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改編自1980年「林宅血案」的電影《世紀血案》，因殺青記者會上演員失言，引發社會關注。隨後更揭露，在電影改編與拍攝之前，片商與出資方從未徵詢受害者林義雄先生、其家屬與相關當事人的拍攝同意，掀起關於影像創作倫理的重大爭議。部分演員也公開表態，希望阻止電影的製作與上映。

事件延燒之際，台北101董事長賈永婕在社群平台連續發文，坦言自己「很震驚，不敢相信這一切發生在1980年」，也說「一直以為林宅案發生在當年228白色恐怖時期」。直到親赴義光教會（林宅血案發生地）了解歷史脈絡，她形容自己是在「補修不及格的台灣真實歷史學分」。這些發言，也意外映照出，46年後，這段歷史對許多人而言，仍然陌生而模糊。

《報導者》Podcast節目《The Real Story》於2月11日晚間，專訪現任監察委員、亦為林義雄先生當年的祕書，在林宅血案發生後第一位趕到現場的見證者──田秋堇。她帶我們回到1980年2月28日的案發現場，回顧林義雄投入民主運動的歷程，也揭示當時黨國體制的運作樣貌。

田委員在節目一開場就分享自己最近開了一個大刀，住院很久，但她出院後，就和兒子去看電影《大濛》，她說：「我看電影看到後來，⋯⋯她（女主角）要去找哥哥的屍體的時候，我緊緊抓住我兒子的手，愈抓愈緊，但是我哭不出來，因為我知道太多的事情 ，真的是擊中我，那個是致敬所有的雲與霧。」

重新打開這段傷痛記憶，她說，希望不只是哀傷，而是「讓大家知道，我們花了多少力氣，才讓這樣的事情不再重演。」

我們將此集音檔整理成逐字稿，希望更多人一起接力，讓重要的歷史不被遺忘。

以下是《報導者》Podcast《The Real Story》與田秋堇的聲音訪談內容，經編修後的文字版本。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其實在邀請您上節目的時候，我們自己心裡也都有很多的掙扎。因為邀請您再回到1980、228的那一天，很多事情我想您是沒有忘記，而且記得清清楚楚的。

我想這件事情發生，對每個當事人都是不容易；連我自己喔，我這幾天在回看資料檔案的時候都是如此，好像陷落了一種很深沉的哀傷。

那過去一個星期，大家在討論林宅血案，在社群媒體做很多的內容、轉發的時候，您自己看到了之後，您的心情是什麼呢？

田秋堇（以下簡稱田）：這個事情我沒有忘，事實上是不可能忘記的。然後我還記得這些事，那就好像講故事吧，我真的看到的事情，我願意跟大家分享。

雖然很痛，但是我覺得說，我想告訴大家：這一切都是真的。我覺得我能做的事情是告訴大家：46年前我看到什麼、我經歷什麼、我親眼見證了什麼。

這麼多年來，我知道很多人不知道；我覺得莫可奈何，也覺得可以理解。因為46年前的事，現在50歲的人當時只有4歲；現在60歲的人當時只有14歲，是初中生。如果學校老師絕口不提，如果家裡的人也不談，一般人我們也覺得說，這種悲慘痛苦、甚至於是有點凶殺的事情，是不太會跟孩子提起的。那他在成長過程中都沒有機會瞭解，那當然就會不知道嘛。

所以我覺得說，至少我現在活著、我還記得這些事情，我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告訴大家？我講出來的你不相信，我也沒辦法；但至少請你同理──我們當時真的經歷這些事情的人，請同理我們、我們看到了、我們遇到的、我們經歷的事情，然後再想一想：你是不是可以這麼理所當然地認為，你可以把我們的事情拍成你所想的那個故事跟電影？

我雖然覺得我已經克服了這些傷痛，但是它有時候會在無意間就回到你面前，然後那一切又都回來了。

那我都尚且如此，那林先生他們⋯⋯我跟那兩個雙胞胎相處的時間，老實講，絕對沒有他們夫妻跟奐均這麼久；但是我都還一直記得她們兩個小孩親我的那個觸覺，以及我親她們的那個臉頰──好像麻糬那樣子、柔軟的那個臉頰──我都還記得。那他們家人記得更多。

那個痛苦、那個痛楚⋯⋯想像那兩個孩子被追到地下室的那個恐懼，以及那個凶手刀落下來的時候，那個孩子的痛⋯⋯那個對他們夫妻，我都覺得活下來沒有發瘋都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氣。

然後你現在要把它拍成電影，然後你有沒有來聽聽我們當時是遇到什麼事情？

林義雄⋯⋯很多年以後，我試探性地問他，我說，你有沒有跟奐均討論起那一天的事？他說，沒有。他們父女從來沒有去談過。

他的那個講話的那個表情，我一直都記得。但是我後來慢慢地去體會：他雖然不後悔，但是那個痛呢，是永遠不可能消失的。

這個就像那個樹受傷，你會長出那個樹瘤，包覆那個傷；但是那個傷只是被包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懷著這些傷，然後行走、繼續行走，然後維持我們繼續生活，然後不被憤怒跟憤恨掩蓋，然後繼續做我們想做的事情。因為你如果被憤怒跟憤恨掩蓋，事實上那也是那些人所期待的──讓你變得扭曲、讓你變得失去你原來的自己。所以我覺得說，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林義雄被抓以後，他媽媽必須去幫傭，去人家家裡工作。然後因為他很擔心，他很清楚他媽媽是辛苦過來的人。林義雄的爸爸以前是林場的工人，所以他媽媽很辛苦，他爸爸過世以後把他們養大的。

所以對林義雄而言，他想要趕快改善家庭，來奉養他媽媽，給他媽媽好的生活。但問題是，他參與過郭雨新的那個訴訟以後，他發現他作為一個律師，沒有辦法改變這個國家真正的病因。這個病因就是政治去主導了這一切，使得法律沒有辦法真正發揮它的效用。

我也有老師的朋友跟我說，他爸爸當年就參與作票。他爸爸還跟他們講說，他們就是把那十根手指的指尖都沾了墨，然後他們在唱票的時候，就每一張票都把它汙損。然後有人跟我講說，他們是做施工的，他們挖開了某一個地方，發現裡面好多郭雨新的票，來不及做就趕快把它埋了。所以那一次差一點暴動。

我的意思是說，林義雄去打那個官司，結果後來敗訴嘛。郭雨新就是那個選舉舞弊的官司。所以後來他就寫了一本書，叫《虎落平陽》。然後他就覺得說，他要重整這個國家的機器，他才有機會去把它修補、把它調整過來嘛。

然後他告訴我說，他接受美國國務院的邀請去訪問的時候，他看到有人在超市前面抗議，他嚇一大跳。當時是戒嚴時代，台灣人大氣都不敢吭一聲，什麼抗議啊。根據《戒嚴法》，你如果三個人在一個地方，在室內，你要去登記啊。

報：那時候還是台灣戒嚴時期。

田：你不去登記沒事，那是警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他如果要讓你有事，你就有事啊。他後來就覺得說，這才是像人過的生活，不需要恐懼，說出你心裡的話。有時候講的跟政治無關，我只是去抗議，聚眾去抗議一個超市，都會有事。

他希望他的孩子可以活在一個講出真心話也不用害怕、沒有恐懼的世界。所以他曾經跟我說，他以為他從政，他說他有自己犧牲的心理準備，但是他做夢都想不到，是他的家人付出代價。我想這個是他最大的痛苦。

報：所以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爆發之後，林義雄先生因為是參與者之一，所以他之後也被逮捕，關押在景美軍事看守所⋯⋯

田：抱歉，你提到這個事情。他去美麗島事件，他做了什麼，我跟大家講一下。

那個時候林義雄當省議員，所有的薪水都拿去做選民服務，他幾乎沒有收入。所以沒有辦法，他就在家裡附近租了一個地方，開律師事務所。我跟蕭裕珍是他的助理。

後來我們現在回看整個美麗島，他們就是只是演講，頂多是拿著火把遊行，什麼事也沒做。到後來起衝突，是因為把他們包圍了，然後未暴先鎮。

林義雄去到那邊（做了什麼）？我問了康寧祥先生，一問再問。他說他們到了現場在演講，然後有人介紹林義雄，林義雄就上去，沒有講任何話，他就是揮揮手。但是非常不巧的是，接著有一個人上去，那個人聲音跟林義雄真的很像。後來我們知道他是一個牧師，他就講得非常慷慨激昂。那些話現在聽起來也都不算什麼，在當年聽起來就覺得是對這個執政者非常嚴厲的批評。

那些錄音帶的逐字整理，後來聽說全部都把它灌在林義雄的頭上。但是司儀明明就有介紹，林義雄揮揮手之後下去，上來的是某某某牧師。

所以後來我們聽過那錄音帶，我們也嚇一跳。

他們後來大逮捕，用涉嫌叛亂的罪名。姚嘉文出獄以後，有一次跟我們談起大逮捕那一天晚上的事情。他說他看到來逮捕的人出示的逮捕令，上面寫著「涉嫌叛亂」。姚嘉文就跟他講說：「你知道我很難過，為什麼用涉嫌叛亂來逮捕我？」那個人竟然回答他說：「沒有用涉嫌叛亂逮捕你們，我們就想不出用什麼名義來逮捕你們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當時是戒嚴時期。戒嚴時期你用「二條一」逮捕你，那法條的規定是：這個罪名只要成立，就是唯一死刑。後來這些人沒有被判死刑，那是因為國際壓力實在太大了，所以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就宣布說，因為怎樣怎樣，為了要（展現）德政吧，把他們的刑期都降下來，變成徒刑這樣。

林義雄被逮捕，第一次的出庭，經過70幾天的關押、偵訊，然後家屬完全不知道是生是死，完全不知道人在哪裡。然後接到通知說，1980年2月28日那一天要在景美看守所，就是現在的國家人權博物館，要開庭。那個開庭的法庭到現在還原貌保留著。

報：那一天就是美麗島大審。

田：然後林義雄家裡發生事情。前一天晚上，我陪方素敏，跟蕭裕珍陪方素敏去拜會陶百川先生。因為康寧祥先生非常擔心，這個罪名一旦成立，就是唯一死刑。希望陶百川先生是不是可以面見蔣經國，跟他講說至少不要死刑。

所以我們去見陶百川回來的時候滿晚的。林太太很擔心說我們那時候坐計程車不安全，就邀請我們留下來過夜。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我第二天早上就陪林太太去景美看守所，一直在那邊等開庭回來。那時候尤清是辯護律師，他就在那邊非常不高興，說法官臨時通知他們下午要開庭。

林太太本來一直很想趕快回家，因為小孩子在家裡。我家是長期救援政治犯，我就問她說，林義雄早上有沒有出庭？她說沒有。我說那這樣他下午有可能出庭，那如果你不在，他看到其他的家屬都在，只有你不在，他就會擔心是不是家裡的人有誰出了事情。經過長期的偵訊，刑求是難免──我當然沒有這樣跟她講，但我心裡就覺得，就知道這是跑不掉的，不然這些律師出身的人怎麼會在會判唯一死刑的自白書上簽字呢──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只是跟她講說，這種經過長期隔離審訊的人都會充滿負面的情緒，所以你如果不在，會對他造成很大的心理影響。你一定要留下來參加下午的開庭。

然後我們就去附近餐廳吃飯。她因為打電話回去，孩子都沒接，所以她才請我趕快把鑰匙交給我，叫我回去看。

我那個時候因為身上沒錢，所以我是坐公車，才慢慢走進去（林宅）。因為我那時候胃痛，走進去也走不快。所以我每次都回想說，如果那時林太太我沒有力勸她留下來，如果那時我有計程車的錢，那我應該是會遇到凶手。

報：因為您跟凶手之間，我看一些紀錄是大概相差半個小時。

田：對。

報：如果您早半個小時，你就會碰到。

田：老實講我一直不知道。原來我們之後⋯⋯我最近才發現說，倒抽一口冷氣，我看真的差大概半個鐘頭而已。

我是在想，凶手之所以在那個時間離開，沒有繼續留下來，是因為他對阿媽下手。阿媽大喊大叫，叫奐均趕快跑。他擔心驚動了左鄰右舍，所以他也趕快離開。他沒有等到林太太就離開了。

報：奐均那時候還是小學生，中午放學回家的時間。

田：對。我那個時候進到家裡面去，讓我到現在印象最深刻的是：我還記得從窗外照進來的那個墨綠色地毯，那個客廳的氛圍，那樣子沒有一絲的變動，跟我跟林太太早上離開的時候完全一模一樣，沒有一絲絲異樣。

如果不是我胃痛，我可能就坐在客廳默默地等她們回來。畢竟這是別人的家裡。我因為胃痛，慢慢地走到臥室，因為昨天我睡在那裡，我想說我躺下會不會比較好，我才會看到奐均。最後呢，我發現我會看到奐均，是多麼千鈞一髮、不可思議的事情。為什麼我會這樣講？我發現奐均的時候，我發現她受傷。我當時只看到她背上的三刀刀痕，我不知道她的腋下兩邊也都有刀痕。她身中六、七刀，但是她那時候等於是側身，兩手這樣夾住，就側臥在那裡。

那個時候我問她，她說她很痛，叫我不要搖她。因為我以為她生病，我想說怎麼會大白天臉色那麼不好，又一副昏昏欲睡的樣子，我以為她生病就搖她。她就說：「阿姨你不要搖我，我好痛。」我說：「你哪裡受傷？」她就說：「有小偷進來、拿刀刺我。」我嚇一大跳。她說：「我的背好痛。」我就看了一下她的背。

我就發現那天因為很冷，她卡其布的制服下面穿著毛線衣。我看到那時候陽光滿亮的，我就看到她的背部衣服，那三刀幾乎平行的長長刀痕。卡其布裂開，下面的毛線衣也被割破，毛線的線頭整個非常整齊地微微外翻。

那個時候我第一個直覺是不對，這個刀一定非常鋒利。三刀平行、非常長的刀痕，不論卡其布、不論毛線的線頭，沒有任何一絲勾紗。我覺得不對，我覺得這真的是小偷嗎？

但是奐均跟我講小偷。後來過了好幾天，我再想起，以我在她那個年紀的時候，我的世界裡面會跑到家裡來、最嚴重的壞人就是小偷了，所以她會這樣講。

所以後來我看到促轉會（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調到的林家的電話錄音帶逐字整理，我講的都是「有小偷進來拿刀刺傷了林義雄的女兒奐均」。

我那個時候就一直問她妹妹呢？她都說她不知道。後來我才知道，妹妹在她回家之前就遇害了。我一直要找妹妹，我都找不到。後來我送奐均去醫院，在路上的時候，我要離開之前，我趕快跟趕來的朋友說：「我一直找不到雙胞胎，拜託你們找找看。」

然後我在送去醫院的路上，在救護車裡面，奐均突然告訴我說：「阿媽在叫我，我聽到阿媽在叫我。」

因為我在家裡的時候問奐均，奐均還會回答我，雖然有點虛弱；但是我在救護車上的時候，就發現不對，她愈來愈虛弱，臉色也愈來愈蒼白，眼睛慢慢閉上。我嚇到魂飛魄散，我就覺得她好像在我眼前要走掉一樣。

我就覺得說，我找不到雙胞胎，現在就剩下奐均在我眼前了，我千萬千萬不可以讓她在我面前就這樣走掉。所以我一直輕輕地跟她講說：「奐均你不要睡著。」

然後她突然告訴我說，她聽到阿媽在叫她。我想，她是不是幻聽？後來女警才告訴我說，阿媽是在奐均之後回來的。阿媽被那個凶手壓到地下室，在半路上，阿媽知道奐均已經回來了，所以阿媽放聲大喊、喊奐均的名字，要提醒她趕快逃，喊了很多聲。

奐均那時候太虛弱，她也沒有辦法回應。還好她沒有回應。如果她回應，凶手就知道她還沒死。阿媽因為一直喊，凶手就慌了。為什麼我說凶手慌了？刑警問了我好幾次，說有一床棉被放在地下室，他形容棉被的花色。我說不對啊，那個棉被是昨天晚上我們跟林義雄太太在臥室的時候的棉被。而且我們要出門的時候，我還回頭看了一下那個房間，棉被好端端放在床頭，怎麼會跑到地下室。

當時的刑警大隊王大隊長就跟我說：「那個是職業凶手的手法。」我說：「那是什麼意思？」他說：「職業凶手下手殺了人之後，會用棉被把人蓋起來，讓他的魂魄沒有辦法來找他，而且會在他的腳旁邊放一些錢，叫做跤尾錢（kha-bué-tsînn）。」

我說：「那什麼意思？」他說：「就送她上路，上路之後也不要回來找他。」他說在阿媽的腳旁邊就發現了。

我為了找妹妹，我把臥室旁邊書房的門踢開，因為書房的門被鎖住。我把它踢開就發現地上竟然有棉被，而且棉被上面有血。

後來奐均跟員警、跟女警說，凶手下手之後以為她死了，就用棉被把她蓋住。員警說，他們也在棉被、奐均本來躺下去的腳邊發現了錢。王大隊長再一次跟我講說：「那是職業殺手的手法。」

我也跟他講說，我看到那刀痕非常平行，我覺得非常不對勁。因為我在家裡幫我媽媽剁過雞，雞煮好了放在砧板上動都不動，我都剁到亂七八糟。一個小孩會動，怎麼刀痕這麼長、又這麼平行。

他說：「沒有錯，那就是職業凶手的手法。」所以我今天要告訴大家說，這就是我親身、親眼所見的。

我當時接受了警方刑警大隊無數次的約詢，問我無數次同樣的問題，我都講同樣的回答，因為我看到的就是這樣。後來有朋友跟我講說，他們問你這麼多次，是想試探你會不會講出前後矛盾不一樣的話。我說沒有關係，我可以體諒他們，他們必須懷疑每一個人。

所以無論問我多少次，我都願意心平氣和地回答。但是因為真的問太多次，後來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我說：「你一直問我，你為什麼不去調林義雄家裡的電話錄音帶？」那個刑警大隊竟然跟我說，他們問過情治單位，情治單位跟他們說沒有這個錄音帶。

有一天我媽媽接到一通電話，非常不客氣地打電話來問說：「你們怎麼這個月電話打這麼少。」意思是監聽的人害他沒有成績可以報告。我們就說「要你管」，掛了電話。就是當年監聽你是天經地義。林義雄家裡用叛亂罪被抓，家裡面沒有監聽電話，這怎麼可能。

後來我正好跟刑警大隊長講說：「他們要這樣騙你，我也沒辦法。」

但是後來我在促轉會明明就看到林義雄他們家的電話，當天的所有內容，包括我打給我爸爸，包括我打給馬偕醫院、馬偕醫院跟我說，他們當時沒有救護車，要我再去打別的地方找救護車。那些電話就全部被全文整理出來。

報：但是就是凶手進入林宅的那個80分鐘，好像打了一通電話的通聯紀錄是沒有的。

田：監察院調查本來我也想參加，那主查的蔡崇義委員是法官出身，他就跟我說：「田委員，你是證人，你不適合擔任調查。」我會同意。

後來他們發現就有一通電話，是打到一個叫「金琴餐廳」。那當然，如果這通電話還在的話，就可以用錄音做聲紋比對嘛。結果國安會竟然答覆說，那個錄音被銷毀了，沒有了。

蔡委員他們想要去訪問當年參與調查的人，很多都過世了，活著的有些已經失智了。但是還是發現了：至少金琴餐廳這件事是真的。

我當年在報紙上真的有看到，但沒有幾個媒體報導。可是我真的看到，因為它是一個全新的訊息，所以我盯著看了很久。整個過程沒有錯，他真的就是寫說，有一通電話從林義雄家裡打到金琴餐廳，然後廣播說要找誰，後來就切斷了。

真的是看起來很像真的。問題是相關單位都說沒有這回事。所以我也覺得說，是不是記者憑空想像的，所以我就沒有把它放在心上。

但是看到我們監察院的調查，我完全就想起來了，確實有。那既然這樣的話，為什麼那個記者會知道，而且會把它報導出來？

我合理的推測是，情治單位也有人看不下去，所以他們願意告訴他信任的媒體朋友，然後把它寫出來。問題是因為立刻被否認，所以都沒有再追查下去，真的是非常可惜。

我可以說，如果當時是真心想要查，並不是查不出來，但是事隔46年，太多東西都被淹沒了。

報：那秋堇姐，我們再回到2月28日那一天。事發之後，你陪奐均到醫院去，然後接下來林義雄先生他怎麼知道家裡發生事情？

我看過你的一篇文章寫到說，其實家裡發生事情的時候，林先生那時候是在被關的狀態，所以你說林先生一開始還不知道雙胞胎女兒遇害；而在得知母親身上13刀刀傷之後，只問了一句「是不是自殺」，之後從一動也不動後開始大哭。

「他的哭聲這麼淒厲，我從來沒有聽過一個男人這麼慘痛淒厲撕裂的哭聲。」這個是您寫下的，當時的一個回憶。

田：是的。因為林義雄當時在獄中。林太太來到醫院，看到奐均的樣子，事實上她也最後撐不住了，醫生也給她吊點滴、給她一些治療。

到了晚上的時候，張政雄律師──林義雄的辯護律師，也是他律師事務所的合夥律師──就過來告訴我們說，總統下令，林義雄可以交保。林太太那時候很虛弱，從床上稍微起身，然後找到他的身分證跟印章，交給我說，要我去陪張律師去辦交保。

我跟張律師到景美看守所的時候，我們要出發前，康寧祥先生跟我們商量說，千萬不能把他帶回家，也不能讓他到醫院，就用一個理由說他隔離這麼久，我們擔心他的身體，先把他送到市區的長庚醫院，說要給他做檢查跟治療。

林義雄那時候看到我們，後來他告訴我們說，他有點驚訝。他好像有問我們說，其他人有沒有交保？我們說，沒有，就只有你。他那時候說，他有點心理準備，是說他媽媽會不會憂傷過度，然後自然死亡這樣子。他也沒有多問。

所以我們就把他送到長庚醫院去。然後就一群朋友過來了。大家久別重逢，看到他當然很高興，但是大家也很緊張，不知道怎麼跟他講這件事。我們陪著他。另一群人在跟康寧祥先生討論，說要怎麼告訴他這件事情，就盡量讓醫生照顧他，然後慢慢慢慢的⋯⋯後來康寧祥先生就進來跟他講，說他媽媽出事情。

我後來回想了很久，我覺得這是非常殘忍的報復。他知道你不怕死，好，那你的家人遭到這樣的遭遇，你怕不怕。

確實就有影響啊。我當然怕。我一個人的時候我也不怕，但是當我有孩子的時候我當然怕。問題是，你可以因為怕，而且你也知道對方就是要你怕，所以你就投降嗎？或者你就乖乖照著他們的期待，就離開了你認為你該做的事情嗎？

林義雄交保出來辦喪事，又被抓回去。然後我失業。我去應徵《自立晚報》。《自立晚報》總編輯不敢用我。後來裡面有一個人抱歉地告訴我說：「很抱歉，因為你是林義雄祕書。」我說書評書目曾經請我寫過文章，我覺得我的文筆還可以。他說你的文筆真的不錯，問題是很抱歉，上面的人說你是林義雄的祕書，不敢用你，那我也沒辦法。

我找不到工作，但是呢，我不知道我能做什麼，我只知道我不可以離開這個路。那時候我感覺，我好像在黑天暗地的黑暗裡面，我不知道路在哪裡，我只知道我不能停下來，我只知道我只能一直走。我不能停下來，我就這樣子在每天每夜地過。

有一天就慢慢慢慢走出來。家屬出來選舉，我去幫忙助選。我那個時候曾經覺得，台灣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為什麼大家都照常過日子、照常生活，好像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但是當周清玉、許榮淑出來選舉的時候，我就看到，不是大家沒感覺，大家都有感覺，只是沒有表現出來。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大家是：林義雄的家裡發生這種慘絕人寰的事情，總統（蔣經國）准他交保出來。孩子奐均住院，奐均出院之後，他們把她帶回宜蘭。他們回到宜蘭要辦喪事，那開始尋找墓地。他們有三具棺木，兩（個）小的，所以很難找到適合的墓地。

林義雄跟著林太太三天兩頭出門去找墓地，好不容易找到一塊合適的墓地，都鏟好了。過不久地主就打電話來說：「很抱歉，那塊地不能夠賣給你們。」

當時宜蘭人對林義雄充滿同情跟敬意，所以也都非常願意配合他。但是只要任何人願意把墓地賣給林義雄，馬上就有情治單位的人去問他們說：「你跟林義雄什麼關係，為什麼你要把地賣給他。」

林義雄也默默忍受，因為他知道說，被刁難也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是你們對我做了這樣的事情，我找墓地一次（受阻）、第二次又來了，答應了又打電話來說沒有辦法。請人去打聽，又說被情治單位上門去問：「你到底跟林義雄什麼關係？」然後每一個來靈堂弔唁的人都被拍照，每一個送花籃花圈來的也都被拍照，然後都去問：「你跟林義雄什麼關係？」

有的不怕，說我跟他就是朋友、我是他選民，他以前幫忙過。有的就怕，然後來靈堂的人就愈來愈少。後來林義雄就乾脆叫大家不要來，因為來都被拍照，都被當成好像凶手嫌疑犯對待。

但是林義雄最恨的，就是說他找不到墓地。

我是帶著林太太的印章跟身分證，跟律師一起去辦交保手續。我非常清楚，交保手續沒有任何附帶條件，沒有說你一定要固定居所、限制住居，都沒有。只有一個條件，你必須出席美麗島的審判。所以後來林義雄就說，他跟林太太要坐車去省議會拿他的東西，結果在泰山交流道被逮捕。我是看到電視才知道他被逮捕。

理由是說，他被交保之後根本沒有在用心辦喪事，他都跟著林太太去遊山玩水，甚至還說他要棄保潛逃，所以相關單位不得不逮捕他。

那真的有人相信。我在靈堂的時候，林義雄那時想說，他們逮捕他也很可能把他放回來，所以叫我還是繼續在靈堂。

我說：「阿姆（伯母），你哪會相信這款代誌？」她說：「電視跟報紙攏按呢講，講伊欲逃走。」我聽得快昏倒了。連親戚都相信，因為那是鋪天蓋地的宣傳，沒有任何一個訊息或一個管道可以幫林義雄講話。上面的人說你是什麼，你就是什麼。

林義雄再被抓進去之後，他就絕食。他非常憤恨地絕食。到後來林太太不得不去勸他，還是要吃東西，因為他跟奐均都在外面等他。我那時候跟很多朋友只求一件事情，只求他在獄中不發瘋，只求他有一天可以正常地走出監獄。林義雄坐牢4年多。

報：他是1984年的時候出獄的，所以等於是，秋堇姐，你剛剛講的那個交保之後再抓回去，就一直在監所裡面待到1984。

田：他在監所裡面，因為他們找不到墓地，他的母親跟女兒沒辦法下葬。他們雖然入殮在棺木裡面，但是停柩在殯儀館。

報：沒有辦法入土為安。

田：就在台北市立殯儀館。林義雄就跟他妹妹講說，要等我回來才辦喪禮。

他妹妹等了又等，一個月過去、兩個月過去、三個月過去、一年過去、兩年過去。後來他妹妹就覺得說，還是要入土為安，然後就去跟她媽媽燒香，然後跋桮。怎麼跋都沒有桮。後來他妹妹就問他媽媽說：「你是不是要等哥哥回來？」跋就象桮，所以他妹妹也沒有辦法。她就覺得說，好，既然媽媽要等，那我們就等哥哥回來。

所以林義雄回來之後，才開始找墓地，才找到現在林家墓園。

報：我覺得這一段是大家真的比較不知道的。大家可能知道林宅血案，當下1980年228那一天發生了什麼事，可是不知道林義雄的母親跟雙胞胎孩子，是在1985年1月1日才下葬的。

田：如果你們知道林義雄這整個經過跟遭遇，你們就會覺得什麼竇娥冤，那根本就不算什麼。我只能這樣講。

當時因為沒有任何管道，不像現在說可以有Facebook，什麼都沒有。電視跟報紙不報的時候，你就是整個被封鎖，然後上面的人說你是什麼你就是什麼，然後他又被抓回去。

報：我覺得大家還有要知道的一點是，這次凶案發生之後，林宅是沒有辦法出租跟出售的。那個時候林家的經濟也陷入了一些困境，所以1982年的時候，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牧師跟教友發起了募款，向林義雄的夫人方素敏女士買下了林宅作為教會，也就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義光教會。

田：是的。我跟你說明，奐均是一個非常喜歡念書的孩子。後來她就回到方素敏的娘家，她娘家在宜蘭的中山國小旁邊附近。她因為隨時都有女警跟著，她很難去上學，因為相關單位說要保護她，她很難去上學。

她的朋友要來找她也很難來他們家，因為來他們家看到女警在那裡，家長也會有點緊張。

林義雄的妹妹告訴我說，奐均常常早上在二樓的窗口，非常羡慕地看著小朋友從他們家的人行道走過去上學。她知道奐均非常想上學。

後來林太太去獄中探監的時候，林先生應該也都知道這些事。因為奐均如果繼續留在台灣，那些女警我知道也都是奉命來「陪伴」她，但是問題是林先生認為，奐均如果繼續這樣留在台灣，她很難有一個正常的童年生活，而且凶手一直都沒抓到。

後來他請林太太一定要帶奐均離開台灣去美國。

老實講，林太太到美國去要住哪裡，她也不是那麼清楚。林太太的哥哥是船務公司的老闆，她爸爸也有一些積蓄，她爸爸以前銀行工作，他們支援林太太跟奐均出國。

但出國了你要有房子、要有生活費，所以事實上還不夠。林太太也很難完全靠娘家，所以她想要把房子賣掉，那是他們家唯一的財產。但是對台灣一般習俗，發生過三條命案，那是很嚴重的凶宅，而且舉國皆知，你很難賣掉。

所以當時長老教會就發起全國募款，甚至海外所有願意支援的會友跟台僑台胞一起來捐款，把這個房子買下來，成立了義光教會。

報：義光教會的「義光」就是「上帝公義之光」。秋堇姐，你還會去那個地方走走嗎？

田：我去那個地方，但是剛開始我沒有辦法下地下室。他們告訴我，那個地下室現在改成主日學，那個地方有很多可愛的小朋友，但我就是沒辦法走下去。過了很多年很多年以後，因為我媽是那邊的會友，她一直鼓勵我下去。我下去過一次，確實那裡是主日學，但是對我而言，那個地下室的入口，仍然是一個很難克服的，一個地方。我站在那裡，所有記憶就回來。雖然我明明知道那個地方已經不是了。

我也很感謝所有會友願意這樣子把那個地方買下來，讓林太太可以帶著奐均到美國去。

我有一次接受邀請到美國去，台灣同鄉會的夏令營邀請。我就趁這個機會去加州看奐均跟林太太。我到的時候，林太太就跟我講說，奐均在樓上練大提琴。我上去的時候，奐均就很害羞地對我笑一笑。我說：「奐均，你知道我是誰嗎？」她就說：「我知道，你是阿姨。」我就問她：「奐均，你還記得什麼嗎？」她說：「我記得你叫我不要睡覺。」

我那個時候完全忍不住。救護車上我對她講的話，她一直都記得。我非常非常感謝老天爺，感謝上帝讓她活下來。她能活下來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是多麼奇蹟。

所以這裡面有許許多多巧合，我覺得非常值得感恩。這個感恩，以及這樣一個非常不容易的過程，你說它是冥冥中的力量，你說它是機緣也好，都支撐著我，就是相信。

我沒有辦法去期待別人，但是我可以要求我自己。我相信善良的力量。我相信如果你做對的事情，得道多助。

當然我也覺得，為什麼不再讓我有機會可以救到雙胞胎。過了很多年以後，我自己當了國家人權委員，我陪著陳菊去德國訪問史塔西博物館（Stasi Museum）。當年東德警總審訊犯人留下非常多資料，那地方變成博物館。我們去訪問關心受害者、政治犯家屬的團體。

他們談到家屬幫助政治犯、幫助家屬的創傷（後）症候群。我那時坐在那裡，突然像被雷打到一樣，才發現說，原來事件過後我自己就有（創傷後症候群）。

我每天都哭。每天都覺得那兩個孩子就在那邊流血、害怕，搞不好聽到我的聲音，想喊喊不出來，在那邊等著我去救她們，而我竟然沒有衝下去。我沒有衝下去，因為燈壞掉，烏漆抹黑，然後奐均一直在那邊叫我，說她好害怕，叫我一直不要離開她。我就沒有下去。

我一直覺得，我知道那不是我的錯，但是我還是覺得，那兩個孩子就在那邊等我救她們，我一直過不去。我每天都哭，哭到天亮，吃不下、睡不著。

報：那聊到最後，秋堇姐，你有沒有什麼想對現在才真正認識林宅血案的人說的話？

田：我想告訴大家，本來我覺得大家漸漸不知道這件事情，我也告訴我自己，人本來就很難懷著恐懼過日子。對於悲傷痛苦的事情，大家也不會有興趣主動去瞭解。我們今天可以過這樣的日子，也有很多人犧牲，包括我自己也不一定完全知道。

所以我們被別人忘記或不知道，或許也是歷史的必然吧。

但是我覺得，不知道有時候是一件滿危險的事情。因為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去防範，也不知道說一旦它又回來、再度變成那個情境的時候，你會遭遇到什麼。

我覺得不需要花很多精神，不需要像去學歷史或寫論文那樣去做，但是我們稍微回顧過去、回首來時路──這些人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走到今天？林律師出獄之後又去美國念書。我本來以為他一去不會再回來。要是我的話，很難回到傷心地吧。

我自己做了母親之後，我非常害怕，因為一直沒有抓到凶手。我覺得我帶著我的孩子在台灣生活，是有某種風險的。我自己也花了很多時間去克服我的恐懼。我也不敢跟我的先生或我的婆婆講我的恐懼，因為那恐懼他們也沒有辦法幫我克服，只有我自己可以。而且講了以後，變成他們的恐懼，這個恐懼會擴大，所以我就一個人默默（承受）。

對林先生而言，我一直覺得他如果不回到台灣，我也會接受。

但是後來他回來了。他回來的時候我心裡想說，你回去你是不是要做什麼事情。因為我覺得，我對找到凶手不抱希望，尤其是江南案發生之後。很少人把江南案跟林宅血案做對照，但是在我心裡，這個對照我已經默默對照很多年。

江南案是林宅血案四年後，1984年發生的。江南不過是寫了一本書，講了一些對蔣總統（蔣經國）不是那麼好聽的話，現在可能不算什麼，當年竟然情治單位勞駕了竹聯幫，陳啟禮先生跟吳敦先生到美國去殺害江南，美國情治單位是怎麼發現的？美國的CIA（中央情報局）跟FBI（聯邦調查局）是怎麼發現的？

至少我從報導裡看到，他們從吳敦租腳踏車的收據去循線找到線索。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今天這個案發生在台灣，如果那個收據被滅證了，那就一切都斷線了。

但是陳啟禮跟吳敦跟江南八竿子打不著，為什麼要那麼辛苦跑到美國去殺他。是因為有人告訴他們，這個人可惡、該殺。那跟他們下這個指令，以及對下指令的，下指令（指更上層下指令的）是誰，事實上大家都知道。但是最高下指令的人，有沒有真的被羈押或受審，或者入獄？都沒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個對照在我心裡對照很久。也因此我才會說，抓到凶手那真的是凶手嗎？也許抓到下手的人，但是那是真的凶手嗎？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個，也許算是鄉野怪談。林家因為非常悲憤，事實上因為凶手一直沒抓到，所以事件發生後大家都處於人人自危的狀態。林義雄的大妹妹最後就去宜蘭的城隍廟去抽籤，很悲憤、很誠懇地問城隍爺說：「這個凶手到底在哪裡？」

後來她突然想到，她就問說：「這個人到底在不在世間？」跋桮下去，「不在世間」。才一個多月、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她跋桮說這個人不在世間。

這個事情大家怎麼看我不知道。但我的意思是說，這個人如果被滅口，是不是有這個可能，或許是吧。所以這也變成我的一個自我武裝、防衛、自我安慰的力量：這個人也有可能不在了。

但是我也很清楚，就算這個人不在了，下令他的人在呀。至少我就覺得，我不會隨時被下手，那我就慢慢地走出來，堅持守住說，不可以，你們這樣做是沒有用的。我慢慢走，走到後來我搬回宜蘭，我推動反六輕運動，我希望可以保住宜蘭的青山綠水，我做我認為該做的事情。林宅血案對我的影響，我盡量把它控制住。雖然狂悲之情漸遠，但是那個傷我知道，沒有辦法真的完全痊癒。

但是我告訴我自己，不要讓它淹沒你，不要讓它改變你或扭曲你。感謝上天，感謝上帝，讓我當時跟凶手交錯而過。然後我到現在沒有失智，我還記得當時這麼多事情。也許好像在說故事，也許好像一個時光膠囊，帶著大家回去46年前。

報：謝謝秋堇姐，46年後再繼續回顧這一段很不容易的日子，謝謝。

田：謝謝，謝謝你們願意聽。

報：就像最後秋堇姐說的，謝謝願意聽的人。謝謝聽眾朋友，你在這一集跟著我們一起聽到了最後，我們一起上了一堂公民課。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補課的過程。其實林宅血案影響的不只是當事人一家，也是台灣近代的一個歷史創傷。期待能夠有更多的人瞭解跟聽見。如果你認為這是重要的，歡迎你把它分享給更多人知道。