伯利亞「引揚歸來」，不得不在黑市中謀得一份工作，苟且求生。

吳正男在影片中坦言，他受到戰俘營思想教育的影響，返日後，確實一度反天皇制和日美同盟，也時常參與示威運動，「先不論我是不是討厭蘇聯或史達林，我是反對美國。」

至於其他台灣人是否受到戰俘營思想教育的影響，在紀錄片中不得而知，而這些台灣兵的戰爭經歷和身處戰俘營的細節，在片中也沒有太多著墨，僅有陳以文淡淡地提到在戰俘營必須接受思想改造，以避免敘事節奏落於細節而拖沓；而另一位角色許敏信的西伯利亞經歷，則是透過家屬口述得知：許敏信的葬禮時，同袍到訪，提到當年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果腹時，是許敏信將自己身上僅有的兩個蒜頭讓給對方吃，讓這位士兵可以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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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未將敘事重心放在當事人的戰爭或戰俘經驗上，《冰封的記憶》紀錄片也沒有透過證言積極重現西伯利亞戰俘營的一切，取而代之的是許明淳根據已知的口述紀錄，搭乘火車，逐一追尋台灣人在西伯利亞戰俘營的蹤跡，並且不斷提出質疑和反問，例如：這條鐵路是陳以文參與修建的，但蘇聯卻擅自抹去戰俘參與的痕跡，又或者，質疑蘇聯蓋了二戰紀念碑卻沒有直視戰爭的無情。

換句話說，作為後人，許明淳代替這些前輩回溯歷史，並且向時代以及遭到掩飾與偽裝的歷史記憶提問，但也暗指我們這代又如何在這種被塗白、鑿空的歷史記憶中，找到被歲月覆蓋的真相以及遭到社會漠視的過去。

許明淳甚至將2024年世界棒球十二強賽的「團結一心」拍剪進這部談戰爭記憶的紀錄片最後。讓我不由得思考：如果沒有辦法承接前人的生命經驗與歷史記憶，你我有沒有足夠的基礎，生活在這個共同體裡，甚至能夠鞏固它？

因此，我認為，許明淳將片名取為「冰封的記憶」，不只指向前人拘留西伯利亞戰俘營酷寒的經歷，也示意著後人對於戰爭世代的冷漠、無動於衷，以及無從了解的隔閡。而這也是《冰封的記憶》這部紀錄片與同名著作，乃至其他西伯利亞戰俘營記述最大的不同。

以陳以文的故事為例，這位在2012年去世的長輩，因與長孫陳力航關係甚好，從孫子還小就和他分享自己的故事，至陳力航長大擁有獨立意識後，主動採訪祖父，甚至著寫成書，看似經驗記憶得以傳承；但透過許明淳的訪談拍攝，外人才知：陳以文的兒子陳明亮因接受國民黨教育，擁有強烈的「反共抗俄」思想，認為「日本偷襲珍珠港不可原諒」，因此，那個為日本出戰甚至還被拘留在西伯利亞戰俘營的父親對他而言，是種「尷尬」，他既不願聽父親說自己的經歷，也不想理解那段過去。

但在陳以文看來，自己的兒子是被國民黨洗腦了。如同許多台灣家庭，陳家幾個世代之間充滿對立的意識形態與歷史觀點，陳明亮排斥父親陳以文的經歷與親日的立場，而陳力航則為了反對父親的思想而去讀了台灣史，隔代追尋祖父的歷史記憶。

吳正男也處於類似的狀況──儘管他因經歷而屢屢受到日本媒體採訪，親人後代不乏認識他的管道，但吳正男因戰後定居日本和台灣親人疏遠、語言不通，親人無能了解他的經驗想法。而那歸化日本、擁有日本姓氏的兒子自始至終都對父親沒有興趣，讓吳正男內心感到孤獨，「能活下來很不容易」，無法傾吐心情往事，更無法分享自己受邀演講與受訪的心情，讓他很是寂寞（さびしい）。

至於許敏信則是能說但不說。在世時，他因為受到國民黨監控而離開故土，但就算移居日本，仍擔心兒孫受到牽連，因此終生沉默，不提往事，直至過世後，兒孫才從遺留下來的日記、筆記中拼湊得知他的戰爭經歷，但也僅是寥寥數語。然而，他對西伯利亞經驗的掛念，不時浮現紙頁，讓人感受到他的壓抑。

這種以「家人」為核心的敘事視角，是《冰封的記憶》的特色。觀後我產生一個心得：個人的歷史首先應該屬於家族共享的，而後才是國家的歷史──但事實上卻是，家族因歷史記憶而產生無法言說的隔閡甚至創傷，國家更是自始就介入這段歷史，將之扭曲與擱置在旁。於是，從當代的眼光，回看台籍日本兵，甚至是曾為西伯利亞戰俘的這個群體，會有種無從著力之感，而這種感覺回應的其實是將近百年對這段歷史記憶的沉默空白。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陳以文，那些戰後選擇留在日本的台籍日本兵，幾乎沒有歸化日本，仍維持台灣籍。「日本是母國，台灣是祖國」，紀錄片中顯示他們已活得像日本人，卻未曾解釋他們未歸化的原因。這種身分和認同的歧路，隱隱道出歷史上台灣人的無奈，甚至依然延續至今，戰爭的威脅也還壟罩在這塊土地；過去台灣人的命運，依然是今日台灣人的宿命──這同樣是《冰封的記憶》這部紀錄片在揭開歷史的同時，想要告訴身處當代的我們的事情。

紀錄片最大的貢獻，在於它將「個體的經驗情感」轉化為「公共的責任」。透過個體經驗的追尋與影像的在場感，它為台籍西伯利亞戰俘的無聲歷史爭取到一線言說的空間。終戰80年的今天，透過關於戰爭歷史的文本、創作，讓更多台灣人正視並思辨那段曾被時代冰封的記憶時，我們才算是逐步解開對自身多樣身分的認同與複雜歷史和解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