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與社會運動紀錄展」柏林首映
「台灣民主與社會運動紀錄展」策展人葉子瑞說，「柏林對我而言，也像是一座島。過去西柏林被東德包圍，居民出入受到嚴格管制，這是政權上的分隔。」他透露，當初辦展起心動念是「想分享關於台灣民主、台灣主體性的片」：
「對我來說，台灣民主是亞洲極為珍貴的存在，而這份珍貴並不是憑空出現的。」
「台灣民主與社會運動紀錄展」於5月6日至16日在柏林舉行，包含攝影展、影展與講座對談。
攝影展中展出謝三泰、潘小俠、黃子明、許伯鑫等資深攝影記者的作品，紀錄台灣解嚴前後最動盪的街頭抗爭、學生運動、農民運動與政治轉型。葉子瑞特別選入鄭南榕自焚、520農運等激烈事件的照片，希望能讓德國民眾了解台灣過去為了爭取民主付出多大的代價。「也許我們走的路很不一樣，」他說，但同樣從極權政權轉型民主，透過這些影像看見台灣民間迸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同樣能產生共鳴。
影展則播映《大濛》、《造山者──世紀的賭注》、《民主之眼》、《狂飆一夢》與《民主，練習中》共5部作品。葉子瑞指出，《狂飆一夢》回望1970年代民主運動參與者的生命經驗、《民主，練習中》將視角聚焦太陽花世代如何在現實中實踐民主，《民主之眼》則梳理台灣從威權到近代社會運動的整體脈絡。他希望，「3個不同角度的回望，帶大家認識台灣一路走來的民主歷程。」
作為其中縱觀視角的《民主之眼》，是導演鍾宜杰拍攝的紀錄片三部曲，在展中將播放100分鐘特映版。透過9位曾在1980年代擔任第一線攝影記者的鏡頭，採用400多張照片與美麗島大審等珍貴歷史畫面，完整呈現台灣1980年代至2000年初期，邁向民主化的歷程。
然而，《民主之眼》最特別之處，是它讓始終躲在鏡頭後的攝影記者，這次站到鏡頭前，講他們親身見證的歷史。
曾效力於《自立報系》的謝三泰、潘小俠、黃子明、許伯鑫、劉振祥、何經泰、何叔娟、曾任《人間雜誌》攝影的蔡明德、馬格蘭攝影通訊社終身會員張亁琦皆是《民主之眼》的主角，他們多在1980年代台灣社運衝撞最激烈之際，擔任第一線記者，帶著相機鏡頭與被記錄的對象在街頭奔跑。
謝三泰同時也是《民主之眼》總顧問，他解釋，「希望藉由這幾位曾經參與過街頭運動的攝影記者，從1987年解嚴這樣衝撞的時期，到之後台灣進入民主階段最重要的時刻。就事件議題，由這些人來談論當初採訪的經驗，跟他們對事件的看法，這樣會比較有說服力。」
現年56歲的鍾宜杰，曾是《路透社》（Reuters）攝影主任、自立報系攝影記者，他在解嚴初期入行，而「前輩」謝三泰、潘小俠等人，早在戒嚴時期就站在第一線。當台灣命運翻頁那一刻，他們既是記錄者也是見證者。
鍾宜杰認為，這些記者懷抱著有別於當時主流媒體的正義感，且那個時代新聞工作者對國家的使命，「是讓台灣新聞事業，從黨國傳聲筒走向專業化與自由化的關鍵。」
有如劉振祥在紀錄片裡所說，那個時代，「自己身為一個媒體記者，應該要幫台灣民主化的進程，能夠推一把，所以我們願意花比較多的時間，去追蹤報導這些良心犯，或是政治犯。」
或者，偶爾他們也是良心把關者。人稱「蔡桑」的蔡明德在《首都早報》擔任主管時，曾接到情治單位電話，要求繳出當日街頭運動的照片，但他斷然拒絕。
「我說：『我憑什麼要給你？』」他內心明白這些照片可能用於蒐證，「那有可能會害死人啦，因為一個畫面你也可以害死人！」
蔡明德是《民主之眼》裡最年長且仍在世的攝影家（潘小俠年長蔡明德一歲，歿於2023年），他完整經歷了台灣戒嚴時期的封閉禁錮，到街頭風起雲湧的1980、1990年代。
在蔡明德眼中，1980年代「是一個狂飆的年代」，不只政治事件層出不窮，當時由於工商社會快速工業化，全台出現多起嚴重環保汙染，造成當地居民群起抗議，也帶起一波波環境正義運動。
曾完整跟拍1986年「機場事件」的劉振祥，則在〈破繭〉一集中，生動描述當時他跟著被執政當局禁止入境的許信良，從高雄一路到桃園機場，沿途看見來迎接許的民眾們，「像廟會一樣，大家興高采烈地要去機場，能夠走的走，不能走的就搭車，各種的交通工具都塞滿擠爆了人。」
當時是解嚴的前一年，這些跑在第一線的記者們，比誰都更早嗅到社會即將變天的訊息。
劉振祥這樣形容當時的台灣社會：從1986年到1988年，各種街頭抗議，多到「你根本都不用約，只要站在中山南路上面，你會看到各式各樣來自全台灣的人來這裡抗爭，可能一天就好幾場」。
蔡明德形容，尤其是解嚴後，整個台灣社會有如「壓力鍋」，「那時候常常三不五時就有人上街頭（抗議）。」
謝三泰則認為，那是因為經過長達38年的戒嚴後，「每個愛台灣的人民都會有一股熱情，希望台灣能夠更好，所以加入這樣的行列。」
謝三泰回憶，在他參與採訪的無數事件中，「520事件可能是最慘烈，也是最盛大的。」
1988年，李登輝總統剛繼任不到半年，決議擴大增加美國農產品的進口數量與種類，造成多數農民恐慌。5月20日，雲林農權會率領農民北上請願，來自雲林、嘉義、高雄等地約5,000名農民與聲援者上街遊行，原本是和平抗爭的訴求行動，警方卻出動鎮暴車、拒馬，最後演變成大規模流血衝突，共計130餘人遭捕、96人遭起訴。
謝三泰認為，在這次慘烈的警民衝突後，帶給台灣很多反省，包括街頭運動的運作模式、政府如何面對人民、警察如何面對群眾，彼此修正，「慢慢大家都有一些成熟的階段，抗議的就是把訴求講清楚，維持秩序的就比較不會那麼激烈去面對這些民眾。」
而這些在解嚴前後發生的環運、學運、勞運、農運，儘管結果或過程可能不盡理想，都是台灣人民慢慢摸索何謂民主社會，學習成爲這塊土地上真正的主人，所走過的真實痕跡。
蔡明德表示，這些「都是民主的進程」，曾經衝撞威權體制的街頭運動，許多是沒有名字的人，靠著許多人一起努力，才有台灣今天的民主。
如今定居花蓮的他，在採訪前一天，特地北上參加綠色小組成立40週年回顧紀錄片展。這個組織咸認是台灣解嚴前後最重要的非主流媒體，記錄當時各種街頭社運。
他想起一件往事。某次綠色小組聚會邀大家去吃薑母鴨，同席有一位安靜的年輕人，只靜靜地坐在一旁大家聊天，「後來才知道他是詹益樺。」
1989年4月，鄭南榕於雜誌社自焚殉道。同年5月19日，詹益樺在鄭南榕喪禮當天追隨自焚時，蔡明德也在現場。
他原本下午4點要回報社開會，「我看到冒煙，就知道出事了。我就衝回去現場，詹益樺就躺在那裡了。身體著火，我還記得就在總統府前面。」眼見以激烈手段表達訴願的是自己認識的人，「感觸很深啊。」
秉著對民主的信念與不辜負這些街頭運動的衝撞者，蔡明德認為，攝影記者不應該只是拍照而已。當初，「媒體掌握在國民黨手上，你當然會站在黨外立場，希望台灣改變。」
而他唯一的方法與身為記者的責任，就是將一切用鏡頭紀錄下來。回顧30多年的記者生涯，他堅定地說：「我敢講，我很認真拍啦，我沒有辜負我自己，也沒有辜負那個時代。」
而走過同一個時代，同樣以鏡頭記錄台灣邁向民主的謝三泰，則要求自己「盡量站在人民的立場來看整個世界」。
在《民主之眼》與採訪中，謝三泰再三強調，記者其實沒有所謂客觀的角度。身為攝影記者，他一直抱持「要去做對的事情」，對他而言，便無愧於記者的職責。
他解釋，「你主觀意識已經主宰了你對於整個事件的看法，那呈現出來就是我們的想法，至於對與不對就是由社會來公評。」
近年謝三泰心中總有擔憂，台灣已享有民主近40年，「很多年輕人都會覺得自由民主好像是憑空而降的，」對於過去民主前輩的種種努力，並不知情。
這一點身在教學現場的鍾宜杰格外有感。20年前他離開新聞現場，轉戰學術圈，現擔任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他舉例，當年剛開始教書時，談到1980年代，學生們可能曾聽父執輩談過，很快可以投入討論。「10年前可能要花半小時做背景補充；到現在就算講兩節課，他們還是搞不清楚狀況。」
鍾宜杰苦笑，學生甚至以「古代」二字形容那個時代。這樣普遍的現象，讓他愈來愈有危機感。
看著曾帶著他跑新聞的前輩老去，年輕一輩卻對台灣民主歷程十分陌生，「我就把這兩件內心的牽絆，拍成這三部片。」而這三部曲，對他而言，「就是我生命的一面鏡子。」
拍攝的4年內，除了訪談攝影家主角，更依據事件脈絡，向華視、綠色小組、民視購買珍貴的資料畫面。他透露，由於許多畫面，例如美麗島大審，是華視獨家拍攝，最貴甚至一秒高達一萬元，光是資料片就花上數十萬元。
最後包含攝影照片授權費、行銷費用，全部支出至今逾1,400萬，就連他與妻子自住的房子也拿去銀行抵押。當被問到，他家人支持他的做法嗎？鍾宜杰苦笑，「我太太是認為，如果這是我生命裡一個使命感，她也只能支持。」
「我知道我如果沒有做，我一定會很遺憾。」
為了不讓此生有遺憾，也為了讓年輕世代更理解台灣過去的民主之路，不同於一般紀錄片跑影展或上院線，鍾宜杰選擇去年（2025）7月在募資平台上啟動集資，先將影片送進校園，目標將三部曲送進全國高中與大學。
截止今年4月27日，募資達2,408,824元，1,154人參與，已舉行30場公開放映，共62所高中與大學獲得公播版捐贈。
他強調，目前離最終目標還差很遠，「全台高中加大學至少有200所，製作電影版資金也還短缺100多萬，」因此募資仍持續進行中。
預計將在今年完成剪輯的電影版，將補充蔡明德拍的美麗島事件與林宅血案相關畫面，以及台灣目前的政治局勢，與國內遭遇的重大困境，例如錯假訊息操作等，不只是回望台灣民主歷史，也讓觀影民眾能更有感：
「過去發生的事情，其實跟現在息息相關。」
「台灣民主與社會運動紀錄展」策展人葉子瑞也有同感。他指出，面對強權威脅，台灣人一直在面對各種侵擾與假訊息的攻擊，「現在是一個關鍵時刻。」
雖然不確定展覽的傳播力有多大，葉子瑞說，「只要能觸及到一點點，讓大家理解這件事正在發生，知道我們的民主正面臨危機，」紀錄展裡的紀實照片與紀錄片即是鐵證，台灣人過去走過更艱辛的路，這一切努力不會被抹滅，底片紀錄的史實血跡斑斑，作為借鏡，台灣民主的路仍要繼續往前，「我們不要再覺得天下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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